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福[1]2004年在《我国城市公共物品竞争合作型供给机制构建》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传统的计划垄断型供给机制导致了供给效率的低下与质量的低劣，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与国内发展的需要。曼瑟尔·奥尔森关于物品的分类以及特征分析为我们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研究政府的功能与产出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针对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进程中城市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从公共物品概念发展沿革入手，在充分借鉴国外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政府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关系进行了再审视，进而提出了加强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的基本思路：由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第叁部门共同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打破一元垄断的传统供给机制，形成多元竞争的格局。以此为切入点，文章提出了构建我国城市公共物品的竞争合作型供给机制来解决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第叁部门处于同一基点上，在提供城市公共物品上各有分工，处于不可或缺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形成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在一种持续、互动的过程中达成新的城市公共物品供给秩序。文章同时提出对于新机制必须进行适当的监管。
邓明辉[2]2014年在《治理视域下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成为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而美好的城市生活离不开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我国传统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主要是强调政府供给,但是随着公共服务数量的急剧增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要求的不断提高,这种传统供给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不足,同质化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需求,政府公共服务面临着低效的困境……传统的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亟待改革。改革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强调通过政府、市场和第叁部门的合作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同时也强调政府的“元治理”角色。它是西方国家应对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急剧膨胀与政府治理能力有限性矛盾的产物,体现了公共事务治理改革的新方向。“治理”理论契合了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的需要。“治理”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要求打破以政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现状,主张将市场、第叁部门等社会力量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中,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共同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也代表了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发展方向。在行文逻辑上,本文严格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和弊端,其次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和深圳市在公共服务供给改革方面的主要举措,最后提出了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建议。论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1章,导论。主要是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本章主要是对城市政府、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对“治理”理论进行系统地阐述,并分析“治理”理论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指导意义和该理论指导下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总体思路。第3章,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分析。本章通过对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转变历程的分析阐明了公共服务是当代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并且对当前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四种模式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深入分析了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第4章,国外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理性借鉴。本章以英美两国为例,对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着重对美国凤凰城的垃圾回收改革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国外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对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的借鉴意义。第5章,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改革探索——以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例。本章分析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现状与问题,探讨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改革的整体思路,并从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两个维度探讨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处理改革的具体举措。第6章,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建议。本章分别从理念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叁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对策建议。从理念创新上来看,就是要树立多元治理和公平为先的价值理念；从体制创新上来看,就是要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方式多样化；从机制创新上来看,就是要创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最后为研究结论与展望。这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对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论题进行了展望。
王佳欣[3]2012年在《基于多中心视角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旅游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旅游公共服务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旅游者对旅游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异质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能够为旅游者提供更为有效、更为公平、质量更高的旅游公共服务，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目前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无法满足大众化旅游时代对旅游公共服务的要求。因此，本研究试图构建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供给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提高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旅游者对旅游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本文在借鉴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的具体实际，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旅游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机制问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叁部分。首先，在理论和概念的梳理部分，本文对国内外公共服务、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公共服务的经典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界定了旅游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旅游公共服务的特征，探讨了旅游公共服务的类型、所涵盖的内容，并最终对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次，在对现有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评价部分，本文对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且以对旅游者的调研为依据对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进行了IPA诊断分析；同时借助DEA分析法对我国各地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现状进行了绩效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基于此结论，本文提出了构建旅游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在旅游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机制的具体构建部分，本文采用SSP范式分析对我国旅游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机制的构建进行了构思。同时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协同学理论等经典公共服务理论的支持下，构建了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主体协同合作的旅游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机制。此外，本文还从供给主体创新、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构建等叁个方面分析了确保旅游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顺利运行的保障机制。
