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赢[1]2017年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文中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又被称为非传统货币政策,在2008年后因金融危机爆发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内大规模实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时,传统的以利率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政策因面临“流动性陷阱”而失效,为了保持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向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购买或抵押金融资产,向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性,一方面对金融体系进行紧急救助,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实现对经济的扩张性作用,通过注入流动性,实现提高资产价格,降低实际利率,扩大信贷规模,增加社会总需求等目标。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规模应用,向市场注入了超量的流动性,一方面实现了对经济的稳定和促进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大量流动性在积累在经济体内部,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可以看到,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和退出是近六年时间内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其实施的效果、存在的风险以及在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传导机制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量化宽松政策也将逐步退出,货币政策也将回到常规化,对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策略以及退出后经济走向的研究也将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量化宽松政策积累的大量“廉价”流动性在国际间的频繁流动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存在重要影响,如何应对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政策退出后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分为七章,主要从量化宽松政策的定义、研究现状、理论模型、传导路径、溢出效应、退出机制及其影响等方面入手,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从量化宽松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章对量化宽松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从量化宽松的定义入手对量化宽松进行分析,认为量化宽松本质上是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由于传统货币政策失效,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而采用的非常规手段。由于美国率先采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一词已超出其原有的定义,被广泛指代所有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对量化宽松定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对量化宽松在理论基础、传导渠道、溢出效应、退出时机、退出机制、政策有效性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和回顾,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第叁章为理论基础部分,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分析。本章在一个封闭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基于经济微观主体行为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容非传统货币政策分析的基本的理论模型,主要用于分析美国的量化宽松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渠道。第四章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为了更好的理解量化宽松,本文对2008年以来各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互比较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渠道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总结梳理了几条主要的传导渠道,包括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金融中介渠道、通胀预期管理、财政政策渠道、汇率渠道等,并对传导渠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认为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通胀预期管理两者在量化宽松的传导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结合美国的经济实践,基于VAR模型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2005年9月到2015年9月的美国部分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了美国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变量的冲击下对各经济变量的冲击响应,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复苏是有效的。第五章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并重点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的溢出主要通过几个渠道进行,即价格渠道、利率渠道、汇率渠道和资本渠道等。通过这些渠道,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正反两面影响,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经济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带来了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中国央行为稳定汇率所采取的冲销操作,极大的干扰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针对量化宽松对中国通胀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引入深度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模型(Deep LSTM)对序列数据进行建模,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了量化宽松对我国通胀的影响,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物价水平有正向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第六章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机及退出机制进行了分析。本文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前的经济形势进行分析,认为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时机与美联储一直强调的退出时机是一致的。同时本文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可能步骤进行了分析。量化宽松的退出对中国存在重要影响,同时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也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机会。本章基于SVAR模型分析了美国量化宽松对我国出口贸易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量化宽松的退出会造成我国资本外流,造成我国流动性短缺。而量化宽松的退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则依据出口产品的不同性质如可替代性、技术含量等而呈现不同的影响。为了应对量化宽松退出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在金融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第七章为总结和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并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马文鹏[2]2016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刻的再平衡与再调整时期,这一进程仍在持续。受金融危机影响,加之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深化,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前期政策消化的叁期迭加阶段,从增速变化、结构调整与动力转换等方面观察,宏观经济处于"新常态"的特征颇为明显。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与增长条件均在变化,为宏观政策的运用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产能过剩、负债过高等新常态下经济中的"富贵病",货币政策仍是宏观调控的必备以及重要手段。