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敏[1]2013年在《我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风险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两年,中央逐步加强了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主要是加强防范财政风险中的债务风险。而在地方政府面临的所有债务中,隐匿性最强的是政府或有负债,作为承担公共风险的重要载体,政府或有负债的来源非常广泛,如果这类政府或有负债转为政府直接负债则将影响未来财政的支出活动,对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较大威胁。因此,加强政府或有负债的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潜在的财政风险。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情况,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及与财政风险的深层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防范隐匿的财政风险。首先,本文通过规范分析法,从理论上界定了政府或有负债与财政风险的关系；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法分析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现状、特点及产生的原因。然后,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主要来源及风险积累的条件,并归纳出公共风险借助或有负债这一载体转化为财政风险的一般规律。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或有负债的风险控制对策。本文的突出特点在于重点分析了目前四类主要的地方政府或有负债情况,并提出以或有负债信息披露建设为基础,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估地方政府偿还或有负债的能力,以此评估潜在财政风险大小并控制增量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建议,最后设计了一套风险监测指标加强对主要或有负债领域的风险监管。
张海星[2]2006年在《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如何防范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财政风险,就会发现这种财政风险通常是和或有债务相连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忽视这种“隐性”财政风险,其对财政状况和政策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近几年都在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并明确提出了在政府财政报告中披露有关或有债务的信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政府或有负债问题,有些国家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新西兰、捷克、美国、加拿大、南非、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力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来防范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累积和爆发。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财政活动,尤其是对游离于预算体系以外的政府或有债务缺乏有效的确认、量化、报告和披露制度,使得这一部分债务不断累积,并逐步转化为政府的直接负债。这将对政府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和解决各级政府的或有债务问题,特别是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技术监测,对减少国家财政风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政府或有债务的分析框架,并把它放置于我国渐进转型的特殊的制度背景之下。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政府在渐进转型中形成的一个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或有负债体系,进而通过“时间赎买”策略和“补偿替代”模型,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解析了我国或有债务的形成机制。接下来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以东亚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政府隐性外债造成的金融危机,并对我国隐性外债进行了反思。之后,又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对我国或有负债的规模及其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最后本文提出在明晰政府行为风险责任与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应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对传统的政府或有负债体系进行改造,以防范和化解财政(公共)风险。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政府或有负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是探索这些问题解决办法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公共部门赤字的融资方式入手,在借鉴汉娜(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行了分类,从而引出了本文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口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政府的双重主体身份(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并从经济学和会计学两个层次对政府或有负债进行释义,指出政府作为公共主体要面临法定(显性)和推定(隐性)的两种或有负债;政府或有负债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的特点,并受政府的主观评价的影响,但它主要不是由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且大量的表现为推定的或有负债形式;制度安排、财政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承担的稳定、发展、转轨的重任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渠道;政府担保(隐性和显性)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承载形式。对中央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政府积累的大量隐性、或有负债是依托于一种特殊的载体而存在的,这种特殊的载体就是政府构建的隐性担保体系。这一隐性担保体系表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隐性担保、对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对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偿还义务。对地方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负债有其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和财政体制要求。但在无法定融资权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形成了大量的或有债务。通过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规模、结构、投向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本文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等多方面分析了地方或有债务的成因。从中国渐进转型的制度变迁中解析或有债务形成的特殊路径。本文通过对前苏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样本分析以及中国情况的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了中国政府确实在经济转型期内积累了大量的或有债务。在渐进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时间赎买”策略推迟了财政支付的过程。在短期内,财政支付的推迟又是通过过度积累隐性、或有债务的形式完成的。在收付实现制的财政预算体制下,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准财政活动”的形式部分地替代了政府预算内的支出,其结果必然是缓解了当前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现为较低的赤字和负债率,然而获得这种财政绩效的代价却是长期财政成本的增加和未来财政风险的加大。本章最后用“补偿替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背景下,本文发现;政府或有负债是以隐性外债的形式存在的,它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对外借款提供的隐性担保。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隐性外债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演和分析了在东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准财政行为对银行和企业提供的大量隐性担保,使后者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我国也有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隐性外债,且数额可观,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分析政府或有债务。