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着源[1]2014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保生机和活力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既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提出适合时代要求、民族特点和实践需要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理论的过程,也是理论范式的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党带领人民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全会、叁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了全新的战略部署,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科学理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目前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对创新实践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也要对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形成了一个个影响重大又通俗易懂的理论创新范例,形成了具有实践性、理论性、民族性、时代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经典范式。因而,借鉴范式这个工具性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既可以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和实践机制,也可以解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面临的难题,更可以建构理论主体推进理论创新所直接运用的具体范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中所坚持的世界观、建构的方法论、总结的创新规律、积累的正确经验、形成的经典范例和孕育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丰富和发展的表现形式,其实质是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具体方法、价值理念、判断标准、基本战略、路径选择、检验模式、目标规划等,蕴含着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理论性与现实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的辩证统一。从范式的创新特质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具有差异性与不可通约性、累积性与可持续性、优先性与先导性、优胜劣汰性与竞争性等方面的创新特性。从范式的生成机制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形成的基础准备是党和人民不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逻辑起点是党和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民族危机和发展难题；生成理念是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念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实践承诺；生成动力是党和人民不断推动的理论革命和实践革命；生成标志是中国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从范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经历了起点、第一次成型、转型创新等叁个发展阶段。从范式的变迁逻辑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经历了从部分人共享到全国各族人民共享再到与世界人民共享的运行轨迹,并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形态转换和新旧范式的形成、选择、发展、更替、创新与并存的演变逻辑。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奠定的理论基础、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当代建构的客观依据和基础优势。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当代建构的直接依据和历史优势。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定位,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当代建构分为要素性和整体性两个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素范式主要包括主体范式、思想范式、问题范式、主题范式、动力范式和实践推进范式。主体范式是指将拥有共同的理论知识、理想信念、方法指导和价值追求的主体按照一定的理论和实践逻辑组成理论创新共同体的特定模式。思想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基于新问题与新矛盾构建的思想观点、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问题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炼、分析和解决新老问题而形成的问题解决标准和方法。主题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把握理论创新主题变迁规律而形成的理论创新主题界定模式。动力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界定、整合和调动理论创新动力源泉的思路和机制。实践推进范式是指主体为实现理论创新既定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战略、方法和路径。建构理论创新要素范式,有利于理论主体弄清楚理论创新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和要素运行机制,有利于理论主体深入挖掘和高度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历史经验和实现机制,有利于理论主体准确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经典范式的发展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整体性建构的范式主要包括价值审视与定位范式、话语范式和顶层设计范式。价值审视与定位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过程与结果进行整体审视和判断定位的整体思路、价值标准和方法体系。话语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培养全社会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价值理念、思维观念和模式方法。顶层设计范式是指主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进行长远规划和总体考虑并制定理论创新的总体思路、总体目标、实施细则和评价机制的思维模式。建构理论创新整体性范式,有利于理论主体将理论创新提升到国家战略规划层面,有利于理论主体宏观调控理论创新推进战略和实践过程,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保持高度一致。
王真[2]2016年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理念的发展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薄弱走向理论成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哲学高度对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智慧提升,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相关历史条件进行梳理,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认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迫切性。客观必然性在于延安时期的时代召唤,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特殊环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主观迫切性有两个：第一,思想战线理论批判需要。通过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旧哲学、国民党党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第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打破教条主义束缚,进行思想建设；摆脱理论贫困,进行理论建设；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文化建设,都迫切需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在当时成为必然趋势。