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永熹[1]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政治整合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组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组织构成,然而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党组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积累还是现实分析都与党组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不相适应。理论与现实的差异是本篇研究的开端,党组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1927年)就写入党章的组织机构,其设立、削弱、废除、重设的历史变迁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联,成为判断党组特性的重要观察视角。因此本文从党组的历史发展入手,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将党组的发展过程和结果归纳为统一战线、法治内涵和政治整合叁个层面进行理解,从而回答了党组历史变迁的动因以及当前党组政治整合功能的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党组的政治整合功能,本文梳理了政治整合的理论内涵,借助2015年《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详细考察党组的地位、职责以及附着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系统的特征,在宏观的政治视野中思考党组政治整合的基本路径,从而在理论上对党组及其政治整合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这是基于现有制度文本和历史资料作出的分析和归纳,理论的构造必然要经历实践的检验。政治整合起始于异质性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构成了党组政治整合功能的现实意义,但是附属于既有制度框架的党组制度如何变化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其政治整合的政治使命就不能不考虑社会现实变化对中国政治系统的影响。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启和加速,现代化消解传统的结果使得"变化"深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构成全面的转型阶段。从"总体性社会"困局到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瓦解,传统依附于权力体制的因素如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都离散于传统权力中心之外,构成了传统党政结构的崩溃和基层治理危机。政治秩序的崩解更来自于社会基础的断裂与失序。社会治理危机不仅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到社会空间发育的事实,更表明党组政治整合功能的需求重新思考如何获得社会支持,这就要求研究视角进入社会微观领域,认识到"人的转变"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示作用。扁平化的社会既为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扩充了空间和共识,也消除了政治权威在社会秩序中的威慑力,这就是为什么"整合"必然取代"控制"的原因,也是党组制度及其政治整合功能不断发展完善的方向。制度的完善来自明确的权责界限,模糊不清的权力边界在党组发展历史上将党组变成权力直接取代法治的工具,制度建设在约束权力的同时还应考虑分工的专业化、专门化。功能分化是党组制度实现政治整合的必要保证,也是明确党组权力边界的目的所在。保持精干的领导机构成为执政党面对不断增长的社会空间和日益发达的经济社会力量仍能保有足够整合力的重要形式,但是遏制"包办""操控"的欲望仍然是法治建设下中国共产党主动约束权力的原则。因此"嵌入"而不是取代成为党组政治整合过程最好的注解,以党组承载政治整合的动力也就来自于保持政党与国家、社会间的活动界限。
黄大熹[2]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与近代民主政治相伴生的政党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政治现象以来，一直间接或直接地引导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系统的支撑。为此，人们聚焦于政党，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积极探索政党政治的发展之路。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政党的本质?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话政党，至今尚无定论。有的认为政党是利益结合的团体；有的认为政党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媒介；也有的认为政党是为适应选举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尽管如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大家都认同政党具体的组织结构样式与政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它的组织结构同样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同时，政党政治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党组织结构运作不良的结果。因此，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充分发挥其组织优势，是我们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鉴于以上的动因，本文试图通过对八十多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脉络的历史考察，得出一些有益的思考，为我们党的发展尽学人之责。 (一)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参照西方和中国政党组织结构研究的理论成果，对政党和政党组织结构的概念以及所包含的基本因素作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二)以界定的概念为基准，本文分叁个历史时期(1921—1949年、1949—1978年、1978—2002年)对党的组织形态、党的制度、党的内部结构关系、党员个体等几个方面的组织结构发展概况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从中分析其特点与成因，以及它们对党本身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是在体制内生成，而是带着外源性特征创立，其组织结构的确立又借助了共产国际的力量和国民党的组织平台，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党组织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加之特殊的战争年代需要组织上的集权，因此，党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但随着形势的转变和党组织结构的逐渐制度化，党的组织权威也开始由“人治”型向“法理”型转变，不过，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由小到大、由不健全到相对完善的发展过程。从组织规模上看，由创生时只有50多人、8个地方组织的非法小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6千多万党员、35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群众性大党;从党的制度建设上看，由最初的建章立制到党规党法的初步体系化进而不断完善，使党组织结构制度化的程度一步步加深;从党员的社会构成看，由片面强调工农化、搞“唯成分论”到吸纳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其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一是党组织结构各要素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二是党的组织结构因形势和党的目标任务的变化作及时的调整。叁是把党的干部问题提到对党组织结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加以认识并付诸实践。 再次，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的发展也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艰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上讲，取得执政地位前，党一直排斥在政权之外并遭受镇压;取得执政地位后，.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的外部压力和繁重经济任务的内部压力，不能静下心来深思熟虑自身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从主观上讲，党对自身组织结构的发展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党员社会构成的合理性问题、党组织建构原则问题、机构设置的科学性问题等，正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偏差，致使党的组织结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 (叁)过去八十多年的党组织结构发展历程，无论是坦途还是弯路，累积下来的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们未来的党组织结构发展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迪:一是党的组织结构发展要适应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二是在世界多党制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发展必须保持“中国特色”。