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珍[1]2003年在《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江西近代农村市场发展史，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当前江西市场经济发展的认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对江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入近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入，江西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产品商品化日益明显，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加上近代工业的逐步兴起和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促进了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商品流通量日益增加，商品市场流通网络初步形成，商品市场内部结构由传统向近代演变，生产要素市场发生嬗变，市场机制开始发育，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农村市场的不断发展，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由单一粮食作物发展到多种作物的种植，尤其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由单一的种植业发展到农、林、牧、副、渔多业兴旺，农村劳动力从事工商业比重日益增加，一些农业生产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农村市镇得到发展。然而，受当时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江西农村市场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低层次的发展水平，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处于半开放状态，缺乏统一性、有序性，由此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有限的。
戴富华[2]2013年在《明清以来吉泰盆地墟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吉泰盆地是一个较完整而又独立的经济地理区域，优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为墟市的发展奠定了条件。本文考察吉泰盆地明清以来墟市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近代社会变迁与墟市发展的互动关系，认为新的贸易格局给近代吉泰盆地墟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带来了新的机遇：一是商品化得到发展，商品种类多，行业繁荣，进出口贸易增长；二是初步形成地区市场网络，墟市的增长及功能变化、县级市场的逐步繁荣、地区市场内商品交换扩大；叁是百姓的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由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出几点启示。
卢飞龙[3]2016年在《近代昌九沿线市镇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市镇是区域社会的工商业中心。在近代中国,市镇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本文以昌九沿线市镇经济为研究主体,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将市镇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置于通商口岸开放、新式交通引进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多方位考察。本文梳理了近代以前昌九地区传统市镇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九江开埠通商、南浔铁路通车对昌九地区市镇经济的深入影响,以及新式交通网络与多层级市场网络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最后,剖析了近代昌九沿线市镇经济的发展特征、转型趋势及其发展过程相对滞后的制约因素。笔者认为,近代昌九沿线市镇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各具特点的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61年九江开埠通商至20世纪初,主要表现为外来因素的引入和渗透,开始打破较为封闭的社会状态,使内地市镇逐渐卷入全国乃至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市镇呈现衰落之势,而南昌、九江经济地位更显重要,甚而初步形成双核结构,由其作为枢纽的进出口贸易,对周边市镇经济的发展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该区域的主要市镇,由先前面向地区市场并以米谷、盐铁、土布等日常生产生活品交换为主,逐步与全国市场结合得更为紧密,甚至通过上海、广东、武汉等大型市场枢纽而被纳入国际市场,从而使商贸往来逐渐转变以外国机制工业品与本土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间双向交换为主。第二阶段:从1916年南浔铁路通车至20世纪30年代初,主要表现为铁路、公路等新式交通的引进,较大地改善了沿线市镇的运输条件,使市镇物资集散和市场交易得到扩展,人口流动和信息传输更加迅捷,从而引发市镇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诸多变化。例如,市镇的镇区形制、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活发生变化;商品流向逐渐内聚于铁路沿线,逐渐形成了以南浔铁路为中轴的市镇体系,昌九沿线市镇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轴;同时,市镇之间不断发生市场功能和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分化,而城乡差距则随之呈现拉大趋势。第叁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随着大规模战争的持续破坏和农村经济愈益濒临破产边缘,市镇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遭遇极大困境,少数市镇甚至陷入发展停滞状态。近代昌九沿线市镇经济的变迁,是内陆地区的市镇走向近代化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区域社会经济艰难转型的一个缩影。昌九经济的双核结构,交通改善对市镇经济的引领作用,内地市场的外向型发展等等,对于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昌九一体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万振凡, 卢飞龙[4]2016年在《江西市镇研究的现状、反思与展望》文中提出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区域社会结构、多层级市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市镇的研究,可以作为解读历史时期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窗口,也可为时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对近几十年来江西市镇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通过与其他区域市镇研究进行比较后认为,今后江西市镇研究应该注重研究视野的拓宽,研究时段和地域的拓展,多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融贯,研究取向的现实关怀与研究资料的发掘创新,从而深化市镇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唐定平[5]2008年在《近代江西市场若干问题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独口通商,江西过境贸易繁荣,以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为中心的传统市场经济得以繁荣,相应地带动了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定地位。五口通商,尤其是长江流域开放后,全国贸易格局和商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九江开埠以后,江西商路和市场格局也相应作出了调整:传统市镇衰落,新兴城镇崛起;传统市场近代市场过渡,经济重心北移;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百姓生活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着重从传统商路与江西市场的格局、九江开埠与市场结构的变化、近代市场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叁个方面探讨江西地区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现象和特征。由此认为:区位优势的丧失,导致了近代江西贸易的边缘化,以及近代江西市场的艰难挣扎对现实的启示。