但在新常态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操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新问题,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的矛盾,在操作方式以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亟需开展深入研究,以为其后续实施提供参考和支持。同时,在货币理论发展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再次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传统货币经济理论框架得到了修补与改进,为货币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案例以及货币经济理论重塑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探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为相关研究赋予了历史使命。论文综合运用逻辑推理与数据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提供建议参考。首先,论文从经济周期、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货币的内涵、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等角度分别对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重构,为后面研究的展开提供基础与铺垫。其次,通过对新常态背后的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等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因素进行分析,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剖解,对过度负债与产能过剩等现实困境进行探究,论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对新常态内涵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运用进行探讨。再次,在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演变与货币信用周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与估计,发现数量型工具在当前仍具有重要优势。模型检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然后,通过对金融危机后货币理论改进与完善的反思,在理论方面得到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启示。基于以上实证与理论支撑,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建言献策。同时,论文对SLO、SLF、MLF、PSL、利率走廊与MPA等诸多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供建议参考。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杨春蕾[3]2017年在《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证》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交替使用工具组合,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这个期间涌现出非常多的新现象。甚至,因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传统的调控方式失去操作空间,发达国家央行开始求助于各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超历史记录的重要地位来刺激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银行吸取了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经验与教训,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可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总是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密切相关的,并随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动态调整,货币政策总是不断调整完善以适应当时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发展需要。针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重新构造的种种尝试,本论文试图回答以下叁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演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何共性与差异?第二,发达国家央行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诸多创新运用能否被我国借鉴?第叁,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应该如何选择?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全球货币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受到国际与国内经济与金融环境的共同影响,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进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同时也将为世界提供自己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本论文首先针对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对既有研究关于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作用机制与政策效应,关于利率走廊机制、通货膨胀目标制、量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创新运用的文献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论文的第叁章对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演变进行了比较。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必然会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提供借鉴。本论文认为,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与美联储的发展历程并不相同,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历程、中介目标的选用存在诸多差异,但仍在有很多共同的特点:第一,货币政策工具总是在创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现在已经非常丰富,货币政策工具还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功能。第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用并不固定,中央银行并不会拘泥于选择数量型或者是价格型的指标,而是会根据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适时与适当的调整。第叁,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都能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具体选择造成影响。第四章对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代表性创新运用进行了阐述,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发达国家央行于金融危机之后对利率走廊机制所做的改进,使中央银行可以在不引起市场利率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为市场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增强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所具有的"受约束的相机抉择"的特点,使中央银行在对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与运用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量化宽松"政策为公开市场操作增添了事前的量化指标,是对公开市场操作的拓展运用,"量化宽松"政策放弃对短期利率的调控而转向调控长期利率;"负利率"政策通过对超额准备金收费的方式,迫使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同时能够压低中长期利率。发达国家央行的诸多创新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应该有选择的进行借鉴。第叁章与第四章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的选择做了很好的铺垫。本论文的第五章构建SVAR模型,讨论数量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有效性,认为现阶段广义货币供应量M2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使用已经不再合宜,社会融资规模已经具备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能够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第六章通过构建VAR模型讨论价格型指标在中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有效性,认为全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能够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发挥作用,已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成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数量型指标与价格型指标并不矛盾,我国应该考虑在数量型中介目标之外,尽早培育价格型中介目标,使中央银行可以灵活发挥数量与价格两种调控功能。