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琼[1]2003年在《变迁与发展》文中指出人类学、民族学自从大约两个世纪以前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便逐渐成为这一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发展中国家人民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研究，这种趋势有增无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也由此进入了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一场社会变革，已经波及到了几乎所有的一切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化的影响和冲击，并因此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总是处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不断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社会学将其称之为社会变迁，而人类学、民族学则认为社会变迁就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结构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的规律性的(相对)稳定状态，并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是同一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常把社会文化变迁并称。 一般认为，社会变迁有两种形式，一为特定的社会形态还未发生质变之前的渐进的量变；一为某种社会形态发生了质变即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学术界把目前我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界定为社会转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变迁的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引发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有关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笔者属意于人口较少民族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变迁问题，选取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特定社会50年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回顾与剖析，对布朗山布朗族在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变迁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勾画与描述，对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而产生的问题亦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和调适对策。全文主体内容分为四章： 第一章通过对布朗山布朗族历史的梳理和考证，提出了布朗山布朗族山地耕作文化系统的形成环境和历史渊源，指出这一文化系统的形成与构建，是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的历史依据，同时也是其社会文化在当代发生变迁的给定文化基础。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发生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并由于这一变迁而使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从此纳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由国家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从此也开始了布朗山布朗族社会新的变迁历程； 第二章通过对布朗山布朗族建国以后政治制度变迁的分析，指出布朗山布朗族社会自解放前夕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经过直接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实行的全面新政，布朗族社会的传统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退出了在乡村政治和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群众组织和新型社区组织等，其原有社会的“自治”状态被打破，其社会结构及功能随之发生了变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由农民率先启动的中国农村改革，使农村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建国以来的重大变迁，经济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的确立，导致了政治上与之相适应的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显着特征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的建立。农村新的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确立，使得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宣告解体。布朗山布朗族村社政治与管理体制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可以看出，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建国以来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其向现代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依据。然而由于布朗山布朗族传统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基层社区尚未形成新的制衡机制，尽管在布朗山布朗族村社政治中已经引进了不少现代政治的形式和机制，但它仍然具有传统村落政治的许多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的发展变迁进程； 第H章通过对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传统生产方式变迁轨迹的考察指出，建国50年来，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引导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是我们在讨论和研究布朗山布朗族社会发展变迁问题时首先应该承认的事实。然而同时也应该看2到，由于历史、自然、地理和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布朗山布朗族社会至今依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之间的不相协调所导致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建国以来政府对布朗山扶持政策与机制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使布朗山布朗族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发展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甚大，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的不平衡
王丽华[2]2011年在《沧源佤族乡村政治体系的变迁与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实际运作中,政治往往以某种政治体系的方式存在。所谓政治体系是一定的政治角色围绕一定的政治权力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关系结构,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政治单元。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是一种以少数民族社会为基础存在、确定或划分出来的政治体系。它是少数民族政治的存在形式,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它集中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特点和面貌,制约着少数民族政治的运作和发展,也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其中,为数很少的民族逐渐建立了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大多数少数民族则建立了以村社为依托,复杂多样、各具特色的非国家形态的乡村政治体系。近代以来,各少数民族形态各异的传统政治体系逐渐被纳入到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这一过程,少数民族传统政治体系的政治权力、政治角色和政治关系都发生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但是,由于受历史进程、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影响,在广大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仍然存在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系架构中独具特色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深刻影响、制约着少数民族乡村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建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全面转型时期,民主政治建设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目标和主要任务,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受到历史变迁的曲折性、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以及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的殊异性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乡村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不仅呈现出诸多的特殊性,而且显现出普遍的滞后性。这种状况不仅深刻影响和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乡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和严重制约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本论文将民族政治学的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理论和民族政治体系概念相融合,建构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分析框架,同时借鉴和应用社会学、民族学的“参与观察”、“人物访谈”、“问卷调查”等具体的田野调查方法,以一种全面、立体和动态的独特视角,对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的佤族乡村政治体系进行个案研究。试图通过对处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进程中的佤族乡村政治权力、政治角色、政治关系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发展的描述分析,探析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客观进程、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模式转换和规律特点,深刻把握佤族乡村政治发展的脉络与进路,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现代化发展主题的理性把握,增强推动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理性自觉。为了对近代以来沧源佤族乡村政治体系变迁发展的历史基点和历史起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论文在第一章中对沧源佤族传统政治体系的现代性初始嬗变进行了考察。