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1]2004年在《英汉名词抽象化对比》文中提出抽象和具体是一对哲学名词。体现在语言上，表现为具有抽象和具体意义的词汇。英汉两种语言中均有不少数量的抽象化词汇，它们都有各自特有的语法特点和形态构成。 在国内，马建忠最早在《马氏文通》中，依据意义标准，从虚、实两方面把名词分为本名、公名、通名和群名。其中，通名相当于现在的抽象名词。随后，吕叔湘(1982)，王力(1985)，朱德熙(1982)等人对抽象词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类和描述。但是，他们有关抽象词汇的理论不系统，对抽象化界定不明确。 在国外，Chomsky在‘Aspects ofthe Theory of syntax’(1965)和‘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1970)以及Halle在‘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word-formation’(1973)中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研究了抽象化。语法化与抽象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现代语法研究的先驱A.Meillet在1992年《语法形式的演化》的论文中首次使用“grammaticalization”一词，20世纪70年代语法化成为研究的重点，但对抽象化的研究提之甚少，而且以上着作几乎都没有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 根据前人的研究，作者发现在英—汉、汉—英翻译的过程中，对这些抽象化名词的处理，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英汉语两种语言的词汇实例中挖掘出大量抽象化名词，通过英汉词汇抽象化的对比研究，展示它们之间的异同，发现其中的规律，探讨其异同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并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些抽象化名词进行科学、系统的梳理，通过研究，作者最后将名词抽象化的方法分为语音抽象法、词源抽象法和构词抽象法叁大类。 对每一类抽象化的方法作者又将其分成了一些小类，如语音抽象法进一步细化为重音变化、音调变化和音素变化引出的抽象化。 词源抽象法分析了存在于本族语中的词源抽象化方法，主要存在于本族语言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中。 构词抽象法研究的是存在于构词过程中的抽象化方法，又分为复合词中的抽象化、派生词中的抽象化、类比构词抽象化、对比构词抽象化以及隐喻的方法抽象化等几个类别。 作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每一种抽象化的方法分别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不同语言中的抽象化方法及形成抽象化名词的生成能力存在着差别。最后，作者从英汉两种语言的起源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角度，通过对许多英汉抽象化名词的互译作了一定量化的分析比较，探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张亮[2]2017年在《“有X”的功能演化及相关现象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有X”可视为VO式动宾结构,在历时与共时双重演化推动下,呈现出不同的演化斜坡。语义指涉成分的凸显强化“有X+于+O”结构的使用。韵律机制的制约和语用经济性的干预迫使“有X于”难以进入汉语词汇库藏,“于”趋向零形化。“于”的零形化诱发“有X”词族属性的重新解读,导致“有X”的及物化。“S+有X+Vp”是孕育“有X”副词化的句法环境,其源结构为“S+有X+Np”,是“有X”进一步语法化的前提和基础语境。“有X+Vp”结构内“有X”呈现粘谓分布,在“adv.+Vp”状中结构的强势类推下,“有X”具备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可能。“有望、有感、有意、有幸、有失、有待”等“有X”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演化路径,在共时层面却呈现出相似的词汇化连续统,即“跨层结构→韵律词→语法词→词汇词”。“有望、有幸、有意”的副词化、“有感”的形容词化、“有待”的形式动词化、“有失”的附缀化等都是“有X”词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有”的语法化、“有+X”的词汇化和“有X”的语法化涉及“有、有X”的句法语义地位。“有、有X”的语义信息负载量与其是否会发生语法化具有内在联系。“有”失去语义核心地位,更易于发生语法化;同样,“有X”与Vp的谓语核心分配也决定“有X”的演化。“有X”语法化程度加深,主观化程度表达强化,外在体现即其句法位置的左移外围化。“有X”进一步语法化,从谓语核心的修饰成分向整个谓语的修饰成分演化,也就是“有X”的限定或修饰辖域扩大化,句法位置逐渐左移,外围化。此可谓“有X”语法化的“逆向减量”原则。“有X”的词汇意义弱化,其语用功能义强化。“有X”的演化遵守质量守恒定律。“有X”的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因其演化程度的不同而存有差异。“有望”正向以表示情态意义为主的评注性副词发展;“有意”是具有实际词汇意义的描摹性副词;“有幸”是具有实际词汇意义兼具评注性的描摹副词;“有待”抑制其后动词的陈述性,凸显动词的指称性,Vp的动作性或动词特征越明显,“有待”的形式化特征越显着;“有失”语法化程度加深,词义虚化,功能泛化,渐失独立词地位而倾向粘着化,最终附缀化。“有+Np双”是现代汉语中使用较为频繁的具有特殊语义功能的能产构式。“有”表存在与领属、“Np双”的抽象化程度和“有+Np双”构式化层级都以连续统的形式呈现。“有Np双”构式化连续统的最末端是副词化。“有+Vp”结构历经“繁荣→衰退→再复兴”叁个阶段,与汉语的历时发展轨迹吻合。“有+Vp”与“有+Np”“没有+Vp”互为对称结构。“有+Vp”框架下,“有”由存现动词向表确认与肯定功能的评注性副词演化。“有”的语法化与主观化是个互动过程。“有”的体助词功能是在“有”表评注副词的基础上经重新分析而来的。语言类型学的普遍共性下,“有”的确认功能可被视作“广义的完成体”。