理论创新是在对既有优秀理论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逻辑推演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是通过一定的思想平台搭建起来的,具有叁个方面的思想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及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是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观、历史观等具体领域具有契合之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综合创新。第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探索是创新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现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换,是依靠主体系统的力量推动和完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化和发展；一方面结合现实,从人民大众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形成新的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与引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方式,创造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果,并在创新过程中呈现出这一主体群的特征；以李达、艾思奇、沈志远、胡绳、陈唯实、张如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理论创新的骨干力量,他们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任,是学者型与战士型兼备的理论创新主体。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等学理性层面,推进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深度。党的领袖群体领导和规范着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理论工作者配合和启迪领袖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在主体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贡献和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哲学、唯物史观等具体领域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辩证唯物论领域创新。对唯物论基本概念与特征作出了深化与发展,确立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唯物辩证法领域创新。一方面从学理上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发展了辩证矛盾观；另一方面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辩证法理论。第叁,认识论领域创新。从实践观、真理观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四,人生价值哲学领域创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人生观、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其五,唯物史观领域创新。在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群众史观、阶级斗争及国家学说、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理论等问题的创新与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理念成为引领人民大众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有：第一,创新道路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二,创新思路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第叁,创新内核上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第四,创新方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第五,创新路径上的逻辑型与现实型相结合。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些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验对新时期、新阶段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第一,重视理论学习建设哲学研究风气；第二,立足现实问题创新哲学理论体系；第叁,结合民族特色创新哲学话语形式；第四,主体系统互动构建哲学创新路径。
胡敏中[3]2002年在《论创新主体的类特性》文中提出创新主体是从事创新活动并能获得创新成果的人。创新主体虽然也是具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具有个体的生物学特性，但从本质上说，创新主体能突破有限的个体存在，而获得类的特性，这种类特性是创新主体的全面本质的显现，也是创新主体全面发展的体现。创新主体真正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他们真正组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即真正组合了人类社会。
王文东[4]2005年在《论创新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活动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它包含主体、客体和中介叁个要素。创新主体是从根本上探讨“谁在创新”的问题,创新客体具有两重性,实践创新客体和理论创新客体。前者包括两个层次:可能性客体与现实性客体;后者也体现两个纬度:从认识论范围上看,理论创新的对象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从现实对象上看仅仅指向实践创新。与创新客体的二重性相对应,中介系统也是二重的,有物质性中介和非物质性中介。
曾良怀[5]2003年在《论创新主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创新主体及其创新活动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比较详细的阐述了创新主体的基本构成、特点以及其创新活动的一般规律。 文章首先对创新主体进行了界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创新主体，然后论述了创新主体进行创新的一般过程，探索了主体实现创新的机制。文章主要分六个部分：引言部分指出了研究创新主体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一部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对创新主体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创新主体的基本特点。第二部分主要从微观的层面对创新主体的基本构成进行了阐述。第叁部分主要从理论的层面论述了主体进行创新的一般过程。认为创新的一般过程包括形成创意和实现创意两个过程。第四部分主要从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角度论述了主体成功创新的实现机制：从共时态的角度看，创新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系统，从历时态的角度看，创新的实现机制又可以分为发生机制、进行机制和保证机制。并且指出：要想开始创新，首要的前提是要有强烈的创新动机，要想能够进行创新就必须有相应的创新能力，要想保证创新的最后成功，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结束语指出本文的目的是要引起人们对创新人才(群体)的培养和使用问题必要的重视。