第七章对利率走廊机制进行讨论,并构建GARCH模型、TARCH模型与EGARCH模型对中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基准利率进行选择。本论文认为,利率走廊尤其是地板利率走廊机制,可以使利率决策与流动性供给决策互不干扰,这无疑增加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自由度;利率走廊机制将对利率的点调控变成区间调控,增强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利率走廊机制与公开市场操作这两种货币政策工具并不矛盾,甚至在利率充分市场化、贷款便利工具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上限、存款便利工具被用来作为市场基准利率下限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机制的原理是一致的。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还是利率走廊机制,前提条件都是要有明确的市场基准利率,实证结果证明Shibor隔夜利率与Repo隔夜利率均可以成为我国利率走廊机制的基准利率。本论文的第八章得出全文的主要结论,并对本论文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王中林[4]2016年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利率传导机制是指货币政策的变化引起实际利率水平的变化,进而引起资金成本变化,最后影响到经济中其它变量如产出、消费、投资与物价等变化。上个世纪末,我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绩后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的金融市场逐渐与世界金融市场接轨,也使利率调控成为最主要经济政策与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利率传导渠道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传导渠道之一,其有效性一直是学者研究的核心。研究利率传导作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利率传导作用发挥,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本文以利率传导渠道为研究的切入点与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及传导中存在问题,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进行分析。并从宏观经济的视角,运用变结构协整模型,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及规律性；运用平滑转移模型,研究利率管制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作用的影响,为利率政策实施提供实证支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具体国情,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创新性探索：首先,本文在第叁、第四两个章节中,运用变结构协整模型进行分阶段实证分析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的参数中的常数项和斜率系数都发生了结构变化。实证分析运用了Mihitosh Kejriwal & Perron(2010)提出的变结构协整的方法,对参数结构突变的次数及突变点发生的位置不做任何人为限制,不同于现有部分文献中把汇率改革或者其它制度变革时点选为结构突变点位置及个数的做法,这种结构变化现有文献少有提及。此外,该实证还深入地分析了转型期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非线性特征,对现有利率传导文献做出有益补充。其次,在第五章中通过构建利率管制指标,实证分析了利率管制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作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随着利率水平和利率管制程度不同做出非对称反应。并运用STAR模型基于IS曲线分析利率管制存在下,利率管制对利率传导影响。实证分析选取短期利率作为转移变量时发现,当利率管制程度较低时,短期利率冲击对产出缺口有负向影响,此时利率传导作用畅通；当利率管制程度较高时,短期利率冲击对产出缺口有正向影响,扭曲了利率传导机制,造成了利率传导作用失灵。此外,本文还对利率传导的短期动态特征进行了分析。文中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技术,系统、全面、动态地分析了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诸变量之间关系。最后,本文从制度性因素、金融市场存在缺陷与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缺陷等方面分析了阻滞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原因。
钱雪松, 杜立, 马文涛[5]2015年在《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问题,在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利率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运用2007~2013年上市公司披露的委托贷款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看,货币政策对企业借款利率施加了显着影响,存在以Shibor为中介变量的显着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歧视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表现出显着的体制内外差异。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等享有融资优待的借款者而言,其借款利率对货币政策变化十分敏感;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等体制外企业的借款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降低其借款利率。本文研究表明,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发展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机构,以夯实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体制外企业借款利率的微观基础。
孙勇[6]2010年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经济机制内的一系列经济变量和主体进而最终实现既定货币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和作用机理。其传导过程,起于货币政策工具,终止于既定政策目标,从起点到终点的实现过程即是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直是各国货币当局最为关心的问题,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从理论上讲,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建立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利率市场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为形成真实有效的货币政策价格信号,形成货币政策传导与金融市场间的价格联动扫清了制度障碍；货币政策工具的日益完善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多种可供操作的手段。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空间和弹性,但也同时大大增加了调控者对货币政策传导中各环节的分析和掌控难度。从现实中看,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负有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从而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责任。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即中央银行能否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在需求方面影响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进出口,在供给方面影响国民经济总量水平,从而实现调控经济总量均衡的目的。从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实践来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上是并不十分顺畅。因此,无论是从理论方面,还是从现实中看,对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论文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等多种分析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分析研究和实证检验。论文首先从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理论前提——货币非中性入手,对假设前提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实证检验,为论文的全面展开和分渠道检验奠定理论和实证基础。然后,论文参照米什金(Mishkin,1995)的分类方法,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按照政策变量的角度加以归纳,即分别为利率渠道(The Interest Channel);信贷渠道(The Credit Channel);资产价格渠道(The Assets Price Channel)和汇率渠道(The Exchange Rate Channel),并循着先理论考察,后实证分析,再结论建议的逻辑顺序展开分渠道论证。得出：(1)实际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中由货币供应量到利率变动的传导关系成立,而再由利率到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渠道不畅通。说明利率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中并非核心影响因素,从而使得由利率到投资的货币政策传导链条受阻。