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富强[1]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尝试着从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风险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和在全国执政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执政实践,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旧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寻找到了“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色革命道路,进而实现了中国革命胜利并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主题,在历经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全面执政实践中,再次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走上了一条“与时俱进,用发展服务人民,科学对待政权”的特色执政道路,指引中共实现了长期执政,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这条道路,笔者将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同时并认为,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缘由和开展研究的意义以及当前的相关研究现状。认为时代需要研究这个课题。它的提出使中国特色道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理论整体,并使得总结和论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确把握中国社会运动规律而从革命走向执政的历史更全面、更科学、更贴切,更符合逻辑,更具有说服力。研究这一课题,不仅能全面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而且能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孕育与诞生。本章从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执政地位的原因着手,然后从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风险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及其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创建新中国前夜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孕育和萌芽阶段,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且实现了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道路到执政道路的转变,影响了其建国后的执政实践。第叁章：开局与转折。本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前叁十年由正确到失误再到十一届叁中全会胜利实现了执政道路的转折的执政实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更加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执政愿望是美好的,在成功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方略后,由于中国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认识还不全面,导致了后来在执政实践中忽左忽右,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执政失误。这一时期,其执政体制虽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其执政基础依然牢靠,对执政风险的措施依然有力,并积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总体上还是取得了较大执政成绩,并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执政道路的成功转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第四章：演进与拓展。本章主要探讨了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不断演进和成功拓展的执政实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牢牢把握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执政主题,恢复和完善了执政体制,成功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执政方略,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叁步走”宏伟蓝图,并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执政基础继续扩大和巩固,对执政风险的预防措施进一步完善,为其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增强,执政道路充满了无限希望。第五章：结语与展望。本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实践意义,并尝试界定“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涵义,实现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并指出这条道路和特色革命道路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的必然选择。同时,根据当前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实际,指出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不断变化的执政环境,科学对待政权,走符合自身实际国情的特色执政道路,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丧失执政地位、断送执政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牢牢把握了这一点,从而对未来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充满信心,同时也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杨坤洋[2]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和政党兴亡的根本问题。在典型的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一个高效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任何政治系统有效运转所须臾不可缺少的,而政党无异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推手,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没有一种政党规范是万能的,政党危机几乎贯穿在政党政治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中。生发于社会的政党,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就可能因滥权而傲踞在社会和国家之上。随着政党自身作为“整合的工具”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政党就会从“冲突的力量”变身为“冲突的对象”,最终演绎了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重重悲情。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丧失政权?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敏感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期而至、不请自到、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新世纪以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实现了新的自觉。盛世而作“危言”,从历史和逻辑上理顺党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形成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采用体系式研究与问题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论证,强调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精确与近似、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等的多重结合。论文遵循由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来谋篇布局,贯穿论文的主线是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的“四位一体”分析工具。为了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拼凑事实的研究歧途,问题的开放和开放的问题是本研究力求坚持的研究路向。论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其中,正文由六章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意义、方法和思路,重点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研究状况,并进行了简单评介。第一章旨在完成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建构。以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为切入点,立足于政党执政的经验性、科学性探求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通过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从反思维视角提炼政党执政不安全的类型形态。第二章旨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础理论。先勾勒了古今中外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接着从政党-国家-社会的范式分析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规定,最后导出“四位一体”的分析工具,即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第叁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叁次局部执政,考察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发展,初步梳理了党执政的规律性和鉴戒性。第五章立足于党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执政使命,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第六章初步提出了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的对策思路。要而言之,论文尝试以政治学范式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作了初设,创新了问题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并基于对党执政历史形态新的考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当然,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而言,论文还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如政党执政安全一般原理的进一步提炼,不同性质政党执政安全的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执政安全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梳理以及多学科方法的集成。
