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臻[1]2004年在《转轨时期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对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保证作用。本文根据历年山东省及全国各省市的综合统计资料及投入产出调查资料,借助 SAS 软件包、EXCEL 等工具,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处理及运算,并运用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博奕分析等经济分析方法,对山东省投资运行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内容包括:导论、投资的内涵及投资决定原理、投资对山东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山东投资运行的总体分析、适度投资规模和适度投资率的确定、投资结构及其优化、投资效益的实证分析及其对策、投融资体制改革及其政策取向分析。主要结论是:1、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二者彼此制约,相互促进,尤其是在经济加速发展时期,关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中投资拉动特征明显,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国民就业、产品丰富、市场繁荣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投资都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自 1980 年以来,投资需求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52.17%,比消费需求的贡献率高 11.43 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的贡献率高 45.08 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 6.32%,比消费需求的拉动高 1.53 个百分点,比净出口的拉动高 4.79 个百分点。与消费和净出口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需求拉动作用方面,还表现在供给的推动作用方面。从短期看,投资活动要占用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和物质资源,而不能增加供给,只是影响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可以长时期地提供大量商品和劳务,增加社会供给,又是影响社会总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定性分析基础上,我们利用 1997 年山东省投入产出表对投资在国民经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目前部门技术经济联系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 1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拉动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出增加 289 亿元,拉动部门增加值增加 88.63 亿元,可以增加 34.7 亿元的劳动者报酬,相应增加 55.6 万个就业岗位,使城乡居民消 1
郑炎成[2]2007年在《转轨期我国县域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县域经济是以一个行政县或相当于县的其他行政区(不包括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的行政区)所辖地理区域作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资源配置而生成的行政性区域经济体。迄今为止，已有研究文献都是在我国国民经济现行宏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体制既定的前提下对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与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几乎很少触及我国国民经济现行宏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体制对县域经济所做安排的合理性问题，其所得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也只是在国民经济宏观发展战略和体制既定条件下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限探讨，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均有折扣。本研究结合我国国民经济正处在全面转轨过程中的实际，首先从分析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理论地位与现实地位不对称入手，深入质疑我国现行宏观经济发展战略、配套体制及其对县域经济安排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全面解除我国县域经济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不合理约束，进而深化县域经济内部体制改革和优化县域经济内部发展战略。第一章导言部分首先提出说明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立题基础和研究意义；然后专门就本研究将要涉及的县域经济、经济发展、经济转轨等重要概念进行甄别，以进一步确立本研究的研究角度和高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内容框架。第二章和第叁章专门研究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是为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第二章首先从“地位”的基本含义入手，通过区分县域经济地位的二重性，明确县域经济地位分析应该遵循的理论规范，即：求证县域经济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的一致性；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县域经济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的决定因素及机理，以说明县域经济地位不可孤立确定的一般道理。第叁章以第二章建立的理论规范为指导，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对我国县域经济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县域经济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之间出现不对称或位移，说明我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具体表现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体制实际上做出了不利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安排。第四和第五章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体制的不利安排下的发展绩效和面临的问题。第四章以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证明我国县域经济相对于非县域经济出现的增长差距及其负面发展影响。第五章进一步分析在给定国民经济宏观背景下我国县域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由此本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不改变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体制对县域经济的不利安排，我国县域经济的未来改革与发展空间仍然十分有限。第六和第七章为本研究的对策部分。第六章以前面各章的研究为依据，在进一步反思我国现行宏观发展战略的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县域经济内外部体制改革的设想，即：外部“放权强县”，内部“集权强县”。第七章则以外部“放权强县”、内部“集权强县”为前提，提出县域经济可以选择的最优发展战略——县域经济内部不平衡发展战略。全文的总结论是：在国民经济全面转轨时期，只有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其配套体制高度出发，为县域经济改革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县域经济内部的努力才可以大刀阔斧、大有作为。这符合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根本利益。