传统的财政分析方法只局限于财政预算内收支和显性赤字与债务的研究,从而忽略了隐性及或有债务引发的财政风险。即使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也仅仅是就债务而论债务,而没有涉及到政府用于还债的资产状况。本文采用财政可持续的分析方法,在广义资产负债框架下,对包括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在内的综合负债水平和政府可用于还债的各类资产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对全国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我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资产负债率尚且适度,而在或有负债和综合债务层次上却都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财政风险。(2)从债务构成看,隐性及或有债务风险要远远大于直接显性债务。(3)从债务主体看,地方债务风险大于中央债务风险。(4)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政府债务仍然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在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政府或有债务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防范或有债务风险的经验做法和对我国的启示。财政创新与风险控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或有债务(特别是政府担保)是一种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财政支持手段,要想提高这种财政杠杆的融资效率,规避或有债务造成的财政(公共)风险,就必须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1)构建防范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制度路径。包括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化国企改革,建立风险与利益的对称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处理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步骤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粮食流通体制,逐步消化亏损挂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分类化解债务风险。(2)建立化解或有债务风险的的管理系统。包括完善政府担保机制;披露政府或有负债信息;实施或有负债的预算管理;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或有债务风险;建立或有负债的风险储备金制度。(3)探索预警或有债务风险的技术检测方法。一是运用风险概率、保险精算、计量经济模型、或有权益分析等技术探讨量化或有债务的方法;二是尝试建立综合债务口径的财政风险预警和监测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基础数据库、宏观总量指标、微观预警指标、风险预期指标和政府承受能力指标。
陈霖[3]2008年在《政府或有负债会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财政风险是政府所必须面对的一种风险。本文从资产负债结构视角分析财政风险,认为政府负债,尤其是政府或有负债是导致财政风险的根源。政府负债风险客观存在,无法回避,关键在于控制。政府负债风险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基本目标实现的关键是政府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及时地获取真实、完整的政府负债信息。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是政府负债风险控制所需的最重要的基础信息。政府或有负债涉及政府可持续发展和财政透明度,为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必须合理计量和披露政府或有负债。本文主要是在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框架下研究政府或有负债会计问题,一方面从宏观经济和财政学的角度考察政府或有负债的根源和形成机理,从理论上为政府负债风险控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从会计学的角度科学确认、计量和报告政府或有负债,为政府负债风险控制提供完整及时的会计信息。本文认为权责发生制是实现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目标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政府或有负债需要大量运用现值进行计量。通过建立政府或有负债表,并充分披露政府或有负债信息,为政府负债风险控制提供决策信息,同时提供政府财务境况信息。本文的创新点是借鉴了国际现行政府或有负债会计问题研究的成果,在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框架下对财政学上的广义政府或有负债的会计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对政府或有负债的计量,明确提出将现值计量属性运用于政府或有负债,并提出构建我国政府或有负债表的建议。
郭玮[4]2016年在《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理论架构与优化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日益增大,地方财政风险愈演愈烈。如何加强地方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已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地方财政部门是进行地方财政管理的特殊机构,由于地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最后都会归结为财政活动,因此,地方财政部门的管理和运行是政府治理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地方财政管理的现状来看,一直以来地方财政部门都将有效防范财政风险、提高部门廉政建设、提升财政管理水平作为地方财政管理目标。但是,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地方财政风险也在日益加剧。同时,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变和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也要求地方财政建设必须朝着更严格、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原有的地方财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形势下有效防范财政风险的客观要求。在国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积极影响以及我国企业部门内部控制发展成效的良好示范和带动下,我国政府部门也加快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进程,逐步加强和完善政府部门的内部管理和自我约束。一些地方财政部门相继开展了内部控制的探索与实践,尝试性地将内部控制引入地方财政管理,并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也有效带动了其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现有的相关文献往往聚焦于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概念、目标、原则、主体与客体等框架设计,却忽略了地方财政部门的行政管理特点和运行规律。同时,由于没有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从而无法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实施过程进行判断和有效指导,致使各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性。而且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制度松弛、机构职责不清、监督乏力现象普通存在。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并制约着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财政资金运行,从而难以形成对地方财政风险的有效防范。因此,适时启动并有效推进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研究是形势所趋,是规范地方财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证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有效预防地方财政风险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借鉴和吸纳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重要内核,扩展和拓深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理论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理论架构与优化设计研究为题,将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重要思想引入地方财政管理,归纳总结内部控制理论的概念本质与作用方法,梳理政府部门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关联性,结合地方财政部门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和内部控制的复杂性,展开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一般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诠释核心要素并推理演绎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运行机理。