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轩[1]2016年在《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文中指出精神生活治理是一种人学意义上的"元治理"。所着力澄明和彰显的对象,是自然、人类社会、思维领域建构的一个精神文化整体性,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超越性实践。伴随人类精神生活实践合理性类型多元化现实,及治理的规模扩大的效应,从精神生活文化价值深处,揭示精神生活不同生存主体的权利资质,成为一种精神价值生态。同时,在现代性社会合理表达"精神生活民主化"与"精神生活生存权利"实践形态的正当性,成为精神生活秩序重建的时代主题。精神生活治理是精神文化价值多元性主体参与、互动和确立实践的公共治理理性的过程,同时,也是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实践。人类在精神生活治理问题上的实践效应表明,精神生活治理由于人类精神生活主体多元性存在形态,不断发展的多样化吁求,必须通过新型治理主体培育形成一种过渡,才能达到统一。单个不同精神生活主体实践合理性之间形式上的一致性,是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治理的,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精神生活如何找寻新型主体类型,实现不同精神生活主体的"划界与统一"的历史。当代人类精神生活,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实质上的总体概念就是"精神生活治理"。这种时代呼吁,更加使精神生活治理拥有了时代"改变精神世界"的意义。精神生活治理核心旨趣,就是探寻精神生活自我治理的价值规范基础、运行机理、实践路径。具体地讲,就是在多元精神生活主体存在的精神格局中,形成新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类型,即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确立"治理型精神生生活"公共价值逻辑,与现代个体的优良精神生活自觉,进而生成"灵魂优雅与精神安全"的治理型精神生活之生存品性与精神生活价值境界。精神生活治理价值是追求人的精神生命自觉方式、解放途径的安全性实践生成。对于民众个体而言,精神生活治理则是精神生活权利合理、正当的自觉表达及获得性的实践公共精神生活体验;对社会、国家而言精神生活治理是永恒的精神文化公共性,意味着多元社会、国家、组织等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形成新型治理主体实践中,进而,在精神生活治理中,不同精神生活治理主体通过多元互动、深度理解,形成以实践公共治理理性为核心特质的"新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即"改变世界的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基于此,精神生活治理逻辑从以下相容关联的论证主题展开与表达:一是谁之"治理"与何种"精神生活治理"——精神生活治理逻辑的时代使命与实践指向;二是精神生活病理与根源探寻,治理观念引入精神生活的资质证成,及中西思想史中的精神生活治理尝试的分析;叁是精神生活治理的结构、方法和特征的分析论证;四是中西精神生活治理的特质及价值实践逻辑;五是对马克思精神生活治理的内在结构与现代境遇的论证;六是追寻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公共理性及精神生活治理的路径探寻;七是现代现代精神生活治理主体的形成与"治理型精神生活"的公共价值逻辑;八是精神生活治理的价值评价与展望。对这些主题展现实质性的分析论证,构成该论题的核心论域。质言之,在精神生活治理的实践机理运行中,形成的"改变世界的治理主体",即复合型精神生活治理主体,其本质是我们人类自身深层的精神存在样态,在现实中,是具体性的新主体类型,并在历史中不断流变、不断展开,是精神生活治理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及精神性生存的复命。
徐敬龙[2]2016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道主义思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的梳理和阐述,尝试解析人道主义在西方和中国的存在、发展状态、生成逻辑以及基本观点。就西方来说,从古希腊、古罗马的萌芽状态到流行于欧洲各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空想社会主义、人本主义诸阶段,人道主义的内涵外延不断丰富积累、发展演变,最终成为较成熟的体系化理论。这个进程展示出人道主义思潮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性、动态性、多源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揭示了其在西方(主要是欧洲)各国不同历史时期逐渐积累组合而成的生长事实。同样,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呈现出类似的样态。当然,中国传统人道主义的发展成长具有较明显的连续性和单一源头(主要是历代中国先哲的思想)的特征,其成长也是一个历史的积累过程,也具有动态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在内涵和外延上,西方与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相比较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侧重点不同的分歧,也有强调人性和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高扬人的地位、反对神性等方面的共同性。本文在对西方和中国人道主义思潮发展过程的比较阐述中,得出了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组成的西方和中国的人道主义双线发展、共同构建人类人道主义的结论,进而提出了广义上的人道主义思考维度,明确了我国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在以上基本理论观点和视域下,本文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道主义思潮的过程中,对这一思潮发生发展的起因、影响因素、背景做了叙述和分析,展现了中国人道主义思潮发生的国际环境,明晰了其在国际格局下的位置和形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人道主义思潮发生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予以研判,同时也对这场争论的积极影响和成果,争论的特点和局限性做了探讨和评价,对当时争论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异化问题、人道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普遍的人性与阶级性等问题的争论情况进行了厘清。本文认为,这场思潮促成了中国学术领域探索的理论自觉,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新领域,具有引发我国社会思想解放和推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体性、人学乃至以人为本理念等新理论增长点的生发和超越人道主义理论框架的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
吴亚南[3]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践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特征的概念,从哲学层面讲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和历史性的价值创造活动,这种对象化的价值创造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现实、感性与理性、能动性与受动性、限定性与超越性关系辩证统一的历史性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不断推动社会向和谐良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批评主体以文学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展开对话、施加影响的历史过程。可以说,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近现代中国国情、具体文艺活动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生成与建构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内涵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拓展、深化和具体化的,最终表现出它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除导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五章来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思想内涵、形态特征。第一章围绕实践范畴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实践观与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真正把实践概念纳入哲学思考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自身构成目的的行为,它是以行为自身为目的,主要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实践的理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实践观,使人的实践与存在论问题联结了起来,将实践活动提升到人的存在论意义的高度。简言之,西方实践观的发展历史,既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时也有它问题框架不断经历转换的复杂演变过程,即实践与存在、实践与自由、实践与理性、实践与理论、实践与主体,这些基本概念的问题演变历史。