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英[1]2004年在《谢混、谢灵运、谢庄、谢朓与东晋南朝文学变迁》文中认为六朝文学的基本线索似乎是很清楚的：玄言诗风行东晋，“历载将百"，东晋末，谢混的山水诗作首开风气，玄风方敛。至刘宋，“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谢灵运的诗歌以山水为主题，然而还带有玄言尾巴。降至齐梁，沈约提出声律理论，诗人们据以写诗，平仄调谐之作始多。谢朓诗圆美可玩，只是“意锐才弱”，殊为可惜。以上是当今学界对于六朝文学最为普遍的看法，本文对这些貌似可靠的结论重新思索，提出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重新勾勒六朝，尤其是晋、宋、齐文学变迁的脉络。 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一、“谢混与玄风初革”，前人在论及晋宋诗歌由玄言到山水的转变过程时，多认为谢混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今人更认定谢混是以其山水之作来进行这一变革的。本文认为谢混是以他清新浅畅的诗风消解了玄言风气，他的诗作中的山水成份在变革玄言风气方面并没有发挥突出作用，而且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他也并无开先之功。 二、“谢灵运与玄言诗的大盛”，谢灵运历来被认为是山水诗的鼻祖，本文在密切联系他的生活背景、学养好尚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重新加以思考，认为：谢灵运依然在写他的玄言诗，我们今天认为是“尾巴”的玄言部分其实是诗人的主旨所在。 叁、“谢庄——永明的先声”，一般认为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是在永明，本文却认为：谢灵运与谢庄在诗歌对偶、平仄方面的创新是诗歌古近体之变的关键环节。 四、“诗传谢脁清”，研究者对谢脁“意锐而才弱”的问题向来多有涉及，但均因未能深究其中“才弱”二字的确切涵义，以致莫衷一是。本文在弄清字义的基础上，以“意锐”与“才弱”为切入点，通过与谢灵运诗歌的对比，说明二人在用典与抒情方面的不同，从而揭示出宋齐诗风变迁的本质。
孙振杰[2]2017年在《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文中指出相比于门阀政治的东晋,南朝皇权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皇权借助于策试选举,强化了国家教育,掌握了人才的控制权。同时,国家还借助于策试选举,对各种教育资源加以整合,使其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性。在国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文学活动所受的影响比较突出。本文所关注的,就是南朝国家教育是如何发展自身,并配合皇权需要整合文学活动发展这一问题的。本文正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南朝国家教育的基本制度。认为南朝较之前更重视国家教育,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上也突破了两汉以来以太学、国子学为核心的单一教育格局。同时还利用私学教育发达的时代特点,采取私办官助的形式开设了四学、五馆等教育机构,有效实现了教育规模的扩大。同时,南朝国家教育还改变了两汉以来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的单一内容,创立了如“儒学”、“玄学”、“文学”、“史学”、“阴阳学”、“律学”等专科教育,同时倡导“实用”教育,压缩了士族阶层的权力空间。在国家教育制度与文学活动整合方面,国家教育立足京城,使得文学家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以京城为中心的集聚性特征。再加上教育在国家选举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寒素阶层日渐崛起,围绕政治和权力呈现出文士集团化发展的趋势,文学集团也逐渐增多,驱动了南朝文学的发展。此外,国家对文学价值取向的管控也逐渐增强,“文”成为世人“获罪”和“进身”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梳理了南朝国家教育的内容,总结了其特点,并就其对文学理论的整合情况进行了论述。南朝的国家教育尽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但核心内容还是儒家经学。