钱广贵[3]2009年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文中研究指明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叁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叁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叁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叁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叁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叁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叁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叁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叁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宋承国[4]2010年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现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金融联系的不断加强,期货市场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金融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以期货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关系到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服务领域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期货市场健康快速地发展,提升其服务本国经济的市场功能,是经济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并将其与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发展相比较,发掘出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可供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促进意义。中国期货市场萌芽并初创于晚清时期,先后经历了民国时期的艰难发展、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断层、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以及在当代的再发展等若干历史阶段。百余年来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是制度变迁的缩影,是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不断冲撞与融合的反映。因此对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本文首先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并由此展开。将中国期货市场纳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其发展历程展开了研究,分析了中国期货市场历史发展的制度原因,总结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并为今后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其次,在充分挖掘史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对叁个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纵向研究和梳理,揭示了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动因、发展变化情况、影响和意义,并对其发展规律、特征与不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使得晚清、民国和共和国叁个历史时期的期货市场成为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尤其是对共和国成立后期货市场的断层和重建时期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期货市场重建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本文在对近代以来期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纵向梳理的同时,还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市场监管、市场的特点与不足等方面展开了横向地分析和研究。不仅研究了近代以来华商与洋商两个期货市场、物品期货与证券期货两类交易品种、期货与现货两种交易方式,还对不同制度条件下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组织结构、制度规则、交易和行市)、市场监管(包括国家立法、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等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比较了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研究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现实运行,总结了期货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期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中国人现代化努力的重要成果,而且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发展的高层次体现。然而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期货市场服务现货市场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这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其次,制度的变迁对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期货市场的断续兴衰与国家经济制度变迁休戚与共。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市场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更好地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反之则会起到阻碍作用,造成期货市场发展的迟滞乃至断层；再次,期货市场的创新和监管也非常重要。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和配置资源的功能,是服务现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尽早建立起包括金融期货和期权期货在内的完整的期货品种结构。这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市场监管的制度建设,控制市场风险,防范期货市场的价格操纵和过度投机导致的功能失效和对经济的破坏。制度创新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武健鹏[5]2012年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路径创新研究：基于政府作用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资源型地区通常指因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兴起和发展，并且资源产业在地区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地区。此类地区由于经济对资源的路径依赖深，资源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失衡，经济波动显着，面临就业、资源和环境等多重压力，发展路径的选择多遇挑战。在中国高调崛起的今天，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成功转型，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地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资源型地区研究侧重于“资源诅咒”、“荷兰病”等现实问题的剖析，产业变动规律和产业援助接续，以及地区综合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我的博士论文则基于政府作用的宏观视角，针对资源型地区路径依赖深的突出问题，希图构建政府把握经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资源要素全球重新配置、产业分工重新布局的机遇，发挥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人才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作用，进而推进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路径创新的新模式。本文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知识，采用历史演进分析法、规范和实证研究法、定性和定量分析法，引入了路径创新、产业融合、企业融合和区域创新等新理念。本篇博士论文共分为九章，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着力对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借鉴、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原因探析、政府推动产业转型路径创新的实施框架及其主攻方向等方面内容递进式展开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结论和政策建议是：1.系统阐释了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内涵。运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对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制度动因、制度主体、路径依赖作了分析，提出产业转型实质上是对产业组织、产业布局和产业规制作出重新安排和选择的过程；运用熊彼特及其之后的创新理论，提出产业转型是技术和制度相互作用的创新过程；运用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强调产业转型是工业化大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创造性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对产业融合的涵义作出界定，导出产业融合是产业转型的一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理论依据作了求证，指出产业转型的关键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动力机制；市场失灵问题在资源型地区同样存在，需要政府有效弥补；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的背景下政府承担着推进制度顶层设计的重任；资源型地区所面对的特殊困难和矛盾的解决需要政府强有力推动。2.