卢济健[4]2017年在《南宁市社区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加快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有效解决我国严峻的养老问题,本文致力于研究社区养老服务多元主体有效供给的问题。通过对南宁市的个案研究,分析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现状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相关探索、成效和问题。并基于公共物品及供给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以老年人需求为引擎,多元主体为主导,以制度安排为制衡,以服务标准为标杆,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南宁市在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的探索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社区养老服务走上了社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四级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管理体制。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仍面临整体性与系统性缺失、多元化但未协同、资金面临短缺、社区成员意识较为淡漠等问题。因此,南宁市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目标和未来发展趋势是以老年人需求为立足点,将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家庭和公民等这些“独立岛”以及相关服务内容、服务方式、责任协同起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提供有效、健康、持续的养老服务。
刘靖[5]2010年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在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发展时期,农村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对农村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为农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新农村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覆盖广大农村、惠及七亿农民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甚至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就是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完善的过程。尤其是面临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有效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农村安全稳定、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所以从政府管理角度研究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对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资料的认真梳理,诠释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含义与特征,界定了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标准;通过纵向的分析考证,理清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的历史演进;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分析了我国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的成就与不足;通过对政府现行供给制度、供给职能、供给模式、供给机制等的深入分析,探寻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策缺失的根源;最后,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与研究成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统筹发展、分权改革、多元供给、供需平衡、效能升级”,主要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缺位现象,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转变政府单一供给渠道,建立多元化的供给模式;转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建立农民的需求表达机制;转变涉农资金管理混乱状况,提高涉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白祖纲[6]2014年在《公私伙伴关系视野下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采用公私伙伴关系的机制与各种模式已经逐渐进人法制化与制度化的轨道。由于地方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具有消费的共同性与消费的必然性，事关一定地域内社会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并且其公共性特征说明无论生产与提供的主体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不能单纯为了个体私利而牺牲公共利益或公共价值。公私伙伴关系诞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它所具有的私人融资、经营风险转移给私人部门、资源共享与收益共享、以较低成本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特点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我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期、改革攻坚期与地方债务扩大期的困境，本着降低财政支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活化民间资本与鼓励公民参与的目的，公私伙伴关系供给地方公共物品与服务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首先，本文对近20年来国内外有关公私伙伴关系和地方公共物品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分类梳理，尤其对国内现有文献与研究成果进行了重点介绍，并指出了国内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国外公共物品的研究流派、历史讲行了回顾，并且对国外公私伙伴关系与各种理论的关系进行了简要介绍。其次，本文对合作、公私伙伴关系、公共物品与地方公共物品四个核心概念进行了介绍与概念界定。根据论文理论框架的需要，将合作分为语言合作、行动合作与组织系统合作叁种类型。将公私伙伴关系分为体制性公私伙伴关系与机制性公私伙伴关系，并以体制性公私伙伴关系作为本文研究框架的基础；同时，以纵向研究的视角，将公私伙伴关系的内涵分为传统的公私伙伴关系、经济——财政型公私伙伴关系、管理型公私伙伴关系与行政改革型公私伙伴关系。公共物品的概念介绍了萨缪尔森、布坎南、奥尔森和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的公共物品概念，以及蒂布特的地方公共物品概念。本文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概念强调了其地域性、公共性、共同性与消费的必然性特征。再次，理论基础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与公私伙伴关系的相关性。民营化理论介绍了民营化的概念、民营化与公私伙伴关系的相关性，及民营化的类型与方式。新合作主义理论介绍了其内涵、基本观点及国家与功能分化的利益代表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协商民主理论介绍了各家关于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及协商民主的特征，尤其重点介绍了伊森·里布的民主的公众部门的思想。政府改革理论介绍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整体性政府理论与我国的地方服务型政府理论。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公私伙伴关系诞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新公共服务及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对公私伙伴关系的公民权利指向、人本主义关怀、社群价值肯认，以及公共服务的公共与公平属性在公共精神层面进行了内在反思；而整体性政府理论则对政府体制框架与跨部门的协同治理能力完善进行了外在规约。第四，本文对公私伙伴关系的国外动态发展进行了回顾与整理，提出了公私伙伴关系下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公共利益监管的体制性漏洞、成本控制的机制性模糊、利益表达的制度性缺失的问题。并详尽地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原因，这些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官僚理性的延续与“内部员工”干扰；二是交易成本与委托代理关系的原因；叁是市场失灵与私人部门不成熟；四是法律适用中公私之争（适用公法还是私法的争论）与刚柔困境（硬法与软法间关系的困境）；五是公民参与不畅和社会资本缺失。第五，本文基于上述问题及原因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一是公共性与新型公私合作观为观念基础；二是关于公共部门暨地方政府体制的设计；叁是公私伙伴关系下私人企业的道德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四是从公民与社会团体角度审视，增值社会资本与公众部门的设计架构。最后，本文采用嵌入性单案例研究方法，对台湾高铁的公私伙伴关系模式进行了分析，案例先是简单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近20多年来的民营化与公私伙伴关系发展历程，接着回顾了台湾高铁项目从论证、兴建到营运的过程。重点部分是对台湾高铁的开发与发展过程中围绕着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公民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多元关系按照模式匹配原则进行了分析。
