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人口普查在美国（论文文献综述）
陈钰晓[1]（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胡冉冉[2]（2020）在《基于人口统计分析的人口普查质量评估研究》文中认为人口普查是了解人口情况,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手段,在信息电子化时代,传统的人口普查方式和人口质量评估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迫切需要寻求新的人口普查和人口普查质量评估方法。随着我国电子政务的推广及完善,行政部门存在丰富的电子化行政数据,经研究发现,行政数据中包含有大量人口普查的信息,将行政数据作为获取人口数据的来源,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方法,而人口统计分析法是基于行政数据估计全国总人口的方法,它和基于事后调查的双系统估计量比较,优势在于:不需要再组织一次人口调查,数据可以直接从行政记录中获取,从而降低了成本,减轻了被调查者和普查员的负担,且回答率和数据质量高,无交互式偏差,另外利用全国有关出生、死亡、迁移的行政数据就能估算出全国总人数,方便快捷,这无疑是顺应时代的人口普查净误差评估方法。本文旨在探寻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的人口普查质量评估方法和人口普查方法,基于此目标,本文展开了研究,首先通过对比研究和文献梳理的方法对我国和美国使用人口统计分析法的情况和人口普查质量评估方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综述,以便对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为了借鉴国际上的前沿经验,第三章对美国利用人口统计分析法对该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进行质量评估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以人口统计分析法估算全国人口数的关键点是需要有满足人口统计分析法中各个指标的行政数据,也就是说需要有健全的行政记录系统。为探寻基于行政数据进行人口普查的国际前沿经验,第四章又对芬兰和我国的行政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我国行政记录中几乎覆盖普查所需调查的全部信息,并且我国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和数据处理技术在不断的壮大,这说明我国具备利用行政记录进行人口普查的数据基础和技术基础,后又针对我国行政部门目前比较孤立的情况,借鉴芬兰完善的行政系统,构建了我国基于行政记录进行人口普查质量评估和人口普查的行政系统。实证研究方面,微观数据因为涉及隐私,无法获得,本文无法进行数据的一一匹配,但有必要从微观层面对匹配分解理论进行解析,本文证明了全国真实的人口被普查获得的概率和普查所获得的人口被行政系统所记录的概率相等的重要结论,论证了普查覆盖误差的影响因素,即实际普查计数、普查正确计数、普查错误计数、普查遗漏计数、普查计数净涵盖误差、普查计数总覆盖误差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运用人口统计分析法对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进行了净误差估计,结果显示第六次人口普查净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最后在第六章结合我国国情给出了一些建议及展望。
朱明亮[3]（2020）在《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文中指出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延长了预期寿命,降低了个体对抚养后代的偏好（Ladd和Murray,2001）,同时个体也不再追求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加关注劳动力质量。而老龄化社会下个体和家庭成员为了能提高技能水平以获得更高的长期报酬,会增加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Boucekkine et al.,2002;Gradstein和Kaganovich,2004）,从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所以人口老龄化虽然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并不是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Barro,1995）。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例外,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在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是有差别的,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同时需要深刻认识本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形成内因等。中国正在经历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7.9%;而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开始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劳动力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衡、未来劳动力缩减等在中国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促使中国人口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月,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同时开展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研究。“未富先老”、“老年人数最多”、“老龄化速度快”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并且有足够的数据验证和支撑。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也在进一步加深。为了客观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老龄化带来的影响,需要科学的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国际中处在什么位置,横向的跨国对比也能更合理的借鉴不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无论是从储蓄还是从生产的视角,人口对于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过去数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发展阶段,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学者把过多的目光放在了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人口质量。随着全球人口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人口质量的研究上。以健康、教育指标来衡量的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人口质量的研究意义也在不断深化。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好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指数,世界银行也统计了157个国家人力资本指数,以此来衡量和预测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率,进而推测各国经济发展动力。