同时由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传统,玄学在国家教育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为了在南北朝的意识形态争夺中获取统治地位,南朝统治者普遍崇信道教与佛教,国家教育多杂宗教因素,尤以佛教为胜。另外,随着重文风气的强化,以“属文”为目的的文学专科教育也得到发展。国家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内容的规范,整合、引领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南朝以“征圣宗经”为基本理念的文学理论着作与文学总集的大量出现。国家籍此树立了文学典范,目的就是利用文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塑造并维护国家形象。第叁部分着意于国家教育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影响问题。南朝国家教育的方法从历史承袭而来,主要有赏识法、讽诵法、模仿法、辩难法。赏识法主要发生在利益相关的群体之中,着力于提升被赏识对象的信心,对文学的集团化发展和文学的传播有积极意义;讽诵法以识记和吟诵为基本内容,对文学“隶事”、“征事”、“用典”的发生有推动作用,对文学类“类书”的发展也有影响。同时由于讽诵“以音声节之”的需求,对南朝文学在音韵方面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模仿法强调以经典为模仿和拟作对象,促成了文体范式的形成,使文学的技术性得到强化,推动了文体形式化发展的趋势,对”文学早慧”有积极影响;辩难法以问答为基本特征,在与玄谈融合后,对文学重视语言修辞的形式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难”作为文体,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四部分主要从文学角度来反观南朝国家教育。认为南朝文学对国家教育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国家教育活动的记录,以兴学诏和劝学文为主;二是对国家教化的呈现和鼓吹,以应制文学、通俗文学(辅教书等)为代表,宣扬忠君、孝道、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研究认为,南朝文学活动是与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的,有着鲜明的事功倾向。本文在关注国家教育和其文学整合作用的同时,还就教育和文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如萧梁“五馆”的成立时间、南朝“太学、国学、国子学、国子太学”的内涵、“集雅馆”的职能、南朝”文学早慧”等名物制度问题进行了考辩,对一些争议性问题也给予了教育学的阐释。
史晓婷[3]2017年在《谢混、谢瞻、谢惠连年谱》文中认为谢混(378-412),字叔源,小名益寿,谢安之孙,官至尚书左仆射。谢瞻(383-421),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官至豫章太守。谢惠连(407-433),官至彭城王法曹参军。叁人皆出于陈郡阳夏的谢氏家族,谢瞻和谢惠连是谢混的族子,叁人与谢灵运的关系非常密切,都以山水诗文创作见长,是晋宋之间山水诗发微兴起时的重要诗人。陈寅恪说“学在家族”,曹旭老师有“诗在家族”的论断,除了众所周知的谢灵运和谢朓,其他谢家诗人对山水诗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结合家族背景,研究这叁位早期山水诗史上举足轻重的诗人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山水诗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现有的研究并不充分,许多基础性的问题仍有待解决。因此,本年谱立足于各类文献与前人成果,将相关材料尽可能搜集完备,采用“文本细读”和“竭泽而渔”的方法以考其详,力图完成以下几个层面的研究:一、弄清历史真相,对谱主的生平、仕历、创作与交游做出详尽切实的考证;二、解决争议问题,对史料中互相龃龉、前人研究中尚有争议之处做出进一步的考释与论述;叁、在以上两点的前提下,探讨山水诗兴起于晋宋之间的陈郡谢氏家族的因由,从继承与悖反两个角度来探讨玄言审美向山水审美过渡的历史进程。本谱分为四个部分:一、绪论:选题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本谱创新点;二、前言:山水诗兴起的家族渊源和时代背景、谱主的生平梳理与分析、从萌发到兴盛的山水审美;叁、年谱:采用编年体编纂谱主的生平事迹并加以考证论述;四、附录:谱主存世诗文作品的校勘与集注。