只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实践哲学那里才真正解开了实践的本质之谜,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变革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即实现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即从理论的思维方式向实践的思维方式转向；叁是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性转换,即从实践的认识论到实践的生存论转向。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内涵可以从叁个维度来探讨,一是实践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活动,二是从辩证唯物论角度明确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优先性地位,叁是实践的价值维度,重视个体的伦理关怀。正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所建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确立了实践的本体论地位,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哲学思维,是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其理论目标就是通过哲学的世界化、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把人从奴役的社会处境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有重要阐发。第二章探讨马克思实践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质内涵的生成。从时间上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为一种作家本位的启蒙实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体现出重视无产阶级大众的过渡性实践思想特点,这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初步确立。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之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形成了人民本位实践观,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体系的成熟。从话语逻辑的实践特征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对阶级感情话语、革命伦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强调。在话语的形态表现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突出实践指导意味的政策性话语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在历史的实践选择中形成了以人民本位实践观为代表的历史形态,而且在自身的理论逻辑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强调实践的认识论、关注实践主体问题、重视实践的政治伦理问题等叁个方面的理论形态特征。第叁章研究实践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认识论特征的关系。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接受和理解主要是在认识论领域当中来理解的,从而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这种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突出为中国革命服务的现实问题意识,关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对革命实践的推动作用,重视文学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合,强调文学活动的主客体相互影响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并将文学主体的问题重心放在为人民大众这个集体性的历史主体上来。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标志着实践认识论批评范式的形成。以实践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又集中表现在文艺观上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文学批评模式。正是在能动的革命反映论旗帜下,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以实践为问题指向的理论形态结构,呈现出重视实践主体,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性质,突出动态能动的生活实践观,以及彰显实践智慧的文艺政策批评等理论观点,并在艺术创作上推崇革命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但是应该客观地看到,反映论批评模式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运用存在片面的地方。这样在实践认识论视野下,辩证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反映论批评模式的一种理论调整。可以说认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体系建构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认识论范式存在经验化的倾向。通过反思反映论批评模式,建立以实践生存论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识论体系,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路径选择。第四章主要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当中的实践主体论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体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了求得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主体观,这个革命的实践主体观既继承了五四启蒙运动的个性主体意识,又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特点发展了这一主体意识,建立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集体性主体观。从启蒙主体到人民大众主体的构建,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主体观在中国的历史问题语境中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内涵。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现实,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历史阶段这个中国现实语境中,把握艺术生产主体的基本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艺术生产主体应该仍然是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以人民大众主体为核心内容的实践主体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一主体观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对个体的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没有充分的肯定。新实践美学将生存论观点引入实践的理解,拓展了实践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实践观内涵的认识,对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体论内涵也具有重要启发。第五章主要从实践的政治伦理维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问题。从实践的政治伦理方面来看,政治伦理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有的价值尺度,它的基本内涵和终极关怀就是通过人的政治实践趋向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的有德性的圆满生活。由于中国的革命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淡化了政治伦理本体层面的构建。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过重视作家的思想改造、革命伦理意识、道德修养以及注重个体责任与人民性的价值尺度等方面,表现出它在政治伦理层面有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但是同时也应客观看到,革命年代的战争文化思维又使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和终极关怀偏重于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极左政治的泛滥酿成政治对文学的绑架与利用,损害了文学的独立性和本有的审美超越性价值。今天我们从马克思实践观角度重审文学的政治维度,反思我们既有的理论传统、历史经验,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视域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价值,伸张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价值本体的正义诉求和终极人文关怀。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学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伦理活动。实践的逻辑是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内在本质联系的前提,因此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是在哲学基础上坚守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始终围绕中国在社会革命、政治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文艺问题展开对话,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术语范畴、问题框架、研究对象的中国化、具体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与自身历史传统、其他文艺批评流派展开互动对话,从而超越了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学”观,构建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实践观,形成了以文艺大众化为主要载体的文艺实践模式,最终在本体层面上通过对“人的文学”命题的不断反思和对话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为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体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和价值视野。