中国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近占到了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这部分人见证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了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也享受着医疗卫生条件快速进步带来的福利,这两代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健康水平都前所未有,人口质量也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30年代到2040年代,随着这两代人口进入老年期,预示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的显着提高则预示着中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到来。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学术界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充分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应对老龄化过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人口数量的角度出发,认为老龄化社会生育意愿降低,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而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因而提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从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人口质量,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为止,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并且多数研究局限于中国层面,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国际对比也有实际意义。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进行了以下创新和改进:第一,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在该模型中同时引入了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并且这两项指标共同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而本文中人口老龄化也是通过影响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变,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既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本文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结果的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在新古典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本文的数学模型中,还分别验证了延迟退休政策、育儿补贴政策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效果,为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将中间变量人力资本存量拆分成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然后分别选取了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作为人口数量的衡量指标;选取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这样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并且这种拆分不仅可以让实证结果更加稳健,而且能更加全面的了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第三,在研究范围方面,本文将研究扩展到国际层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进行对比。通过国际间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同,然后再逐一对比各国人口政策。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既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更近一步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丰富了实证检验。结合前文总结的创新和改进,本文首先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并得到结论和证明;为了检验数学模型的结果,本文又进行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国之间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中国1997-2017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并分别通过全样本面板模型、分区域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选取了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AR（1）时间序列模型,在韩国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一般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对中美四国人口政策的对比,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数学模型的证明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个体抚养后代的偏好,当个体在面临更长的生命预期时会在自我投入和抚养孩子数量之间进行权衡,在不降低抚养单个孩子成本的同时增加自我投入,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减少抚养孩子的数量。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的下降在长期会引起人口总数的下降,进而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在短期,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而现有劳动力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可以反映出国家劳动力供给情况。（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并且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对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影响的相对大小: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大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小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来看,延迟退休政策是否能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老年人工资水平;育儿补贴政策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会抑制经济增长,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会促进经济增长;教育补贴政策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下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3）从中国层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在基于全样本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2007-2017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负效应。