王欣[4]2011年在《中古文学场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中古时期是各文化门类不断分化、发展、繁荣的时期,在权力、社会、文化与文学的互相作用中,文学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本文借鉴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将中古文学发展过程视为一个文学场初步形成、自主运作、颠覆调整的过程,重在考察文学发展的动力因素。引入场域概念就是要着力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力的因素,而帝王文学活动则是显示文学与权力关系的最好窗口。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古帝王文学活动为主线,揭示了中古文学场域发展变迁与文学权力消长的关系。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阐述和介绍本文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结语部分总括全文,并简要介绍中古文学场域发展变化的后续效应;附录部分附简要的《中古帝王文学活动系年》和《中古帝王文学交往一览表》,以便于感性、全面地把握中古帝王文学活动的总貌。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古文学研究的场域视角》。中古时期相对自主的文学场的形成是整个历史时期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产物。正是文化场域各种力的复杂运动,使得文学所蕴含的文化权力显着增长,也就激发文学获得了跳跃式的大发展。本章阐述了场域理论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契合之处,分析了文学的社会性需求与中古文学场域的形态,研究了中古文学场的叁种行动者——士族、庶族、皇族——在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任何权力的存在都离不开合法性的证明,“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合法性明显分为两层,这是中古文学权力存在的本质特征,对中古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汉末魏晋:文学场的初步形成》。汉末魏晋文学场域的形成是汉末以来政治与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本章通过对东汉后期文化场域中的内在紧张关系、鸿都门学的文化意蕴、曹魏时期文学场域的初步形成、魏晋禅代与文学场域的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深度阐释这一历史时期帝王文学活动在文学场域初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机理。第叁章《宋齐梁陈: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表征功能不断增强,文学场已经能够自主运作,于是帝王对文学也就越来越看重。从刘宋开国皇帝“颇慕风流”,到后来宋齐的帝王努力跻身文学场,再到萧梁时帝王已有掌控文学场的意味了。南朝帝王的文学活动促进了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陈代帝王的文学活动则昭示着彼时自主运作的文学场尚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北朝至隋:文学场的重构、颠覆与调整》。五胡乱华后,北方文学式微,文学场不复存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对文学的重视开启了北朝文学场的重构过程。汉化与重文政策导致了鲜卑民族的分裂,统治阶层对文学的不同态度掣肘着北方文学场走向运作。宇文泰、苏绰之“关中文化本位”政策重视文学的政治伦理功能,以复古的姿态颠覆江左与山东两大政权之文化优势。周隋两代的统治者彷徨于文学的两层合法性之间,对文学场进行着调整,直至唐代方才完成调整过程。唐代,政治场域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场自主运作产生的自我要求逐渐吻合,文学权力空前强大。
