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纲[1]2016年在《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发布,彰显了新常态下国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决心。作为“十叁五”开局之年,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通篇贯彻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新的发展理念,强调了目前“叁农”所面临的两大重点问题——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区,2014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已达到全国的1/10强,耕地占全国的1/9强,人均与劳均耕地均居国内首位,农业现代化水平国内领先,但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区和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黑龙江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仍任重道远。为此,2012年发布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将发展现代大农业作为黑龙江省的一项重点工作,2013年的《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更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权重。《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4(县市卷)》统计显示,黑龙江省66个县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2605.05亿元,占全省的9／10强,可见黑龙江县域农业在整个黑龙江省农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表明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将决定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因此,有必要对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作认真选择。由于黑龙江县域农业的制度模式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相关结论对于我国其他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业现代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研究聚焦在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突破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探索商品粮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突破发展的理论支撑、形成条件、发展路径、推进对策等一系列命题。论文沿着理论综析——理论参照系构建——现实参照系构建——实证支撑——目标确定——路径的现实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展开,并辅以案例比较分析,以增强实证的说服力。本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本文通过理论参照系与现实参照系的构建,为研究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经验借鉴与现实参照。理论参照系方面,进行了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概念界定、相关的基础理论综析,以及在理论层面上明确路径选择所涉及的相关要素；现实参照系方面,选择了美国、日本、荷兰和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及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苏南地区、山西太谷县和山西乡宁县等地区作为参照系,并总结了六点对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启示。其次,本文在全局视角阐述黑龙江省农业发展历程与整体状况,分析黑龙江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状况与优势基础上,结合农业现代化内涵和特征与黑龙江县域农业特点,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可持续水平四个大方面进行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状况分析,在明确县域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县域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主客观相结合测定基准层和指标层权重,分别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和目标值标准化法进行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并确定县域农业现代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再次,本文结合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与水平,明确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原则、指导思想及目标,并在厘清存在的基本矛盾与困境基础上,在理论上完成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选择。结合黑龙江县域农业发展实际,从实际层面对上述理论层面的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进行具体的现实选择,使路径更加具有操作性,并从宏观层面入手提出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实现的政策建议。最后,本文选取资源禀赋相似但农业现代化发展差异较大的两个县域——肇东市与兰西县作为典型案例,开展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实证分析,结合前述的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实证比较,探索共性路径下的个体路径的差异化发展。在农业现代化现状与评价对比基础上,提出了肇东市和兰西县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宏观路径与具体路径,以及路径实现的政策建议。
白跃世[2]2003年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潮流，中国概莫能外。随着21世纪钟声的敲响，早日实现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的期盼。中国能否在2050年前后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且二元经济结构极其显明的国家，50％的劳动力以农业为生，农民70％的收入来自农业。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可以断言，在中国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并未真正跳出传统农业的框架，农业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高，比较利益很低。几十年来，农业始终是让人难以放心的产业，“农业危机”的阴影一直若明若暗地显现在我国迅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如此，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两大矛盾(人多地少的矛盾、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不仅是刚性的，而且越来越严峻。令人焦虑的是现有的路径选择已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研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十分迫切。 本文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分析置于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中，运用多种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和多种分析方法(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与静态分析相结合、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突破时空的局限，在对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理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锁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评析，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理论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评析其缺陷，选择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叁部分是理论研究，在对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基本范畴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基本原则。第四部分是国外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经验与启示，旨在为中国提供借鉴。第五、第六部分系实证研究，运用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理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两大尖锐矛盾进行深刻分析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进行抉择。第七部分是论文的基本结论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摘要 本文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理论研究层面和实证研究层面。