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但与此同时人口质量显着提升,而由于不同时期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不同,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效应。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并且在2007-2017年期间正效应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在分区域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不太显着,而西部地区这种正效应则非常显着;但在2007-2017年期间,这三个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都非常显着。而且由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存量不同以及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不同,因此人力资本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不同,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西部地区。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可知,这种区域差异性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当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着提高。（4）在国际层面的实证分析中,对于美国和日本采取了AR（1）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对韩国采用多元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美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都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中,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大于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5）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同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快了这种下降趋势。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抚幼政策还有待完善。由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最长,因此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并且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让其长时间享受着人口质量红利;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寿命最长的国家,教育、医疗系统极其完善,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并且越来越多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高效的工作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韩国人口对教育的偏执让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并且国家对儒家文化的宣传,提倡家庭养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负担。
李嵬,孙德平[4]（2019）在《人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文中研究表明人口模式和变化与语言发展、语言变化、语言维护、语言替换和语言规划之间的复杂关系催生了一个跨学科领域——人口语言学。本文评述这一学科领域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主要目的是在正在发生重大人口变化的中国推动这一新的应用语言学研究。
张毅[5]（2019）在《该不该问?——从美国人口普查能否问及公民身份看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文中研究指明特朗普201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恰好遇上十年一度的、由美国商务部具体负责的人口普查。新任商务部长罗斯决定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增加普查对象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理由是要更有效地实施美国《投票权法》。许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反驳说增加公民问题会导致部分家庭拒绝参与普查,使统计数字失真,进而损害其政治和经济利益,于是向联邦法院起诉。初审的地区法院和终审的最高法院都认为,商务部对增加公民问题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违反了美国行政部门在制定规章时应遵循的法定标准,因此判决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不得增加公民问题。人口普查案反映了美国一项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了解美国政治实际运作有借鉴意义。
张慧霞[6]（2019）在《美国《1924年移民法》与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文中提出《1924年移民法》作为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移民法案一,对美国移民政策的转变和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案出台前,美国的移民与移民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工业化与移民发生了变化。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转变,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移民总数不断攀升,并且移民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其次,社会思潮发生了重要变化。种族排外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甚嚣尘上,为排斥外来移民提供了思想来源。最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会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性的移民法案,主要以排斥亚洲和东南欧移民为目的。这些变化为美国调整移民政策、制定更为严格的移民法案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国会出台的《1921年移民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会经过三年的辩论通过了《1924年移民法》。