同时,以问卷调查分析和典型案例为依据,深入探讨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困境,针对性地从地方财政部门单位层面的优化、作业层面的流程规范以及内部评价体系的构建等重要角度提出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优化设计。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如下:第一部分,导论。本部分主要概述了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等。第二部分,内部控制的特质、属性与理论延伸。通过对内部控制定义、本质、原理和方法的一般性分析,总结归纳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梳理政府部门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关联性,从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出发,重新定位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功能与作用,并结合地方财政部门行政管理的特殊意义以及实施内部控制的复杂性,进一步构建"嵌入式"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理论框架,阐释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概念特征,清晰界定主体和客体,理顺内部控制目标与组织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应当是一个设计科学、执行到位、监督有力的动态系统。第叁部分,核心要素与运行机理: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架构。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内部监督五大核心要素进行诠释,并将其整合于地方财政部门单位层面和作业层面的财政管理活动之中,推理演绎基于目标设定、风险甄别、控制措施及监督评价等重要环节在内的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运行机理。同时,进一步提出财政信息化程度的提升、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的协调以及内部审计工作的完善是促进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条件。第四部分,我国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现实考察。在总结国外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沿着内部控制的起步、企业内部控制的日趋完善、内部控制引入政府管理以及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积极推进的发展路径,回顾了我国内部控制的成长历程。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来自于不同层级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资料和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寻数据背后的规律,掌握各级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实施的整体状况及内在特征,并以某财政局为例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及困境,为地方部门内部控制制度的优化和完善提供充足的现实依据。第五部分,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整体优化与流程规范。结合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层面和作业层面两个视角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单位整体层面主要从地方财政部门组织架构、组织发展战略目标、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政策、决策审批制度、财政信息系统以及会计机构与财务报告等方面进行优化。作业层面则结合财政预算管理、政府采购业务、财政资金运行、资产管理、基建工程项目以及合同管理等主要业务活动,针对各项业务的流程和关键环节提出完善内部控制的具体设计。第六部分,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针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评价缺失的现状,尝试性地提出分层面评价的设计思路。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有效性分析进行理论界定,全面梳理整合观下的内部评价模式,并提出实施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流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层面内部控制评价之间的关联性,从单位层面的定性分析角度判定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成熟度水平,以作业层面业务流程的定量考量视角整理来源于各项记录的客观证据,并最终得出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评价的综合性结论。第七部分,结论与展望。主要是对论文的概括性总结及简评。通过理论框架、实践考查和动态评价的分析,阐述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建设的相关结论。同时,也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未来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内部控制理论的重要内核充分合理的引入地方财政管理,立足地方财政部门的公共受托责任和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构建"嵌入式"地方财政内部控制理论体系,并推理演绎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运行机理,以单位层面的全局视阈和作业层面的流程视角全面分析和优化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设计、执行和评价。以下叁方面支撑了这一新的分析框架:(1)将内部控制理论扩展和拓深至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理论来源于企业组织,简单的移植和照搬并不可取。本文从内部控制理论产生的作用原理和方法基础入手,总结归纳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梳理政府部门与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共同之处在于内部控制的产生基础、实施目标及运行条件。结合地方财政部门行政管理的特殊意义以及实施内部控制的复杂性,诠释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概念、主体和客体及控制的层次性,指明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应当是一个设计科学、执行到位、监督有力的动态系统,构建"嵌入式"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理论框架,是对内部控制理论进行的有益延伸和拓展。(2)推理演绎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运行机理。组织结构不同其内部控制的运行原理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本文充分借鉴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素,并与地方财政单位层面的整体环境和作业层面的业务活动相融合。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是在组织整体环境的约束和影响下,以地方财政部门发展战略目标设定为逻辑起点,通过对单位层面和作业层面进行风险甄别,及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结合必要的监督评价而形成的自我管理和自我防范的动态循环过程。通过演绎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作用机理,进一步理顺各要素之间的彼此联系及单位层面与作业层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的内在规律。(3)以单位层面的全局视阈和作业层面的流程视角全面审视地方财政内部控制问题。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应当包含设计、执行、评价叁大环节,单单以某一方面进行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因此,本文从地方财政部门单位层面组织架构、组织发展战略目标、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政策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针对作业层面财政预算管理、政府采购业务、财政资金运行等主要业务的流程和关键环节提出完善内部控制的具体措施,并依据不同层面的特点及信息来源的差异性,进一步提出以单位层面定性分析与作业层面定量测评相结合的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从而对地方财政部门内部控制设计、执行、评价的形成路径进行完整的优化设计与探索。