杨菲菲[3]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文中认为执政基础是一个执政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赖以生存的执政基础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执政基础是否牢固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的牢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已经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发展证明,只有把政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好,才能永葆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实现长久执政,因此,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对一个政党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现阶段,党的执政基础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挑战。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工人群体依然是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工人阶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内部出现分层分化。作为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广大农民群体同样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改革开放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社会分化出了一些新的阶层,这些新阶层的出现,使得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广泛,更加深厚。但与此同时,也对我们党的群众基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时期,要永保我国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不断满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需求,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巩固工农联盟的新局面,发挥党对社会各阶层的整合功能,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创造阶层和谐的局面。面对这些新的变化,探索产生变化的原因,探索巩固执政基础的有效途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理论渊源,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领导集体对执政基础的论述这两个方面来阐述的。第叁部分阐述了执政基础的基本内容,主要从执政基础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内容、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性这几个方面来阐述的。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和新时期下的执政地位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引起阶级基础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以及群众基础的变化原因分析这两个部分来论述的。第五部分阐述的提出有助于改善党的执政基础,稳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措施。
吴毅君[4]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现实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取向,是指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实践指向、实践目标等的导向机制。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后,社会主义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迎来了更好的现实条件,同时也面临着更多更大的风险。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既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压力;既是难得的机遇又迎来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站在现实的制高点来解决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要求我们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条主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的一项根本建设,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执政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近60年,是不断探索和提高执政能力的近60年。在这近60年中,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巩固了执政地位,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提出来。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全党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纲领性文件,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指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这是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要求和根本思路,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努力方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治命脉。近60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好执政党这些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实践证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必须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以清醒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把握好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从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选择正确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路径,以正确的执政思路规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在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更加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坚定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事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动力之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我们党引领和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要通过党的领导来贯彻和落实。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公平公正、改革创新、效率效益等理念,努力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使党的执政行为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转变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模式、提升发展质量。各级党委要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探寻出一条现实的实现途径。要着力提高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的执政素质,开阔执政视野,完善执政机制,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同时,要加大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评判力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人民公认的原则,科学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考核与评价体系,不断完善科学的评价机制,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积极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执政能力建设的各个方面。
罗春洪[5]2007年在《弘扬红色文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政党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魂，民众的文化意识自觉服从是任何政党权威塑造和执政地位巩固的根本思想保证。从历史与现实中挖掘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是政党执政有效性的重要手段。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印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之源，是中国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象征。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物质内容和永恒的精神内涵，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传承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积极规导了党的政治文化生成，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执政的实践中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弘扬红色文化，通过深入挖掘、整合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不断提炼出与现实需要的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能有效地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大力弘扬红色文化，能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的先进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是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有效结合点；红色文化是党夺取政权的精神基础。弘扬红色文化，能有效拓宽开辟执政合法性资源渠道，构建有中国特色执政文化，形成中国共产党新型的廉政机制，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借鉴。
叶旺根[6]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培育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增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是稳定和巩固政权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这对于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共执政的具体实践中,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合法性问题,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及其执政党才存在合法性问题,这一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在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共开始在自己执政合法性问题上有了清醒的认识,并注重按照政党政治的规律来开拓执政合法性资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执政党的兴衰,尤其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这使得中共执政的忧患意识日益增强；使得中共认识到：革命的合理性并不能替代执政的合法性,过去的先进性不等于今天的先进性,过去的历史功绩不能替代现实的作为；使得中共认识到：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获得与维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时时刻刻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真正赢得执政的合法性；也使中共认识到：中共必须按照政党执政规律办事,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源源不断地得到供给,并永葆中共的青春活力。通过研究,揭示中共执政的规律,尤其是执政合法性资源建构的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提升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服务,正是本论文的目的。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研究,论文首先对合法性资源的概念及合法性资源的类型进行了界定,对与合法性资源相近但又有区别的概念——执政资源和组织资源进行了辨析,并对研究合法性、合法性资源的意义进行了阐述。论文就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分别进行了共时性分析和历时性分析。