王丰先[5]2005年在《南朝谢灵运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谢灵运是南朝诗坛关注的焦点。南朝对谢灵运接受角度、方法之丰富多样,其接受程度、范围之深广,都非后世可比。但迄今为止,对谢灵运南朝接受系统研究的专着和论文尚不多见。本文尝试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南朝谢灵运接受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以期真实再现谢灵运在南朝文坛地位的变迁,从时代风气、审美趣味、接受主体诸方面分析其原因,并由此探讨南朝诗学发展演变的轨迹。 论文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谢灵运接受研究史回顾、接受理论的介绍和南朝谢灵运接受研究的意义、价值。 第二部分:论文主体部分,有四章和一个附论构成。 第一章,在古今研究基础上,结合史传记载和其相关作品,把谢灵运的一生划分为两大阶段六个时期,并简要叙述各个时期谢灵运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创作。 第二章,晋宋——南朝谢灵运接受的奠基期。本章对晋宋有关谢灵运的评论之分析,探讨谢灵运在晋宋文坛第一地位形成之原因和晋宋人对谢灵运诗风的认识评价,指出从内容到形式,谢诗都代表了当时诗坛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叁、四章,齐梁——南朝谢灵运接受的高潮期。作为南朝重要文学现象的谢灵运文学创作,由于其复杂性和深刻性,引起齐梁时人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对谢灵运的品评、定位,不仅关系到南朝诗歌发展的整体走向,而且也关涉到诗学观念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认知、接受谢灵运,是齐梁时代诗歌发展的关键。而谢灵运接受自然是齐梁人革新晋宋诗风的主要途径。 附论,陈代——南朝谢灵运接受的衰落期。经历了齐梁的激烈争论,诗歌发展的大方向已确定,新的美学风尚也已形成。作为南朝诗坛宗匠的谢灵运,淡出陈代诗人的视野。他已完成了其在诗史上的使命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物。 第叁部分:结语。首先,南朝对谢灵运广泛深刻的接受,奠定了历代谢灵运接受的基础。其次,南朝谢灵运接受,还启发了重要诗学命题的讨论。尤其是清新自然说的提出,对于中国诗学和美学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和价值。最后,南朝谢灵运接受过程,表明其在南朝诗坛影响力、统治力逐渐下降。而这实质上反映了南朝诗学观念的转变和新审美范式的确立对南朝谢灵运接受的影响。南朝谢灵运接受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南朝诗学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陈虹岩[6]2017年在《刘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朝宋,又称刘宋,指从公元420年刘氏代晋、至公元479年萧齐建国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区别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称南朝宋为“刘宋”。本文以刘宋文人及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刘宋文学进行宏观考量与微观探查,主要探讨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刘宋文人的文学交游,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格,文学观念及影响等问题。具体言之:第一章主要讨论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本文第一次对刘宋皇族生活及其对刘宋文学繁荣的重要作用,予以具体的探讨。刘宋皇族以文士身份为荣,其习文尚文既是对文学的爱好,也是欲跻身风雅的姿态。宴游从驾,推动应制文学的创作;招聚文士,文义赏会,催生同题诗文的产生;设立文学部,因文才而选擢官员,使文才成为华族延誉、素族进入仕路的阶梯,促进社会评价体系中以文为尚尺度的形成。第二章主要探讨家门氏族与刘宋文人地理的分布。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作者里贯地理文学的分布进行研究,指出家门氏族对刘宋文学地理分布的重要影响。