呼显岗[5]2006年在《中国财政风险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债务规模却在不断扩大。特别是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连续7年发行的9100亿元国债，使我国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债务是否会引发财政风险，就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潮。但是，到目前，我国财政究竟是否存在风险，如果存在，风险有多大，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至于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和防范、化解对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分析各项政府债务形成的具体原因和如何化解政府存量债务上，缺乏从我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安排上进行的深层次研究。因此，准确评估我国财政风险状况，从经济转轨的制度安排上深入研究我国财政风险的形成机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防范化解我国财政风险，保持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对我国财政风险研究采用了抽象与实证、规范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运用抽象方法研究了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机制以及公共风险的形成机制，并以此提出了财政风险的评估框架。其次运用实证方法评估了我国财政的风险状况，分析了我国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最后运用规范方法研究了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应该采取的对策。 本文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言；第二章为国内外财政风险研究的理论述评；第叁章为财政风险的评估框架；第四章为我国财政风险的评估；第五章为我国财政风险的成因分析；第六章为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的对策；第七章为结论。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主要结论： (1)全面研究了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机制和公共风险的形成机制。国内外学者虽然对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机制以及公共风险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但散见于保险学、金融学等学科之中，并未进行全面概括和归纳。本文将人类面临的风险分为非经济风险和经济风险，并从这两个方面研究了私人风险向公共风险的转化机制和公共风险的形成机制。私人非经济风险向公共非经济风险的转化机制是：如果非经济风险中的私人风险，企业、家庭、个人等经济主体无法回避，也无力自留，而且也无法通过保险市场向其他经济主体分散，并且产生广泛外部性，不仅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区域甚至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那么，这些私人非经济风险就转化成了公共非经济风险。私人经济风险向公共经济风险的转化机制是：如果一个国家产权界定不清、企业制度不健全以及股票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不完善，私人经济风险就无法得到有效抑制、分散、转移和抵消，部分私人经济风险就会聚集和膨胀，大大超过企业、家庭、个人等单个经济主体承受能力，并产生广泛外部性，进而影响其他市场主体，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那么，这部分私人经济风险就转化
管洪[6]2006年在《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是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理论与控制研究。本研究以县域经济发展理论、财政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研究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内涵，县域政府负债动机、负债风险形成机理以及负债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地方政府负债风险的理论模型，并构建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测度与预警的实证模型；对县域政府负债及负债风险的现状进行实证考察，弄清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现状、原因及影响；根据县域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以及县域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新趋势，探索适合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监测、预警、监管机制，并提出防范与化解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政策建议。1．研究结论(1)县域政府负债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不能突然中断债务链。虽然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做到平衡预算，不列赤字，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多数县域政府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和县域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体制约束下，已出现了过度负债现象。当前，不少的县域政府需要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才能避免支付危机的出现。如果当前不允许县域政府负债，可能不少县域政府会陷入危机，整个社会的支付链条就会断裂，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就会爆发。另外，长期以来，资金紧缺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县域政府适度负债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县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为县域农业产业化、企业改革与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从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来看，县域政府适度负债都有其必要性。(2)县域政府负债的扩张是县域政府追求即期绩效的结果。在县域政府负债的总收益(R)函数中，贴现率ρ是一个重要变量。在ρ较大时，县域政府负债的未来收益对政府的当前收益贡献会越来越小。尤其是在县域政府官员频繁轮换任职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心目中的ρ一般较大。县域政府负债的成本与政府负债风险密切相关。风险愈大，则相应的成本就越高。由于县域政府的特殊性，其负债成本不能完全被内部化，县域政府可以通过上级政府担保、县域政府权力的运用、弱势群体的非自愿性应债等多种方式进行成本转移。因此在短期高收益和短期低成本的推动下，县域政府负债扩张的动机十分明显。(3)引致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有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因素。而实证分析表明，决定负债风险的敏感因子主要是地方居民个人偿债率、地方债务依存度、债务的平均偿还年限、财政偿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地方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六个指标。引致县域政府负债的静态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负债行为。当政府负债存量太大，历史包袱太多时，未偿还的债务余额必然很大，出现收小于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负债结构不合理时，支付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较多。二是县域政府当年的净现金流。当税收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或政府的融资渠道不畅时，支付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动态层面上，决定负债风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和负债成本。当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停滞不前时，政府的债务负担将会变得无限大，地方政府负债风险就会产生；当政府负债成本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时，且新债务无限制地增加时，政府债务负担会无限大，负债风险必然存在。基于西部某市40个区县近5年的资料，运用粗糙集理论，对12个地方政府负债风险指标进行了敏感因子的筛选。结果表明，决定负债风险的敏感因子主要是地方居民个人偿债率、地方债务依存度、债务的平均偿还年限、财政偿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地方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六个指标。(4)县域政府负债总体规模较大，过度负债十分普遍。根据A市2000-2004年的统计资料，A市区县负债覆盖面为100％。2000年末，40个区县显性负债总余额达1896201万元，每个区县平均负债余额47405万元。而至2004年末，40个区县显性负债总余额达3436059万元，每个区县平均负债余额85901万元，区县平均负债余额年均增长95％。就结构而言，区县政府显性负债主要是直接显性负债；直接显性负债中又主要是由解决地方金融风险专项借款、国内金融组织其他借款、向单位借款、国债转贷资金四部分。乡镇政府负债在A市也十分普遍。2000年-2004年，抽取的33个乡镇平均每年显性负债总余额为26734.75万元，平均每个乡镇显性负债余额为808.20万元。(5)县域政府过度负债蕴含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实证资料表明，县域政府的负债规模较大，财政负债率太高，债务负担率较重，政府债务依存度较高，债务居民个人负担率高，地方经济的长期应债能力、长期还债与借债能力较差，县域政府负债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根据A市40个区县的资料分析表明，2000-2004年，区县政府平均财政负债率为367.06％，平均债务负担率为15.41％，债务依存度均值18.69％，平均债务居民个人负担率为40.83％。2001-2004年，区县政府平均债务余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为165.08％，处于危机区。其中有43年个观测值处于危机区，占总观测值的26.9％；10个观测值处于高风险区，占观测值的6.3％。