该法案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概括起来包括移民数量限定、个别概念界定、签证制度、限额优先权制度、日本移民问题以及西半球移民问题等六方面的内容。法案实施三年后,国会对“民族来源”限额条款进行了修订,通过为期两年的辩论,确立了新的限额方案。《1924年移民法》包含诸多的特征,比如人性化和灵活性、移民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和成熟化、重视移民质量和重视人才、保守和歧视、主观性以及矛盾性特点。移民限额制度作为限制入境移民人数、选择移民民族来源的体制其是由20世纪20年代先后通过的三个移民法最终确立的。其中,《1924年移民法》的通过奠定了限额制度的基础,对其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该法案所确立的新的移民限额制度、移民签证制度和移民优先权制度进一步推动了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以后移民法案的制定都继承了限额制度的这些原则,这对美国的移民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高舒琦[7]（2018）在《美国扬斯敦市精明收缩规划的实施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指出收缩城市是近年来国际与国内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二战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城市因去工业化、郊区化、制度变迁等原因出现了人口持续减少的现象,而被归类为收缩城市。近年来,为了解决城市中,人口规模与建成空间规模长期失衡的问题,一些美国的收缩城市提出了以减小建成空间为导向的精明收缩规划,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国内外的收缩城市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现象与机制的探讨之上,而规划应对及实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同时,我国的收缩城市方兴未艾但缺乏任何有针对性的规划,尚需吸取国外的经验与教训。本文聚焦于美国一个较为典型的收缩城市——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在近年来所颁布的两个以建成空间减量为精明收缩导向所颁布的规划,在实施上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取得的成功和经验。研究采用了实地调研、半结构访谈、编程以及基于地块的GIS评估方法等一系列研究方法。首先对扬斯敦市的城市收缩背景及地理与建成空间表征进行了分析。随后,分别分析了扬斯敦市以系统化、主动式的建成空间减量为导向,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转变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以实现精明收缩的《2010总体规划》,在其下位的《2013区划》上的实施情况;以及以分散化、被动式的建成空间减量为导向,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指定城市中的衰败建筑以实现精明收缩的《社区行动规划》,在引导建筑拆除上的实施情况。相应的,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发现。第一,无论是在一致性视角下还是在有效性视角下,扬斯敦市《2010总体规划》所提出的土地利用转变的减量方式,在《2013区划》中,均未得到较好地实施,这是因为《2010总体规划》忽视了规划实施中所可能涉及的产权、法律、民主、政治以及经济等一系列制度的影响。第二,扬斯敦市《社区行动规划》所提出的衰败建筑拆除的减量方式,在实施中的总体效果相对较好。但是规划的两个实施者,地方政府与土地银行,由于在实施路径、分工模式、管理模式等制度上的显着不同,使得前者的规划实施结果无论是在一致性还是在有效性上,均远远不如后者。本研究指出精明收缩规划本身并不是拯救收缩城市的万灵药,关键在于建立正当、合适的制度,从而保障收缩城市中各种建成空间减量途径的合法、经济与有效。通过分析目前我国收缩城市在规划应对上所存在的种种困境及其原因,本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指出了扬斯敦案例值得学习的经验与应当吸取的教训。
张广宇,顾宝昌[8]（2018）在《人口重报:人口普查面临的新挑战》文中提出人口普查中的重报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统计部门和学者的足够重视。但是,美国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均出现大规模的人口重报,随后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统计部门也发现在各自的普查中重报现象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本文回顾了这四个国家近些年举办的普查的调查方式、居住地原则、人口漏报和重报的情况,归纳了重报人口的共同特征和造成重报的原因,以及各国应对重报问题增加而采取的措施。普查中重报现象的增加,既与普查方式的转变有关,也与人们越来越复杂的生活和居住方式、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对人口普查的居住地原则的不同理解有关。要有效地应对重报问题,不仅要加强事后抽样工作,而且要积极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通过数据匹配发现和去除重报的普查记录。文章还对中国2020年的普查应对重报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张业亮[9]（2018）在《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为何引争议》文中研究说明3月26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将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问卷中增加"被调查者是否为美国公民"这一问题,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对实施1965年制定的《选举权法》是必要的。但此举遭到民主党人、一些民权团体以及移民人数较多的州、市政府的反对。在商务部决定公布该消息的当天,加利福尼
何晓跃[10]（2018）在《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结构变化是当前美国政界和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其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规模扩大、族群结构调整的不可逆性及其对美国国家治理发展方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探索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规律,既是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学和美国外交学的交叉前沿课题,也可以借此研判美国外交的中长期走向,因而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美国少数族裔作为影响外交政策构建的重要次国家行为体,其通过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两个路径,依托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美国国家实力构建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与美国国际移民合作治理之间的互动、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这三大领域,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少数族裔作为推动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主导性力量,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现状和中长期发展的历史性、全方位、变革性影响是可见的、可证明的。