张天译[6]2017年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推动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不断加强对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各地区也陆续出台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本文在系统归纳和梳理区域创新理论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更加适合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运用国家有关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以及部分调研数据,对各省区域创新能力展开系统测算和评估,并借鉴相关国际经验,提出我国加快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第一,关于创新的基础理论梳理与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理论,也有大量关于科技创新及其影响的重要论述。在西方经济学界,熊彼特在其着名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界定了“创新”内涵和具体形式,开创了创新理论的先河。此后关于创新问题的理论研究日趋深化,逐步发展成为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两大理论分支,并进而形成了“新熊彼特”学派。20世纪90年代,关于创新问题的研究迎来新一轮热潮,知识经济、创新经济、国家创新体系、创新模式、区域创新等均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此外,有关创新能力评价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大量涌现,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和完善。第二,关于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比较研究,首先需要构建一个较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学术界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等五大方面。这种评价模块和指标体系设计是较为合理的,但也存在诸如理论基础指导性不强,指标选取过于庞杂、逻辑性欠佳,缺乏协同性指标选取等问题。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系统性与逻辑性相结合、主体性与协同性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原则,探索构建了由知识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制度创新四大模块、共31项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法解决评价体系指标多、难以进行有效经济解释、人为权重赋值主观性过大等问题,最终确定了各项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第叁,关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与省际比较。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的创新能力各分项及其综合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论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辖区(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2000-2014年的知识、产品、工艺、制度四方面的创新能力进行分别评价。结果显示,在知识创新方面,省际差异最为突出,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东部地区领先态势明显,中部、西部、东北均相对较低,并且普遍存在知识创新体系支撑性薄弱、创新性成果转化率低、重复立项情况较为严重、科研机构及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产品创新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第一省份分组省份数量相对较多,产品创新的发展态势与综合创新能力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即东部和西部浮动较小,中部的上升和东北地区的下降形成明显对照。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意识较差、行业协会对企业开展协同创新的作用较小等,是各地区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在工艺创新方面,各省级行政辖区之间的差距较小,但波动更为明显。东部地区有比较明显的上升态势,东北地区在2004年被中部地区超越,向西部平均水平趋近。全国各地区均存在对工艺创新重视不足、缺乏人力资源的系统性培养、创新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在制度创新方面,各省级行政辖区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各省整体上呈不断提高态势,中部各省上升明显,而东北地区近年来不断下降,甚至已经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各省级行政辖区的综合创新能力发展态势也存在明显差异。除个别年份外,东部和中部各省的综合评价得分均在不断上升,特别是中部各省上升情况更加明显。东北、西部各省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状态,其中东北地区下降最为显着。总体看来,综合创新能力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并且近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重庆、湖北的地位在明显提升,分别属于西部和中部创新能力提升最快的省级行政辖区。第四,关于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表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差异较大。本文运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对此展开了系统的实证研究。通过测算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受经济结构水平的正向影响最大,创新投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次之并存在门槛效应,但以FDI代表的经济开放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科技创新以及综合创新能力并未带来特别显着的影响。第五,关于相关政策建议部分。由于各地区的创新能力存在的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认为不同的地区在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方面,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当然,有些政策措施对各地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例如,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区域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加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充分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提升创新能力方面成功经验等等,都是各地区提升创新能力可行途径。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本文还分别针对领先型、跟随型、追赶型、落后型省份分组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丁莹莹[7]2013年在《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危机是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关注的重要话题。随着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不断枯竭，世界各国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都在积极地开发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探索开发新能源是世界各国不容缓慢的艰巨任务。我国是海洋资源大国，海洋能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虽比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晚，但呈现势不可挡的势头。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是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海洋能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重点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能产业，以期逐步实现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的目标。为实现海洋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因此，构建和深入研究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为国内外海洋能产业发作现状分析及启示。首先，介绍了海洋能及海洋能产业的内涵；然后，分析了我国海洋能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优势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再者，介绍了国外海洋能产业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国外海洋能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海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借鉴价值。第二部分为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构建。