在理论研究部分，首先，对国内外学术界对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理论进行系统的回顾与评析，通过分析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诸如强烈的个人偏好、路径选择的单项性、外部性等缺陷，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过程，其实现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藕合的结果，其构成是一个相互弥补、相互促进的组合，单项的路径选择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农业现代化问题。同时提出，尽管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多轮驱动，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农业内部找原因，想对策。其次，对农业现代化及中国农业现代化两大重要范畴作了新的界定，将农业现代化分为经典农业现代化、后现代农业现代化及新农业现代化，并对各个阶段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所处阶段进行了新的判断，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混合性质，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合二为一性，中国既要实现经典农业现代化又要实现新现代化。第叁，在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对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分析时，提出了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五大原则:路径选择的技术先导性、路径选择的效率性、路径选择的阶段性、路径选择的差异性、路径选择的市场性，使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有了比较科学的依据。 在实证研究部分，首先，在对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经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半个世纪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轨迹的反思与检讨，特别是对我国目前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两大尖锐矛盾深刻分析后，认为由于渐进改革的固有缺陷及制度意识刚性的滞阻，现有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突出表现是重社会和政治稳定功能，轻利益和效率功能，提出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的最优选择是走制度创新之路，这样，既能跳出“路径依赖”的陷阱，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损益和交易费用。其次，通过多次博弈，锁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的现实选择，即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走产业化之路。在对土地产权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论证了“土地股份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趋势，并对土地股份制的实施进行了方案设计，同时对其多方面效应作了详尽阐述。在对“产业化”的一片喝彩声中，冷静地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风险，提出了规避风险的对策建议。
马军强[3]2012年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实现的路径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关系到我国经济体系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只有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中国才能迈向全面的现代化。本文从分析当前国内外各种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的方法和观点作为切入点,探寻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研究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各种社会指征。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以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前提,实现农业耕作方式的转变；使分散的农村逐步集中,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使农民转变为农业产业工人。对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几种模式进行总结分析,进而概括出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界定一个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标准。进而分析中国农业发展现状,从农业的集约化发展,规模化经营,农村村庄向城镇化的发展,农民身份的转变等方面,从理论层面梳理出目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设计方案—“并庄并地”,并对该路径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最后给出这一路径方案的相关政策建议。
李宪宝[4]2012年在《沿海地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适度规模现代农业是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有效途径。沿海地区农户分化的普遍性、持续性、动态性更加显着，导致其小规模分散经营、农业生产兼业化、农业经营主体后继乏人的局面更加严峻。同时，农户分化使得农业生产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要素的配置结构发生改变，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面对农户分化背景下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如何结合沿海地区的农业发展条件与农户分化特征，探究更有效的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阐释适度规模现代农业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沿海地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发展的必要性、优势及挑战，特别是农户分化形成的异质性农户行为特征对其参与适度规模现代农业不同实现路径的影响，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分别构建农户参与决策函数，利用沿海地区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了异质性农户参与不同实现路径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究了其政策启示。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的核心在于通过经营规模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的要素配置结构，提升要素作用效率及产出收益水平。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物产出层面的规模经营效益源自规模扩大带来的要素作用对象拓展及效率提升，价值实现层面的规模经营效益源自规模扩大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及产出价值提升。实物产出层面的规模经营效益主要通过土地集中型及社会服务型路径实现，价值实现层面的规模经营效益则依赖于合作经营型实现路径。叁种实现路径的关键环节均在于选择合适的参与对象，并结合其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创造高效的合作环境。尽管沿海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显着，但从完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提高农业要素产出效率、提升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优化农业发展保障功能以及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角度，沿海地区发展适度规模现代农业是十分必要的。沿海地区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财政金融支持以及良好的生产设施及发展基础方面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面临着农户普遍兼业、小规模分散经营、农业经营主体缺乏、产出收益下降等挑战。特别是受农业生产经营目标、家庭经营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农户自身特征等因素差异的影响，沿海地区农户分化形成的异质性农户对参与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以及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等表现出显着的差异性。因此探究沿海地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有必要围绕异质性农户参与特征及影响因素差异性展开论证。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土地集中型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分析表明：转出前农业生产成本、非农就业收入及转出前农业产出水平会影响农户的土地转出行为；而转入土地后的农业增值、农户非农收入变动以及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则构成了影响农户土地转入的因素。土地转出户中，非农户占据了60%的份额，外出兼业户为27%。耕地面积越小、家庭收支状况越好、户主教育水平越高、户主有专业技能，则非农户及外出兼业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更高。土地转入户中，比重最大的为商业纯农户，其次为本地兼业户，两者共占据了3/4的份额。更大规模的耕种面积、较高的合作组织参与率、对农业市场信息了解程度较高、对农业科技的利用效率更高构成了商业纯农户及本地兼业户转入土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社会服务化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分析表明：购买前后农业产出收益变动、农户非农收入、社会化服务购置成本构成了影响农户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商业纯农户、外出兼业户及本地兼业户的社会化服务需求显着高于其他农户。