第一,从人口系统变化的角度讲,少数族裔是美国维系国家实力的稳定器,少数族裔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是影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的关键变量。第二,美国少数族裔外交介入行为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单元层次、次国家单元层次的因素制约。这其中,美国少数族裔能否形成有效的选举政治威胁是少数族裔是否能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极度重要变量。第三,从中长期看,少数族裔正在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影响着美国国家安全、外交决策和对外关系。同时,少数族裔与白人将围绕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主导权形成张力关系,在此过程中,少数族裔支配关键外交资源的权力相对扩大,白人支配关键外交资源的权力相对缩小,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过程。第四,美国移民改革和移民政策制定的外交属性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国际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五,少数族裔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构建的重要次国家行为体,其在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中发挥的正向作用多于负向作用。就美国外交战略的中长期转向而言,少数族裔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整体看,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与拓展,美国可运用更多的族群资源来间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第二,少数族裔影响外交决策的前提条件不断获得优化,随着族群结构的持续性深刻改变,相关内政议题与外交议题的交叉化趋势将更加明显。第三,美国的长期外交战略将更加侧重“软实力或巧实力”模式,这一方面源于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福利制度建设的资源投入会一定程度限制美国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源于美国外交系统中少数族裔人员的增多、话语权的提升使多元文化外交的实践空间持续得到拓展。第四,移民议题的外交属性将更加明显,非法移民治理将成为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重要的国际关系议题。第五,美国的战略文化将受到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影响发生缓慢但深刻的改变,少数族裔与白人在价值体系上存在质的区别,在实现战略目标所应用的手段上不会遵循“黩武主义”的路线,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多边制度、谈判沟通的作用,美国的战略文化会逐步得到改变。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对于美国国家治理体系产生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对于中国而言,认识到这些根本的、长期的变化有利于我们趋利避害、适应可能的政策和战略转变,同时也为我们抓住机遇、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就目前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增长使美国保持了科学的人口结构,这使其在中长期内不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的一个紧要议题是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确保人口安全。二是美国少数族裔的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地位提高无疑使西裔、亚裔和非裔在选举政治、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增大,如何运用好华裔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推动中美共同利益的增加以及服务于中美战略互信的构建是一个认真值得研究的议题。三是要认真思考美国是否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丁美洲化”和“亚洲化”,使美国面对一系列中长期的改革挑战,增加了美国未来发展及内外战略的不确定性,这也为中美之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机会窗口。四是要把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作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内生性变量来考量,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人口的利益诉求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当中,中国应当在次国家单元层面与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展开积极交流。
二、2000年人口普查在美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人口普查在美国（论文提纲范文）
（1）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基于人口统计分析的人口普查质量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人口普查质量评估综述 |
| 2.1 国内外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使用情况文献综述 |
| 2.1.1 美国人口统计分析的应用 |
| 2.1.2 中国人口统计分析的应用 |
| 2.2 国内外人口普查质量评估方法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人口质量评估方法——以美国为例 |
| 2.2.2 国内人口普查质量评估方法 |
| 第3章 人口统计分析方法在美国人口普查质量评估中的应用剖析 |
| 3.1 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简述 |
| 3.2 人口统计分析法在美国普查质量评估中的应用 |
| 3.2.1 第一部分是估计0-64 岁人口数 |
| 3.2.2 第二部分是估计65 岁及以上人口数 |
| 第4章 国际、国内人口行政数据记录系统的比较研究 |
| 4.1 国际上先进的人口行政数据记录系统——以芬兰为例 |
| 4.2 我国的人口行政数据记录系统 |
| 4.3 依据我国的行政系统现状构建一套适合于我国的人口普查所需的行政系统 |
| 第5章 基于行政数据和普查数据的质量评估研究 |
| 5.1 捕获再捕获模型理论 |
| 5.2 双系统估计模型的记录匹配分解 |
| 5.2.1 行政数据和普查数据的匹配分解 |
| 5.2.2 基于匹配分解评估人口普查质量的理论解析 |
| 5.3 基于人口统计分析方法的人口普查净误差估计研究 |
| 5.3.1 人口行政记录数据准备 |
| 5.3.2 基于几何平均调整后的人口普查质量评估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语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情况 |
（3）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问题与思路 |
| 1.3 内容安排和研究框架 |
| 1.4 创新性和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
| 2.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
| 2.2.1 公共财政支出途径 |
| 2.2.2 劳动力供给途径 |
