刘勇[1]2004年在《关于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被称作“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也给患者带来了福音。对于一些终末期疾病的治疗,器官移植是挽救生命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治疗方法。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但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却成了制约“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瓶颈”。器官移植有赖于器官捐献,而器官捐献属于“利他善行”,是一切社会成员(不论何身份与职业)在共同的社会公共生活中自愿履行的道德义务。在这种状况下,关于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问题便凸显出来。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和教育理念的差异,我国在公民教育方面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当然,目前全球专门针对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关于如何扩展器官供体来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有待加强。公民教育是超越信仰、民族、阶级和党派的普遍性教育,国外的器官捐献大多是在“公民教育”平台上展开的,而国内在器官捐献公民教育方面则存在不足。因此,要打破目前供体不足的“瓶颈”,就必须借鉴美国、西班牙和瑞典等国器官捐献的经验,广泛开展与器官捐献紧密相关的公民教育。笔者认为,公民的自愿捐献才是“人间正道”,公民教育将是扩展器官来源、根本解决供体匮乏的最佳途径。一方面,它可以有助于将我国“老百姓”培育成现代性“公民”。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公民”进行与器官移植、器官捐献相关的全面教育,提高其作为现代性公民的公民道德意识、公民的公共生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唤醒良知和激励善行。本文论述的有关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内容包括:更新观念的教育、科学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法律法规的普及教育以及公民社会性的培育。公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渗透教育与情境陶冶、重点教育与典型示范、自我教育与德性内化等。
刘勇, 蔡仕魁[2]2005年在《论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方式和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器官移植有赖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属于“利他善行”。要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匮乏问题,必须广泛开展与之相关的公民教育。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渗透教育与情境陶冶、重点教育与典型示范、自我教育与德性内化。
刘勇, 肖巍[3]2005年在《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被誉为20世纪的"医学之巅"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治疗终末期疾病的最有效的方法。理应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但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却成了制约"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瓶颈"。器官捐献属于"利他善行",它已经超出了医学范围本身。只有广泛开展与之相关的"公民教育",才能进一步解决我国供体匮乏问题。
魏运歆[4]2010年在《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和革命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器官移植技术作为一种巅峰医学技术也给患者带来了福音。对于许多晚期疾病的治疗,器官移植应该最好的治疗方法。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已经日益成熟,但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却成了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面对器官供体如此短缺的严酷事实,现代医疗技术显得苍白无力。器官供体匮乏是世界性问题,但我国问题更为严重。器官移植有赖于器官捐献,但我国器官捐献的各个环节、不同层次上问题重重,亟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套完善的器官捐献管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在构建管理体系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国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的现状表现:立法不再空白、已有相关的管理机构、供体严重短缺、公民对器官捐献的接受程度提高等。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器官捐献工作重重受阻、发展缓慢。仔细研究,阻碍我国器官捐献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套完善的器官捐献管理体系,其主要表现为六点:第一,脑死亡标准没有法律支撑;第二,传统的文化观念影响了我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第叁,器官捐献宣传工作力度不够;第四,捐献渠道不畅通;第五,分配原则不合理;第六,善后机制不健全。为了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打破目前供体不足的“瓶颈”,我们必须借鉴美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他们在器官捐献管理组织体系、运作模式、扩充供体和分配原则等方面的成功做法,接受他们关于器官捐献领域的正确的全新理念。笔者在借鉴了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器官捐献的现状和问题所在,对我国构建器官捐献管理体系进行了若干思考,主要包括:体系构建原则的思考、宣传体系构建的思考、器官供体登记体系构建的思考、器官需求方登记体系构建的思考、分配体系构建的思考、监督体系构建的思考和器官捐献激励机制构建的思考等。