胡咚[4]2015年在《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化社会中,以何种价值观引导大学生解决现代人生问题、发展人生,过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成为当代大学生发展的重要论题。以此为缘由,研究将“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作为选题。“人生价值观教育”是研究的核心概念。我们将“人生价值观”理解为引导、评价人生的价值观。进而,将“人生价值观教育”理解为培养正确价值观以引导人生发展的教育,其本质在于培养人的价值主体能力和培养人的价值观,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创新”是研究的主线。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的两个出发点为理论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的实然要求。为此,第一章从理论上对人生价值观教育进行了审视,主要是突出了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内涵、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的理论分析。第二章分析了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础,以把握创新的现实基础与要求。主要分析了时代环境、教育对象特点,并对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最终得出创新的核心问题指向。以解决创新问题为引导,第叁章分析了古今中外有关人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理论,为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教育”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第四、五、六章研究人生价值观的教育如何创新的问题。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价值要求与个体发展的价值需求是人生价值观教育的主要矛盾,是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的基本矛盾的反映。围绕主要矛盾,首先在第四章提出了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调适的研究。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大学生人生价值观践行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作为目标调适的定位。这既体现了社会价值主导与个体价值需求的统一,遵循了教育的基本规律,与教育总目标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要求相一致,同时还突出了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目标预设的特殊性。以目标调适为引领,第五章研究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理念更新,分析探讨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发展、社会适应性与个体适应性的同构、价值引导与自主建构的统一、认知与践行相互促进的人生价值观教育理念；第六章研究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课程、实践、文化和网络途径的优化。这一部分“教育”创新的研究既有教育基本规律和主导内容的坚持,又有新发展,既是教育理论的研究,也是教育实践的探讨,从而达到了继承发展以“创新”的研究目的。同时,前叁章的理论指导和借鉴的研究在第四、五、六章中得到了运用和贯穿,共同构成了整个“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研究”。最后,结语对研究的重要结论进行了总体概括,并进一步提出了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发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立足现代价值问题、诉求价值素质提升、指向精神生活优化。
张旭晨[5]2012年在《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各自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生活经历,不仅具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活期望,也要求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加积极主动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是,当他们逐渐从原来的文化群体中脱离出来,对农村社会同渐疏远,向往着新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却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大体相似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人为隔阂和制度性障碍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且社会认同趋向于“内卷化”建构或封闭式运作的话,不仅会在他们中间形成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反叛亚文化”或游民化,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面对的问题。从制度体系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要求变革既有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体系；从区域统筹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是对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的一个必然反弹；从市场经济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是建立城乡统一乃至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必然要求。基于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乡镇经济和诸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的扩展效应,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相对易于解决,但欠发达地区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滞后,使得吸纳和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空间和能力十分有限。理论界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才是最近几年的事,多数研究成果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问题,且存在研究对象单一、样本量小和以点带面的问题。随着我国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梯度转移,农民工总体上向中西部回流念势较明显,就地就近转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调研发现,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甘肃省落户,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创造了条件。但总体讲,在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教育培训、基础设施以及市民化等方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主流社会和城乡协蒯友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统筹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结合甘肃省的实证调查,揭示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分别与发达地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甘肃省的政策实证分析,探讨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实施情况,从而发现问题并提出政策选择取向。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是：1.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并对欠发达和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总结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特点；2.