| 2.2.3 家庭代际关系途径 |
| 2.2.4 人力资本途径 |
| 2.3 关于人力资本的相关论述 |
| 2.3.1 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 |
| 2.3.2 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 |
| 2.3.3 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 |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 |
| 3.1 模型框架 |
| 3.2 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分析 |
| 3.3 基于内生增长模式的分析 |
| 3.4 人口政策分析 |
| 3.4.1 延迟退休政策 |
| 3.4.2 育儿补贴政策 |
| 3.4.3 组合政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实证分析 |
| 4.1 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老龄化问题严峻 |
| 4.1.2 人口老龄化下的劳动力现状 |
| 4.1.3 中国人口受教育现状 |
| 4.1.4 中国人力资本现状 |
| 4.1.5 人口老龄化的双面性 |
| 4.2 实证分析 |
| 4.2.1 模型的构建 |
| 4.2.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4.2.3 全样本面板模型分析 |
| 4.2.4 分区域面板模型分析 |
| 4.2.5 门槛效应模型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日韩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
| 5.1 对美国的研究 |
| 5.1.1 美国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 5.1.2 美国人力资本现状 |
| 5.1.3 美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2 对日本的研究 |
| 5.2.1 日本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 5.2.2 日本人力资本现状 |
| 5.2.3 日本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3 对韩国的研究 |
| 5.3.1 韩国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 5.3.2 韩国人力资本现状 |
| 5.3.3 韩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美日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比较 |
| 6.1 中国人口政策 |
| 6.1.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1.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1.3 生育政策的转变 |
| 6.2 美国人口政策 |
| 6.2.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2.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2.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 6.3 日本人口政策 |
| 6.3.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3.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3.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 6.4 韩国人口政策 |
| 6.4.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 6.4.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 6.4.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人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为什么语言学家应该对人口统计学感兴趣，反之亦然？ |
| 二、人口和语言研究的基本范式 |
| 三、人口与语言研究中的主要主题 |
| 四、语言和人口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 |
| （一）语言使用数据的来源 |
| （二）其他记录来源 |
| （三）语言汇编 |
| 五、调查数据的质量与社会政策及环境 |
| 六、人口普查数据的评估 |
| 七、人口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
| 八、读写能力 |
| 九、国际人口趋势 |
| 十、与中国的语言和人口相关的主题 |
（5）该不该问?——从美国人口普查能否问及公民身份看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背 景 |
| 二 地区法院初审 |
| (一)管辖权 |
| (二) 行政程序法 |
| (三)法律平等保护 |
| 三 高法院终审 |
| (一)管辖权 |
| (二)统计条款 |
| (三)司法审查 |
| (四)审查标准 |
| (五)判决 |
| 四 特朗普政府的反应 |
| 五 人口普查案反映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 |
| (一)本案与《美国宪法》直接相关。 |
| (二)本案涉及政府行政部门根据国会授予的权力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章(下称“国会授权”)。 |
| (三)本案突出显示了法院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1.旅行禁令案 |
| 2.修墙案 |
| 3.推特(Twitter)案 |
| (四)本案说明非联邦政府机构(包括州及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能实质性地影响联邦公共政策的制定。 |
| (五)本案证明美国政府权力重心继续向行政和司法部门倾斜,国会权力相对继续弱化。 |
（6）美国《1924年移民法》与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20世纪初美国的移民与移民政策 |
| 第一节 工业化与移民来源和数量的变化 |
| 第二节 社会思潮相关变化 |
| 第三节 移民政策从自由向限制的转变 |
| 第二章 《1924 年移民法》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法案的出台 |
| 第二节 法案的内容与“民族来源”限额计划的修订 |
| 第三节 法案的特点 |
| 第三章 《1924 年移民法》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一节 移民限额制度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移民签证制度的出现 |
| 第三节 移民优先权制度的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美国扬斯敦市精明收缩规划的实施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收缩城市在全球逐渐呈常态化现象 |
| 1.1.2 我国的收缩城市现象正在逐渐显现 |
| 1.1.3 我国当前的规划难以应对收缩城市 |
| 1.1.4 美国的精明收缩规划具有借鉴意义 |
| 1.2 选题原因 |
| 1.2.1 扬斯敦市的代表性及研究的可行性 |
| 1.2.2 扬斯敦《2010总体规划》的创新性 |
| 1.2.3 扬斯敦《社区行动规划》的创新性 |
| 1.3 研究问题 |
| 1.3.1 扬斯敦《2010总体规划》的实施结果如何? |
| 1.3.2 扬斯敦《社区行动规划》的实施结果如何? |
| 1.4 研究的分析逻辑与框架 |
| 1.4.1 分析逻辑 |
| 1.4.2 分析框架 |
| 1.5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5.1 揭示扬斯敦的精明收缩规划在实施上的经验与教训 |