冷功业[7]2010年在《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物品是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层次与特征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伴随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公众越来越注重公共物品的质量。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政府单一供给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而非营利组织却能够较好地弥补政府供给不足的弊端,积极、有效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可分为叁大部门：政府组织、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随着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逐步开始加入到公共物品供给的行列中来,并被视为是面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其被定位为“以志愿求公益”,其作用是面向社会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承担一些政府和企业都无法充分实现的社会职责。而且,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贴近基层、灵活创新、效率公平相结合的优势也使其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实现提供了主观依据。随着社会发展,政府权力逐渐回归社会,非营利组织会不断壮大,其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明显。基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具有各自的特点与优势,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尤为重要。事实上,随着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性、复合性的发展,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也在不断地处于嬗变之中,公共物品的单一供给正被混合供给所取代,供给主体的单一性正朝着多主体、多中心方向发展。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公益人”、“道德人”理论假设,本文提出了较有特色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强调公民应被关注,并作为主体纳入到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之中,构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供给模式。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益需求表达,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尊重公民权力基础上,叁者形成互动供给。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分工、合作、互补与伙伴关系,而不是替代、对抗关系。本文结合中国实践,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机制,指出公益型NPO和互益型NPO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起源于政府的NPO、源于社会的NPO、源于社会的NPO、市场与政府结合型NPO、社会与政府结合型NPO也应分别满足不同性质的公共利益,供给不同的公共物品。针对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存在的缺陷和风险、阻力和障碍,借鉴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经验和启示,提出了构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新格局、强化政府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过程中的作用、以“多元互动关系”指导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改革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监管的法律政策和体制、以及配套改革措施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发展,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公平。本文共有七章,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其次就研究主题的研究现状和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总结,最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框架结构和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就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现实考察。其中：第二章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基本理论分析。首先界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非营利组织、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等主要概念,强调公共物品源于公共需要,是满足公共需要的手段,其本质是一种公共利益或公共利益关系。指出公共物品供给区分为提供和生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接着区分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公共物品供给分为政府供给和私人供给,私人供给又分为市场供给和志愿供给,志愿供给也称为自愿供给,包括企业志愿供给和非营利组织志愿供给两种形式。并对公共物品的志愿供给进行模型分析。最后,建立模型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必要性；运用经济学理论并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公益人”假设,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行性。第叁章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机制与风险。首先,由人类社会的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叁大运行机制入手,分析了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提出了较有特色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供给模式。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益需求表达,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尊重公民权力基础上,叁者形成互动供给。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分工、合作、互补和伙伴关系,而不是替代、对抗关系。其次,分析了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机制的类型、特点及其实现路径。再次探讨了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方式,指出存在着非营利组织直接供给公共物品和非营利组织间接供给公共物品两类方式,其中直接供给是主体,包括独立提供、与公共部门合作提供和与市场合作提供叁种具体形式。接着,论述了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缺陷和风险。缺陷主要表现为：公益失灵、利用非营利组织谋取私利、公共物品供给范围狭隘和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信度不足等；风险主要是非营利组织维持方面的风险、发展方面的风险和创新方面的风险。最后,强调为了克服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的缺陷和风险,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借鉴斯蒂格利茨和贝克尔的模型,探讨了政府在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发挥作用的手段。第四章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考察。首先,结合统计资料研究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概况、主要活动领域及其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其次,从法律地位、组织性质、起源叁个维度考察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问题,呈现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类体系。第叁,结合中国实践,分析了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机制,指出公益型NPO和互益型NPO应该提供不同的公共物品；起源于政府的NPO、源于社会的NPO、源于社会的NPO、市场与政府结合型NPO、社会与政府结合型NPO应分别满足不同性质的公共利益,供给不同的公共物品。最后,考察了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并分析了阻力和障碍的成因,为第七章政策建议的提出做好了准备。第五章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证分析。本章自成体系,选取了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环保组织两个案例进行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对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六章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考察。本章首先分别对美、英、德、日、韩等五国的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进行考察,接着比较得出了中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不同特点：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和与市场的关系不同。最后总结得出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对中国的经验借鉴和几点启示,以资推动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发展和完善,并为第七章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参考。第七章构建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模式的政策建议。针对第四章的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中存在的阻力和障碍,参考第六章的发达国家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对中国的经验借鉴和启示,本章提出了构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新格局、强化政府在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过程中的作用、以“多元互动关系”指导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改革和完善非营利组织监管的法律政策和体制等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发展,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公平。论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以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为视角,对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行为、机制和社会影响作为一个主题加以详细的分析,目前学术上很少这样来研究,即使注意到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重要性,往往也是把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包括市场供给和志愿供给)作为研究对象的。