(2)在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中,由货币供应量变动到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变动的传导路径较为顺畅,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能够引起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变动,同时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变动能够引起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变动,且引致关系明确。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程度较高。但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看,货币供应量变动与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变动之间因果关系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在货币供应量M2的范围内存在货币供应“倒逼机制”。(3)我国股票市场运行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上证指数和股票流通市值作用明显,股票市场对来自货币供应量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能够做出正向响应,到达响应峰值的平均时滞约7个月左右。但我国股票市场运行与工业增加值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由股票变动到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不畅,托宾Q理论及莫迪利安尼的消费财富效应在我国目前尚不成立。(4)货币政策调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协整关联度很低且因果关系倒置,货币政策调控不足以引致人民币汇率相应变动。人民币汇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冲击响应时滞平均为7-11个月。论文在最后一章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分渠道改进和完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传导适应效率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陈安全[7]2009年在《中国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是反映货币政策如何调节利率，再通过利率引起其他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的变化，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机理与过程。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完善，利率传导效应也将更加明显。在我国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率将逐步取代信贷配给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成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在这样的国内外大环境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以利率传导方式和渠道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描述商业银行对利率变化的行为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的微观机理进行分析和探讨，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过程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以探讨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的数量效果和规律性，为利率政策及其传导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我国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对策，为中央银行制定有效的货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充分借鉴国内外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具有创新性的探索：1．针对前人对利率传导机制的微观机理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设计了一个模型从利率作用于贷款规模的角度探讨利率传导机制的微观机理，通过该模型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利率是如何通过作用于市场参与者来传导其影响的，并揭示了其非线性的传导特征，对现有的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作了很好的补充。2．通过模拟分析，探索利率的变动与贷款规模变动的互动模式，发现和分析贷款规模随利率变化而改变的方式和规律，更深入地揭示利率传导的规律，为利率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3．本文在对特定时期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特性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协整、误差修正、格兰杰因果、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系统、全面、动态地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对如何将现代计量经济方法和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做了积极的探索。
李君妍[8]2015年在《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篇关于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影响的专题研究。1996年我国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央行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突破口,并不断加强SHIBOR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不断探索,截至目前实现了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全放开、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以及大额存单制度,这些制度政策的出台均显示出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但是,总体而言利率非市场化因素仍然存在,是制约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推进利率市场化,通畅利率传导机制,对于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有利于发挥利率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其次,有利于倒逼商业银行加快金融创新,转变经营模式。第叁,有利于疏通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实现间接化、市场化的宏观调控。第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就业难问题。第五,能够进一步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但是,利率市场化是否一定会加大金融稳定的风险?利率市场化究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利率市场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人们的看法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另外,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理论和实务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利率管制期间的利率政策效应问题上,这些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重点应该放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变动趋势的预测及其对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上,特别是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对这些领域进行充分的研究,才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七章: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说明了本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对象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利率市场化影响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的一般理论。本章主要介绍了利率决定理论、金融抑制与深化理论、金融约束理论、利率传导机制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等。总的来看,这些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现行利率管制的弊端以及放开利率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对于我国应如何将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以及如何发挥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第3章,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为借鉴西方已完成利率市场化国家的经验,本章首先对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影响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都出现了利差缩小、融资结构变化、短期内银行风险提高以及资产质量恶化等风险。