叁是党的组织结构必须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理顺党内关系、根据党政职能分开的要求理顺党政关系、以群众路线为标准理顺党群关系、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方针理顺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前提下发展。四是在世界政党政治遭遇严峻挑战与考验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发展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到居安思危。 总之，在新的时代要求面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发展只有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依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仲伟通[3]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强化党内治理,是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认真面对的一项课题。某种意义上说,政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政党的治理史,只有善于自身治理、勤于自身治理的政党,才能在政党政治的时代潮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每一个政党由弱到强无不是从善于治理起步的,而每一个政党由盛转衰也无不是从疏于治理开始的。政党发展规律表明,政党的自身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决定政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当代,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国家、社会和政党之间生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耦合关系。这种客观形势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内在地要求政党必须强化党内治理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党内治理是政党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等多个主体广泛参与、上下互动,综合运用协商、合作、对话等方式及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高效治理自身事务的活动。党内治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建设或政党管理,更多地体现出了"治理"的多维意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党内治理蕴含着力量多元、制度至上、双向互动、廉价高效的新内涵,彰显出通过治理和善治理念来保持政党自身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尝试性努力。党内治理在实践形态上可外化为具体意义上的"治党"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探讨如何依靠法治来规约党内权力以及如何依靠制度来惩治党内腐败。总体来说,推进党内治理需要不断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以求达到政党善治之理想目标。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从严治党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其实,就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而言,它不仅强调了"全面"这一基础和"从严"这一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它点出了"治"这一要害。全面从严治党之"治"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抓一抓" "管一管"、"治一治",而且更多地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毋庸置疑,全面从严治党蕴涵着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治理理念,其生长点在于政党理念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升华。我们应当从党内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以党内治理理念来构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之经",以党内治理规律来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纬"。本论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全文共分导论和七章。本文着重阐述和论证了以下观点:1、治理和善治理论与政党研究具有强相关性,将治理和善治理论融于到政党研究中便生成了政党治理概念。从内涵上讲,政党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党治理特指党内治理。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就是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治理和善治理念嵌入到管党治党之中,并以科学、民主、法治等方略来规范组织运行的治理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具有顺应政党现代化潮流、创新管党治党模式、高效解决党内问题等叁重价值指向。从外延上讲,政党治理与政党建设、政党管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政党治理是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实现了对传统党建模式的创新。政党治理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高效的理念和模式,它是对政党管理的升级、转型和超越。纵然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和基本依循上是一致的,但叁者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上也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必须厘清它们之间的边界。2、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源之水,需要吸收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我们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视角,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党学说的初始论述中、从列宁对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应时发展中、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建理论的开拓创新中寻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所依赖的丰富思想养料。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老党,需要遵循现代政党治理的主要经验和一般规律。政党变革视角是西方政党理论研究的主要范式,可以成为探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重要参照。我们应当基于政党变革视角,批判性地吸收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合理性成分,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基本借鉴。3、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绝非无本之木,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支撑。从历史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和深刻的管党治党教训,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提供了浓厚的历史积淀。从现实依据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风险社会、开放多元、新兴媒体等形势,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内治理来消解适应性危机、化解调试性难题和破解应对性困境。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离不开执政党的强力主导,国家治理体系内含党内治理框架的搭建,国家治理绩效有赖于党内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如要具有可行性,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设计治理框架,要在政党领域实现治理理论的适应性改造、创造性转化、结构性互动和策略性回应。4、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主要从"硬要素"和"软要素"两个核心向度涉足。"软要素"是维持政党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思想灵魂,"硬要素"是维持政党生命力和活力的组织躯壳。