| 1.5.2 为我国收缩城市在实现精明收缩上提供参考与建议 |
| 第2章 理论与方法 |
| 2.1 收缩城市的相关研究 |
| 2.1.1 收缩城市的概念 |
| 2.1.2 收缩城市的类型 |
| 2.1.3 收缩城市的成因 |
| 2.1.4 收缩城市的表象 |
| 2.1.5 收缩城市的研究溯源 |
| 2.2 精明收缩的相关研究 |
| 2.2.1 精明收缩的概念 |
| 2.2.2 精明收缩的背景 |
| 2.2.3 精明收缩的历史溯源 |
| 2.2.4 精明收缩的主要策略 |
| 2.2.5 对精明收缩的评价 |
| 2.3 规划实施评估的相关研究 |
| 2.3.1 规划实施评估的意义 |
| 2.3.2 规划实施评估的价值取向 |
| 2.3.3 规划实施评估的相关方法 |
| 2.3.4 规划实施评估的阶段与类型 |
| 2.4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2.4.1 扬斯敦《2010总体规划》实施研究的方法 |
| 2.4.2 扬斯敦《社区行动规划》实施研究的方法 |
| 2.5 文章结构与技术路线 |
| 第3章 扬斯敦的城市收缩背景及其特征 |
| 3.1 扬斯敦的地理与区位特征 |
| 3.1.1 地形地貌 |
| 3.1.2 区位特征 |
| 3.2 扬斯敦地方政府的运作模式 |
| 3.2.1 与郡政府之间的关系 |
| 3.2.2 城市内部的政治格局 |
| 3.3 扬斯敦的历史发展脉络 |
| 3.3.1 创立期(1797-1840) |
| 3.3.2 发展期(1840-1940) |
| 3.3.3 滞涨期(1940-1970) |
| 3.3.4 衰退期(1970至今) |
| 3.4 扬斯敦的经济与社会状况 |
| 3.4.1 经济与产业 |
| 3.4.2 社会与种族 |
| 3.5 扬斯敦城市收缩的地理空间特征 |
| 3.5.1 大都市区范围内的收缩特征 |
| 3.5.2 扬斯敦城市内部的收缩特征 |
| 3.6 扬斯敦城市收缩的建成空间特征 |
| 3.6.1 废弃建筑数量较多 |
| 3.6.2 城市肌理不再连续 |
| 3.6.3 市政与公共设施关闭 |
| 3.7 小结 |
| 第4章 面向土地利用的精明收缩:扬斯敦《2010总体规划》实施研究 |
| 4.1 《2010总体规划》编制的背景及其内容 |
| 4.1.1 规划编制的动因 |
| 4.1.2 规划编制的过程 |
| 4.1.3 规划的主要内容 |
| 4.1.4 规划编制后的反响 |
| 4.2 总体规划在区划上的实施路径 |
| 4.2.1 美国总体规划在区划上实施的一般情况 |
| 4.2.2 扬斯敦《2013区划》的编制背景与内容 |
| 4.3 《2010总体规划》在《2013区划》上的实施评估 |
| 4.3.1 两者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
| 4.3.2 《2013区划》只是在《1993区划》之上的微调 |
| 4.4 《2013区划》未能较好实施《2010总体规划》的原因 |
| 4.4.1 产权因素 |
| 4.4.2 民主制度因素 |
| 4.4.3 规划许可因素 |
| 4.4.4 政治因素 |
| 4.4.5 经济因素 |
| 4.5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4.5.1 讨论 |
| 4.5.2 小结 |
| 第5章 面向衰败建筑的精明收缩:扬斯敦《社区行动规划》实施研究 |
| 5.1 《社区行动规划》编制的背景及其内容 |
| 5.1.1 规划编制的背景 |
| 5.1.2 规划编制的动因 |
| 5.1.3 规划编制的过程 |
| 5.1.4 规划的主要内容 |
| 5.2 《社区行动规划》在引导衰败建筑拆除上的实施路径 |
| 5.2.1 美国各地衰败建筑拆除的一般情况 |
| 5.2.2 地方政府拆除违反法规的衰败建筑 |
| 5.2.3 郡土地银行拆除滞纳房产税的建筑 |
| 5.3 《社区行动规划》在引导衰败建筑拆除上的实施评估 |
| 5.3.1 规划实施的一致性不如有效性 |
| 5.3.2 土地银行的规划实施结果优于地方政府 |
| 5.4 《社区行动规划》与其实施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
| 5.4.1 地方政府与土地银行的分工不同 |
| 5.4.2 地方政府与土地银行的管理不同 |
| 5.5 《社区行动规划》实施评估会议的再评估 |
| 5.5.1 评估中各方信息不对等 |
| 5.5.2 评估中规划的内容发生了变动 |
| 5.5.3 评估中各方权力不对等 |
| 5.6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5.6.1 讨论 |
| 5.6.2 小结 |
| 第6章 扬斯敦案例给我国收缩城市的启示 |
| 6.1 我国收缩城市的基本类型 |
| 6.1.1 产业单一型收缩城市 |
| 6.1.2 边缘型收缩城市 |
| 6.1.3 制度影响型收缩城市 |
| 6.2 我国收缩城市在规划上的困境 |
| 6.2.1 人口管理与预测困境 |
| 6.2.2 建成空间供给过量困境 |
| 6.2.3 空置与废弃建筑管理困境 |
| 6.3 造成困境的原因 |
| 6.3.1 制度性因素 |
| 6.3.2 技术性因素 |
| 6.3.3 管理性因素 |
| 6.4 扬斯敦案例值得我国学习的经验 |
| 6.4.1 既有建筑管理的制度化 |
| 6.4.2 设立房产税与土地银行 |
| 6.4.3 开发边界与行政边界的稳态化 |
| 6.4.4 设立空间减量基金与土地开发权转移 |
| 6.5 扬斯敦案例值得我国吸取的教训 |
| 6.5.1 建成空间减量需注意正当程序 |
| 6.5.2 警惕基层民主导致减量规划失效 |
| 6.6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贡献与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对象记录 |
| 附录二 部分访谈资料整理(英文) |
| 采访扬斯敦市某非政府组织创始人I |
| 采访扬斯敦市规划局工作人员B |
| 采访扬斯敦州立大学规划专家T |
| 采访负责扬斯敦2013区划编制的设计公司职员D |
| 采访马霍宁郡土地银行职员D |
| 采访扬斯敦市建筑拆除部门职员A |
| 第二次采访扬斯敦市规划局工作人员B |
| 第二次采访马霍宁郡土地银行职员D |
| 第二次采访扬斯敦市建筑拆除部门职员A |
| 采访扬斯敦州立大学规划专家J |
| 采访扬斯敦市某选区议员N |
| 采访扬斯敦市洛基山脊社区协会成员J |
| 附录三 俄亥俄州《普通法》中对于“衰败建筑”的界定 |
| 附录四 扬斯敦市衰败建筑的定罪标准 |
| 附录五 中国收缩城市研究基本态势调查问卷 |
| 附录六 我国64个收缩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人口预测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人口重报:人口普查面临的新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近年人口普查中的重报问题 |
| 1. 美国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中的重报问题 |
| 2. 加拿大2006年和2011年人口普查中的重报问题 |
| 3. 英国2001和2011年人口普查中的重报问题 |
| 4. 澳大利亚2016年人口普查中的重报问题 |
| 二、重报人口的分布和特点 |
| 1. 有些特定人群比其他人群更容易在人口普查中重报 |
| 2. 重报人口遍布各个年龄段, 但年轻人口更容易重报 |
| 3. 在地理范围上很多重报发生在同一地址或相近的地址 |
| 4. 重报人口的其他特征 |
| 三、普查中部分人群容易重报的原因 |
| 1. 普查方式的变化是人口重报问题显着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
| 2. 普查用地址名录的质量会直接导致普查中的重报和漏报 |
| 3. 流动人口对居住地原则的不同理解导致人口的漏报和重报 |
| 4.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系统生成“虚拟人口”导致的重报 |
| 四、发现和去除重报人口的方法及挑战 |
| 1. 改进事后抽样调查方法, 把人口重报问题纳入调查重点 |
| 2. 通过数据匹配的方法发现普查中重报记录 |
| 3. 数据匹配方法上的挑战 |
| 五、对中国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的一些启示 |
| 六、结论及讨论 |
（9）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为何引争议（论文提纲范文）
| 人口普查对美国政治地图具有重塑作用 |