(6)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具有相关性、隐蔽性、不均衡性和传递性的特征，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县域政府负债风险与县域经济体内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密切相关。私人风险的发生和蔓延，转化成为公共风险，最终带来负债风险。县域政府负债不仅包括显性负债，还包括了隐性负债。这些隐性负债来源广、领域宽，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财政危机、政府信任危机时，人们才能直接感觉它的危害性。各县域经济体之间的负债风险差别也很大的。经济欠发达的县乡，政府负债主要是弥补经常性财政开支的不足，负债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致使贫困的区县负债规模越来越大，负债风险不断增加。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聚积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形成，降低了财政支出绩效，对农民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还恶化了社会环境。(7)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形成与累积有其特殊的背景与原因。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形成、累积与中国的财政经济改革关系密切。其首要的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风险防范体系还不健全，尤其是保险体系、社会风险防范体系、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致使很多风险的聚积最终向政府转移，从而形成政府负债风险。其二是县域政府的财政与事权不对称。县域政府拥有相对较少的财权，而具有相对较多的事权，为了完成辖区内的各种管理事务，县域政府只能以负债的方式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其叁是县域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其四是缺乏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科学管理。2．论文的重要观点(1)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轻重的作用，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县域政府负债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县域政府过度负债已严重阻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县域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和机构的正常运作。(3)县域政府过度负债已形成了严重的债务风险，要高度重视县域政府负债无人监管现象，如果不加以重视与控制，将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4)科学有效地强化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控制和监管，必须转变县域政府的职能，规范各级政府的职责和负债行为。3．论文的主要创新本文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县域政府的财权事权、县域经济的初始条件与制度约束，提出当前县域政府负债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从负债成本与收益角度建立了县域政府负债的理论分析框架。(2)建立了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静态与动态模型，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分析了导致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各种因素，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释。(3)运用实际调查资料，对县域政府的负债规模与结构、负债风险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揭示，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成因与影响进行了新的分析与阐释。创造性地运用粗糙集理论，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敏感因子进行了筛选，建立了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测度与预警模型及相应的预警体系。(4)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监测体系与监管机制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并从县域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与职能定位的角度，对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规范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建立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国家综合监控体系等措施与战略。4．政策建议(1)多渠道化解县域政府负债存量，减轻财政历史包袱。县域政府负债负债规模较大，负债风险高位运行，负债问题已是积重难返，沉疴癔结。当务之急必须多渠道化解县域政府负债存量，减轻财政历史包袱，否则负债风险会进一步加剧。首先，要全面彻底清理和整顿县域政府债务，核定历史存量。为清楚地反映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和严重程度，要组织由财政、银行、计委、审计等各个部门组成的债务清理联合调查委员会，对县域政府债务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清理，特别是隐性和或有债务一定要进行全面地核查。搞清楚究竟有哪些类型债务，严重程度如何，对县乡财政风险有什么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对于现有的债务进行清理整顿，分清楚哪些是应该由县域政府承担的，哪些应该是由企业或者民间组织承担的，将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防止其他领域的风险转化为县乡财政的直接风险。其次，要成立县域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的专门机构，确定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化解目标，制定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化解的各选方案，督促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化解工作。再次要建立合理的偿债机制。要根据责任归属，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要给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多方式融资渠道，允许有条件的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要进行资本运作，引进多渠道资金，通过置换、冲销等多种方式化解政府财政历史包袱。(2)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首先，要转变县域政府职能，将原来无所不能的“无限政府”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转变，从注重计划控制的“有限政府”向注重绩效的“效能政府”转变；要强化县域政府的指导作用，县域政府要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提出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宏观指导；要树立县域政府的服务意识，要建设“招商、亲商、安商”的发展环境，降低本地的交易成本。其次，要充分利用行政、法律及民主监督等多方式建立政府行为规范制度，避免县域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尤其是要避免县域政府不合理的负债成本转移行为。使县域政府负债成本与收益内部化，避免政府短期行为的产生。最后，县域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离不开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要改变以GDP为中心的考核目标体系，建立以降低交易成本、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绩效考核制度。(3)科学界定县域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县域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形成现有负债风险的重要原因，也是县域政府负债扩张的借口。重新划分县域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是防止负债风险进一步恶化的关键。首先要正确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在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合理界定各级财政支出范围，逐步做到中央政府事权由中央政府负担支出，地方政府事权由地方财政负担支出，中央与地方的共同事权，也要以规范的方式确定下来；在收入方面，也要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在管理权限方面，可适当下放，让地方政府有权管理、调整新开征地方税种，如对一些不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地方小税种逐步由地方立法，报国家备案。要建立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将增量分配和存量分配统筹考虑，按因素法计算，本着既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又要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原则，合理确定县乡的支出水平和转移支付数额，以解决和缩小各地财力的差异，尤其是对于贫困山区更要实行政策倾斜，使之加快经济发展。