从区域文人群落来看,作者较多的群落,是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邪临沂王氏、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从区域内作品数量来看,仅仅依靠家门氏族的文化普及还不够,更多依靠的则是在家门文化普及基础上子弟对文义的爱好与禀赋。主要以“叁谢”、鲍照、何承天、颜延之等文士为典型,论述其在陈郡、东海、琅邪成为作品数量大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叁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予以整体关注。刘宋时期文学交游以赠答诗、连句诗、书、记、铭、诔等文体,最为常见,几种文体之中,又以赠答诗遗存最多。研究中关注文学交游背景的描述,比如颜延之、谢灵运的文学往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谢灵运、谢惠连的游处,与谢灵运的人生走向有所联络;谢灵运、范泰的交流,基于二人对佛理的钻研;鲍照与惠休的唱和,缘于同侪知音的关系。论述中还关注那些易于为人所忽略却又对文学交游产生影响的一些细节,尽量客观地剖析研究对象。比如文字往来的款密、双方称谓的变化、双方交游时间的存续,这些都可以投射出文人之间的交往程度,尤其,研究中还紧密联系历史地理予以考证,探究地理位置对作品创作、文学交游的影响。这些,常常是作品创作及文学交游发生、完成的决定因素。这,亦是本章的创新之处。第四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审美风格。刘宋文学的价值体现于其对前代的嬗变,后世的沾溉。首先,对山水娱情与刘宋山水文学的新境界予以阐发,指出山水是文人朝隐嘉遁的乐游所在,模山范水的天然境界是刘宋文学的新境界。其次,阐述趣尚唯美与刘宋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包括文辞华丽之美、声律和谐之美及文体创获之美。再次,阐述笃好风雅与《世说新语》的创作。第五章主要论述刘宋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影响。阐释了刘宋文人在理论言说与创作实践中体现出的文体意识、尚古思想及后世对刘宋文学成就的宗尚与嬗变。要之,刘宋文学是南朝文学的滥觞,前承晋世,颇多发轫,后启梁陈唐宋,亦多沾溉。通观刘宋文学的发展,首先与皇族的关系密不可分,其次与魏晋南北朝家门氏族、门阀士族之间又有着血脉亲缘。刘宋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群体性特征,这表现于文学地理分布,亦关乎家门氏族的影响;文学的集团化,诸如皇族、僧侣、家门氏族等等皆有表现;文人生活上,药、酒、佛,都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着影响。刘宋文人有一些同题作品,连句诗,叁月叁诗,七夕诗,冬至诗,景阳楼诗,蒜山诗,过张良庙诗,华林园赋,北伐诗,等等,都有从驾同游或者文义赏会的痕迹,体现了刘宋文学创作上的群体性。刘宋时期文学的创作与审美皆有着嬗变,主要体现在山水文学、唯美追求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刘宋时期文学对唯美的追求及其形式主义与刘宋时期的豪奢之风密不可分。小说创作中,亦体现出对风雅的笃好。《世说新语》以对文人才学、容止、文学、风度等等的白描与记录,投射出对昔日文人风貌的追慕;《光世音记》等,主要辑录的是佛家故事,是刘宋文人重视佛理时尚的表现,亦是对当下文人风采的某种投射。刘宋文论,并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篇章,所能窥之者只能求索于零散分布的文学作品,这是遗憾之处。
仲秋融[7]2011年在《谢庄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谢庄是陈郡谢氏家族在南朝刘宋时期的“芝兰玉树”。家风熏陶,时潮浸染,使其具有很高的学养,并成为该时代文人的重要代表。其诗文创作独具特色,为后人留下了由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明显痕迹,其生平背景和文学创作情况颇值得进一步考察探讨。本论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全面、细致地考察分析其诗文创作的特色,尽可能客观、准确地确定其地位,评价其影响。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分析考察谢庄文学创作的环境因素。主要从时代背景、家世家风、文学交游及思想构成等方面来还原谢庄当时的生活境况。第二章,讨论分析谢庄的诗。谢庄的五言诗虽未尽脱雕琢时俗,但已具“清雅”之象,有谢灵运的影子,被江淹等效仿。其杂言诗景美情真、节奏明快,有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明显痕迹。