通过国际经验比较后发现,即便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型地区，其产业转型也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是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自觉的过程。德国鲁尔区产业转型之路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主体自行调整过程；日本九州等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政府着力实施扶植政策发展接续产业；法国洛林地区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高起点推动产业转型。3.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和锁定问题突出，存在技术、结构、功能和认知上的锁定效应，锁定因素背后有其深层原因。“资源诅咒”现象并非必然现象，资源型地区的兴衰与资源开发生命周期、资源消费生命周期、经济体制、思维定势及至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而转方式必须克服产业发展的锁定因素，这单靠企业或社会层面自发调整难以做到，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规划和政策干预，避免资源比较优势发挥过度而落入“资源优势陷阱”。4.构造了政府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路径创新的实施框架，明确了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目标原则和政策取向。克服路径依赖效应，导入路径创新的新理念，提出政府推动产业转型路径创新需把握知识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叁个时代背景，在资源生产和消费周期的上升期主动进行，着眼于化解“资源诅咒”，坚持市场导向和技术引领，对原有路径进行扬弃，推动资源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5.产业融合、企业融合和区域创新是政府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叁大主攻方向。首先，产业融合是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路径创新的必然选择。产业融合促进了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重大路径转换，是新型工业化的基本途径。应通过产业融合促进产业价值链高端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叁次产业比例的优化。其次，企业融合是产业融合转型的重要着力点。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是企业转型的关键。企业素质决定企业转型的效果。资源型地区企业转型能力的提升途径有：改善资源型地区企业自身结构，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再次，以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就政府如何推动产业转型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以改革创新和先行先试为动力，重点构建产业转型的宏观管理体制、现代产业组织体制、要素配置体制叁大管理体制，建立产业准入门槛的动态调整机制、健全资源开发的总量和价格调控机制、完善传统产业转型的援助和倒逼机制、充实新兴产业的扶持机制、构建煤炭等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证券化运营机制、创新产业承接转移和招商引资激励机制、构建重大项目的动态管理机制等七个产业推进机制。6.政府应在提升山西区域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全力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第一，山西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深层原因是资源型经济的锁定效应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本路径是建立学习过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战略举措是构建区域创新网络。第二，以金融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大力推进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加快推出层次分明的信贷创新产品，借助资本市场推进产业转型，支持保险资金进入经济建设领域，充分发挥货币市场融资功能。第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转型，重点实施开放引进战略和园区承载战略，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为投资者创造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第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区域城镇群的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区域合作，加快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本文在以下叁方面有所创新：1．系统地从政府作用角度对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进行专门研究。提出资源型地区要克服产业结构失衡、体制改革滞后、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制度设计、规划引导、政策推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努力寻求熊彼特创新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二者的契合点，拓展路径创新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将其应用于政府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研究。2．首次将产业融合理论用于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研究。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对产业融合的内涵做了重新阐释，强调产业融合是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基本途径，提出叁条必由之路：一是资源型产业的融合转型，包括循环经济产业链融合，资源上下游产业链纵向融合，主导产业之间或主导产业与其它非关联产业的横向融合；二是产业融合中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叁是产业融合中叁次产业的比例趋于合理。3.集中论述了政府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的叁大主攻方向：产业融合是突破口，企业融合是原动力，区域创新是整体保障。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实证研究，既提出了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对策，也对中央政府分类施策有所裨益。在研究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路径时，将构建区域创新网络作为战略举措，强调政府（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形成合力，协同推升区域创新能力。通过金融支持山西晋中市产业转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新结论：我国目前存在总体流动性过剩而局部流动性不足、货币总量投放充足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为金融支持区域的产业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
范晓男[6]2012年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转轨是指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国际性现象,转轨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是对这一独特经济形态的概括。关于如何实行这种体制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基本主张：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才能成功。因此,转轨国家应该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体系,即实现迅速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具体包括强化财政纪律、实现公共支出优先性转变、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规制、保护产权等十项改革措施,这种改革模式在实践操作上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而后来一些学者根据改革现实中的新情况所提出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虽然强调了建立关键性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提高制度质量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基本原则和政策趋向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主义的巢臼。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国家(CEE)以及前苏联等国家(CIS)效仿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玻利维亚实施的“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建议,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轨实践,其中包括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但并未取得成功。