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分析。多角度分析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并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传统观念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进行比较,分别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和企业等的视角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进行实证分析；3.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分析。分析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区域发展政策、区域管理创新、政府关系以及区域政策等的深层关系,并从统筹城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宏观政策、农民工权益与保护、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社会保险以及农民工回乡创业政策等五个方面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进行了政策实证；4.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选择。论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的渐进模式、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性、以及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区域政策创新等偏向于理论和区域政策框架层面解决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必须要重视和把握的叁个方面；通过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的反思及建议,提出了欠发达地区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取向上的几个亟需重点关注的领域,即：城乡二元制度体系的变革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政府执行不力、不到位和缺位,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和新农村建设。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研究视角；在分别从农民工、城市居民、企业和政府四个层面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全面深入实证的基础上,考察了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特征和问题,并与发达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政策进行分析,并对其政策选择进行基于甘肃省实证的反思。本文主要运用了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借助统计分析工具,从农民工、城市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的主体视角出发,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区域发展模式、区域管理创新以及政府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研究,以期找到解决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合理路径和战略重点。此外,本文还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以及制度的研究视角,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有两个方面：其一,本文将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放在区域发展的系统之中,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化模式和区域规划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区域管理创新,指出了政府在这一伴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将这种作用体现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可能性；其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并不仅仅是一个与社会排斥相关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路径依赖的。本文主张解决这一问题的渐进主义道路,因为任何经济区域和城市在吸纳新生代农民工或者劳动力方面是有其承载极限的。只有通过政府区域管理创新,坚定不移地奉行区域和谐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才能最终真正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
艾子[6]2018年在《新时期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指导思想,在思想内容、思维方法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理论内容和发展路径选择。但是由于历史中发生的对马克思主义格言化、教条化等错误的影响,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存在着运用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历史意识的缺失。这种缺失集中体现在离开了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反映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传统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往往在前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水平甚至在朴素唯物论的思维水平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缺失需要在历史的目光中才能真正展现其问题发生的机制,这就是本研究基于教育学史的视野探索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动机所在。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决定了这种传统只能在发展中才能坚持并更好地助力教育基本理论的建设。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性内涵与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特点出发,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具体表现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教育政策、重大的实践活动以及体制化学术表征的相关主题话语的转换和研究范式的变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教育基本理论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由分支领域构成的科学,二者共同的超学科意识决定了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从根本上不能是一种实证史学的表现,只能指向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思维方式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根本作用乃是一种持续的认识论反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实践中的一般发展和教育基本理论相关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上形成了以“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为主导的传统。历经了从救亡图存的斗争到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的实践变革,这种传统也从早期依附于某一救亡思潮、以直观感性去认识实践逐渐发展为在时代精神中、在独立教育学体系的追寻中践行马克思主义。而从新时期教育基本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看,围绕对理论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正是这种研究传统推动着教育基本理论从文本发掘转向了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审视教育问题的目光。基于以上,本研究以《教育研究》和《中国教育学刊》为分析主线,参考相关权威期刊和着作,集中梳理了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通过总结,研究发现我国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运用逐渐超越了自然科学取向下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基于实践历史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正是在这种富于历史意识的辩证思维中,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真正将教育问题理解为实践历史发展的结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这种基于历史的理论思维其近世表现是日常文化批判的思维方式。通过这种思维的变革可以发现,走向实践的历史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的理论诉求。正如党的十九大提出,“时代是理论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教育基本理论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超越朴素唯物论的思维水平,在教育实践的历史中深刻领会时代精神、聚焦问题意识,这正是在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下教育基本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