从软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注重建构政党文化,保持政党意识形态阶级性与包容性的统一,并以良好党内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重塑政党形象,努力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政党的认同;要实现政党权威转型,不断提升政党的合法性。从硬要素的向度,中国共产党要合理控制政党组织规模,探寻规模扩大与善于治党的正向关联;要不断优化政党组织结构,实现结构创新与高效治党的同频共振;要努力消解政党组织惯性和无组织生长,有效应对政党治理效果递减律。5、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应然追寻的叁种实践机制。与之相对应,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进程中实然存在的叁种治党方略。科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基础,它解决的是如何高效治党的问题,重点在于维持治理活动的规律性、有序性和艺术性;民主治党是政党善治的动力,它解决的是如何监督党内权力的问题,重点在于促进治理运行的参与性、互动性和透明性;制度治党是政党善治的保障,它解决的是如何治理党内腐败的问题,重点在于实现治理过程的法治性、规范性和廉洁性。叁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完整严密、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共同成为党内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在机理。6、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发展路向和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可以从思想导向能力、组织凝聚能力、作风感召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和政党法治能力五个层面构筑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支撑,继而在能力本位的基础上设计党内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想导向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柔性推动力,党要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党性修养培育和道德人格养成;组织软弱涣散是阻滞党内治理灵活运转的重要原因,党要在"领导干部"和"向基层延伸"两个方面着力增强组织凝聚能力建设;作风问题是制约党内治理成效的主要瓶颈,党要集中整饬"四风",构建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腐败现象是党内治理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党既要严厉惩治腐败,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要加强党内监督,始终保持党的廉洁自律,还要实现向制度治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转变;政党法治能力是党内治理的核心能力,党要增强党内法规创制能力,提高党内法规执行能力,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朱庆跃[4]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戴剑飞[5]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前提假设是中共存在文化自强之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党之初就重视政党文化建设,并在90多年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坚持文化自觉、注重文化自立、展现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文化自强、路径是本选题最重要的基础概念,是建构整个理论研究的基石。论文第二章梳理并界定了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共文化自强路径研究框架体系。文化是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追求自由全面、平等和谐发展的活动,包括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叁种形态；中国共产党文化是指为了获得并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中国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创党与治党活动,包括创党与治党的意识、规范和形象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即中国共产党自觉树立和主动调适本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使党组织从弱小到强大的治党活动过程,实质是文化强党；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是指党从弱小到强大所选择的文化发展道路、方法、程序及其运动轨迹。第叁、四章主要是历时性研究,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产生与自强过程作全景式考察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选择与强党目标的实现都是在时代转换中完成,论文以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与文化全球化、近代中华民族民主革命史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等为宏观背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作全景式阐释与建构性分析。本文研究视角自始自终是中共“党文化”自强路径,强调“党文化”是强党的“总路径”,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现代化自强两大根本路径。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中共文化自强叁大基本路径,即政党意识、政党规范、政党形象,这是第一层级路径。只有从政党政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党史去考察,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色与内容。革命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中实现马列主义革命文化武装自强,即坚持马列主义革命党理论、建设马列主义革命党规范、塑造马列主义革命党形象；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的特点是实现马列主义革命党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觉转型,实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和形象文化现代化自强。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考察必定上升到规律层面。第五章提出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自强之道。强调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自强路径体系设计必须坚持先进性与群众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内容包括“马学”、“国学”、“西学”、“中共党史学”四个子系统,还有意识文化、规范文化、形象文化叁个子系统。意识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精神、价值观、理论；规范文化子系统包括心理、党德、党法、国法；形象文化子系统包括物质、印象和符号。培育全面从严治党先进文化体系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的新认识、文化自信的新特征、文化自强的新路径。总之,作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创新文化自强路径,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竞争力,发挥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替代的政治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肖新国[6]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是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而引导整个社会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通过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党内和党外多个角度对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路径进行考察,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面临的环境,深入阐述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目标原则、路径构想和具体实践,勾画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路线图。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分析了选题的研究现状并进行了评述,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最后对研究中运用的主要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一章为“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的理论溯源”。扼要地从理论上简述了党内民主的涵义、实质和特征。