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为保证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通常都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并采取了成立存款保险机构、加强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等措施。第4章,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的挑战,梳理了利率市场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利率市场化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商业银行价格竞争和风险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压力测试的方法分析了利率市场化之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进而探讨了利率市场化对非银行金融的影响,包括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带来的影响等。最后给出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保持金融稳定的建议。第5章,利率市场化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本章首先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企业、不同产业以及居民的影响,然后从两方面对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主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一是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利率市场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一是基于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模拟我国产出及通胀对于利率冲击的响应。最后,基于本章的实证分析结论,给出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第6章,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章基于利率市场化对消费与投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影响。首先,在分析利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时,使用了金融深化模型和叁变量因果关系模型来检验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金融深化的影响,以及金融深化是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然后,运用非线性模型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最后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宏观经济领域面临的风险。第7章,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告别了过去叁十多年的持续超高增长过程,进入了一个比超高增长过程低一个层次的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即"新常态"。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利率政策的调整也要顺应这个新常态。为此,在前几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思考和对比分析了新常态下继续实施利率管制和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各自可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利率在资金的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上是本文的主要框架。总的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应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商业银行乃至金融业改革的核心,其显着提升了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对资金的配置及使用效率。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在此环境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也需要建立能够迅速和准确反映市场供求的资金价格机制。第二,应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条件。根据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伴随着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和金融等一系列改革共同推进的渐进过程。完全利率市场化需要竞争充分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完善的货币市场、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准入与退出机制。第叁,应密切关注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一是短期内存款利率将呈上升趋势、利息差缩窄可能性大的风险;二是金融资产价格短期大幅波动的风险;叁是银行间竞争加剧的风险;四是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趋势加强的风险。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本文给出的建议包括:(1)利率市场化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2)我国要借力利率市场化,促进金融结构优化;(3)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契机,加速经济结构转型;(4)继续建设并完善新的基准利率体系;(5)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为好;(6)持续加强针对性的风险管控;(7)合理协调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放开银行业准入限制的关系。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引入利率市场化虚拟变量,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定价和风险的影响;第二,更加全面地研究,利率市场化对非银行金融的影响;第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随机均衡模型对利率市场化的经济主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有以下两点不足:一是本文未能分阶段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每个步骤的路径和风险给出分析及建议;二是本文未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体系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何轩宇[9]2007年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文中提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是货币政策及工具如何通过各种金融变量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是一个从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到引发金融领域乃至实际经济领域中的某些重要变量发生一系列变化,直至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过程。它连接着货币因素与实际经济活动,是决定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是以货币的非中性理论为前提条件的,只有当货币在短期内非中性,货币政策才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研究其传导机制才会有现实意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内容包含两个层面:货币政策的传导要素,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以及主体;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经济变量传导和经济主体传导两个并行的传导过程。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发展依次经历了四个时期:改革前的严重压制时期,80年代的直接调控时期,90年代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时期,以及90年代后期以来的间接调控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是通过传导渠道的运行效率来保证货币政策高效实施,它可以依据西方理论进行定性评价或从计量经济学出发定量评价。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货币传导途径的作用微乎其微,信贷传导途径存在实质障碍。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我国2000年至2005年的货币政策传导,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较弱,虽然信贷渠道仍占主要地位,但货币渠道传导机制更具有优势。因此,提出叁点对策优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市场载体建设,建立健全的货币市场,发展高效的货币市场,并建立两个市场的联动机制;二是加快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主体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实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引导企业和居民的理性行为;叁是优化货币政策传导的外部环境,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顾书华[10]2016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泰勒规则的适用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几次扩大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加快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更大范围内自主确定其存款利率,表明金融主体自主定价进一步放开。