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大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产出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增加,通货膨胀率迅猛上升,货币大幅贬值,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甚至出现了腐败、黑手党经济。主流派激进式改革的绩效令人们大失所望,由此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其他非主流派对经济转轨的重新思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演化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普遍对“华盛顿共识”等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转轨思想提出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体制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针对转轨过程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有关改革战略与政策、策略的研究。后凯恩斯学派作为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长期以来发扬古典经济学传统,反对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曾经在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派的理论建树,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近年来,这一学派也对转轨理论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基于其反边际、反均衡、反极端自由主义的一贯学术立场,从其基本的经济理念与方法论思想出发,对西方流行的体现新古典主义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紧密结合当代转轨经济国家的实践进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转轨理论分析与转轨政策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更加强调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市场机制调节的局限性、政府宏观管理干预的必要性,强调健全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文化环境对于体制转轨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等等。并基于此,探寻解决诸如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降低经济转轨成本、减缓体制间的摩擦、使公众享受改革利益等问题。因此,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努力寻求方法论上的创新,超越了主流派转轨理论的研究框架,开拓了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思路,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的内容体系,对于我们研究转轨理论、深化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认识、发展中国转轨经济学具有较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研究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体制转轨与变迁,虽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体制转轨任务并没有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转轨过程中所内在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缺乏“游戏规则”约束下的市场运行导致社会多方面的无秩与紊乱,产权变革过程中的规范缺失导致原公有资产的流失,法制与监督的不完备导致政府“不作为”与“权力滥用”畸形并存,等等。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空缺”造成的,一方面原有的计划调节机制和约束放开了,另一方面完善的替代性调节和约束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而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计划体制残余因素与无规则的盲目市场调节因素的共同左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空缺”,显然与我们关于体制变革的理论认识不够深入以及政策设计不够科学有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尝试并不能代替系统性的、综合配套的改革政策,更不能成为长期战略所应遵循的实施方式。我们应该基于广阔的理论视角,深入研究一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看看他们如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有关体制转轨的各项政策,有效地掌控体制变革的进程,最大限度地减低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尽可能低的改革成本实现改革目标的,进而借鉴这些政策来调整和完善中国今后的转轨政策措施,丰富我们关于中国转轨实践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分析与应对思路。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地研读后凯恩斯学派有关转轨理论与政策的大量文献,尝试分析提炼出一个能够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统的、比较具有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转轨经济理论体系与政策分析体系,深入探讨这一体系与流行的新古典主流派转轨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基于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经济的理论框架,阐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转轨所具有的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按照上面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七章,具体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二章简要介绍转轨经济的基本知识,对转轨、转轨经济的内涵及研究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不同转轨经济国家转轨过程的比较分析,总结转轨经济的初始状态,提出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的共性目标,介绍各国所采取的不同的转轨模式,以及在不同转轨模式基础上各国初步形成的转轨结果,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建立认知基础。第叁章概要综述有关转轨经济研究的发展演变脉络,在较为翔实地阅读分析经典理论书籍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流派及其他非主流派的转轨理论及思想重点进行加工梳理,为分析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提供理论背景、拓宽研究视角。第四章集中论述和提炼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学派是在与主流派论战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转轨理论研究的,这种论战主要体现在后凯恩斯学派对西方流行的所谓新古典转轨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上,后凯恩斯学派在理论基础、政策操作层面基本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转轨模式的主要命题和建议,并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根据转轨国家的转轨实践对“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在对新古典转轨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及批判的过程中,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明显地体现出不同于新古典转轨理论的重要特征,在方法论方面坚持其一贯的动态的和不确定性原则；在价值观层面崇尚自由和民主,提出转轨国家的转轨目标是建立一种文明开化的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上后凯恩斯学派也力图与新古典传统思想划清界限。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转轨的特定内容,建立了一个整体的转轨理论分析框架,即要实现成功的转轨,首先要明确转轨目标,特别强调了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与初始条件在转轨中的作用,然后将社会存在的现实与转轨目标进行对比,基于非遍历性的传统重新审视了转轨经济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基本的不确定性和转轨特有的不确定性,进而验证了政府干预监管、设计变革蓝图与方案的必要性,并最终设计形成具体而又积极的弱化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转轨政策,实现向有管理的市场的有序的体制推进,完成转轨进程。