刘彤[5]2010年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可行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调查在试点城市之一-天津市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的可行性,为进行全市医院调查、在天津市建立潜在供体库提供具体数据支持。[方法](1)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7-2009年住院死亡病例,以《国际疾病分类》ICD-10疾病分类原则为依据,分析病因构成。(2)分析总结2007-2009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车祸外伤等意外死亡以及脑血管意外死亡病例,分析一般资料、重要脏器功能状态,从临床技术层面进行潜在DCD的评估。(3)以调查问卷形式对车祸外伤、脑血管意外患者家属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对器官移植的认识,对个人及患病亲属捐献器官的态度、意愿。[结果](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7-2009年2702例住院死亡病例死因分析,因肿瘤死亡人数最多,占全部死亡构成的24.32%,其它依次为呼吸系统疾病(20.32%)、循环系统疾病(18.84%)、损伤和中毒(9.88%)以及神经系统疾病(9.84%)；因损伤、中毒等意外死亡人数共计267人,主要发生在15-44岁青壮年组(占48.69%)主要原因是车祸造成的各类外伤(占65.92%)。(2)综合评估127例车祸外伤、脑血管意外死亡病例其中117例符合临床捐献肝、肾条件,占叁年住院死亡病人总例数的4.33%。(3)对车祸外伤、损伤中毒以及脑血管意外患者家属的调查,大部分人(51.33%)对器官移植法规仅听说过,33.33%的人表示个人有捐献意愿,而在决定患病亲人的器官捐献问题时,21.33%家属表示不同意,多数家属(42.00%)表示会同其他家属商量后再作决定。[结论]加强死因顺位前五位疾病的防治工作,降低病死率,提高生命质量；医务工作者在接诊、治疗危重病患者时尽可能完善各类检查,维持潜在DCD供体血流动力学及内分泌功能等内环境稳定,以利于提高潜在供者的数量；公众对器官捐献的了解和认识还有很多空缺,相关部门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大社会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广泛开展与器官捐献相关的公民教育,将器官捐献的正面意义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去,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充分挖掘潜在志愿者。
谢文照[6]2013年在《湖南省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器官移植给许多终末期脏器衰竭患者带来了治愈希望。但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器官移植界面临更为严重的器官短缺问题。为了缓解器官供体不足,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在天津、辽宁、上海等10个省、市开展心死亡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0年9月17日,湖南省政府、省红十字会联合召开了“人体器官捐献新闻发布会”,标志着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在湖南正式拉开序幕。在此背景下,开展对湖南省心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的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目的：从公共部门对器官捐献工作的管理、湖南省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岗位胜任力水平、社会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和态度、捐献者家属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分析四方面调查湖南省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对策与建议。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法分析湖南省心死亡器官捐献数据；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分析器官捐献宣传度；采用文本分析法分析湖南省器官捐献组织结构和法律建设；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岗位胜任力评价体系；采用问卷调查法、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聚类分析对协调员的岗位胜任力水平进行评价；采用问卷调查法、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调查社会公众认知度和态度；采用克朗巴赫系数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采用内容效度指数CVI值和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问卷的内容效度检验；采用深度访谈法、扎根理论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捐献者家属决策及影响因素。结果：(1)湖南省公共部门对器官捐献工作的管理调查显示：①湖南省自2010年3月到2012年10月31止,共完成43例器官捐献,居全国第叁。②湖南省媒体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多以典型案例为主,辅以公共部门的新闻发布会。但是,目前关于器官捐献的宣传报道都是散点式的,没有系列化。同时,宣传报道缺乏普及性的器官捐献知识。③湖南省已经建立了器官捐献的基本组织结构、较完善的器官捐献流程,但是没有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基金会和相应的基金管理办法。(2)湖南省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岗位胜任力水平调查显示：42名协调员的胜任力平均分为79.43土8.51；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协调员胜任力情况分为四类：及格、中、良、优,湖南省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胜任力全部合格,绝大多数达中等以上水平。研究发现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年龄、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作年限对协调员的胜任力水平有影响。(3)社会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和态度调查显示：①关于认知度,题目平均正确率为71.96%,学生人群略高于居民人群(73.06%VS70.68%)。②在捐献态度上,82.2%的人赞同器官捐献,53.5%的人愿意身后捐献器官,71.7%的人认为“器官捐献可以让逝者实现更大的生命价值”,61.3%的人倾向于“如果我有捐献器官的想法,会先告诉我的家人”,48.2%的人赞同仿照国外在领驾照时填写器官捐献登记卡。③公众器官捐献认知度和态度呈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666。