| 人口由东北部和中西部向南部和西部流动 |
| 对两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影响 |
（10）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关于研究范式 |
| (二) 关于世界人口系统变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
| (三) 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变迁与美国国家治理 |
| (四) 关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 |
| (五) 总体评价 |
| 三、研究对象与核心范畴的界定 |
| (一) 美国的种族和族群 |
| (二) 美国少数族裔 |
| (三)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少数族裔人口权力 |
| (四)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影响外交政策的两大路径 |
| (五)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互动的三大领域 |
| 四、基本假设、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一) 基本假设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的结构安排 |
| 五、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 |
| 第一节 冷战后少数族裔的人口变迁和社会经济地位演变 |
| 一、少数族裔的人口变迁情况 |
| 二、少数族裔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对美国政治系统发展的影响 |
| 一、少数族裔人口变化与政治系统调整的逻辑关联 |
| 二、少数族裔影响政治系统发展变化的主要维度 |
| 第三节 少数族裔人口变化对美国族群分层体系的影响 |
| 一、美国族群分层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
| 二、少数族裔对现有族群分层体系的挑战 |
| 第四节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受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影响 |
| 一、当前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主要特征 |
| 二、美国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的现实动因 |
| 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影响少数族裔人口政治的维度 |
| 第三章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 |
| 第一节 少数族裔与当代跨国关系 |
| 一、少数族裔的跨国关系网络 |
| 二、少数族裔与国际关系的互动逻辑 |
| 第二节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构建 |
| 一、少数族裔与美国非传统安全 |
| 二、少数族裔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维度 |
| 第三节 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 |
| 一、少数族裔政治游说与美国外交决策 |
| 二、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美国—母国”关系 |
| 三、少数族裔影响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的关键变量 |
| 第四章 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权力与国家实力构建 |
| 第一节 人口作为权力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范式 |
| 一、人口作为权力变量的内生性范式 |
| 二、人口作为权力变量的外生性范式 |
| 第二节 少数族裔的内生性人口权力与美国硬实力构建 |
| 一、国际比较视野下少数族裔对美国人口安全的影响 |
| 二、少数族裔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少数族裔的外生性人口权力与美国软实力构建 |
| 一、移民安全化与美国的移民流入 |
| 二、美国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与软实力构建 |
| 第五章 美国少数族裔与国际移民合作治理 |
| 第一节 美国国际移民合作治理的核心对象:墨西哥裔移民 |
| 一、墨西哥裔移民在自然属性方面的变化 |
| 二、墨西哥裔移民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墨西哥裔移民的国际合作治理 |
| 一、小布什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的移民合作治理 |
| 二、奥巴马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的移民合作治理 |
| 三、特朗普政府与美墨移民合作治理的发展及前景 |
| 第六章 少数族裔的外交介入行为与美国外交政策 |
| 第一节 古巴裔美国人与美国对古巴政策的演变 |
| 一、古巴裔美国人与《古巴民主法》 |
| 二、古巴裔美国人与《古巴自由与民主团结法》 |
| 三、古巴裔保守派的衰落与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
| 第二节 韩国裔美国人与“东海并记法案”之争 |
| 一、弗吉尼亚州“东海并记法案”的出台 |
| 二、纽约州、新泽西州和佐治亚州“东海并记法案”的跟进 |
| 第三节 印度裔美国人与美印核协议 |
| 一、美印核合作的提出 |
| 二、《海德法案》的出台 |
| 第四节 华裔美国人与中美关系发展 |
| 一、美国华裔政治参与的新发展 |
| 二、美国华裔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
| 三、美国华裔推动中美关系正向发展的制约因素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2000年人口普查在美国（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2]基于人口统计分析的人口普查质量评估研究[D]. 胡冉冉. 重庆工商大学, 2020(11)
- [3]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D]. 朱明亮.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4]人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J]. 李嵬,孙德平. 语言战略研究, 2019(06)
- [5]该不该问?——从美国人口普查能否问及公民身份看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J]. 张毅. 美国研究, 2019(05)
- [6]美国《1924年移民法》与移民限额制度的形成[D]. 张慧霞. 兰州大学, 2019(09)
- [7]美国扬斯敦市精明收缩规划的实施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 高舒琦. 清华大学, 2018(02)
- [8]人口重报:人口普查面临的新挑战[J]. 张广宇,顾宝昌. 人口与经济, 2018(03)
- [9]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为何引争议[J]. 张业亮. 世界知识, 2018(10)
- [10]冷战后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政治与外交政策构建[D]. 何晓跃. 南京大学, 2018(09)
标签：人口普查论文;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论文; 老龄化社会论文; 人口年龄结构论文; 美国房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