梳理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以来有关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的理论论述、创新实践和演进轨迹,从重视党内民主教育、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依靠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实行党代表大会制度和代表任期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民主监督、构建完备的监督体制、拥有选举权和撤换权、维护中央权威、加强党的纪律、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矛盾、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等方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第二章为“国外主要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的探索与启示”。系统分析了国外一些主要政党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变化,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探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有效路径,总结不同类型国家政党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的经验和启示。第叁章为“党内民主建设的环境分析”。正确认识党内民主建设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环境,是推进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探索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的重要依据和重要条件。论述了党内民主建设环境的概念、结构和特点。党内民主建设环境就是对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具有时代性、多样性、可创造性的特点。系统地分析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政治生态环境、市场经济环境、体制机制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信息技术环境。第四章为“党内民主建设的路径构想”。主要阐述了党内民主建设的目标原则、路径考量及突破口选择。党内民主建设要达到的目标：党内民主理论不断得到加强,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有新的提高；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实践创新取得新突破；党内权力结构体系更加科学,党委领导体制、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民主作风不断改进,呈现群众普遍满意的新气象；党的基层民主蓬勃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党内民主建设必须做到“四个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内民主理论为指导,坚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任务、政治路线来展开,坚持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体要坚持以人为本、党员主体地位,民主集中、制度建设为基,改革创新、科学特色发展,循序渐进、积极稳妥推进,示范引领、带动人民民主等工作原则。党内民主建设路径是党内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符合党内民主发展规律的、在党内民主实践得到推广的一种整体状态。它是党内民主长期实践形成的,是我们党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第一种是靠领袖、精英来发动、推动、带动的自上而下的民主发展路径。这条路径在某些领域的党内民主建设起着主导性地位,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种重要路径；第二种是自下而上发展的党内民主路径。这条路径要求必须眼睛向下看,去观察草根民主的丰富实践,吸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基层民主实践经验。通过这种民主路径虽不能解决我国目前政治体制中所有的弊病,但它却是一条收益最大,能够稳中求进,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第叁种就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发展路径,也称之为混合型民主建设路径。这是本文推崇的一种路径。即既要注重从上头改革,适时加大推进高层民主改革力度和速度,示范带动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也要在上级党组织的有效领导下大力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并逐步向高端延伸,充分发挥其倒逼效应。把基层民主选举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突破口,是由民主选举的自身特点决定的,是由党内基层民主发展的条件较好、效用较大、风险较小的属性决定的。必须正确处理好充分发扬基层民主与加强党的领导、严格依法依纪办事的关系,真正把广大基层党员的政治热情和创新精神引导到法制与纪律的轨道上来,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和谐、心情舒畅、稳妥有序的选举氛围。第五章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实践”。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工程。要切实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表达权、监督权,扎实推进党务公开,确保党员的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不受伤害和侵犯。要紧跟形势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克服缺陷和弊端,使广大党员最直接地行使民主权利,使其职能和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地发挥。要改善代表结构,提高基层代表比例；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扩大代表和党员对提名推荐候选人的参与；建立代表提案制度；实行党代表任期制；逐步推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关键环节,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会得以产生、存在和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保证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措施。要完善选举办法,规范选举程序；逐步扩大“公推直选”；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任期内职务变动。健全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是确保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保障,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当前要从提高党代表大会的权威、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决策机构成员的产生方式等方面,不断优化决策机构。通过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机制、决策咨询论证机制、决策讨论决定机制,不断完善决策程序。着力建立健全决策快速执行推进机制、决策失误纠错改正和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决策的执行落实。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做好选贤任能工作的现实需要,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必须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透明度,严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程序。党内监督,是依据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监察、督促、保障党组织行使职权、完成任务,党员干部履行义务职责、行使权利的活动,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环节和保证,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加强党内监督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重要情况通报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信访处理制度、巡视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舆论监督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制度,实现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全面把握监督重点对象、重点领域、重点时间段。改革现行的纪检领导体制,确保纪检领导体制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逐步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结束语：创新党内民主建设路径必须始终把握叁个着眼点。