对于转轨方案,后凯恩斯学派主张要逐步推进改革,实行渐进主义转轨,设计出各项改革措施的先后顺序,强调法律、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制度安排的综合配套；而对于转轨过程,则突出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第五章论述了后凯恩斯学派体制转轨进程与具体操作思路。他们提出要“渐进地价格自由化”,为防止通货膨.胀政府应经常建有基本商品的缓冲存货；要“渐进地、有序地实行私有化”,加强对私有化的规制；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要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加强收入体制改革；要给予贸易适当的保护,科学合理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要增加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建立市场导向的商业银行体系；等等。他们也对转轨国家出现的非正规经济进行了重新解读,特别强调了收入分配对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重新思考,并从中找到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指导、帮助和借鉴意义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以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的深化。第七章对全文做出总结,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试图通过对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的最新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明确分析提炼出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对转轨经济的研究仅限于主流新古典学派及新凯恩斯、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主要非主流学派的理论框架,缺乏对后凯恩斯转轨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对后凯恩斯转轨理论经典文献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转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利于吸收国外学者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推动我国的转轨经济理论的发展尽微薄之力；另一方面,对研究转轨经济国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思路和理论解释,使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更为丰富。第二,从动态的、非均衡的、不确定的分析的新视角来寻求对于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一这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中的重要现象的新认识和新思考,建立一个把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初始条件相结合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更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这使转轨经济的研究更具整体性和全面性。第叁,基于这种新认识和新思考,对中国转轨经济的实践进行重新解读,积极地探讨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紧密结合实际,进行政策措施的研制,将理论思维的新成果及时地用于指导解决体制改革深化期的各种现实问题。
匡家在[7]2005年在《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为题,通过对不同转轨阶段宏观经济形势和体制特征的剖析,揭示宏观稳定、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协调一致的关系。这既是转轨前期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应遵循的基本准则。而要遵循这一基本准则,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短期调控和长期增长,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和体制的关系。通过分析进入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得出转轨中后期的政策选择。 论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着重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转轨中后期的宏观调控以及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必须要处理好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和体制的关系。 宏观调控既是理论问题,更是政策实践问题。一方面,进入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面临新的复杂形势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迫切要求理论界加强对体制转轨中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转轨中后期宏观调控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尚不能承担向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支撑的任务,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研究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况且以体制和宏观政策的关系为视角,以宏观稳定、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性为主线来分析转轨经济的进程,本身也是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第二部分是转轨前期以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它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以前两个阶段。分权化的改革背景下,80年代的两部门经济格局(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非国有经济迅速成长)决定了政府的宏观政策以行政性的直接调控为主。国家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叁位一体,投资消费的双膨胀导致宏观经济多次出现过热。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双重体制格局出现,宏观经济政策中市场化的手段在增多,但行政手段在控制通货膨胀中仍发挥重要影响。 第叁部分是转轨前期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调控。买方市场出现,结构性问题
何念如[8]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刘兵[9]2009年在《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时期,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其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是中央和各级政府长期坚持的全部区域发展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和基本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等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而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些差距不仅开始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而且有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在区域发展中,由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缩小区域差距中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特别是政府公共投资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平衡和协调区域发展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政府如何进行区域公共投资,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政府公共投资与区域协调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成果,而且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有关中国公共投资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综观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某一方面来研究区域发展问题,虽然有学者研究公共投资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区域发展和公共投资的相关理论,首先对区域发展差距状况进行描述,并进行制度分析;其次,分析地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地方公共投资的规模、结构变动规律问;第叁,分别从政府教育、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投资和农村公共投资等方面分析它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从不同经济体制、公平与效率、政府公共投资政策等方面研究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根据以上实证研究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公共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见第2章。