林清[6]2011年在《商人、商路与区域兴衰》文中认为饶州(鄱阳)与徽州同位于赣、浙、皖叁省交界处,两地山川同脉,河流相通,人缘相亲,自古就往来甚多。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使得两地人、货、物交往更加频繁。沟通二州的昌江-饶河水路是徽州人与外界沟的主要通道,也是徽商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商道。徽商在鄱的经营及移民使得作为府治之地的鄱阳市镇和商品经济繁荣,也使其成为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代以来,随着徽商的衰落,昌江的商道功能逐渐减弱,鄱阳市镇及商品经济走向衰退,再加上,近代政治、经济等区域格局的变动,使得鄱阳经济社会由兴转衰。本文试从徽商兴衰、近代商路变迁为切入点,以鄱阳为个案,运用历史学等理论与方法,简要勾勒明清以来鄱阳经济社会变迁,重点论证商人(徽商)、商路对鄱阳兴衰的影响。全文共分叁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也就是本文的第二章,介绍饶州(鄱阳)与徽州的地理区位与水陆格局,描述了徽州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方式与特点,突出了鄱阳的区位优势。第二部分:本文第叁章从商人(徽商)、市镇与商品经济角度,论证徽州商人对鄱阳市填和商品经济发展关系和影响。第叁部分:文章第四章从商路变迁与区域兴衰角度,来论证近代商路变迁以及政治等因素对鄱阳衰落影响。得出的结论:一、该鄱阳地区的兴衰受商人(徽商)兴衰有较大影响;二、近代政治变革、交通变迁(商路)等因素也是关系鄱阳兴衰的原因。
张天翊[7]2014年在《商路、货流与区域经济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明清至民国，湘赣中北部边界地区维持了较为稳定的行政区划，形成“湘赣四府（即南昌府、袁州府、长沙府、岳州府）”的区域格局。依靠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区域内的水陆交通不断发育完善，商人往来川流不息，促进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明清时期，得益于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湘赣四府地处全国贸易网络的枢纽地带，市镇经济空前繁荣。近代以来，随着商贸格局的变化，湘赣四府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区域市场亦受到强烈的冲击。面临严峻的危机与挑战，湘赣两省分别开启了各自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和政策力度上的差距，江西的近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湖南。通过对赣西北湘赣贸易区的货流情况统计，可以清晰看到两省贸易关系的逆转，也深刻反映了江西近代的边缘化趋势。本文试以赣西北湘赣贸易区作为研究切入点，简要勾勒明清至民国湘赣四府区域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商人、商路、货流等历史信息审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全文共分叁个部分展开阐述：第一部分介绍了湘赣四府的区域格局与水陆交通，结合地理条件和商业通道的开辟，突出了湘赣四府的优越的区位。第二部分以明清区域间人口流动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为先导，综合商人活动、手工业发展、货物流通和市镇网络四大方面，充分论证区域经济的繁荣，以及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态势。第叁部分以五口通商、岳、长开埠等重要历史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对商路变迁、市场冲击及区域近代化进程的分析，结合贸易数据变化审视湘赣两省经济发展的落差，进而探索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改良机制。
陈恩虎[8]2009年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叁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叁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叁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叁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叁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周海燕[9]2015年在《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文中认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长期以来的世界性话题,随着时代发展,理论界众说纷纭,派系层出。环视当代中国,自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叁十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依靠政府强制之手与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日益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之转变,是中国经济改革之重任,任重而道远。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以1927-1937年民国建设为例,阐述民国十年黄金期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政府适时的正确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民国十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与总结,为当代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价值。围绕核心观点,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选题价值、文献回顾、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民国十年经济发展与发展原因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指出已有研究对1927-1937年民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认识不足,未能准确解读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双向互动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亦未能准确解读好政府与国家资本、民营经济等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或仅肯定市场作用,无视政府当年以强制性制度供给在诱致性市场创新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土地改革中回避租佃制度优化实为农业发展的较优选择,故本文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诱致性市场创新相结合的视角,全面阐述与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战乱年代推动的农村改革。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部分,概述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史,并指出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其张力的施展必须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与历史传统;基于政府与市场理论之研究视角,归纳本文核心观点,同时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最后提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中国现代化的内外危机及其发展模式转型。国内危机方面,体现在国内新旧军阀分裂混战导致的政治动荡,20世纪30年代市场危机的出现与自然灾害频繁打击;国外方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世界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大规模世界性战争在所难免,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略的长期存在,都加速了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性;理论挑战方面,为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凯恩斯主义形成与成功实践,美国与西方多数国家走出危机,并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世界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亦趋向日益成熟,对古老而落后的中国而言,是危机亦是挑战;发展模式新选择与威权政府建立方面,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始迈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导向的转型,南京国民政府威权统治逐步确立,并创建具有现代性的政治制度。