(4)尽快健全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县域政府负债风险具有隐蔽性、累计性的特点，风险一旦暴发，其危害性极大。通过建立和健全县域政府负债监测机制，充分发挥其监测功能，可有助于从事后的发现和化解风险尽快转向事前预警和预防风险，同时减少相应的损失。首先要把握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特点，明确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目标，建立科学的债务风险评估与分析标准，建立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信号与识别机制、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的中间控制机制和县域政府债务风险监测的调节传导机制，形成持续的、动态的、有差别的监测系统。其次要建立科学的风险预警机制，要从分析影响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静态与动态因素出发，找出引起县域经济负债的警兆指标，构建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预警体系。要充分运用居民个人偿债率、债务依存度、债务的平均偿还年限、财政偿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率／地方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年偿债额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六个风险敏感指标进行负债风险预警。(5)加快建立和完善县域政府负债风险的科学监管体系。县域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是造成负债规模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为了确保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将负债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迫切需要对县域经济负债风险进行全面科学的监管，要按照依法、审慎、全面、全程、综合的监管原则，把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为此必须要构建“借、用、还”和“责、权、利”相统一的监管体系。要完善监管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建立负债风险监管信息系统、负债风险监管评价系统、政府危机预警监管系统、社会舆论监管系统和法律监管系统，建立、健全政府债务危机处理系统，建立债务风险监管的操作机制与减震机制，探索审计、财政、人大及社会舆论的综合监管模式。(6)建立国家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完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联合防控与综合预警机制。由于财政“兜底”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各种私人风险、公共风险、金融风险，最终都会转化为政府债务风险。为了防范与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必须要建立、健全国家综合风险管理体系。首先要加强保险体系的建设，加大险种开发与创新，大力促进农业保险、信用保险的发展。其次要完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建立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等突发事件的防范与预警体系。再次，要健全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无论是区县政府，还是乡镇政府，大约有1／3的债务是由于解决金融风险而形成的，金融风险财政化的现象极为普遍。目前必须强化金融企业的金融风险意识，加强国家金融风险监控，防止金融风险的聚积。最后，要建立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联合防控与综合预警机制，做好整个社会风险总量控制与风险结构的优化。
李阳[7]2010年在《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框架》文中提出中国在分税制改革后,形成财权的向上集中和事权的向下分派趋势,地方政府出现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匹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建设资金来源不足,纷纷集中地方国有资源建设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有效规避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能负债的政策瓶颈,弥补地方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甚至变相弥补经常性建设资金不足。在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软贷款”的推动下,政策性银行贷款已发展成为第二财政,只要有项目、债务能滚动,“开发性金融”就能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在2009年初,国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鼓励地方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债务融资加大投资,同时为了强化这一信号,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正式发债。中央4万亿项目建设计划推出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已经达到7万亿元。地方公共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已经危及到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健运行,地方公共债务问题风险管理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目前,关于公共债务理论、国内外公共债务风险管理模式和国内地方政府的风险管理实践已经较多但是缺乏全面、系统、规范的研究。本文将以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公共债风险管理实践为基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相结合,构建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基本分析框架。本文正文内容共分十一章,结构安排如下：引言。本章立足于公共经济学理论,提出地方政府进行公共建设投融资的必要性,对开发区公共建设投融资历史、现实和前景进行分析,提出开发区公共建设投融资的供求矛盾。同时,提出本文研究重点,即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如何科学统筹,合理安排未来公共建设融资计划,以此分析通过宏观金融工程技术搞好开发区风险管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文献综述。本文对涉及公共融资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经济理论、宏观金融工程理论、金融风险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资产价格理论和公共债务理论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综述,为开发区公共融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对开发区建设成果和未来资金预测进行分析。本章通过建设成果说明历史性公共债务对开发区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开发区进行新版图开发急需巨额资金,资金供给的时间均衡缺口问题仍然需要债务融资来解决。同时对未来项目建设资金供求进行了简要分析。第叁章对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进行分析。主要对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项目建设资金造价为基础的地方公共建设资金需求进行研究。对地方以财政总收入、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为基础的公共建设资金供给进行探讨。对地方以实际增长财力为基础的公共债务适度规模进行研究。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体系构造进行探讨。包括公共债务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地方支柱税源的培育,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等提出建设性方案。第四章将经济增长与公共财政收入关系进行研究,探讨其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正相关影响。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财政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取得收入,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生产总值就多,财政收入就多；而财政收入对于保证经济增长,政府职能实现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作用。本章在对开发区经济增长规模、税源结构优化、财政管理体制进行综合分析,并探讨开发区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核心因素——地方财政收入持续稳健的增长。第五章对开发区财政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规模通常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投资水平、进出口水平等方面的影响。本文选用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度量沌口开发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开发区社会投资水平,以及以进出口总额反映开发区进出口水平。