李楠明[7]2004年在《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文中指出从古希腊的实体主体到近代的认知主体，再到现代的生命主体，构成了主体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生命主体性理论毕竟是从孤独的个体出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心的占有性主体的倾向，并由此产生了后现代对主体性的消解。因此，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是我们正确认识主体性问题的理论根据。当从实践一价值哲学的视角去分析主体性的问题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体不是一个实体范畴，而是一个价值范畴，体现的是一种能动的价值关系。从价值的角度分析主体的问题是论文的最主要特色和新意之所在。对主体性进行价值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传统的实体形而上学日益衰落，哲学日益显示出它的人学内蕴。而怎样理解人?这只能从价值的角度才能得到说明。实体形而上学蕴意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绝对性的意识。自20世纪以来，绝对性意识日益为极限性意识所取代。这种思维变革的实质，就是使人成为诗意化的价值存在。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价值理性的指引，现代化就会缺失人性的意蕴，就不能形成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发展观。
何爱国[8]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张春楼[9]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指出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李红梅[10]2013年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响：对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美学现代性的一种考量》文中研究说明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音乐样式之一。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之间由对立、冲突,到最终走向融合,共同演绎了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面对突如其来的现代性潮流,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融汇古今,博采中西,不仅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还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浴火重生,使古老的审美范式焕发出更大的光彩。流行音乐在20世纪的兴起,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现象,但由于中国开启现代性进程的特殊背景,早期都市流行歌曲因此呈现出“时代曲”和“救亡歌”两大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救亡歌”反映了当时人们反抗殖民侵略、构建现代性民族国家的革命诉求；“时代曲”则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的审美理想。由于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扰下展开的,“救亡歌”所代表的认同机制以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设想取得了现实合法性,而“时代曲”所代表的个性自由解放的一维却因为历史原因被长期遮蔽。“救亡歌”虽然曾经一度取得了现实合法性,但其建国后逐渐失去功用的历史命运也说明了现代审美认同机制的局限性。这也提示我们寻求一种更广泛的审美认同,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所追求的审美共通感。当我们把这些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来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还要警惕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人的审美的作用,从而为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真正实现创造条件。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尽管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发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但由于不同的现代性发展历程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逻辑,所以美学现代性研究必须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境遇出发,才能给当下研究带来启示。中国开启现代性以来美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说明,五四精神的美学要义还远未实现,中国美学现代性挑战与契机同在。无所不在的现代性认同有着特殊的价值规律和资本逻辑,它在带来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把人变成时间轴上的变量,导致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不同民族国家卷入险象环生的现代博弈。对于全球化视野下的美学现代性来讲,寻求异质文明之间和谐相处的共同审美机制则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关键所在。尽管现代性理论不应该缺少反思与批判,但它更应该是一个充满积极、欢乐气氛的过程,富有生命阳光的朗照,饱含深切的人文关怀。然而,由于现代人对物质追求造成了对生命自由时间的挤压和剥夺,这种时间观念的扭曲导致了现代性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现代性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来讲,终将会过去,而作为人文关怀的“当下”之维会具有永恒的价值。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中的乐感思维从时间的维度入手,以生命自由时间为基础的“物感”,来对抗由线性时间观导致的“物化”,对于现代人的自由解放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面对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我们需要谨慎地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和相对公允的历史评价,正视传统文化在应对现代性挑战时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对其中所蕴含的美学内涵进行细致的考查和衡量。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冲突表明,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代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早期都市流行歌曲自身存在的不足导致了其被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但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做出了表率。早期都市流行歌曲所蕴含的乐感思维对于生命体的尊重及其倡导的异质文明和谐共处的诗性智慧,对于解决美学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有从代表生命自由时间的乐感思维出发,才能解构异化了的线性时间观,恢复生命体的自由,实现个性的解放,使现代人在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
参考文献：
[1]. 精神生活的治理逻辑[D]. 王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2].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道主义思潮研究[D]. 徐敬龙. 黑龙江大学. 2016
[3].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观研究[D]. 吴亚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教育创新研究[D]. 胡咚.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D]. 张旭晨. 兰州大学. 2012
[6]. 新时期教育基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研究[D]. 艾子.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7]. 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D]. 李楠明. 黑龙江大学. 2004
[8].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9].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10]. 传统与现代的交响：对早期都市流行歌曲美学现代性的一种考量[D]. 李红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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