耕种面积较大可能是导致商业纯农户购置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原因；是否参与合作组织对商业纯农户及本地兼业户的生产方式选择影响较大；农业生产为主人数较少及户主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可能是导致外出兼业户及本地兼业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原因。基于农户分化视角的合作经营型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认知水平、农业产出依赖程度及抵御风险能力构成了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组织行为的因素。按合作组织参与性高低依次为商业纯农户、本地兼业户、涉农非农户、离农非农户、外出兼业户及自给纯农户。其中商业纯农户与户主农业认知水平变量的相关性较强；本地兼业户则受户主农业认知水平、家中是否有村镇干部的影响较大；涉农非农户可能受家中是否有村镇干部影响较大。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比较分析的政策启示在于：土地集中型实现路径中，促进土地转出的政策应当主要围绕非农户及外地兼业户展开，重点对其非农专业技能进行培训，以提升其非农就业能力；培育土地转入主体应当重点围绕商业纯农户及本地兼业户进行，鼓励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组织、提供及时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及农业科技服务具有积极影响。社会服务型实现路径中，应当重点围绕外出兼业户、商业纯农户及本地兼业户展开，提升户主的教育水平，稳定其外出就业的同时，为其家庭中滞留农业的劳动力提供社会化服务是保障农业产出能力的有效途径。合作经营型实现路径中，农业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应当围绕商业纯农户、本地兼业户和涉农非农户展开，为其提供及时有效的农资及农产品市场信息，以及农业科技培训与技术指导具有积极作用。
吕文广[5]2010年在《甘肃农业现代化进程测度及特色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也是我国全面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与难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转变,强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截至目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粗放经营、水土污染、弱质低效、一家一户小生产经营的局面还没有得到完全扭转。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强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的需要。甘肃作为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为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更为突出,与全国农业发展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业发展仍存在资源短缺、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就现实情况来看,甘肃农业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还没有实现整体性突破,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纵深发展对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新的压力。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及时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就很难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因此,甘肃农业的发展必须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立足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以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为突破口与战略重点,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空间布局,保护生态环境,完善产业体系,从而有效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适时转变,实现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鉴于此,论文以甘肃省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区域资源及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研究目标,根据甘肃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现状及特点,在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相关理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索建立一套较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准确度量甘肃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系统总结“时间序列”演变特征,科学评价“空间序列”发展水平。且以测度分析结果为依据,结合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理论与方法相关分析,最终锁定甘肃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路径：循环农业与生态农业——甘肃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甘肃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科技兴农与品牌战略——甘肃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农业风险机制建设——甘肃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培养造就新型农民——甘肃省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与关键。
郑鹏, 李崇光[6]2012年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现代化问题是关系我国整体现代化与全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环节,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其推进与实现既具有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普同性特征,也具有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市场调控作用。当前,发展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关键是必须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和区域农产品流通不畅的问题。为推进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首先要变小农户的"小生产"为现代化的"大生产",其可能路径,一是农户的自组织化探索——主体选择内推路径;二是农户自我选择与政府规制的联合作用——主体选择与政策相互作用的路径;叁是农户与资本色彩浓厚的市场流通主体的合作——政策规制外推路径;四是农户适应市场自我调整——通过其他市场化色彩浓厚的流通主体进入市场;五是农户与现代零售企业及消费者直接对接——缩短流通环节的新路径。其次要推动农产品区域流通现代化,其可能路径,一是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体的路径;二是以大型连锁超市全国(跨区域)直采为特征的路径;叁是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导的路径;四是充分发挥大型龙头企业全国推动作用的路径;五是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直销模式路径。
丁亮[7]2016年在《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和厘清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国际实践和中国特征,论述协调发展的机理,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的程度从时序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测评分析,进而对如何提高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促进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进行了路径选择和对策探讨。论文提炼的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特征,具有创新性。在比较分析有关国家农业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特殊性和共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同类型国家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在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信息化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特征。就协调关系的性质而言,中国与早期发达国家(以英、美、法为例)相比较具有质的不同;与后起发达国家(以日本为例)、新兴发达国家(以韩国为例)相比较,协调关系的性质相同,都具有“交叉性”,但交叉的程度强弱不同;与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协调关系的性质相同,都具有“更强交叉性”特征。就协调发展的总体特征而言,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地位;具有市场机制决定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统一、后发优势、多元主体、与城镇化国际化融合等机制特征和模式特征;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论文关于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测度及对策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论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构建了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测评分析模型,分别对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序协调水平和空间协调水平进行了测评和分析,指出了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原因和症结,提出了提高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