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总产值与财政收入正相关关系明显,尤其是工业总产值特别显着,这与开发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实际现状是吻合的。第六章对开发区公共债务存量风险进行分析。对开发区现有公共债务还本付息风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现有建设性熟地存量的变现还款能力,二是未来每年到期时财政自筹资金的还款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现有公共债务存量土地价值一次性变现后的还款能力完全可以覆盖现有贷款规模。同时,财政自筹归还未来每年到期债务本息的能力也很强,开发区存量债务不存在风险。第七章对开发区财政总收入约束条件下的地方公共债务适度规模进行研究。该实证研究建立在对开发区历史数据分析和未来数据预测的基础上,通过均衡融资模型估算一段时期内区政府债务的适度规模。但是以开发区财政总收入为约束条件计算公共债务适度规模存在明显的缺陷。开发区财政既是建设性财政,又是贡献性财政,财政总收入的75%都贡献给了中央。但是此种研究可以发现,财政体制对开发区地方财政收入的分割是当大的,如果不受财政体制的局限,开发区公共建设债务适度规模可能最终只是一个理论值,开发区建设根本就不需要举债,更谈不上公共债务的风险管理问题。第八章对以开发区地方财政收入为约束条件的地方公共债务适度规模进行研究。在地方财政收入仅占总财政收入25%的约束条件下,用于100%财政总收入的公共基础设施,导致开发区地方政府只有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弥补建设资金不足。以未来期权收益为赌注的地方公共债务举债行为,如何满足未来建设开发资金需求,实现公共建设资金供求平衡。如何按照最优资本结构的条件,合理安排债务额度和期限,实现次优结构下的公共债务资金平衡、风险可控。本章着力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九章对开发区公共债务风险管理进行研究。包括开发区公共债务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技术。指出公共债务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一个设定的基本框架下,应该适时给予动态调整。按照科学、协调发展的原则,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惯性发展第二产业,创新发展第叁产业,培育开发区地方支柱税源,增强地方财政实力,公平、持续、协调、系统地建立税源管理体系。当政府债务达到一定规模时,需建立系统的债务规模控制体系以防过度负债而引发财政风险乃至更大范围的公共风险。第十章结论和建议。加强公共债务风险管理,促进开发区公共建设融资可持续性发展,既要坚持负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开发区融资可持续发展,又要坚持负债规模适度,确保地方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本文以开发区2009年和2010年系列保经济增长的措施为例证：开发区公共债务风险管理实质是统筹协调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整合成促进开发区经济发展的合力,实现开发区经济发展效应最大化、单位土地面积投资密度最大化、GDP贡献最大化、税收最大化、公共债务风险最小化的过程。
王正耀[8]2006年在《转轨时期中国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联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经济转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国民经济的两大主要部门即财政与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密不可分,在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与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主要的制度变迁成本。随着“强财政、弱金融”向“弱财政、强金融”格局的演变,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摊机制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成本从初期以财政承担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为主。这种转变固然与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支配能力的下降而其职能不断延伸扩张,使收支产生不匹配导致较大的财政风险密切相关,但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成本的转嫁使国有商业银行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典型表现为资本充足率的缺乏、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等。现代经济的金融化特征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如不能及时、妥善的对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巨大金融风险加以控制和化解,那么在全面开放我国银行业市场、银行间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处于被动局面,而且有可能导致其风险的不断恶化,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稳定产生冲击,有可能使多年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正因为如此,自1998年开始,我国对国有商业银行实现财务重组,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剥离不良资产等手段,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趋于好转,但其产权单一、治理结构不完善、不良资产的产生机制等问题依然存在。为彻底扭转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种局面,2003年10月在政府的安排和推动下,采取了以外汇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和产权改革等手段多管齐下的方式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我国采取了叁步走的战略。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来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内的金融风险显性化的过程。国有商业银行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机构,同时也具有马太效应的负外部性,国有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殊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第二财政”,以及财政承担公共风险的职能属性等,所
杨珊[9]2015年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是指地方政府借助政府信用发行债券或借款筹集财政资金,并承诺到期还本付息的行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实质是政府的财政行为,理应纳入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但是现实中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方法绕开预算法等财政法律规范,在获取建设资金的同时积累了大量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而我国《预算法》仅简单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仍然缺乏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框架和具体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了如何授予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权,其融资应当受到何种限制,如何防范债务融资带来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经济学上公共产品理论、公债融资的主要学说和财政分权理论从理论上表明地方政府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较中央政府更有效率,地方政府具有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的政府职责。当地方财政收入不足时,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包括向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两种方式,不受约束的债务融资带来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形成债务风险背后的动因与公共池塘、预算软约束、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关,而这些问题又都与财政分权不完全带来的财权事权不匹配有关。此外,地方政绩考核机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都促使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范为我国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法律规范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巴西通过财政责任法化解债务危机,美国从市场化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市政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进行法律监管和规范,日本通过债券发行审批制度控制地方债务融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规制的短期目标是理清债务和控制债务风险,长期目标是建立可持续性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针对债务融资的控制,世界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模式,包括市场控制模式、行政控制模式、法律规则控制模式及合作安排模式。