首先，介绍了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内涵和特征；其次，根据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特点归纳总结了系统构建原则；再者，根据系统功能，给出了系统构成，即创新主体子系统和创新支撑子系统，并简要介绍了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最后，构建了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框架模型，深入阐释了系统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叁部分为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的实证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主体子系统研究。首先，介绍了主体子系统构成要素，包括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其次，根据叁者在产学研创新网络中的功能，阐述了叁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国家海洋局收集第一手项目资料，整理归纳2010年来所有海洋能基金项目，使用UCINET6.0软件对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主体子系统进行社会网络图谱评价分析，得出结论：目前大学和科研机构对网络的贡献程度较大，企业的贡献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2）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支撑子系统研究。首先，将支撑子系统划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条件和自然环境，软环境包括经济环境、资源环境、服务环境和法律政治环境；其次，对各个环境要素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要素对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创新活动的影响及贡献程度，结果显示：我国海洋能产业目前的基础设施投入情况并不完善，经济环境对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贡献程度最大，其次是服务环境，法律政治环境次之，资源环境贡献程度相对较差。（3）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机制研究。首先，介绍了技术创新动力要素，具体包括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主体对创新收益的追求、政府政策引导支持、市场需求拉动、产业资源保障、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压力，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各技术创新动力要素对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创新活动的影响大小；接着，阐释了运行机制中的创新扩散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协调机制和保障机制。（4）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评价研究。首先，界定了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的内涵，技术创新能力是评价运行绩效的关键指标；其次，介绍了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构建维度；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访谈、实地考察和调查问卷等方式，完成了指标的选取和指标体系的构建，并简要介绍了运行绩效评价指标赋权方法的选择过程；最后，通过现有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确定了在指标权重计算方面采用格栅获取法和模糊Borda数分析法，在运行绩效评价方面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法，最终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目前处于中等阶段，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第四部分为提升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的对策研究。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和相关研究，提出了提升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的对策，具体包括基于创新主体子系统提升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的对策和基于创新支撑子系统提升我国海洋能产业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绩效的对策。
曹山河[8]2007年在《论创新主体与客体》文中指出创新是主体根据自己的独特性,产生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达到主体目的的具有新价值、新效用的思想与方法的活动。创新活动是一种有高度目的性、效用性的功能系统,创新系统由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和创新中介叁大基本要素构成。创新主体在创新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具有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和功能,它是创新系统中的首要因素,对创新系统形成及其诸要素的结合方式起着决定作用。创新客体是创新活动中居于被动地位的一方,是创新主体所指向的对象,是主体运用一定的知识、技术与管理对已有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进行重组与再现所产生的具有新价值与新效用的思想与方法。
毛良升[9]2012年在《哲学视域中的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作为人类的一项独特实践活动，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显着标志，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创新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创新实践就没有人类的产生，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越来越由人类的自发行为发展到了自觉行为。人类进入到21世纪，知识经济化、信息网络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显着特征。知识更新频率加快，信息传播途径增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整个社会处在了一个迅速流变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切僵化守旧与不思进取的做法都将被时代所不容，而唯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打破常规，对现有一切及时实现超越，从而适应社会不断发展更新的要求。因此，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创新，创新已成为当今时代的精神与社会发展的主题。创新重要性的凸显推动着创新实践的快速发展，而创新实践的发展又需要创新理论研究的出现。创新理论研究之初更多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但是，随着创新实践逐渐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创新理论研究也便扩散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领域。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创新理论研究更多地还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领域或特定的层面，虽然这有利于指导具体创新实践，能有针对性地提高创新效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创新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的深度挖掘，难以形成系统的创新理论。因此，如何运用哲学理念、思维、方法对创新进行新的综合，提炼出不同领域创新的共同特征，运用更具有概括性的范畴，提出更具普遍性的规律，就成为了当前创新理论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正是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创新研究的哲学视角，力求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创新研究体系。为此，本文围绕“什么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如何创新——如何更好地创新——如何运用创新”的逻辑追问来谋篇布局，全文共分六个部分，行文理路大体如下：导论。本部分首先从创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作用的逐渐凸显、当代社会发展强烈要求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需要创新叁个层面出发，确定了本文选题的背景与意义；接着介绍了国内外论题相关内容的研究现状，并作了简要的述评；然后分析了本文研究的逻辑结构与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第一章创新的内涵、构成要素、类型及规律。