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竹[1]2004年在《试析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及其理论困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文明向全球的推进，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严峻的现实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不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供应地，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法律和经济手段还必须诉诸伦理观念。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就是在人们对近代工业文明所酿成的生态危机的反思中产生的。本文通过对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剖析，发现了其理论立足点的不合理性，强调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产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力图走出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困境。得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及确立科学的环境伦理学。坚持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是为了说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自然界的无人类指涉的“完美、稳定和美丽”，而是为了根本摆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危机与困境。最终达到生存与发展的统一。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产生的必然性、含义和理论价值。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突现而产生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生态伦理学的着作开始出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环境伦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是物种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约束；从传统哲学的观点看，则是人对社会行为进行善恶判断。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学者对环境
王素芬[2]2010年在《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文中指出“生态语境”的流行是以人类对自身实践活动负面价值的深切反思和幡然醒悟为前提的,它源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生态运动的日益高涨和生态理论的不断深化,后现代哲学和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则对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需要异质文化的支持,作为异于西方文化又具有浓郁生态学特质的庄子哲学与此要求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国内外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和立场阐释了庄子哲学与生态哲学尤其是与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契合,但缺乏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因此,在生态语境下诠释庄子哲学,是一项兼具价值性和前沿性的工作。本文力图在尊重和贴近《庄子》文本的前提下寻求庄子“原生态”的生态智慧,并在现代生态语境下对这些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希望这一工作能够在理论上为庄子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生态理论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实践上为生态文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文化依据。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本体论、天人论、认识论、科技观、人生观五个方面解读庄子哲学的生态意蕴。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明生态语境研究的问题视域、庄子哲学生态语境转化的可能性,分析国内外生态哲学、庄子哲学以及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现状,并阐述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等。第二部分:道法自然。“道”和“德”是庄子生态智慧的本体论基础,道的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蕴含的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第叁部分:天人之论。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理论特征和生态思想的最高境界。庄子之“天”主要有自然界、自然而然的状况、万物内在的本性以及事物的规律或法则四个方面的含义。天与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天然和人为、自然和人类、“天道”和“人道”、天内人外、本真之人和世俗之人的对立,人与自然万物、人与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与万物自然的本性以及人与万物规律的合一。庄子“人与天一”思想有助于培育“生态大我”、“生态平等”理念,调和目前生态哲学中的价值观论争。但受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影响,其“人与天一”的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伦理意蕴,而其理论上的“曲高和寡”和消极无为倾向也导致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第四部分:道性思维。主要阐述庄子哲学的认识论或思维方式。庄子道性思维的主旨是道通为一。道性思维表现为显和隐两条线索,其显性表现为对感知的有限与无限、道的不可言与不得不言、道的不可知与可知的辩证阐述;隐性表现为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到理性上的感性的正反合过程。从两个维度的结合上看,感知有限与无限的思想,有助于防止人类对自然的自以为是、妄作妄为,提醒人类慎重地对待科技及其成果的运用;道不可言与不得不言的语言观有助于人类“知止其所不知”、消解“文化霸权”,有助于后现代思维方式的形成;道不可知与可知的直觉主义认识方法有助于建构深层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第五部分:道技之辨。阐述庄子的科技观。道是庄子科技观的哲学基础,在道的意义上,知识可分为世俗之知和体道之知,技术可分为工具之技和体道之技,庄子反对和厌恶世俗之知和工具之技,却提倡和欣赏体道之知和体道之技。庄子的知识观与具有生态意蕴的后现代知识观非常一致,对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缓解知识爆炸带给人类的精神和心理困境、追求非功利的精神生活、培育科学精神等均大有裨益。庄子的技术观为人们深入认识现代工具技术的危害、揭示现代技术危机的实质以及对技术的真正出路——生态技术的思考提供了深广的理论空间。第六部分:人生之困和逍遥之游。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阐述庄子的人生哲学。第六章人生之困,主要阐述庄子人生哲学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哲学和文化背景。庄子所感知的人生困境可以概括为命运之困、社会之困、自我之困和环境之困四个方面。庄子对人生之悲的感悟包括以身殉物之悲、悦生恶死之悲、逆物之性之悲、好知离道之悲和感官情感之悲五个方面。庄子的人生悲悯意识对培育良好心态、维护和谐世态和保持平衡生态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戒作用。在阐述庄子人生哲学时,本文按照人对道的体悟程度及其所受悲困程度的不同,把《庄子》中的人格境界从低到高分为自然之人、世俗之人、修(合)道之人和体(通)道之人四个层次,此种人生境界论对现代人确立人的内在价值论,作出理性的人生定位,从而依自然本性快乐生活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第七章逍遥之游,主要论述庄子摆脱人生之困、获得人生自由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庄子对命运之困采取了安于生死存亡、穷达贫富和是非毁誉的消解方式,对社会之困中的时势之困和仁义之困分别采取了安时处顺、无为而治、法天贵真、掊击圣人、以道释儒的化解策略,对自我之困中的身心之困采取了身与物化、重生乐生、无用之用、中庸隐遁、虚己游世、全性保真、解心释神、乘物游心、回归自然等解脱方法,对生态之困的解决表现为对“至德之世”、“建徳之国”的生态社会理想和至人、真人、圣人的生态人格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在摆脱人生困境的种种策略和方法中所贯穿的都是顺物自然的生态学原则。第七部分:结语。是对论文中涉及到的几个基本问题所做的总结性思考。本文认为,对庄子的生态智慧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要采取“扬弃”的态度;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保护生态上具有共识,只是采取的方式以及理论出发点不同,两者之间需要对话和交流;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是大趋势,但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并不是绝对主流的趋向,我们对此不必沾沾自喜,当然更无需妄自菲薄;生态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物质利益问题。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只是为生态哲学的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缓解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论文最后是两个附录。由于国内外众多学者都认同道家哲学与深层生态学的契合和一致,深层生态学又是相对于浅层生态学而言,为了实证这一问题,论文归纳整理出两个附录:“附录一”是转引的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主要观点比较,“附录二”是笔者在“附录一”的基础上对深层生态学与庄子生态智慧所做的尝试性比较,从中可以更具体地呈现出“生态语境下”庄子哲学的理论特质。