这几种债务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基本上属于行政控制模式,最终应形成以法律规则控制为主,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为辅的控制机制,在此基础上应将法律授权原则、预算管理原则、上级政府约束原则和公共效益最大化原则作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基本原则。虽然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和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文件,但是这些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强制力,尚未建立起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长久法律机制。制定财政责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债务风险的事前、事后处理机制,对我国建立地方债务风险法律控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需建立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和债务责任的制度。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制度,还必须完善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限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并赋予与之相匹配的财权。此外,通过预算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除了在上级行政监督之外,形成地方人大和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制约,并通过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的完善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化融资机制。
尚海涛[10]2010年在《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陕西省地方财政所面临的问题日益显现,其承担的风险呈不断加剧的趋势,对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关注和研究地方财政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制度安排,对防范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保持地方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以地方财政风险的成因分析、影响因素、现状分析为主线,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财政收支风险、地方政府公共风险叁类地方财政风险为辅助,对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在系统回顾国内外风险理论、政府债务理论以及财政风险理论的基础上,作者首先借助经济学相关理论,从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财政运行两个角度剖析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机理。随后,作者结合地方财政风险的影响因素和陕西省地方财政经济运行的现状,分别从地方政府债务、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体制以及政府公共风险等都多个视角,进一步分析了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的现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运用AHP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法、GARCH模型以及KLR灯号法等计量方法,初步建立了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评估和监控模型,并使用陕西省2001-2008年的相关要素数据对该评估监控模型进行了验证。最后,针对现状分析和模型验证的结果提出了陕西省防范和控制地方财政风险的政策性建议。本文主要的结论是,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控制,为解决风险与发展并存的矛盾,需要地方财政在运行中立足于公共财政的角度,制定完善的各项收支管理制度,重视从财政预算编制到支出管理的全过程,并建立完善防范地方财政风险的预警系统,通过建立科学化、系统化、公共化的财政管理机制来缓解和控制地方财政风险的进一步蔓延。在实际的操作上,这就要求陕西省地方财政运行和体制安排时即应具有前瞻性,同时又必须将过渡性应对措施融入体制设计中。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陕西省地方财政要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职能提供相应的财力保障,即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调节经济运行等职能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陕西省地方财政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财政风险带来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在承担公共职能及支付转轨成本等很多过渡性职责的同时,研究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财力允许的范围之内。作者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财政风险形成原因的再认识。作者从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入手来研究地方财政风险的成因,认为财政风险的成因首先来源于政府行为的偏差,由于财政职能的发挥不仅会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更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内在制约和影响,并因此造成一定的职能偏差或失效,而这种偏差和失效不仅体现在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等现象上,而且对政府间财政分权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造成影响,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模糊和体制确定时的绝对制约关系,是引发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②关于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在一定财力条件的约束下,公共风险-债务风险-运行风险处于一种循环状态,这种循环状态一旦脱离经济稳定运行的均衡状态,财政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危机的发生,从而对整个社会治理结构造成威胁。此外,财政运行中自身的一些非系统性因素,由于财政自身改革的不到位,预算软约束等因素又会对财政运行的自身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一旦显性化,将对财政的自动运行稳定机制造成影响,虽然这种不稳定的影响只作用于财政自身,但其带来的财政风险也是财政管理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这种内在的风险因素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参与到系统风险的不断循环和强化中,尽管目前的财政管理方式对其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但是如果非系统的风险因素累积到足够爆发的状态,其必然也将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构成部分。③作者综合国外财政风险研究经验和陕西省的具体省情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科学的地方财政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通过综合选取静态、动态和结构指标,结合陕西省的具体情况,初步建立起适合陕西省财政运行特点的财政风险评估和监测指标体系,应用AHP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风险指标进行评估,应用GARCH模型对各个风险指标的合理区间和警限值进行了测量,最后,在此基础上应用KLR信号法对陕西省2001-2008年的财政风险状况进行了灯号显示,并以此监测、分析和度量陕西省的财政风险状况。
参考文献：
[1]. 我国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风险控制研究[D]. 陆思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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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县域政府负债风险控制研究[D]. 管洪. 西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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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轨时期中国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联动问题研究[D]. 王正耀.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9].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法律规制研究[D]. 杨珊.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10]. 陕西省地方财政风险实证研究[D]. 尚海涛. 西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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