在共时性的视角之下,笔者认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资源、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统治绩效合法性资源以及个人魅力合法性资源等五个方面的合法性资源。在历时性的视角之下,论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叁个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10月到1956年)、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对叁个时期的合法性资源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是不同的,因此,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合法性资源问题,要根据时代的特征与变化来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论文指出了当前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面临着来自叁个层面的挑战,即：在政治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腐败、政治参与的扩展与政治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层面,主要表现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歧异的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紧张；在统治绩效层面,主要表现为经济绩效的困局、经济利益的分化与新社会阶层的挑战、社会公正问题凸显、稳定绩效困局等。在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背景之下,结合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的挑战,论文着重就如何建构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笔者认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可以从构建和完善监管机制、政治参与机制、整合机制、政治妥协机制等方面展开；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可以从构建和完善共识机制和创新机制等方面展开；统治绩效层面的合法性建构可以从构建和完善汲取机制、协调发展机制、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本论文的重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试图得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规律性认识。因此,在结束语部分就是尝试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得出几点启示。
王鹏[7]2016年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因而党的建设的任务也就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把自身锻造成为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人民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把自身建设建设成为受人民拥戴的执政党。本论文立足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深入分析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和局部执政行为,揭示党的发展与局部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里纯洁组织和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基本经验,探究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六章：(一)绪论。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此过程中必将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两次转变,而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抗H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叁种政权形态,积累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极为丰富,总结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今天的伟大社会实践。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二)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本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党建学说和列宁党建理论两个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别对中央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局部执政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使本课题的研究置于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叁)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考察。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脉络,分析和阐释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从而为研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提供现实的分析背景。(四)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体系的完善。本部分首先从历史脉络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培养以及模范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阐明党的组织体系的成熟首先是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实现的。然后,本部分论述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监督体系创新的过程,阐明党内政治的制度化,有助于党的首脑、干部和党员形成统一的整体。(五)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建理论的成熟。本部分首先对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然后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述、叁大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等五个方面展示了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突出成果,进而阐述了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党建实践的之间的关系。(六)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本部分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对于“微型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论述。论文首先理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党、政、军、群之间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组织力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过程。论文提出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着重提升了以下儿种能力：执掌政权的能力、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领导人民军队的能力、动员社会的能力以及对外交往的能力。由于党的领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能力,即党统领各方的能力,因而论文在这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通过对上述能力提升过程的分析,揭示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之间的内在关系。(七)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本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培育出不朽的延安精神。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总结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为探寻执政环境中党的建设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温敬元[8]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基本原理为指导,围绕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按照“叁个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思路,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问题。纵观全文,论文可分为四大部分:一、理论篇(论文的第一章)。这一章围绕“是什么、为什么”的逻辑,阐述了叁个问题:(1)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内涵。对于这一问题,论文先归纳和总结了学术界关于党的执政基础内涵的不同观点,并分别作了评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就党的执政基础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根据“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理论,提出“党的执政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基础、绩效基础和法理基础叁大要素构成”。(2)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内容。在重新界定党的执政基础内涵的基础上,论文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定义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指明了这些主要内容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辨证统一关系。(3)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重大意义。论文指出,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挑战的现实需要;是总结国外执政党执政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二、历史篇(论文的第二章)。本章分叁个阶段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进行考察。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壮大革命队伍、探索依法执政和密切党群关系等的历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进行思想理论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的曲折发展历史;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主要考察我们党发展党的指导思想、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增强党执政的法理性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历史。在考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的基础上,论文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即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绩效基础建设、法理基础建设以及增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历史经验。最后,论文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历史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段内,执政的绩效基础建设仍然会成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重要途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民主政治要求的提高,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将会愈来愈为我们党所重视,并逐渐成为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最可靠’途径。