麦吾兰·依米提[8]2015年在《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历来都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而当今社会各行业都在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喀什地区农业发展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可是发展速度较慢,跟不上新疆农业现代化平均水平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平均水平的步伐,此时需要对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并针对相应问题提出解决办法,针对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特殊情况提出一套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本文是通过研究喀什地区进20年的发展情况,结合农业发达国家和国内有关农业发展较好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运用描述统计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构建了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首先,本研究绪论部分和第二章对农业现代化理论详细的阐述为后面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分析打好理论基础。然后第叁章部分是讲了喀什地区的地理位置、人口、行政区划分,叁次产业情况等一些主要基本情况。详细的阐述了喀什地区现在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因素。其次,第四章和第五章借鉴前人的指标体系,结合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选择一系列指标和建立评价模型,然后对这些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处理和测评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及结果分析。根据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的现状特征来选择指标、指标的说明。选取的指标来做回归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最后对出来的模型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第六章部分是根据分析结果找出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何传启[9]2012年在《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策略》文中认为农业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世界农业的一种前沿变化和国际竞争,它包括现代农业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农业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化;达到和保持世界农业先进水平的国家是农业发达国家,其他国家是农业发展中国家,两类国家之间可以转换。2008年,中国谷物单产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2%;中国农业经济比美国落后约100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10倍,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中国的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农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中国可以制定和实施农业现代化的路线图,可以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作为重点。
冯林杰[10]2010年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并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不仅关系到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农村现状根本改进,而且还关系到整个和谐社会建构和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实现。与工业化相比,中国农业现代化虽已起步,但步伐却比较缓慢,迄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农业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支撑程度已经接近极限,也无法继续承载日益增多和日趋密集的农业人口,已经构成中国现代化崛起的重大约束瓶颈,其薄弱地位亟需改变。尽管改变的路径有许多条,但首要的改进路径是制度创新,只有从制度层面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深层障碍,从而寻找到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农业科技进步只能视为制度创新的衍生物和派生品,制度现代化构成科技现代化的根本解释变量。我们因此而认为在温饱和小康型的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相对平均的土地制度非常必要,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防止城市化过度发展而使经济社会陷入困境。但若要使农业现代化进程能够持续加速和逐步升级,就必须通过新型制度安排而使土地流转集中,由此方能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并获取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济效率。制度变迁和制度调适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含义,农业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充分明晰和完整稳定的土地产权制度,以及与之配套且成熟完善的的土地市场体系,建构起了明显的农业现代化优势。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制度障碍在于农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地位被弱化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二元割裂,这实质上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城乡“一国两制”,这种“一国两制”构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深度发展陷阱,实质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性,迫切需要一场跳出陷阱的发展革命。消除路径依赖性并完成农业发展革命的基本制度路径在于:第一,基于资源配置效率帕累托改进和农业组织现代化的发展诉求,尽快实行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化;第二,基于科斯定理的深层启示和农业现代化浪潮的普适规律,尽快实现农地产权的合理主体化;第叁,基于消除城乡“一国两制”和人力资源配置优化的发展需要,应适度加速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只有如此,才能通过制度现代化而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政府职能转变对农业现代化也起着重要作用,但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组织规模、农地产权和城市化加速叁个制度路径来开展相关研究,政府职能将会成为个人后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黑龙江县域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研究[D]. 孙纲.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2]. 中国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分析[D]. 白跃世. 西北大学. 2003
[3].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实现的路径及对策研究[D]. 马军强. 西安石油大学. 2012
[4]. 沿海地区适度规模现代农业实现路径研究[D]. 李宪宝.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5]. 甘肃农业现代化进程测度及特色农业发展路径选择研究[D]. 吕文广. 兰州大学. 2010
[6].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郑鹏, 李崇光. 中国流通经济. 2012
[7]. 中国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D]. 丁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8]. 喀什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D]. 麦吾兰·依米提. 新疆财经大学. 2015
[9]. 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策略[J]. 何传启. 中国科学基金. 2012
[10].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路径研究[D]. 冯林杰. 济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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