其郊庙歌辞“五帝之祭”、“五行之数”等,内容上承袭传统,形制上有所革新。第叁章,分析谢庄现存的四篇赋作。《月赋》使事用韵,不离自然英旨；雕章琢句,构成别样清空之境,与谢惠连《雪赋》并称南朝抒情小赋双璧。其它《舞马赋》之伦,内容或应制颂德,或借物呈怀,难出《月赋》之右,即其声律节奏一项,存有开张启迪之功,曾享“律赋之祖”称誉。第四章,考察分析谢庄哀祭、章表、书信叁类文章的特色与成就。其哀祭文承前为主,虽可称元嘉后期代表,然总体成就不高。其章表文也多应制颂德、使事呈才之作。倒是其书信,尤其是“私函”文字能时见真情流露。第五章,谢庄文学创作论。谢庄诗文典繁对密,声韵铿锵,虽未见其理论总结文字,但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为永明体的出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第六章,探讨评价谢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谢庄绍大谢自然清风,承延年雅颂之习,接明远新变之潮,开永明声律之先。在元嘉体到永明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末附：谢庄的《雅琴名录》、《琴论》,作为谢庄深通音律旁证,以明谢庄能开永明声律之先绝非偶然。
谭笑[8]2012年在《钟嵘《诗品》谢朓条疏证》文中提出钟嵘的《诗品》作为“百代诗话之祖”,其反映的诗歌史观、诗歌发生论、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论沾溉后人、垂远百世。《诗品》不仅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其中各诗人的评语亦值得做细致深入的研究。谢朓作为上承建安、下启唐风的重要诗人,《诗品》中的谢朓条评语既是评论谢朓诗歌的重要一家之言,也是研究谢眺所不容忽视的材料。后来有许多诗歌评论者在评价谢朓诗歌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参照《诗品》的评价。《诗品》中谢跳条评语的研究集中于《诗品》各注本、《诗品》文学思想讨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着作中有关谢朓诗歌地位的论述,在这些研究中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但是联系谢朓诗歌创作和《诗品》的文学思想,系统地将谢朓条的评语进行疏证尚欠缺,故本文将联系《诗品》的诗歌批评实践、《诗品》的文学思想以及谢眺诗歌的相关研究,将《诗品》谢朓条的评语进行系统疏证,以期把握《诗品》的理论价值和深入认识谢朓诗歌的价值。正文共叁章：第一章疏证的主要对象为《诗品》中诗歌的发展线索和“细密”的双向作用。一、“其源出于谢混”所反映的诗风相近问题,诗歌发展中“文胜质”的诗风可能影响到谢朓；将“不伦”解释为“好坏不齐”,与后文“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照应,方能使语义前后无矛盾。二、“细密”的涵义,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第二章疏证的主要对象为“奇章秀句”。一、“奇章秀句”的释义和例证,联系谢朓诗歌来说明如何反映了《诗品》所倡导的“自然”的诗歌审美观。二、以言意关系为出发点,分别讨论了谢朓诗歌中言意关系体现的“自然”意境,以及诗歌创作中“直寻”所表现的清新自然。第叁章疏证的主要对象是“末篇多踬”。主要讨论“末篇多踬”之说出现的原因,以及是否损伤了诗歌真美,钟嵘的诗歌批评是否客观、科学。一、“意锐而才弱”与谢朓诗歌残留的玄言成分,这是谢朓诗歌“踬弱”的原因。二、虽然有部分评论者出于对谢朓的偏爱不赞同《诗品》对谢朓的评价,但是联系谢朓作品鉴赏综合考虑各因素,仍以《诗品》的评价相对严谨、客观。
孙耀庆[9]2018年在《刘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刘宋文学在六朝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承东晋文学,下启齐梁文学。本文在尽可能掌握刘宋文学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此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士人心态等,阐释刘宋作品的风格特色、艺术特质,探究此时期文学的嬗变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意义,考辩刘宋作家的存疑问题,力求获得对刘宋文学的系统认知。刘宋诗歌在题材与体裁上都颇具特点且意义重大。谢灵运的山水诗形声色兼具、情景理交融,消解了东晋诗中枯燥的玄理,奠定了山水诗的写作模式,引导了山水诗的创作方向。