邵惟韺[3]2017年在《抽象化与具体化——英汉表达方法认知对比与翻译中的范畴转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英汉语言抽象化和具体化表达方法认知倾向与翻译中的范畴转换。在英汉词汇选择和语法选择认知倾向对比基础上,探讨英汉翻译中范畴转换的认知扫描过程倾向,旨在为英汉翻译理论、方法和实践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研究表明:英汉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扫描过程倾向为S(抽象化)>T(具体化)=V;而汉英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扫描过程倾向为S(具体化) 廖正刚[4]2011年在《英汉基本颜色词跨范畴现象对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采用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做为理论框架,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内省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系统与语篇相互参照的观察方法,考察分析了英汉基本颜色词跨范畴现象。通过对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的对比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转类度(动化)和转级度均要高于英语基本颜色词的转类度和转级度,这一研究结果通过自建语料库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在两个大型语料库中,英汉基本颜色词有叁组词转类度和转级度较高,它们分别是“red”(红),“white”(白)和“black”(黑),这叁组词都位于人类对颜色普遍认知系统里的前叁位,我们认为典型的基本颜色词最易转类和转级,但因历史,文化及认知等方面的不同,它们跨语法范畴的顺序有别。在COCA语料库中,有个异常现象是英语基本颜色词“brown”排在基本颜色词动化的第一位;而在CCL语料库中,汉语基本颜色词“褐”却无动化实例显现。在CCL语料库中,汉语基本颜色词“红”排在汉语基本颜色词动化的第一位。英汉基本颜色词动化高频词呈现不对称现象。英汉基本颜色词出现转类频率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是英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之间小有交叉,导致了其动化度低;而汉语转类度或动化度高是因为汉语名词包含动词,动词包含形容词。汉语名词与动词之间是相互蕴含的关系。英汉基本颜色词出现转类频率差异的另一原因是英语注重分类,把“过程”事物化,抽象化和概括化,因此英语基本颜色词动化度低。汉语更重视的是过程化,具体化和隐喻化,因此其转类度(动化度)高。汉语基本颜色词转级度高是由于汉语所表述的因果关系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因果关系的拟构性大,同时也符合哲学上所说的因果率。相对汉语而言,英语是重视语法的语言,按照英语的语言习惯,在讲述具有原因状语从句的小句复合体时,先说“果”小句,而后说“因”小句。英语这样的语言结构限制了其转级,而且转级的也不够彻底,只转级到词组。汉语是更侧重语义的语言,汉语基本颜色词可以通过层层降级(down-shift),一直转级到词。当然就儿童英语而言,一般来说也是先说“因”,而后说“果”。通过对英汉动化基本颜色词高频词在各自大型语料库中的参与者观察,我们发现英语基本颜色词高频词“brown”主要出现在烹调语域中,在134个“brown”的动化实例中,有125例出现在烹调语域中,烹调语域主要是关于人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其他的9例“brown”动化也是谈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是西方人长期主客二分的结果,英语动化高频词“brown”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汉语动化高频词“红”常出现的语域一般为人际关系域,人体器官域,情感域和动植物域等。从“红”动化出现的语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比较重视人际关系及人自身,但中国人也没有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汉语基本颜色词的动化,我们从语言层面可以看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最后文章作者从叁个方面阐释了英汉基本颜色词跨语义范畴的差异性,即英汉基本颜色词隐喻中的属性迁移对比,过程迁移对比和因果关系迁移对比。通过对英汉动化高频词“brown”和“红”的语义迁移分析。英语基本颜色词“brown”语义迁移是凭借转喻认知机制来实现的,而汉语基本颜色词“红”语义迁移是既通过转喻认知机制又通过隐喻认知机制来实现的。汉语基本颜色词“红”跨语义范畴时,语义迁移路径主要是从基本颜色域迁移到人际关系域和情感域。汉语基本颜色词“红”跨语义范畴多的动因与中国历史,文化及认知等紧密相连。 湛朝虎[5]2010年在《英汉双宾句式的认知对比研究》文中指出双宾句式以动词后双名词短语并置这一独特的句法构造历来成为语法学家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然而句法派生观、词汇联接和配价观、句式语法观、认知意象观都未能深入分析双宾句式中动词分别与其后双名词短语之间的横组合关系,特别是未能从认知角度探讨动词与双宾句式之间相容性的具体内容。