然而,这不能表明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市场上的主体机构在政策基准利率的指导下,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完全自主定价,自负盈亏。如今,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仍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且不同利率之间的关联并不显着,人民银行执行的是“双轨制”利率政策,没有根据市场化利率的行为特征来确定基准利率。调控行为还保留较多的行政成分。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只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不能代表利率市场化的结束。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仍然任重而道远。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此形势下,进一步研究中国市场化利率的行为规则,可以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自中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对于中国利率泰勒规则形式的研究相继展开。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研究结论仍然存在矛盾。文献研究主要是采用中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同业拆借利率做为研究对象,讨论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谢平、罗雄(2002),陆军、钟丹(2003)和王建国(2006)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虽然满足泰勒规则的形式,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它是不稳定的政策规则。卞志村(2006),赵进文、范继涛(2007),杨国中(2009),徐亚平(2009),石柱鲜(2009),万晓莉(2013),袁野(2014)的研究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不仅满足泰勒规则形式,而且是一个稳定的政策规则。杨柳(2013)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满足泰勒规则而满足麦克劳林规则。本文主要针对以前文献研究结论中表现出的相互矛盾的问题提出合理解释,并对中国现行“双轨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评价观点。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结论出现矛盾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文献研究中对产出缺口的计量与数据的处理方法。另一个原因是文献研究的对象采用的是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但是同业拆借利率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先前文献研究的结论并不能真实评价中国现阶段实际中实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文献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就是中国市场均衡利率是否可以被描述成稳定的泰勒规则形式。其次,如何来评价中国现阶段的“双轨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泰勒规则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质,如果中国政策基准利率不符合泰勒规则的某种形式,那么中国现阶段的利率政策可能不是最优的,或不是有效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利率政策是否必须符合泰勒规则?事实上,文献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表明以往的文献研究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因此,通过对政策规则演进脉落的梳理发现泰勒规则是总结以往政策的优点后形成的一个兼顾长、短期调节作用的可操作的政策规则。文章在Clarda et al. (1999)和Woodford(2003)的研究基础上,将货币效用函数、垄断竞争商品市场假设和价格粘性结合起来,形成简单的线性新凯恩斯模型,用最优化方法证明最优的政策规则是泰勒规则,并用中国实际数据实证比较泰勒规则和其他政策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稳定效果。然后,针对文献研究中突显的产出缺口计量与数据处理方法的问题,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理性预期的方法,重新检验了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但是,所得的结论仍然受到采用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根据这个问题,选择了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信贷利率,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的“双轨制”利率政策进行有效的评价。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泰勒规则是货币政策在实践中逐渐演化形成,能兼顾长,短期调整的政策规则,并且该规则能有效缓冲随机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如果实证检验表明政策基准利率满足泰勒规则形式,则表明该货币政策有效。这个结论可以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参考。2.中国执行的是“双轨制”利率政策。评价中国利率政策效果应该以中国实际信贷利率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同业拆借利率为研究对象。文献研究中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的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混淆。3.实证检验泰勒规则形式时,通常受到产出缺口计量问题的困扰。用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代替理论上产出缺口来检验泰勒规则形式时存在一个理论“陷阱”。这个问题以往文献没有注意到。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实际上是经济随即冲击形成的,理论上与利率不相关。因此,应该谨慎的对待,使用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检验泰勒规则得出的结论。4.受产出缺口计量问题影响,本文认为,无法得出中国实际信贷的泰勒规则形式。由计量检验得到的中国实际信贷利率的泰勒规则形式,从理论上,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实际信贷的是否遵循泰勒规则形式,同理,实证检验否定中国实际信贷利率的泰勒规则形式,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实际信贷可能遵循泰勒规则形式。所以评价中国“双轨制”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不能采用泰勒规则的标准。5.评价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双轨制”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最简洁的方式,就是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用脉冲响应分析实证地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稳定的增长,是满足现阶段中国经济目标要求的有效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研究[D]. 曹赢. 浙江大学. 2017
[2].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D]. 马文鹏.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3].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证[D]. 杨春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4].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D]. 王中林.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5].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J]. 钱雪松, 杜立, 马文涛. 管理世界. 2015
[6].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孙勇. 辽宁大学. 2010
[7]. 中国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D]. 陈安全. 厦门大学. 2009
[8]. 利率市场化对金融稳定及宏观经济的影响[D]. 李君妍.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9].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D]. 何轩宇. 湖南大学. 2007
[10].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泰勒规则的适用性分析[D]. 顾书华. 辽宁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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