由于这一现代性初始嬗变是在原来分散、异质、各自为政的叁种传统政治体系基础上发生的。因而,本章首先对叁种传统政治体系,即班洪部落王制、勐角董傣族土司制下的佤族头人制和岩帅头人制的社会基础、权力架构和权力关系进行了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叁种传统政治体系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的现代性初始嬗变进行了深入分析。伴随着20世纪30年代英国侵略者的入侵和国家政权体系向少数民族乡村的下沉和渗透,沧源佤族叁种传统政治体系开始被纳入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其权力性质、权力架构和权力关系都发生了一些现代性变化。但是,由于国家政权体系渗透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沧源佤族传统乡村政权体系社会基础的牢固性,这种嬗变具有明显的浅表性、多元性和双重性。直到二十世纪40年代末,以村社为基础的,分散、异质和多元的传统乡村政治体系仍然在沧源佤族乡村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未能实现对传统政治体系的政治一体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了进一步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政治整合,并赢得民众对新兴国家政权的认同,国家政权开始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论文第二章对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8年)沧源佤族新型乡村政治体系的建构进行了考察。当新型国家政治体系向沧源佤族社会深入的时候,遭遇了叁个方面的障碍——佤族传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种状况决定了国家政权在构建新型乡村政治体系时,必须采取特殊而切合实际的方法和步骤。经过实施一系列缓和、渐进、迂回的,符合沧源佤族社会实际的建政措施和“直接过渡”政策,到1958年,新型国家政权消除了佤族传统政治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佤族乡村初步建立了区、乡基层政权,初步实现了国家政权的一体化,获得了广大佤族群众对新型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取得了在佤族乡村社会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建构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国家政权对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国家政权采取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特殊路径。第叁章专门对人民公社体制下佤族乡村政治体系的权力机构、权力关系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佤族乡村政治体系体现了政社合一的高度集权化特征。在这一体制下,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入到佤族乡村基层社会,实现了对佤族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刚性整合,使国家政权体系对佤族乡村社会的统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也使佤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种刚性整合是以国家政权的意志为主导而脱离佤族乡村社会实际需求的外在力量,因缺乏内在的持久动力而具有天然的矛盾性和脆弱性,最终陷入困境而被历史抛弃。因而,国家政权试图通过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尝试并不成功。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国家政权重新探索民族国家建设的乡村道路,创建了“乡政村治”的新体制。这一体制改变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渗透和治理的方式,重构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重塑了乡村政治体系的形态,形成了“乡政——村治——村民”多层次、多元化的乡村政治体系。由于这一新型政治体系对我国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整个民族国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本论文不吝笔墨,分别通过四、五、六叁章来研究这一政治体系。第四章以班洪乡为研究样本,着重考察了乡级政权的权力关系和对佤族乡村社会的现实功能。研究表明,通过实行一肩挑、交叉任职、精简机构的改革,乡级政权的权力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党的领导权力,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工作摩擦。但是,由于许多相应的制度、机制还不完备,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授权机制和监督机制尚未建立,导致了诸如乡党委和党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乡人大权力被边缘和虚置,乡政府权力被分割,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等问题。直接面对少数民族乡村社会的乡级政权,在发挥着领导、管理、服务和沟通功能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乡党委全面领导功能中存在着包办性和命令性；乡政府管理功能中存在着干预性、全能性与残缺性；乡政府服务功能中存在着代理性与低效性；乡级政权政治沟通中存在着强输出功能与弱强输入功能的不平衡性。第五章以班洪乡下的富公村作为研究样本,着重描述分析了村社政治体系的权力构成和内外权力关系。村社内部权力关系由以村两委组成的治理权威和以传统权威(传统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与退位的老村社干部组成的非治理权威构成。两种权威共同型塑着村社权力体系的形态,其中,治理权威处于村庄公共权力的核心主导地位,非治理权威对村庄公共权力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同时,传统权威依凭传统文化资源对传统文化生活起着主导作用；而宗教权威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着治理权威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村社治理权威之间的关系突出体现在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上。经过两选联动形成的一肩挑和村两委交叉任职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使村党支部获得了较过去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强化了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更为集中的权力结构,潜藏着“一把手”滥用职权的危险。关于“村治”与“乡政”的外部关系,论文则从村社治理权威的“当家人”和“代理人”双重角色来加以微观透视。在“乡政村治”体制下,乡村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指导与被指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叁重关系,叁重关系型塑着村社治理权威的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之间并非存在必然的冲突,关键取决于国家的政策目标取向是否与村民利益取向一致,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以及“乡”、“村”之间权力资源配置是否均衡等。第六章对富公村村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佤族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群体分布、性别分布的现状进行分析后,笔者概括了其政治参与存在的多样性、双重性、不平衡性与合法性的特点。关于政治文化,主要从政权取向、政治输入和输出取向、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游戏规则、政治能力、政治效能等七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显示,佤族村民对国家政权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信任感和深厚的感情,对国家政权的输出表现出较高的取向,对国家政权的输入取向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弱化倾向。而政治认知能力、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效能感的薄弱和欠缺,制约和束缚了他们广泛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实效性。因此,佤族村民的政治文化中依然存在着依附型政治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一方面使佤族村民不会轻易采取过激的不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向国家政权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则导致其产生依赖和盲从的心理倾向,以至于严重地抑制了主动参与的意识和行为。在上述各章具体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在第七章对近代以来沧源佤族乡村政治体系变迁与发展进行总体回顾和前瞻。首先,概括总结了变迁与发展的四个阶段和叁个特征。四个阶段是：传统政治体系的现代性初始嬗变阶段(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通过柔性整合对传统政治体系进行全面的阶段(1949——1958年)、国家政权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对乡村社会进行刚性整合的阶段(1958年——1984年)、国家政权通过弹性化整合重构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的阶段(1978年以来)。叁个特征是：渐进性、曲折性和国家规划性。其次,从乡级政权体系、村社政治体系和村社成员叁个层面分析了乡村政治体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乡村政治体系发展的诸因素。最后,提出了佤族乡村政治体系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未来发展路径。尽管本项研究属于个案分析,并不能全面概括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政治发展的全貌,但是仍然能够使我们得到以下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近代以来我国民族国家建构与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我国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变迁、发展的根本依据；国家政权的主导规划是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变迁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但是,国家集权体制所具有的天然的扩张、强化自身权力的冲动,以及国家政权的主导规划与少数民族乡村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的不适应性,会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和乡村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佤族乡村政治体系变迁、发展的曲折性和滞后性。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发展的趋势是：国家政权必须调整对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渗透与控制的方式,通过弹性整合建构和完善国家政权与少数民族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乡村政治体系模式。
参考文献：
[1]. 变迁与发展[D]. 张晓琼.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沧源佤族乡村政治体系的变迁与发展[D]. 王丽华. 云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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