在这些理论的导向下,现有的跨语言对比分析大多把英汉双宾句式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两种语言中不同的动词词汇化模式,对于英汉语句法同构、语义异质的双宾句式类型学差异缺乏足够的认知动因分析,且未能对英汉几大主要范畴的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呈现的对比性差异作出系统的解释。本研究旨在从共时的维度探讨隐藏于英汉双宾句式类型差异背后的深层认知动因,对英汉双宾句式的跨语言差异进行了系统性对比与解释。在句式语法的理论基础上,借鉴认知语法用语言单位对用法事件进行概念化的动态语言模型,指出动词所表征的整个事件在双宾句式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提出事件的显性认知化假定(Event Overt Cognitivization Hypothesis,简称EOCH),即事件概念化过程中存在一个显性认知平面,它是基于语言动态用法对事件的显性认知,这种认知表现为遵循或者不同程度地偏离隐性认知平面的强动力模式施-动-受认知结构,显性认知化过程把隐性认知平面的相对稳定而固化的结构依附关系投射成以动词为中心的事件图景结构,将纯粹结构依附关系中的动宾绝对对象关系诠释为动词与事件实体之间的可及性对象关系。概念化主体在投射的过程中,赋予双宾句式中动词一定的显性认知内容,它的不同参数化趋势可以用来解释英汉双宾句式之间的类型差异。本研究确立事件参与者的本体特征(包括主客体的本体特征和原型给字的认知域)、认知向度、惠益可及性和控制度等四个方面的认知参数,对英汉原型给字、英汉履行给予动词、英汉致使运动动词、英汉二价动词这几类主要的动词用于双宾句或变体进行了系统的对比分析,并就其中表现的差异作出基于认知参数的解释。英汉原型给字双宾句的主体和客体都有从原型向边缘扩展的趋势：主体都有从原型的强[+施事]和强[+人]向边缘的弱[+施事]和弱[+人]扩展的趋势；客体都有从原型的具象物体向边缘的事件扩展的趋向,形成以事体性和动作性为两极的连续统。客体的事体性和动作性可以被诠释为一个连续统,就抽象度这个参数来说,客体越具体,其事体性和动作性就越强。英汉原型给字双宾句在这方面的共性就在于如果客体指示一个事件,那么较为抽象的事件一般都能诠释为观念性质的实体而被事体化；个性就在于英语中较容易将具体的事件诠释为观念性质的实体并使之事体化,汉语一般很难。与客体扩展的趋势相应,英语"give"在认知域上要比汉语“给”更加宽泛,表现在前者能用于让渡域、力量-动力域、达成域等,而后者大多只能用于让渡域和力量-动力域的感觉子域。换言之,英语"give"在实际的用法事件中有被功能化的趋向,即它常作为一个功能动词和客体名词组合使用来表达完整的语义；汉语“给”的功能化趋向受到较大的限制,在实际的用法事件中它倾向于保留让渡域中物体转移的空间意象结构。然而不同于英语"give",汉语“给”偶尔可和虚指代词“它”连用构成事件性双宾句式,扩展出情态意志用法,表达情感或意志的宣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其自身与汉语中由虚指代词“它”构成的边缘双宾句式的内部关联。英语履行给予动词用于to-句式时,概念化主体赋予其强客体取向；它用于with-句式时,概念化主体赋予其稳定目标取向或者弱目标取向；在概念化主体的另类诠释下,概念化主体可能赋予某个可变行为履行给予动词以强目标取向,从而使得它临时与doc-句式相容。英语中某个客体取向的履行给予动词即使在概念化主体的临时诠释下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目标取向性,但大多是弱目标取向,它只能借助于介词"with"来引出客体,汉语相应的动词在同样的认知机制下却能获得较强的目标取向性,它能以光杆形式或者与“给”字构成复合动词用于双宾句式,表现出比这类英语履行给予动词与双宾句式更高的相容度。履行给予动词可以大致分为提供、奖赏、配备、分发、委托、款待等五个序列性语义集束,它们似乎可以和客体-目标取向连续统形成某种共变的趋势,即动词越是靠近提供、奖赏语义类,它就越可能被赋予不同程度的客体取向,在概念化主体的诠释下就越可能实现于更多的论元结构中；动词越是靠近委托、款待语义类,它就越可能被赋予稳定目标取向,其能实现的论元结构就相对比较单一。致使运动动词具有用于介词句式和双宾句式的潜势。它用于介词句式时,概念化主体赋予其强客体取向,致使运动事件中的客体内容论元成功竞争到了宾语结构论元位置；它用于双宾句式时,概念化主体赋予其强目标取向,事件中的经事内容论元成功竞争到了宾语结构论元位置。因而某一致使运动动词能否被双宾句式吸纳取决于认知向度>基本层次范畴>语义特征这一蕴含序列,即概念化主体是否赋予其较强目标取向性具有优选的解释权。致使运动动词可以分为寄发、瞬间致使弹道运动、滚滑、按特定方式致使持续伴随运动和驱动等五个语义集束,它们似乎和目标-客体取向连续统形成某种共变的趋势,越是靠近寄发、瞬间致使弹道运动类,其目标取向性越强,越有可能与双宾句式相容,越是靠近按特定方式致使持续伴随运动和驱动类,其客体取向性越强,越有可能与介词句式相容。英汉语中用于双宾句式的致使运动动词主要是寄发类和瞬间致使弹道运动类动词,不过其它类动词在概念化主体的临时诠释下可能会出现跨类效应,英语大多数致使运动动词大多能用于双宾句式,且其客体有隐喻扩展的趋向,而汉语相应的动词用于双宾句式的不多。英汉语中用于双宾句式的典型致使运动动词都是以强目标取向为特征的,然而英语致使运动动词在实际语用事件中用于双宾句式时,相应汉语动词往往和“给”字结构连用,构成双宾句式的各种变体形式,表现出比英语致使运动动词与双宾句式更低的相容度。创造类动词属于二价动词范畴,它的核心意义表示主体创造出客体,但是这类动词在概念化主体的诠释下,创造出的客体可能使事件的第叁方(即邻体)受益,因而创造类动词被概念化主体赋予较高的惠益可及性时,它能用于双宾句式。英汉语创造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概念化主体赋予英语创造类动词较高的惠益可及性,而赋予汉语创造类动词极低的惠益可及性。