第叁章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环境创新,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供给的各项制度改新。土地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法律确认,主要资源及矿产所有权的明晰,财产登记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都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关税制度的革新促进关税自主权的实现,盐税制度市场化改革,废除厘金制度,促使现代税收制度的确立;废弃银两制度改用银元制度,法币政策确立现代币制,四行二局的国有银行制度之形成,推动南京国民政府迈向金融国家资本道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项法律措施,鼓励工业科技发明创新,支持农业科技与技术改良,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制度,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广泛引进留学归国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系列政策,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以协调工商业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发展,支持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制度改组,创建农会制度,支持民间建设力量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推动民间组织服务经济发展功能之发挥;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农业复兴运动,租佃制度优化改新,农业合作社制度创新,资源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制度的改进,促进农村秩序的恢复与城乡协调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全方位制度创新,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制度的有效性有限,但总体上适应了时代需要,为经济恢复发展奠定基础。第四章为政府主导下市场的互动与多元创新。土地与主要资源的确权实现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多元流动,主要资源国有化经营,企业资本集中化加速;税制金融制度创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税制现代化改善了市场交易环境,现代货币促进了市场流通,金融国家资本市场化运作;人才引进与科技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工业科技改新推动了生产进步,农事技术的市场运转与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专家与专业人才投身工农业建设;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主要工业领域全面确立,壮大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力量,提高工业化水平;民营经济朝资本集中化方向发展,民营经济多元化发展活跃市场空间,并带动工业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对外贸易拓深国内外市场;民间组织发挥联接政府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商会维护商人利益,同业公会维持市场秩序,民间乡村建设力量投入农业教育与经济建设推动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启对中国"叁农"问题的探索;农村改革中的诱致性市场创新,现代银行支持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农业合作社联接城市金融救济农村,缓解农业资金短缺,推动农业技术改良与进步,对城乡经济发展起到联动效应;小农户经济发展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述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互动与创新,体现了 1927-1937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发展,虽然存在某些不足或发展的有限性,但总体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次经济黄金期的出现。第五章为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本文指出对于经济落后大国而言,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保持与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南京国民政府大量采用留学归国专家与精英治国,专家精英在制度设计与决策实施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广泛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有利于减少制度试错成本;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动态与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政府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须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应依据本国国情与历史传统;农村改革方面,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是核心问题,发展农户经济与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同时注重传统文化建设。当然,民国十年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亦值得后世加以总结与借鉴。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通过对民国十年建设中,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关系分析,得出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正确而适时的政府调控主导是民国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余朝阳[10]2005年在《商路、市镇与社会变迁：以赣东北为考察中心（1842-1937）》文中提出赣东北地区是连接浙、闽、皖、赣的重要区域,独口通商时期该地区曾出现过境贸易的繁荣,其社会经济相应的得到了一定发展。五口通商之后,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崛起并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全国贸易格局和商路相应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以前南北纵向的贸易路线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东西横向贸易路线。赣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开始丧失,与此相适应,该地区的商路、市镇和社会生活均开始发生变化,本文着重从以上叁个方面探讨该地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征,并由此得出几点结论:该地区由以前的通商要道逐渐成为近代贸易的边缘地区,是全国包括江西贸易格局变化的自然结果,是其区位优势丧失的结果;由于受外界特别是九江的间接影响,该地区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显得比较迟缓。
参考文献：
[1]. 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D]. 孙桂珍. 江西师范大学. 2003
[2]. 明清以来吉泰盆地墟市发展与社会变迁[D]. 戴富华.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3]. 近代昌九沿线市镇经济发展研究[D]. 卢飞龙.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4]. 江西市镇研究的现状、反思与展望[J]. 万振凡, 卢飞龙.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近代江西市场若干问题考察[D]. 唐定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08
[6]. 商人、商路与区域兴衰[D]. 林清. 江西师范大学. 2011
[7]. 商路、货流与区域经济变迁[D]. 张天翊. 江西师范大学. 2014
[8].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9]. 民国十年（1927-1937）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主导与市场互动研究[D]. 周海燕.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10]. 商路、市镇与社会变迁：以赣东北为考察中心（1842-1937）[D]. 余朝阳. 江西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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