本文则是意识到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人们主体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其地位会非常突出。这一研究视角和内容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选题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本文力求把不同学科针对同一研究主题的研究方法相互借鉴,试图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2、借鉴公共管理学的“公益人”、“道德人”理论假设,提出了较有特色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强调公民这一主体被关注,并作为主体纳入到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之中,构成“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元供给模式。公民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益需求表达,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尊重公民权力基础上,叁者形成互动供给。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分工、合作、互补和伙伴关系,而不是替代、对抗关系。3、就非营利组织的范围而言,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性单位和基金会。本文强调了中国的事业单位应归属于非营利组织,并且认为草根NPO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全面呈现了中国非营利组织体系的构成。4、强调公共物品供给应该进行动态研究,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会随着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就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范围而言,本文认为可以根据非营利组织形成方式的不同,分别满足社会纯公益、制度性公益和客观公益,供给不同的公共物品。5、综合运用经济学、财政学、公共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有关理论,对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这一主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论文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1、囿于理论分析和探讨。由于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充分,有关研究资料匮乏,所以本文的研究侧重于理论上的探讨为主,而对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实践问题研究不够深入。2、实证分析不足。限于资料数据的限制,本文仅就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志愿供给的两个方面——中国福利彩票融资和中国环保NPO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而未能对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进行全面的模型构建和计量分析。3、对中国非营利组织分类供给公共物品的论述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细化。关于事业单位的改革目标,目前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性的意见,实践中各地也在进行多样性的探索,本文未能对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详细研究,只是提出事业单位改革的原则是分类改革、区别对待。
苟凤丽[8]2016年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站在新起点的同时,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叁期迭加步入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动力转换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挑战。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平稳跨越叁期迭加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1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新的公共产品供给逻辑初现:改革旧制度与创设新形式并举,更新陈旧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实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适应新常态时期消费和投资需求改变、生产和产业组织方式转换与资源配置形式和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实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活力,解决我国公共产品总量供给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问题的同时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新常态,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基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国内外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为研究对象。本文中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研究的总体思路为:在建立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来解决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不均衡问题。依据这一研究思路,论文除导论和结束语外包括六章内容,具体安排如下:导论阐明论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并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方法、思路和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加以概括说明。第一章为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首先从概念发展的维度对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探讨,把握公共产品的本质。其次通过对与公共服务这一相似概念进行辨析和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类的方法,进行对公共产品概念的深入解析。再次在把握公共产品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对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的概念进行梳理。最后在准确把握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理论依据是提高供给效率、体现社会公平与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目标是实现效率、公平与稳定的更高均衡。第二章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优化理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优化理论建立在公共产品多元供给的基础之上。因此,此章首先论证公共产品各多元供给主体成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简析各多元供给主体的供给实践及其失灵。然后,从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所结成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关系,以及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角度,分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的引领型优化及其优化路径。最后根据社会经济现实,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边界确定的角度,研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的适应型优化及其优化路径。第叁章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优化理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边界的确定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优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公共产品供给行为优化是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优化的保障。因此,此章内容紧随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理论之后。此章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行为优化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公共产品多元供给主体行为各自优化(即策略优化)的角度,分别研究政府、市场和自愿组织的行为优化;二是在理顺政府、市场和自愿组织叁者关系的基础上,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间行为优化(即战略优化)的角度分析政府行为优化。第四章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路径探讨。此章首先按照历史的脉络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历史。对历史的回顾既可验证双优化理论,又可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还可加深对现状的理解。其次,分析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再次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最优目标和优化原则进行分析。最后,由于最优目标和现状之间的差距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提供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选择何种路径缩小这种差距是本章的核心内容。第五章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障碍与政策建议。此章通过分析指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和行为优化的最优路径中存在供给主体发育不充分、供给制度不健全和配套制度不完善叁大障碍。政策建议主要针对制约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障碍提出,依次为培育供给主体、健全供给制度和完善配套制度叁方面。结束语是对论文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的综合概括,以及论文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以下叁方面:在选题方面,本文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作为研究对象是一次新的大胆尝试。通过这样的尝试试图建立一套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分析框架,从而增进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解,丰富现有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在内容方面,本文创新点首先在于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理论框架,虽然不尽完善但是一次大胆的有益尝试;创新点其次表现在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优化理论的构建中不仅从社会经济现实出发,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边界确定的角度来研究,而且还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间关系出发,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角度来研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优化。创新点最后体现为创新性的将自愿组织分为社会自愿组织和社区自愿组织两类并分别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应用方面,本文利用构建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的最优路径进行探讨并得出创新性的结论。