与此相应,英语双宾句式呈现出强句式性,能压缩存在于主体创造客体和邻体体验拥有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一定程度上为创造类动词进入双宾句式提供了动因；汉语双宾句式却呈现出弱句式性,它不能强行压缩主事件和副事件之间的心理距离,形成动词和“给”字结构共现的句法表达,且“给”字结构与光杆动词在句中的相对位置大多取决于创造主事件和体验拥有副事件之间的心理距离性。英语大多数创造类动词能用于双宾句式时,汉语相应的动词在实际语用事件中所表征的主次事件是瞬时接续发生时才能用于双宾句式。创造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受益者不同的信息状态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惠益可及性的指派,邻体用人称代词编码时,创造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的可接受度会提升,用一般普通名词编码时,其可接受度会降低。获取类动词也属于二价动词范畴,它的核心意义表示主体获取客体。但是这类动词在概念化主体的诠释下,主体的获取行为能不同程度地控制事件的第叁方(即邻体)。英汉获取类动词都有用于双宾句式的潜势,但是概念化主体赋予英语获取类动词比汉语相应动词更低的邻体控制度。英语获取类动词在趋弱控制下,邻体倾向于获得接受者或受益者的语义角色解释；汉语相应动词在趋强控制下,邻体倾向于获得提供者或受损者的语义角色解释。基于英汉获取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对邻体的不同控制度趋势,可以作出如下预测：英语获取类动词在词汇语义上如果是趋强控制,它就尽量避免用于双宾句式；汉语获取类动词在词汇语义上如果是趋弱控制,它也就尽量避免用于双宾句式。从控制度参数解释英汉获取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得到的不同语义解释也就意味着它们用于双宾句式时的整合机制存在差异,英语获取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是原型给字双宾句式隐喻扩展的结果,而汉语相应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是领有成分提升句式压制的结果。确立控制度参数一方面能为绝大部分英汉获取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表现出的句法同构而语义异质现象作出解释,也能为少数英语获取类动词用于双宾句式时表达的并非是右向传递意义作出解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某些用于双宾句式时少有或根本没有传递意义的非获取类动词纳入统一的解释性框架。事件参与者的本体特征、认知向度、惠益可及性和控制度等参数是概念化主体在将隐性认知平面的以动词为中心的结构依附关系投射成为显性认知平面的以动词为中心的事件图景关系这一过程中确立的,属于显性认知内容,英汉几个主要动词范畴用于双宾句式或变体中呈现出的对比性差异部分印证了EOCH的合理性。从显性认知内容对比分析英汉双宾句式,既继承了句式语法避免不合理的动词多义这一优点,又超越了词汇化差异分析的某些局限性,进一步探索出了动词与句式之间相容性的具体内容,有利于句式语法理论的跨语言应用研究；而认知向度、惠益可及性、控制度等参数具有连续统特征,也为解决句式语法框架下的与格转换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刘桂玲[6]2017年在《认知语义视角下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对比研究》文中指出空间概念是人类普遍概念,空间量度形容词系统是英、汉语中皆有的词汇系统。国内外学者针对空间量度形容词的形态、句法功能、语义和习得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对英、汉语中个别空间量度形容词词对进行了对比。但是以往研究没有涉及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转喻义,没有就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系统及所有成员的空间义、转喻义和隐喻义进行全面的对比,所以无法看到空间量度形容词语义的全貌。此外,以往的研究层面也比较单一,侧重于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共时层面研究,没有考虑它们历时的发展变化。语义来源于身体经验,人类在与世界的反复互动中形成了意象图式。通过意象图式的转换和向抽象域的映射产生了转喻和隐喻,转喻和隐喻是词义扩展的基本途径。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在基本层面上有相同的概念,但在组合层面上往往存在不同的语义概念和抽象概念,这就是新沃尔夫假说。本文在上述认知语义视角下针对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空间义、转喻状况及隐喻映射域进行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对比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空间义的异同及其成因是什么?(2)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转喻类型有哪些?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转喻状况的异同及其成因是什么?(3)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隐喻映射域的异同及其成因是什么?在以上所述的认知语义视角下,本研究首先根据空间量度形容词凸显的维度对它们进行分类,采用词典和语料库相结合的方法对词义进行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分析,主要采取质化分析的方法对空间量度形容词的使用进行倾向性研究。