而意识形态基础建设虽不可或缺,但其‘第二重保险’的作用将逐步被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所取代”。叁、国外篇(论文的第叁章)。鉴于国外执政党种类繁多,本章仅以欧洲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加以研究。(1)欧洲社会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做法。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革新党的理论与纲领,扩大其包容性;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政绩赢得民心;叁是推行宪政改革,促进“党的民主化”;四是塑造全民党形象,寻求跨阶级支持。(2)民族主义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论文首先介绍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基本概况。然后,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介绍民族主义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3)国外执政共产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经验。论文分析了古巴共产党、越南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朝鲜劳动党,自1991年苏东剧变以来加强自身的执政基础建设的主要经验。(4)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几点启示。一是执政党要善于创新自己的意识形态;二是执政党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赢得民心;叁是执政党要努力构建民主的执政体制,提高执政的法理性。四是执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维护党在民众中的良好执政形象。当然,论文也指出,吸收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经验教训,不能照搬照抄,而应根据我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服务。四、现实篇(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是论文的重心部分。这部分先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影响,根据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论文提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地说,其内容又可分以下两个小部分:第一小部分,即论文的第四章。这一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首先,阐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即经济领域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思想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其次,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在分析积极影响时,论文采取以个案为例的方法进行论证。比如,以思想领域的转型和经济领域的转型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又如,以经济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绩效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再如,以经济领域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为例,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建设的积极影响。第叁,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政绩合法性的困局”、政治参与的危机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挑战。最后,论文进行了简要总结。第二小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这一章主要论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针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影响,根据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内涵,论文提出社会转型时期加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要努力做好四篇“大文章”:一是要在夯实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不断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内容,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警惕西方“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二是要在拓展党执政的绩效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以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为前提,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关键,以建立科学的执政绩效评估机制为保证,努力创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执政业绩。同时,还要努力降低党的执政成本,这是拓展党执政的绩效基础的必然要求。叁是要在构建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上做“文章”。做好这篇“文章”,应在健全党的执政体制上下功夫。为此,论文先对党的执政体制的内涵及其宏观结构进行阐述。根据党的执政体制的结构,论文提出构建党执政的法理基础,应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党政领导体制、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群众政治参与制度等。四是要在坚持执政为民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上做“文章”。当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基础建设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党建理论界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论文就不再专门对此进行阐述。
禹海霞[9]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的产生在世界政治文明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然而,政党要在现代政治中发挥应有功能,绝不能固步自封、僵化守旧,必须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变革。如果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缺乏改革意识、贻误改革时机或者改革偏离正确方向,不仅会给所在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也会给党自身的发展种下灾难的种子。历史所形成的基本结论是,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其性质如何,也无论其经历如何,只有通过自身改革,才能化解政党政治危机,只有实现政党现代化,才能赢得政党政治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于1917年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开始长期执政。近百年以来,在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改革的道路上始终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对此加以认真总结,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理论上的认识再深刻一点,在规律上的把握再全面一点,对于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科学化水平有积极意义。本文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问题的宏观性、整体性研究。以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需要,对自身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党内民主制度、执政方式等进行的调整和变革,旨在通过对它们自身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和相互比较,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理论认识,以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在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由分到总的思路展开论述。前四章以专题形式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四个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革新、执政基础的巩固、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在每个专题下采用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先分别梳理总结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改革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整篇文章布局采用由分到总的结构,在前四章分而述之的基础上,第五章总结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整体性经验,并形成若干理论认识。导言部分论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着重对政党改革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含义,继之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框架结构和主要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形态革新问题的比较研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灵魂。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解释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关系到党执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本文通过对比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革新问题上的探索历程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形成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实现意识形态的发展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解答、应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才能引导政党政治实践的正确发展。具体来说,自觉的革新意识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成功的前提；正确的推进策略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正确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始终需要重视的问题；意识形态宣传方法的创新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的重要保证；而党的领导人是否具有革新的魄力和能力对于开启和控制党的意识形态改革进程作用重大。第二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主要是指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问题的比较研究。执政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立身之本。阶级基础规定着党的阶级性或党性,群众基础彰显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增强自身的阶级基础并扩大群众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基础建设的基本实践及其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研究,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因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尤其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其具体的内容构成和发展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重视新社会阶层力量的发展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新要求；治理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第叁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改革完善问题的比较研究。