颜延之的公宴诗篇制宏大、笔法精工,开公宴诗雕琢之风,树公宴诗典丽之貌。鲍照的乐府诗在叙事视角上多用第一人称,在诗体上采用七言与杂言体,完成了乐府诗由代言体向个人体的转变,推动了七言与杂言体的转型。谢庄的杂言诗节奏分明、情感浓郁、对仗工整,推动诗歌向抒情化的方向发展,促使诗歌由“雅”向“俗”转变,加速了“元嘉体”向“永明体”的过渡进程。刘宋辞赋呈现出“复”与“变”的双重特质。谢灵运的《山居赋》,更多地表现出“复”的一面:沿用大赋体制,采用铺排手法,摹景精细。但亦有“变”的特质,如在语言表达上,去饰而取素,注重山居生活情致的表现等。鲍照的《芜城赋》,更多地表现出“变”的特质:句式工整,语词峭丽,意境苍凉,感情凄怆。此赋突破了刘宋赋体丽靡的审美取向,强化了赋作的讽喻功能。谢庄的《月赋》,亦表现出了“变”的特质:意境清雅,抒情浓厚,偶对精工,声律和谐。此赋标志着咏物赋向抒情赋的转变,完成了古赋向骈赋的转变,赋史意义重大。刘宋之文经历了散体、骈散杂糅、骈体的转变过程。何承天之文,句法灵活,行文流畅,风格质朴,颇有汉魏之文的流风余韵,较能代表刘宋前期散文之特质。傅亮与谢灵运之文,骈散杂糅,文风或典雅或质朴,是刘宋文风由“古”向“骈”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产物。颜延之之文,注重雕润藻饰,典雅华赡,精工绮丽,实现了由“古”向“骈”的转变。鲍照、谢庄之文,是较为成熟的骈文,鲍文华而不弱、工而不密,是一种颇具骨力的骈文;谢文对仗精工,典故繁密,音韵和谐,“为骈体之完备与鼎盛多有贡献”。刘宋,文学之一转关也。此时期文学完成了对东晋玄理的消解与清洗,实现了由理向情的复归;又以博学为尚、以技巧相争,实现了由才向学的转变;还多采用杂言、七言等体式,实现了由雅向俗的变革。刘宋作家生平中有诸多悬案。经考,何承天任宁蛮校尉赵惔之司马、贬任衡阳内史的时间,分别是在义熙四年、元嘉十一年。傅亮之死,是因其与王华、王昙首等新兴势力派发生了利益冲突,以致被诬害。宗炳入庐山次数为两次,时间分别为晋元兴二年、晋义熙十一年。袁淑任彭城王义康军司祭酒任卫军、宣城太守、太子中庶子的时间,分别是在元嘉八年、十九年、二十四年。王微之死,并非如史传所言为弟僧谦误诊,咎恨、哀痛而亡,而是因经年服用寒食散,中毒而亡。谢庄辞却吏部尚书郎,是为了避免与孝武帝发生直接对抗,保全自己。汤惠休还俗时间为大明二年,原因是“自非戒行清苦”。
张甲子[10]2013年在《中古文学观念的演生》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将“清浊”观念与士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艺术风貌等相联系，说明“清”超越“浊”，或者说是先放弃了“浊”的观念，再推崇“清”的观念，获得了艺术的至高格调。在这其中，无论是儒家的“清丽”说，道家的“清虚”说，还是佛教的“清空“说，莫不如此。加之曹丕提出的“气之清浊有体”、陆机的“沿浊得清”、陆云的“清省”等，还包括在钟嵘的《诗品》中，有目标一致的对“清”的明确倡导，从选辞、描景、含情与造境等方面，强化了诗歌对“清”美认同的趋势。第二章，关于“隐秀”。一方面，“隐”的意义来自于对经之隐的发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列出十数种不同角度的命题，并逐一加以阐释，说明“隐”这种微妙的艺术表达原则。另一方面，对“秀”的观念的推崇，成为南朝诗歌审美风尚的转折点，也就是在对“秀句”、“秀象”、“秀境”的主观追求中，形成了迥异于汉魏古诗的新诗风。南朝诗正是经过“隐秀”观念的打磨，才能更为圆融的去处理诗歌情理内敛与境象外露的关系，并在初唐近百年的继续努力下，到二张时渐成兴象玲珑、句意深婉的唐音，亦步亦趋的定型为诗歌的审美共识。第叁章，两晋代际的文风在“自然”观念的浸润下，出现了明显转变。汉人所论的“自然”多属于天人感应学说，魏晋玄学则将其转变为“自然之理”，认为“自然”便是宇宙万物本身之理，人可以与“自然”同构，文学艺术也若如此。有这样的观念导引，在东晋后，玄言诗与山水诗便渐次而起。尤其是将山水视为自然现实的最佳代表，“形似”观念遂成为山水诗、画的固定表达范式。与此同时在唐宋文论中，“自然”也被视为创作精神，既为文之道，也是文之理，体现于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参考文献：
[1]. 谢混、谢灵运、谢庄、谢朓与东晋南朝文学变迁[D]. 徐明英. 扬州大学. 2004
[2]. 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D]. 孙振杰. 郑州大学. 2017
[3]. 谢混、谢瞻、谢惠连年谱[D]. 史晓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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