本文中空间量度形容词的释义来源于《牛津英汉高阶双解词典》(第8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两本共时词典,对于转喻引起的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转类和转义现象的分析主要依靠历时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网络版)和汉语大辞典软件(普及版)中的历时数据。共时语料主要来源于以空间量度形容词为检索词从BNC语料库和语料库在线中检索到的词频和用例,根据检索到的语料,分析空间量度形容词与相应的词汇搭配是用作空间义还是发生了隐喻化,如果用作空间义,判别在所述语境表达维度义、位置义还是距离义,然后归纳使用中的转喻类型和认知机制。如果用作隐喻义,判别使用中的隐喻映射域。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归纳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空间义、转喻状况和隐喻映射域的异同并尝试做出解释。本研究有以下发现:(1)英、汉语中有基本对应的空间量度形容词词对,两个系统成员都表征相同的语义元素,能表达相同的空间义类型。体积和长度是英、汉语中空间量度的基本概念,这体现了空间认知中整体性和凸显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使用中表高度义和深度义的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描述方向发生泛化,表整体维度和宽度的词凸显维度数目都发生了泛化,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都出现在维度义、距离义和位置义之间转移的现象。两种语言中空间量度形容词语义系统的结构有细微的差别,英语空间量度形容词数目略多于汉语空间量度形容词的数目。英语中距离、高度、宽度以及整体维度的概念化和表征更详细,汉语对非凸显维度及低、矮义有比英语更详细的概念化和表征方式。这说明人类空间量度认知中的基本概念具有普遍性,空间量度概念上的精细度差异体现了组合层面上语义概念的差异。(2)转喻在空间量度形容词词义扩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在转喻过程中发生了转类和转义两种情况。空间量度形容词转类的认知理据是同一个认知域中各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它们转义的理据是一个认知域内部部分与整体之间互相替代的过程。除了具有相同的转喻类别,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在转喻过程中还有以下共性:有些空间量度形容词曾用作其他词类或者由其他的词类演化而来,大多数空间量度形容词都有向名词、副词、动词转类的情况,个别有向介词和代词转类的现象,但是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描述关系和性质的功能是它们现今典型的用法。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转类使用多具有非正式、临时性和已过时的特征。转喻引起的转义主要有维度数目泛化和位置义与维度义之间转移两种情况。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在转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因为英、汉语使用者具有相同的与空间有关的意象图式,如上-下意象图式、路径意象图式、刻度意象图式等,这些意象图式的旋转和变化造成了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空间义的扩展。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在转类方面存在一些差异:首先,“distant”没有发生任何转类现象,这大概与其他表达距离义的词可以自由用作副词和动词有关,词汇转类要受其他同类概念词语的制约。第二,总体而言,英语空间量度形容词的转类现象更普遍。能够用于描述动作的方式、时长和程度的汉语空间量度形容词和英语空间量度形容词比例相当,但是汉语空间量度形容词比英语空间量度形容词转类为副词的比例低得多,这是汉语词类划分标准造成的,所以对于词汇进行研究应考虑该语言中词类划分和语法构造的问题。(3)英、汉语中的空间量度形容词向数量域、范围规模域、等级程度域、评价域、比较域、力量强度域、年龄域、时间域、感知域、心智域、关系域、制度域、经济域映射。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隐喻比转喻现象更普遍,这些隐喻义远远地超出了词典涵盖的范围。两种语言中描述整体维度的词对隐喻映射域最多,描述凸显维度的空间量度词的隐喻映射域比较对应。表示同样类别空间义的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在隐喻映射中有共同的偏好,距离常用来概念化时长,高度常用来概念化等级程度,面积常用来概念化范围,体积常用来概念化重要性。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词义在隐喻映射的过程中带上更强的主观色彩。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在隐喻映射的细节方面存在差异。英语中描述整体维度的两对词表现出不同的映射偏好,描述垂直维度的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向时间域和年龄映射时存在差异,“粗、细”在隐喻映射过程中与其他词的情感极向不同。本研究在对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的对比研究支持新沃尔夫假说的主张,即不同语言在基本层面的语义构成方面一致。英、汉语使用者在空间量度概念组成、凸显维度认知、转喻类型和主要隐喻映射域方面存在比较一致的现象。基于共同的种系进化背景和同样的生存环境,英、汉语使用者形成了相似的空间意象图式和相似的身体经验获得了相同的基本层面概念。