着眼于坚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着眼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安全；着眼于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黄家周[7]2015年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叁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叁,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李成[8]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青年群众基础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路径》文中研究指明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只有赢得青年,中国共产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坚力量,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后继有人,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因此,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青年群众基础的扩大和巩固。本研究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起点,以九十多年来党的历史发展为主要脉络,将中国共产党扩大和巩固青年群众基础的全历程按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改革开放前30年(1949-1978)、改革开放后30年(1978-2008)、新时期(2008-)。具体研究如下:第一部分,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青年群众基础的相关研究现状,论证本研究的的必要性,设计相关研究框架。第二部分,阐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扩大青年群众基础的必要性、方法、特征以及效果。第叁部分,在梳理中国共产党扩大和巩固青年群众基础全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扩大和巩固青年群众基础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探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扩大和巩固青年群众基础面临的困境和现实路径。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九十余年间形成坚固的青年群众基础,其主要经验是:在政治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制度上,关注并通过组织和制度建设实现青年利益;在青年工作方式上,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针对青年的特征和需求,采取政治动员和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力方法。本文认为,新形势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扩大和巩固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首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塑党在青年心目中的清正廉明形象;其次,在青年工作内容上,加强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等相关内容的教育,形成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广泛认同;最后,在青年工作方法上,针对青年的特点和需求,以互联网为载体,创新青年工作方式,发展壮大青年组织。
孙会岩[9]2017年在《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认同研究》文中提出“技术决定”与“社会决定”之间的争论一直影响着政党政治研究,随着近代社会爆发的工业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政治世界变迁,技术发展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日渐被研究者肯定。时至今日,作为第叁次技术革命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正在无声无息地改变着我们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把中国带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能开辟一个民主政治的新时代,这对现代国家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正视互联网对政党政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赢得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本文把政党政治理论的发展置位于叁次技术革命之中,通过考察机器技术革命、电器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的政党与政党理论来找寻互联网时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佳“范式”。随着技术时代的进步,民众对政党的支持和认同在变迁,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有了新发展,因而中国的执政党认同理论也随之构建起来。在实践维度上,意识形态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思想性资源,党的组织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组织性资源,党的领袖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魅力性资源,执政能力是塑造执政党认同的政绩性资源。本文通过运用“技术进步-政党认同变迁”分析框架,考察技术革命与中共变迁的二元关联,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影响。具体包括民主革命时期技术进步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生成、建国后的技术进步与执政党认同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的与执政党认同的提升,并分析与总结不同时期党的认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反思互联网与生俱来的信息爆炸、去中心化、泛娱乐化和数字鸿沟等特点,评估其对执政党认同带来的考验和风险,主要包括价值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组织治理弱化对执政党认同的挑战、党的执政能力认同困境等,从而为塑造互联网时代执政党认同打下基础。在互联网时代,第一,意识形态建设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是重塑认同的应然选择。在宏观层面必须嵌入互联网思维使意识形态从管理走向治理,在中观层面通过牢牢把握互联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等方式,在微观层面从面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有效的"再编码",形成有效的解释框架,赋予其新的内容进行传播,以赢得广泛的群众认同。第二,作为组织的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提升尤为重要。因此,一要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重新考量,塑造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魅力认同；二要转变党组织建设思维和观念,推进基层组织结构扁平化、党组织信息即时化,最终以服务为核心创新基层党组织的评价方式；叁要推进“互联网+党员发展、党员教育管理、党员服务”,使党员队伍形象在网络空间中变得更加直观、生动、即时、高效,也更加精细、精准。四要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党的规则建设,取长补短,保证党的制度机制在新环境下有序准确地运行,从而提升互联网时代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第叁,提升互联网时代的执政能力认同。从互联网时代党的执政理念调适,增进互联网时代的民主政治参与,多方利益合作实现互联网社会的智慧治理,最终建构一套民众广泛认同的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价值观,以增强民众对党的执政能力认同。
朱余斌[10]2017年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党组制政治整合功能研究[D]. 姜永熹. 山东大学. 2017
[2]. 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发展路径的历史考察[D]. 黄大熹.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3].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研究[D]. 仲伟通. 山东大学. 2017
[4].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5]. 中国共产党文化自强路径研究[D]. 戴剑飞.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6]. 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路径研究[D]. 肖新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7]. 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8]. 中国共产党青年群众基础的历史考察与现实路径[D]. 李成. 福州大学. 2015
[9]. 互联网时代的执政党认同研究[D]. 孙会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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