④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上,通过政府部门、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宣传了解相关信息,约占30.5%,绝大多数是通过看电视电影获取信息。(4)捐献者家属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①未成年捐献者家属比成年捐献者家属的捐献同意率高(66.67%VS26.04%)②影响家属捐献决定有六大类因素：个人因素；人际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伦理因素；传统观念和器官捐献条件(微环境因素)。③目前大多数器官捐献者家属的决策过程都属于短期决策和群体决策。结论：(1)湖南省心死亡器官捐献数据位于全国前列,但宣传要注重普及器官捐献的基本知识,组织结构和地方法规仍需进一步完善。(2)构建了一套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胜任力评价体系,湖南省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岗位胜任力水平都在中等以上。(3)湖南省公众对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认知还比较缺乏,有待普及相关的基本医学知识、捐献程序和相关法律知识。(4)在湖南,中国传统的殡葬观念(未成人不得入祖坟)较大地影响了未成年家属的捐献意愿；同时,未成年组家庭成员相对少,家庭结构相对简单,家属更容易达成一致的捐献意愿。(5)从公共部门管理、器官捐献协调员、社会公众认知、捐献者及家属等方面提出推动湖南省器官捐献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严佳垒, 袁蕙芸[7]2017年在《我国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从社会、机构、家庭与个人等多个层面,系统、全面地阐述我国活体器官捐献出现与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方法以文献研究法、专家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小组讨论、深度咨询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我国活体器官捐献事业发展从社会层面上看,相关法律条例、公民教育宣传以及配套保障措施都存在着问题;从机构层面上看,医院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在人员构成、审查能力以及监管方面也存在不足;个体层面上,活体器官捐献的供体、受体和相关医务人员也有各自的伦理困境。结论通过从社会、机构和个人叁个层面解决活体器官捐献存在的伦理问题有利于全面推进活体器官捐献,充分实现活体器官移植造福人类的初衷。
阎茹[8]2016年在《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器官移植供体器官短缺、供需矛盾突出是世界各国器官移植领域共同面对的问题,积极倡导以自愿无偿为核心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模式对于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开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本研究旨在立足于我国文化背景,对我国公民的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因素进行整体性探究,了解公民志愿捐献状况,呈现器官捐献所涉及到的文化心理主题,分析捐献意愿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决定作用因素,归纳文化心理对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作用机制,构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捐献心理模型；并尝试从东西方视角对有关捐献的文化心理影响进行理论解读；为建立具有本土化属性的科学器官捐献体系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方法：本研究以文化心理为研究视角,以建构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以质性研究为方法论基础。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通过器官捐献两难情境故事呈现探究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主题,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呈现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基本状况,并应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问卷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对象主要采用目的性抽样策略选取,采用“信息饱和法”确定样本量。研究工具包括器官捐献两难情境故事、半结构访谈提纲、录音工具等。整个质性研究的观察、访谈、资料分析等均由研究者独立完成。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完善收集资料的过程、叁角检验法、专家反馈法、参与者检验法等手段以保障研究符合描述型效度、解释型效度、推论型效度、理论型效度以及评价型效度。结果：1、针对广东省户籍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群体的统计结果显示：器官捐献志愿者群体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年龄以20-40岁的青年群体为主,文化程度以专科及本科学历者居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占一定比例(13.26%),志愿登记的地区间差异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职业方面以企事业员工和学生居多；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主流媒体仍是人们了解器官捐献的主要方式,绝大部分人同意捐献全部器官,个别人对捐献某个器官有要求；超过半数的人征得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同意,但仍有40.51%未得到家人的支持。2、通过对器官捐献志愿者捐献意愿的扎根理论研究显示：死亡态度与身体观对捐献意愿的作用是双向的；平静接纳的死亡态度、身体独立与我之外的身体观对捐献有促进作用；恐惧焦虑的死亡态度、身体即是我的身体观会妨碍捐献；但焦虑恐惧又会触发存在的思考,身我合一的存在使命与生命意义的启迪又反过来可以促进捐献。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机制是：个体利用器官捐献实现身体存在或精神意义从而克服死亡恐惧,达到自身对生的诉求,进而构建了“实现于存在的生命延续”这一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心理模型。3、围绕公民器官捐献提炼出与中国文化心理相关的死亡、意义、丧失、避讳和尊重五个文化主题；以及死亡恐惧、死亡焦虑等情绪因素。