焦武旸旸[9]2018年在《农村公共物品政府供给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农村经济水平持续发展与模式优化,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也在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中政府拥有着绝对的主导权,供给主体的责任及监管均是由政府来承担。改革开放40余年,农村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物品需求由“温饱型”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由于政府供给模式的创新性与延展性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矛盾,因而无法满足农村飞速发展的基本需求;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相对较低,供给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农村现有的需求体系;供给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无法对全部供给实施全过程的跟踪等,这些矛盾都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造成极大的影响。因而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或者将政府单一供给模式拓展到第叁方组织,发挥市场供给多元化的优势,最大限度地为农村公共物品进行全面的供给,以确保农村居民获得足够需求量和种类的公共物品,满足他们对于公共物品的各种供给需求。本文从分析公共物品的一般定义及供给理论入手,结合山西省运城市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案例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在我国现行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基础上,借鉴分析美国多元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英国“最佳价值”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及法国“公私合作”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完善与发展建议,建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本文的主要框架为:第一部分介绍了分析的背景与意义,对前人研究文献及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第二部分简述了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本章首先阐述了农村公共物品的概念、特点、分类及相关理论,然后阐述了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界定和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第叁部分为运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针对山西省运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供给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就其供给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对出现的这些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国外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宝贵经验,比较分析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有关供给模式,同时总结了国外经验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启示。第五部分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优化策略。首先提出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优化建议,主要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供给机制、引入多元化主体及建立监管机制四个方面开展论述;其次就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提出建议,主要包括引入市场供给模式,建立第叁方组织供给的激励机制,促进农村居民和组织参与供给。最后是研究的结论和不足之处。在研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要根据国内实情,将各地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有效结合起来,找出问题所在之处,并进行改进。我们的地方公共物品供应体系必将朝着更好、更全面的方向发展。
王波[10]2007年在《中国旅游景区供给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市场化经济的不断深入，中国旅游景区的产业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景区发展的效率目标与福利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中国旅游景区的改革和发展领域中出现了实践先行、理论争辩、政策滞后的局面。旅游景区如何在满足市场需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多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得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旅游景区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即因资源的稀缺性而存在资源利用选择和配置问题，相应地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冲突与合作关系，有了冲突就需要通过制度去规范。因此，本文从制度与机制这一独特视角切入，将旅游景区的开发与保护问题抽象为景区供给活动的主要行为，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构建“旅游景区属性—供给制度安排—供给行为与绩效”理论分析框架，抓住制度这条逻辑主线，以旅游景区产业特殊属性为逻辑起点，以政府和市场供给景区的机制与制度为研究核心，论述了景区属性、供给制度安排与供给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形成全文分析的整体系统逻辑体系。在具体分析论述过程中，注重把握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基本要素：物性分析和人性分析，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融为一体，对比研究了政府与市场这两种基本资源配置机制在当前我国旅游景区发展中的供给制度模式、作用边界、作用机理、作用效率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政府与市场协调供给景区的思路。根据实践考证以及理论逻辑推理，本文得出叁点整体认识：第一，旅游景区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景区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在当前阶段，景区的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又要保证旅游景区的资源环境安全以及维护广大公民的利益。第二，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在短期内可能会相互冲突，因而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区域和资源类型中，旅游景区政策目标的重点也会不同，这正是理解和构建旅游景区供给机制的关键所在。第叁，旅游景区的供给效率取决于供给机制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要想让供给主体有动力按照政府的思路进行景区产品的有效供给，首先必须在制度上承认供给主体特定经济活动的合理性，然后使其供给行为在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规制中得到规范化。因此有必要将市场竞争性机制与政府强制性机制进行有效“耦合”，即构建一种混合供给机制，有所侧重地发挥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区域、不同景区产品市场结构及不同景区资源类型中的优势，从而有利于调动供给主体积极性、规范供给主体开发和保护景区行为、满足现阶段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我国城市公共物品竞争合作型供给机制构建[D]. 王成福. 苏州大学. 2004
[2]. 治理视域下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研究[D]. 邓明辉. 武汉大学. 2014
[3]. 基于多中心视角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D]. 王佳欣. 天津大学. 2012
[4]. 南宁市社区养老服务协同供给研究[D]. 卢济健. 广西大学. 2017
[5].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对策研究[D]. 刘靖. 吉林大学. 2010
[6]. 公私伙伴关系视野下的地方公共物品供给[D]. 白祖纲. 苏州大学. 2014
[7]. 中国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研究[D]. 冷功业.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结构与行为优化研究[D]. 苟凤丽.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9]. 农村公共物品政府供给模式研究[D]. 焦武旸旸. 山西财经大学. 2018
[10]. 中国旅游景区供给的制度经济学研究[D]. 王波. 北京交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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