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隐喻的普遍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中隐喻思维的普遍性,体现了空间认知在思维抽象化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跨语言基本概念的普遍性使得不同语言使用者进行交际成为可能。但是思维和交际依靠组合层面概念,所以英、汉语言使用者在组合层面上概念化空间量度、词类转喻、构造抽象概念的细节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不同文化和语言社区中概念化具有普遍性和可变性,自然语言语义系统兼有普遍性和民族性。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对应词对在隐喻映射方面的不同偏好印证了Lakoff(1987)的观点,即如果基本概念不同,那么依附于基本概念的扩展义会有较大的差异。虽然隐喻映射过程中意象图式的核心要素和整体结构得以保留,但是隐喻映射要受到词汇语义极向和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粗、细”隐喻映射中的特殊情感极向说明只在将历时和共时视角相结合才能发现语言形式和语义的认知理据。第二,本研究结果支持Halliday(2008)提出的语言系统和实例互补的观点。本研究中通过在语篇语境中分析得出的很多词义没有收入词典中,即这些隐喻映射域和词义都远远地超出了词典涵盖的范围。因为词典呈现的是词汇语义的系统层面,语料库是语篇的总和,在语料库中检索到的都是词汇使用的实例,是语言系统潜势的实现,这些意义如果没有获得普遍认可或者得以长期使用就会从语言中逐渐消失,如果经反复运用固化之后有可能逐步进入词典,所以实例化一方面是语言词汇语义系统的实现,是词汇语义系统的创新使用,另一方面一旦这些新义获得稳固的地位就会进而丰富语言的词汇语义系统。 李国南[7]1983年在《具体名词抽象化与冠词的运用》文中指出英语名词在逻辑上可分为两大类:具体名词,(Concrete Nouns)和抽象名词(AbstractNouns)。但是在语言实践中,具体名词有时带上了抽象意义;而这种具体名词的抽象化又往往与冠词的运用有关,或与定冠词连用,或与零冠词(Zero Art.)连用,即不用冠词。(一)某些建筑物、机构及地点等的名称抽象化,转而表示一种职能或用途,太多采用零冠词。例如: 施伟伟[8]2017年在《现代汉语传信标记“X说”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传信范畴的语言表征,传信标记表达的是“语言与现实”与“语言中的现实”。传信标记“X说”所表达的都是非亲见传信范畴。本文以现代汉语“X说”类演绎传信标记与转述传信标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二者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变进行了细化分析与深入阐释,并以“按说”与“据说”为例辅以相应比较以明其传信功能的共性与特性。全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从现代汉语传信标记“X说”的性质界定出发,明确研究意义,分析研究现状,分化“X说”类型,限定研究范围,说明研究方法与语料来源。第二章为现代汉语演绎传信标记“X说”的类别研究。演绎传信标记“X说”韵律、结构、语义特征的高共性决定了句法、语用功能的强同一性。在韵律特征上具有非普通重音性与韵律独立性,在结构上均为状中式偏正短语或者偏正副词,在语义特征上具有信源明确义、演绎推理义、反预期义,其中的言说动词均发展出强认识义;在句法功能上,主要用作高谓语,在线性序列中可漂移,主要分布在陈述句中;在语用功能上,具有系连、传信、评价等元语功能,主要分布在文艺语体中,传信度较高;演绎传信标记“X说”虽然词汇化程度不一,但均已发展成为专职传信标记。第叁章为演绎传信标记“按说”与“照说”的个别研究。“按说”与“照说”作为现代汉语演绎传信标记“X说”的典型代表,在共时平面上二者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在语义特征上,二者具有推理理据的通识义、推理命题的反叙实义,其中“说”具有“以为义”;在句法功能上,二者都具有高谓同一性与陈述同一性;在语用功能上,二者具有系联功能、传信功能与逆转评价功能。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域上:“按说”更具共同语色彩,倾向于书面语,“照说”多通行于南方方言区,更倾向于口语,因此,“按说”适应性更强,使用频率更高,功能较为复杂。“按说”与“照说”的语义特征抽象化与语用功能多样化是主观化与语用推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历时层面上,“按说”与“照说”都经历了由“按+NP+说”与“照+NP+说”由自由短语习语化为固定短语“按理说”“照理说”进而双音化为传信副词的演化历程,二者的词汇化历程、词汇化条件与词汇化机制较为相似,且由于词频与语域的差异,“按说”对“照说”的词汇化产生了明显的类推作用。第四章为现代汉语转述传信标记“X说”的类别研究。转述传信标记“X说”在韵律、结构、语义特征上的低共性与句法、语用功能上的弱同一性相适应。在韵律特征上,转述传信标记“X说”具有一定的非普通重音性与韵律独立性,在结构上可为兼语短语、状中式偏正短语或偏正副词、述补式动词、状中式动词,在语义上具有信源不明义、言者转述义与不确信义,其中的言说动词仅具弱认识义。在句法功能上兼具高谓同一性与述谓差异性、漂移同一性与固定差异性、陈述同一性与疑问差异性。在语用功能上具有衔接、传信、评价的元语同一性、文艺语体同一性与新闻语体差异性、中传信度同一性与传信梯度差异性。转述传信标记“X说”不仅词汇化程度不一,语法化程度也存在斜坡性,内部成员存在专职传信标记与兼职传信标记的明显差异。第五章为转述传信标记“据说”“听说”“传说”的个别研究。“据说”“听说”“传说”为现代汉语转述传信标记。共时平面叁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韵律特征上,叁者具有非普通重音性与韵律独立性,“据说”“听说”还具语气延宕性。在语义特征上,叁者具有信源不明义、间接转述义、不确信义、超预期义,但传信义与动作义消长有别。