其中,对于器官捐献具有促进作用的有：持自然接受和趋近导向的死亡态度,能够赋予器官捐献以意义(有利于个人、他人、社会等)；对器官捐献具有阻碍作用的有：对死亡持逃避、恐惧态度,担心丧失,担心不吉利而避讳等；在行为决定前人们渴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并希望自己的决定能够得到家人的尊重,尤其是重要亲人的理解与支持；并发现附加利益可能会使器官捐献意义本质发生改变,进而影响捐献意愿。4、通过对影响器官捐献文化心理因素的理论分析发现：首先,中国人对于器官捐献表现出避讳和禁忌的现象其实质是死亡恐惧,但死亡恐惧也会成为触发人类主动找寻精神栖居地的内在心理动因；其次,身心二元论和身心合一的本体论作为东西方不同的身体观会导致人们对身体器官的不同态度,需要注意分辨可以加以利用；第叁,向死而生的存在意义为我们提供一种超越死亡恐惧的新的存在方式,对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不同的人生意境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意义疗法都提供存在意义的找寻提供了颇具可能的操作范式,值得借鉴。5、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提出我国器官捐献工作的对策和建议：认为加强公民生命教育,促进积极死亡态度；重视个人存在体验,强化个体存在意义以及注重营造全社会支持的氛围,促进家庭的理解和尊重是我国文化背景下器官捐献需要重视加强的方面,建议在公共部门管理层面：依托中国文化背景,尊重公民心理需求,针对性开展公众宣传,完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在相关工作人员层面：熟悉中国不同地域民众的风俗及文化习惯,注重了解不同个体的身体观认识,尊重个体差异,个性化开展工作；在公民个体层面：提早思考衰老和死亡,更好地完善当下的人生。结论：1.年龄及文化程度因素与公民捐献意愿相关,但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了解；家庭是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重要社会支持力量,家人同意率不高应引起重视；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尤应重视加强网络及新媒体的宣传作用；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个人需求应予以重视和尊重,特殊个案值得进一步研究。2、器官捐献志愿者作为生命意义的践行者,利用器官捐献实现身体存在或精神意义从而克服死亡恐惧,达到自身对生的诉求,进而完成了“实现于存在的生命延续”这一心理路径。其中对生死的思考会触发器官捐献意愿；生命的延续是捐献意愿最大的原动力；实现生命存在的意义是器官捐献意愿的决定因素；3、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会因死亡恐惧导致的避讳、身体完整性丧失引发焦虑情绪而影响捐献意愿；公民个体对器官捐献进行意义的赋予则可以使捐献意愿获得心理支持,从而战胜恐惧和焦虑情绪；4、死亡态度和身心关系是影响器官捐献态度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持有或积极或自然的死亡态度、身心二元的身心观对器官捐献有促进作用,而持有消极死亡态度和身心一元论虽然对器官捐献有阻碍作用,但可以通过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德性身体的实现,最终实现对存在意义的追寻。5、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意义的关照,尤其是传统儒释道文化中有益的生死价值理念,对中国人冲破生死和身体限制达到追求存在意义的自由境界,提供了很多路径选择的可能。6、充分了解中国公民文化心理特点,点面结合,既重视开展大众教育,又尊重理解个体差异,并针对性进行宣教,调动公民个体对自我存在意义实现的动力,是提高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率的重要路径。具体可以从公共管理层面、相关工作人员层面及公民个体层面等叁个层面分别开展工作。
张文馨, 楼树慧, 刘红霞[9]2013年在《大学生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的研究进展》文中认为对我国器官捐献现状和大学生对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的研究进行综述,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对器官捐献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但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是积极的,知识、态度、信念和传统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器官捐献行为。
李勇[10]2019年在《器官移植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的研究及建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调查问卷,对器官移植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建立多项回归Logistic模型,借助SPSS等软件,得出调查人群对器官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的基本情况、各因素对器官捐献认知和意愿的影响等结论并给出相应建议。
参考文献：
[1]. 关于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研究[D]. 刘勇. 清华大学. 2004
[2]. 论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方式和方法[J]. 刘勇, 蔡仕魁. 医学教育探索. 2005
[3]. 器官捐献的公民教育研究[J]. 刘勇, 肖巍. 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体系建设研究[D]. 魏运歆. 云南大学. 2010
[5].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可行性研究[D]. 刘彤. 天津医科大学. 2010
[6]. 湖南省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现状与对策研究[D]. 谢文照. 中南大学. 2013
[7]. 我国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研究[J]. 严佳垒, 袁蕙芸.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7
[8]. 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研究[D]. 阎茹.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6
[9]. 大学生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的研究进展[J]. 张文馨, 楼树慧, 刘红霞. 医学与社会. 2013
[10]. 器官移植捐献认知度和意愿度的研究及建议[J]. 李勇.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