本部分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创新”的问题。据此，首先通过对创新的一般理解、哲学理解的概括梳理，给出了创新的哲学定义，总结了创新的主要特征，并甄别了创新相关的几对范畴；接着分析了创新的基本构成要素及类型；最后试着对创新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独特的探寻。第二章创新的社会功能。本部分主要论证了“为什么要创新”的问题。据此，首先考察了创新对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非实体性要素以及科学技术的影响；接着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思想上层建筑叁方面分析了创新对社会制度的作用；然后揭示了创新在理论知识和文化繁荣发展中的意义；最后指出了创新是人自身完善发展的根本途径。第叁章创新的动力机制。本部分主要分析了“如何创新”的问题。据此，首先从生产力水平、创新主体素质、已有创新成果叁个方面分析了创新的现实基础；接着从需要、利益、矛盾、实践、兴趣爱好五个方面探寻了创新的动力来源；最后从创新实现的社会环境及运行保障条件揭示了创新的实现条件。第四章创新的实践检验与价值评价。本部分主要论述了“如何评价创新”的问题。据此，从创新实践检验的必要性、基本内容以及创新价值评价的内涵、特点、意义、基本价值取向等方面，论述了创新的实践检验过程与价值评价取向。第五章创新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本部分主要研究了“当前如何推动创新，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据此，首先从现代化进程、国际竞争力、科学发展叁方面阐释了创新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接着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探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制约创新发展的因素；最后针对创新的制约因素，指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路径。
金光磊[10]2017年在《创新驱动与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研究》文中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人类历史不断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这一庞大的复杂系统,是怎样成为一个按其自身规律运动发展的有机体系呢?面对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以及转型期的复杂矛盾,中国如何冲出重围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基于此,探寻社会发展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汲取人类关于社会发展动力认识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要解决好中国的发展问题必须全面启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经过研究者的解读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的不够深入,或者由于研究者所站立的视角不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局限,出现了“零碎化”、“片面化”、“不灵活化”等倾向,使得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本身所具有真精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显现,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运用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文本,再根据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条件,还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本来面貌。社会发展动力是维持社会系统正常运行并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持续的力量,包括社会基本矛盾、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改革、科技创新等,这些基本动力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虽亦有主次之分,但各动力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用系统论来研究一个既联系而又有相互区别的社会发展动力,从而克服了孤立的、机械的局部思维局限,能够强调对事物整体性的认识。随着时代变化发展,其社会发展动力要素也随之发生变化,某些动力要素作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而有些动力要素作用日渐突显甚至产生新的动力要素。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不断进行着新探索、新解答,尤其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出了“创新驱动”,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观念创新和其它创新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新论断。随着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创新驱动对社会发展动力产生巨大影响,在其深度、广度、强度已经让我们感受到未来变革的震撼,创新驱动与社会发展动力之间互动关系的日趋频繁,我国已迈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创新驱动对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阶级斗争、革命、改革这些动力,离开创新驱动均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在其影响下社会发展动力系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譬如改变了生产力的要素、结构以及生产力的格局和分布;生产关系亦发生深刻的变化,所有制的结构方面愈加社会化、分配方式上日趋多元化与知识化、企业组织形式上日益倾向民主化。创新型人才将越来越多,现代社会发展正在表现出一种走向创新化的社会趋势,创新驱动为当代社会转型指明了方向。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具有特定的结构、功能、发展规律的开放系统,社会发展动力的结构与功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结构决定功能,结构的变化,制约着整体的发展变化。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适应、自我协调的有机系统,具有创新变革、协调和满足维护功能,它能够调节社会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发展动力系统在创新驱动的作用下有相应的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创新驱动参与到社会发展动力要素之中所构成的有机组合,这种有机组合使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融汇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比如社会社会发展动力功能失调、社会发展动力优化机制不完善、社会发展创新动力不足等等,这些都给社会发展带来阻力。针对现今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为构建“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使社会发展动力系统得以良性运行,要健全社会发展动力的主体动力机制,依靠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协同、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广泛的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协调社会发展动力运行的各个系统,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修正它们的运行轨道,控制它们的运行方向,使之功能耦合、结构协调、相互配套,尽量使各社会运行系统同步运行,消减社会发展的阻力,以求合力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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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创新主体与客体[J]. 曹山河. 湖南社会科学. 2007
[9]. 哲学视域中的创新研究[D]. 毛良升.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10]. 创新驱动与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研究[D]. 金光磊.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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