在句法功能上,“据说”仅具有高谓性,“听说”与“传说”兼具高谓性与基谓性;在语用功能上,叁者均具衔接功能、传信功能、评价功能、免责功能,但传信梯度高低不同:“据说”>“听说”>“传说”,传信梯度差异是由核心传信义的隐现、外延传信义的强弱、传信义与动作义的消长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得到语体分布的形式证明。在历时演变上,“据说”“听说”“传说”的词汇化历程、词汇化条件、词汇化机制有一定共性,但副词化程度有所不同,“据说”已经副词化为专职传信标记,而“听说”“传说”尚为兼职传信标记。第六章以“按说”与“据说”为例对演绎与转述传信标记“X说”进行比较研究。二者在共时平面上均出现了韵律弱化、语义主观化、句法去范畴化、语用强化等变异趋势,但强度有别;在历时平面上,二者词汇化历程、条件、机制较为相似,均由固化短语表层结构简化而来,介词宾语均空位为零形式,“说”无主化且均有从实义词向功能词语法化的倾向,但二者副词化程度高低不一;“按说”与“据说”的共性与特性是核心传信义与外延传信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集中体现,根源于“说”主观化与语法化的共同趋势与不同程度。第七章为结语。总结研究内容,概括研究结论,阐述研究心得,明确努力方向。 罗载兵[9]2017年在《语义波的分形谐振研究》文中指出语义波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合法化语码理论对话合作的焦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波概念是从语篇意义切入来分析语篇的信息流动,主要着眼于信息流动的周期性特征。而合法化语码理论的语义性原则从情景语境出发来考察语义的依赖与压缩,认为语义波是语义引力、语义密度同时变化而呈现的一种起伏性语义框架,强调语义波的判断需视具体语境进行具体分析。二者的语义波概念是互补的关系。在与合法化语码理论对话合作的过程中,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了质量与存在的概念来对语义引力和语义密度进行改造,试图将其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框架之下,促进合法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义波研究融合。此外,时间性与空间性也视为语义波产生的重要策略,其体现了语义波移动的持续性、顺序性、广延性。在审视考察语义波的语义性、时间性、空间性等维度基础上,可以发现合法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义波的研究与改造尚存以下不足:(1)合法化语码理论的语义性原则缺失对语义波的客观判定标准与显性识别的具体切分单位。基于语境出发判断语义波的起伏性过于主观化,在语义引力与语义密度的选择上缺少孰为优先的客观识别原则;(2)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义波的改造尚停留在语义层面,尚未深入更为基础客观的词汇语法层,原因在于词汇语法是意义产生的动力室,没有词汇语法就没有意义,词汇语法本身是有所取向的;(3)语义波的语义性、时间性、空间性等维度没有充分识解语义波的根本属性,即语义波的分形属性。鉴于此,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合法化语码理论整合基础下,借助语料库的分析方法,以英语科普语篇为例对语义波尝试进行系统研究,拟主要解决以下叁个问题:(1)就语义波研究而言,合法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二者的契合基础是什么?(2)不同类型的语义波应该如何客观显性地识别?(3)英语科普语篇中,不同类型的语义波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分形谐振关系?本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合法化语码理论的整合框架下,基于语境与语篇的相互预示关系,从语篇出发,构建了语义波的叁维一体分形模型,建构了语义波分形的词汇语法,并在此基础上为不同类型语义波的显性识别提出了5x5的矩阵框架。语义波的分形谐振属性需视具体语篇进行具体分析,以便客观地判定语义波的分形层级、移动方向、语义幅度、波峰与波谷、谐振效应等综合特征。为了具体分析不同类型语义波的分形谐振属性,本文以英语科普语篇为语料,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方法,首先收集了144篇面向国内大学生群体的英语科普语篇,依据语场尽可能扩充而主题不重复、文体不限的原则考察了其中的78篇,对其中的不同类型语义波进行标注、提取,进而开展深入的数据分析。结果有以下发现:(1)在英语科普语篇中,概念型语义波、时间型语义波、空间型语义波的分布呈逐步减少的趋势,原因在于科普知识本身的科普场域和语义波本身的分形途径各异。其次,语义波的分形特征体现了不同类型语义波的语义框架在英语科普语篇中的属性差异,即概念型语义波具有起伏性与连续性特征,时间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仅具有连续性,不具有起伏性特征。如果二者一旦体现出起伏性的特征,其将进入概念型语义波的范畴,这与语义波的分布特点及语义幅度是契合的。(2)不同类型的语义波可出现于不同的分形层级,呈现出不同的语义波移动方向,体现出不同的语义波语义幅度。在本研究的英语科普语篇中,概念型语义波的分形层级依次呈现小句复合体、小句、词组、语段、语篇的递减趋势,小句复合体出现最多,词层级最少。而时间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都只出现于小句复合体以上层级。其次,就语义波的移动方向而言,概念型语义波呈现出四种移动方向,即(1)上升→下降→上升,(2)下降,(3)上升,(4)下降→上升→下降,而时间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呈现平线移动。再次,就语义波的语义幅度而言,时间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不具有起伏性特征,波峰与波谷无法得以识解,其中时间型语义波仅具有语义引力差异,而空间型语义波仅具有语义密度差异,因而二者仅呈现出分形层级的差异,而不具有语义幅度差异,时间型语义波的分形层级比空间型语义波的层级更高。