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活力和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总结比较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改革的实践,形成的主要认识是：改革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核心内容；党内民主制度改革要根据本国、本党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改革党内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和维护党员的主体地位；改革党内民主制度的重点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尤其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规范制度建设并保证制度得到贯彻落实。第四章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转变执政方式问题的比较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有无科学的执政方式,能否因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的不同在执政方式上予以有效回应,关系到党的先进性能否保持和弘扬,关系到党的执政实践是否科学而高效,进而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加强。因此,转变执政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比较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的实践,形成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顺应民主潮流,转变执政思维,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推动执政方式的科学化；实现党政职能的合理划分,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的首要问题；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和政局稳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方式实现历史性转变的目标指向。在上述专题性归纳比较的基础上,第五章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问题进行了整体性思考,并形成了若干规律性认识：(1)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要切实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各种考验,必须进行自身改革。(2)保持与发展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价值指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并获得成功,最根本的经验在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加强和推动党的先进性建设。(3)积极回应世情、国情与党情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根本动力。政党所处的执政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党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挑战推动和催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启或深化自身改革,外压内需成为改革的动力。(4)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身改革目标与保持长期执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相一致、相协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需要遵循这叁大规律,在正确认识、遵循和利用规律的前提下进行。(5)整体配套、重点突破、全面推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基本策略。改革要从整体上规划和安排,从自身内部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入手,分析影响改革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准确选择核心环节作为改革突破口,然后带动各环节整体推进。(6)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的经验做法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必然要求。应当说,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内容很多,把握难度较大。就研究对象来讲,除中国共产党外,还包括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个长期执政却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苏联共产党,以及目前改革发展状况各异、党情十分复杂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就研究内容来说,既要在纵向上对不同政党自身改革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对其历史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还要在横向上对不同政党自身改革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比较,由此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一些规律性思考。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大、涉及政党多、内容繁杂的课题,对作者的驾驭能力和理论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本文就此做了艰难的尝试,期望在以下方面能有所作为：在研究对象上,突破学者多从单一政党进行研究的状况,通过综合考察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自身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整体性、宏观性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突破当下研究中多针对政党某一要素的改革进行研究的状况,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党内民主制度、执政方式四个方面的改革状况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和比较,形成若干规律性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由分到总的思路,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成败得失,既有微观方面的剖析,又有宏观方面的论述。毫无疑问,受自己知识、能力所限,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对每一党在每一历史时期改革状况的微观考查有所欠缺,不够深入细致；二是没有探讨东欧八国共产党自身改革的状况,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何妍[10]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文中认为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会上明确提出了执政理论体系建设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基本范畴。这就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执政资源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七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资源不仅是执政党执政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是执政党最直接和最核心的资源。一个政党要长久地保持它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体系予以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重视政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有那些政治资源、如何去开发和利用这些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可以分为国内和国际政治资源，也包括硬性和软性两个层面。硬性的政治资源主要指权力资源、群众资源、国有企业、跨国移民资源等，软性的政治资源主要指国际国内制度资源、信息资源、政治文化资源、党和国家的形象资源等。这些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的硬性的和软性的国内、国际政治资源又可以归纳成四种形态的政治资源：基础性政治资源、运行性政治资源、观念性政治资源和保障性政治资源。这些政治资源协同作用，共同维系着执政党的执政资源体系的运行。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主体，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是客体，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方针政策都要通过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起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长久执政就离不开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由于执政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开发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同时中国共产党执政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既要从历史的脉络考察中国共产党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也要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现状。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遇到的问题，如何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总的思路是：一是要制定长期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发展战略规划；二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经验教训；叁是要积极吸取国外政党开发利用政治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四是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政治资源的流失；五是要以制度为创新整合现有的政治资源；六是要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开拓新的政治资源。在具体的开发和利用政治资源的时候，具体针对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提出了一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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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D]. 杨坤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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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研究[D]. 叶旺根.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D]. 王鹏. 西北大学. 2016
[8].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研究[D]. 温敬元.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9].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改革比较研究[D]. 禹海霞. 山东大学. 2012
[10].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开发和利用研究[D]. 何妍. 湘潭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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