该部分主要对公共投资与区域发展等相关理论进行综述。通过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区域发展差距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很早就重视通过改善交通、资助教育、鼓励资金、技术和人才向落后地区流动等积极措施来缩小区域差距,这也是发达国家区域差距比发展中国家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程中,我们不仅应重视市场经济力量的作用,而且还应发挥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调控作用。不仅要发挥物质资本的作用,而且还要大力发展人力资本,重视制度环境和政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加强政府公共投资对区域发展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加强基础设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作用。第二部分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与制度分析,见第3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总体趋势。在政策和体制层面上,倾斜性的区域政策、区域投资体制不完善、区域投资配置的失衡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第叁部分是地方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分析,包括第4章。这一部分首先运用数理方法分析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及其约束条件,并运用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区域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其次,对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东中西叁大地区地方公共投资结构演进进行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对公共投资结构产生的影响。最后,对公共投资的区域选择与地域空间进行均衡条件分析。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演绎出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其约束条件,揭示出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公共投资能力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差异性,分析了地区财政支出对公共投资结构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区域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区域公共服务以及区域农村公共产品等方面研究公共投资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5、6、7、8、9章。该部分内容主要是运用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区域(东中西部、农村和城镇)公共投资对区域发展差距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投资规模和效率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进一步指出了发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在具体操作上,提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教育的投入、制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标准,将极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见第10章,笔者系统地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梁云芳[10]2007年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房地产增长周期波动》文中提出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其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宏观经济会出现周期波动一样，房地产业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波动中成长。但是过于剧烈或频繁的房地产周期波动，不仅会对房地产业本身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衡、资金浪费、产业结构失调，增加投资者的决策难度，甚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纵观世界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泡沫经济)期，投机行为泛滥、虚拟资产迅速膨胀，而当房地产市场进入低迷期，房价下跌，银行抵押资产贬值，银行坏账增加，进一步加快了市场的萎缩，金融危机一触即发，极大地破坏了房地产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潜力。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是不存在的。在这期间土地资源和房屋资源的配置不通过市场，而直接由政府的计划指令配置，公开的房地产市场基本被取消。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我国的房地产业仅仅经历了20余年，正从不成熟期向成熟期过渡。但是，在此期间我国房地产业也经历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波动。虽然近年来房地产业的迅速成长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同所有的房地产繁荣期一样，在我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房价飞涨、融资渠道单一、供需结构矛盾、银行信贷风险较大等。这些问题将决定我国本轮房地产业的增长和周期波动，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成为目前经济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宏观角度而言，剧烈或频繁的房地产周期波动，会造成产业链失衡、资金浪费，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从微观角度，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或个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组合，进而影响市场中资金资源的配置。因此，如何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来识别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状况，对其所处的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解释；房地产周期波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如何帮助投资者在周期波动的不同阶段做出正确的决策；如何帮助政府根据周期波动的不同特征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控；如何有效的预防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论文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周期波动分析方法，将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我国房地产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成因和结构变化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如下：一、通过构建景气指数刻画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周期波动的特征本文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合成指数方法，构建了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周期波动的景气指数，刻画了1995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经过测算，本文认为：按照从“峰——峰”的划分，可以将1996年以后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周期波动分为叁个周期——第一个周期：1996年3月～1998年12月，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第二个周期，1999年1月～2003年12月，政策导向的房地产周期；第叁个周期，2004年1月开始属于新—轮周期，到2006年5月还没有结束，属于政策调控和房地产市场逐步成熟的周期。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理论构建了反映房地产投资的局部均衡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住宅投资波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基本结论如下：(1)本文特别地讨论了土地对住宅投资影响的收益效应和成本效应，结果表明收益效应大于成本效应。(2)在模型中投资的价格弹性要大于投资的成本弹性，而近几年住宅价格的增速远远超过了成本的增速，平均销售价格和平均造价差距的扩大使得房地产最终的利润空间增大，所以，近年来住宅投资增长保持较快的水平也是受利益驱动。(3)在模型中，各方法估计得到的住宅投资的利率弹性都比较大。