而与时间型语义波和空间型语义波相比,概念型语义波则完全不同。除了其分形层级比前两者更具多样性,其语义幅度还体现于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幅度差异。概念型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在不同语篇层级上至少呈现出21种变体。在词组层级上,语义波的语义幅度限于词-词组之间、词组与词组之间、词组与小句之间3种变体。在小句层级上,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出现了4种变体,即词-词组,词组-小句,词-小句,词组-词组。在小句复合体层级上,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出现了8种变体,分别为词-词组、词-小句、词组-小句、小句-小句复合体、词组-小句复合体、词组-词组、小句-小句、小句复合体-小句复合体。在语段层级上,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出现了2种变体,即小句-小句复合体、小句复合体-小句复合体。在语篇层级上,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出现1种变体,即小句复合体与语段。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变体随着分形层级的升高而逐渐增多,超过小句复合体层级而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语义波的语义幅度受制于其出现的分形层级,不可能出现超越其本身分形层级的语义幅度变体。不同的语义波语义幅度在词组层级上的移动幅度较小,主要体现为词组-词组变体,在小句复合体层级上语义幅度有所增大,主要体现为小句-小句复合体、词组-小句复合体变体。在不涉及语义波的移动方向的前提下,波峰的构建呈现参与者、图示、序列、环境成分、过程的依次递减的趋势;波谷的构建呈现过程、环境成分、图示、参与者、序列的依次递增的趋势。语义波的语义幅度是对语场的分类关系、核心关系、序列活动关系的不同程度的体现。(3)就语义波的谐振效应而言,不同类型的语义波在小句复合体层级之上呈现出叁种情形,即语义波的横向谐振,语义波的纵向谐振,语义波与信息波的谐振。语义波的横向谐振具体体现为概念型语义波与时间型语义波的谐振;概念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的谐振;时间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的谐振。语义波的纵向谐振体现于概念型语义波的不同层级,即概念型语义波的波段中的波段,而时间型语义波与空间型语义波由于本身不具有起伏性,其不具有纵向谐振的特征。就语义波与语篇信息波的谐振而言,时间型语义波出现于小句复合体与语段层级,而空间型语义波出现于小句与小句复合体层级,概念型语义波出现于词组、小句、小句复合体、语段、语篇层级。叁种类型语义波与语篇信息波的谐振体现于语义波的载体共享;波峰、波谷与主述结构成分重迭两方面,从而呈现出不同层级上的语义波与信息波的谐振。(4)语义波的分形谐振在于不同建构资源的使用。从语义波的载体来看,各语义波类型都是基于不同性状的概念意义;从语义波的移动方向来看,语义波涉及语义平线与语义起伏移动;从语义波的分形语法来看,各语义波涉及级阶移动、范畴跨越、语法选择、词汇选择、离心扩散、向心压缩。而就语义波的谐振效应而言,其语法资源主要涉及及物性系统的关系小句,投射系统的客观化事实投射,逻辑与经验意义的相互转化及语法隐喻;从语义波的语言资源来看,语义波的谐振效应涉及权力词汇、权力语法、权力写作的使用。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理论上而言,本文构建了语义波的叁维一体分形模型,为合法化语码理论的语义波研究提供了客观显性的分析与识别标准,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义波的改造拓展到词汇语法层次,促进了合法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进一步融合。实践上,本研究主要考察英语科普语篇中的不同类型语义波之间的分形谐振特征。不同类型的语义波构建呈现了知识科普的合法化交际过程,体现了科普实践的社会教育实质,为科普语篇的劝说性与告知性语篇特征在知识构建过程中的合法体现提供了参考标准。 肖红[10]2004年在《浅谈范畴词的英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范畴词是汉语常用的特指手段。在汉英翻译中,范畴词通常需要经过抽象化处理,有时也需要经过具体化处理,以便使译文流畅自然,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1]. 英汉名词抽象化对比[D]. 唐颖. 中国海洋大学. 2004 [2]. “有X”的功能演化及相关现象专题研究[D]. 张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3]. 抽象化与具体化——英汉表达方法认知对比与翻译中的范畴转换[J]. 邵惟韺.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 英汉基本颜色词跨范畴现象对比研究[D]. 廖正刚.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5]. 英汉双宾句式的认知对比研究[D]. 湛朝虎. 复旦大学. 2010 [6]. 认知语义视角下英、汉空间量度形容词对比研究[D]. 刘桂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7]. 具体名词抽象化与冠词的运用[J]. 李国南. 外语教学. 1983 [8]. 现代汉语传信标记“X说”研究[D]. 施伟伟. 吉林大学. 2017 [9]. 语义波的分形谐振研究[D]. 罗载兵. 西南大学. 2017 [10]. 浅谈范畴词的英译[J]. 肖红.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