二、基于HP滤波方法构建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模型，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及成因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和HP滤波方法构建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模型，从而得到了增长型的房价周期波动，通过分析可知：在1996年～2006年期间房地产价格大抵经历了两次高于均衡价格和一次低于均衡价格的阶段。高于均衡价格的阶段分别为：1996年3季度～1999年3季度，2004年2季度～2006年3季度。同时从需求、供给和资本的可获得性叁个角度讨论了它们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各供给因素中，土地交易价格的变动，对住宅价格的变动有较大的正的影响。在需求因素中，上一期住宅价格波动代表消费者预期心理，具有较强的滞后影响。在各资本因素中，利率的变动对住宅价格波动有较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基于MTV模型提炼出影响房价波动的主要成分，认为资本可获得性和需求的变化对住宅价格的波动有较强的影响，而供给因素对本轮住宅价格的上涨影响较弱。叁、使用误差修正形式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房地产周期波动区域差异考虑到房地产产品的异质性、不可移动性等特征，本文基于误差修正形式的panel data模型讨论了房价区域波动的差异，并分析了造成各地区房地产周期波动差异的原因，尤其是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差异。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无论是房价的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信贷规模对东、西部地区影响都比较大，而中部地区较小。实际利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房价的短期波动都有较小的影响。但是经济增长对中部房价的长短期变动影响都是最大的。而且近年来东部地区房价已出现高于均衡水平的现象，因此，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的潜在风险。中部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多的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需求因素的变化，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比较密切。西部地区融资市场比较单一，信贷政策对房价的变化影响比较大。房地产需求对各地区房价的长期趋势都存在显着的负效应，但是房地产需求的短期变动只在西部地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东、中部地区短期变动与需求关系不显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东部地区人们对房价的预期对本期房价的短期波动有较大影响，这种预期的支撑会使房价脱离真实价值，出现泡沫。同时本文又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使用误差修正形式的paneldata模型讨论了28个省市自治区分东、中、西部住宅投资波动的差异，主要结论如下：(1)与价格区域波动的特征相似，无论是住宅投资的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信贷规模对东部地区影响仍然较大，尤其是对于住宅投资的短期波动。进一步表明严格规范房贷融资环境、控制银行信贷的投放量，对于间接调控东部房地产市场的和谐发展是有效的。(2)反映影响住宅投资的需求因素变动的变量——房价的短期变化的系数只在西部的模型中都是显着的，表明西部地区住宅投资的短期变化受需求因素变动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西部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更多的依赖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需求因素的变化，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比较密切，由于获利空间较小，开发商投资力度疲软，房地产难以成为投资热点。四、利用可变参数模型等方法研究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结构变化本文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和临界指标的虚拟变量方法，分别考察了经济结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首先，利用可变参数模型研究了房地产投资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结论表明：房地产投资与GDP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发生较大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的前后。而且GDP对房地产投资富有弹性，是决定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利率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逐渐减弱。第二，使用临界指标的虚拟变量方法讨论了GDP和实际利率的变动对房价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以1998年1季度～2002年1季度的房价变化为基准，在2002年2季度～2003年3季度期间，利率对房价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而GDP对房价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而在2003年4季度～2006年3季度期间，GDP对房价的影响增加了将近1倍，但是实际利率对房价的影响却下降了。五、房地产价格增长周期波动的国际比较本文分析了各宏观经济因素对各国(美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房价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在任一国家GDP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房价的影响都是显着的，但是利率和汇率对房价的影响则随着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从短期看，各国GDP变动仍然是影响房价波动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因素则因经济环境不同而不同。将各国结果和中国比较，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从长期角度看，各国GDP对房价的弹性都比中国高，而各国货币供应量M1对房价的弹性相差无几。从短期看，在各国实际利率和汇率的短期变化都对房价波动没有影响；中国GDP变化对房价短期波动的影响为0．19，同样也小于其他各国的短期弹性。本文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周期波动理论和方法，从房地产周期波动的角度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探讨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机理，丰富房地产业的经济理论，对发展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做出了贡献；并且有助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确切把握房地产的总体状况，为保障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和谐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还可以帮助投资者、消费者把握市场脉搏，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转轨时期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研究[D]. 陈汉臻. 山东农业大学. 2004
[2]. 转轨期我国县域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D]. 郑炎成.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3].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09
[4]. 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D]. 宋承国. 苏州大学. 2010
[5]. 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路径创新研究：基于政府作用的视角[D]. 武健鹏. 山西财经大学. 2012
[6].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D]. 范晓男.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7]. 体制转轨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匡家在.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8].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9]. 公共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刘兵. 浙江大学. 2009
[10]. 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房地产增长周期波动[D]. 梁云芳.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标签：投资论文; 投资论文; 县域经济论文; 产业转型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宏观调控手段论文; 传媒产业论文; 期货市场论文; 凯恩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