徐徐[3]2018年在《动物旅游中的动物伦理问题》文中研究说明动物伦理作为伦理学的前沿问题之一,其哲学理论的逻辑考察和道德原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关注。随着动物旅游日益发展,动物伦理问题不断暴露,急需解决。本文试图探究动物伦理的哲学理论,构建适用于动物旅游领域的道德原则,通过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探讨,解决动物旅游中的动物伦理问题。通过中西方伦理研究现状和简要综述,本文依据雷根的动物权利观点,考察道德原则的推理过程,提出解决理论困境的思路,最后根据确立的道德原则,在动物旅游的伦理问题中提出道德命令,进行道德行为的评判。雷根根据以往伦理理论的考察提出伤害原则和尊重原则,主张人对动物具有不伤害的初始义务,动物因其平等的固有价值享有正义对待的有效要求和基本权利。本文认为整合和协商正义和同情原则是有必要的,通过扩大伦理关注和二次思辨以解决两难困境;依据伤害原则和尊重原则,废除动物表演及其他的非必要伤害,关注动物的科学收容与福利实现,探察圈养模式下动物的伦理问题,注重易地保护职能和放归计划的达成;根据最小伤害原则解决冲突情形,杜绝因最大化积聚效益差别化对待珍稀动物和其他动物,最终实现人类的初始义务和动物的基本权利。
王玉梅[4]2013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是21世纪人的解放与人的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自然的发展的时代需要,更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新解读,其根本立足点是从整体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理论,都纳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课题的理论框架,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新形态。基于此,本文主体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基本是从追溯与解读、继承与探索、构建与发展、实践与应用四个层面依次展开的。第一章,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上研究和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文本进行深刻解读以发现更多的生态哲学意蕴,进而奠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包含叁个主题：一是有一个科学的逻辑起点,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和中介,它既是发展自然界和发展人本身的过程,又是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直接结合起来的过程,从而成为人、社会和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二是有一条鲜明的主线,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在本质上是生态的,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生命线；叁是有一条根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则与自然生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合经济发展目的性与合自然良好规律性的统一,即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根本规律。第二章,论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发展。从生态化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独具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发展的新成果。这一发展进程主要包括叁个阶段：第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显现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这是对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成果所作的开端性贡献；第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第叁,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把科学发展提上重要议程,真正启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需要阐明的是,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不仅展示出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显着特征,而且当前中国进行绿色改革的基本实践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持续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叁章,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核心内容。依据全球的时代主题和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寻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结合点与创新点,进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当代形态。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生态世界观,即用着眼于“人—社会—自然”内在契合的整体性视野来看待世界的真实面目,建立一种生态构成的整体观、生态协调的和谐观、生态发展的持续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范式；二是生态方法论,它以全方位考察为根本特征,强调事物、现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整体性,要求用发展的眼光和动态的观点来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叁是生态价值论,即在扬弃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说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生态整体论价值观。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与时俱进的丰富与发展。第四章,论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导向。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当代价值,深刻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本质、特征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为中国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具有深远影响的实践导向,这主要包括：经济建设的生态化,即从资源高消耗、生产低效益、环境高污染的工业经济走向资源高利用、生产高效益、环境无污染的生态经济；政治建设的生态化,即在制度建设、政策规划、法律实施等方面为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政治战略保障；文化建设的生态化,即形成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促成人们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机制；社会建设的生态化,即在全社会范围内促使人们形成关爱环境的友好态度,在生活方式上践行一种绿色道德理念,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社会模式。这些都是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实践化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综述以上内容,本文所研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它的理论不仅会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是探讨人类与自然持续发展理论之思想先驱的历史原像,而且将更加深刻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之发展道路的现代风貌。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属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相结合的最充分、最精辟的表达。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实践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提供全新的思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系统建设,从而创建生态文明时代的“美丽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跨越、新境界。
夏承伯[5]2008年在《生态哲学维度：从绿色经典文献看20世纪生态思想演进》文中指出绿色经典文献以其对地球生命系统与生存环境复杂关系的深刻领悟、对所有生命生存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忧患意识的深层挖掘、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的深度反思,堪称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史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之文献典范。文章以生态哲学理论为学科维度,以绿色经典文献为文本依据,以整个20世纪为研究时段,集中反映人类生态思想史的演进脉络。文章首先从历史发展时序与时代呈现背景所反映的人与自然关系主题旨趣将绿色经典论着分成精神先导、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究等叁类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宏观展现20世纪生态思想发展轨迹。以此揭示生态学发展演进的层次提升;然后以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介的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层面扫描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发表的绿色发展报告,以此洞察其关注实质乃是人类发展范式的时代转变;最后在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互为中介这一层面具体考察联合国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所进行的努力——从环境会议到环发会议的召开、环境保护宣言的出笼、绿色国际公约的出台,这些尝试都印证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维运作。站在新世纪初从生态哲学维度回顾与扫描20世纪生态思想演进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李留义[6]2016年在《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人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进入了物质丰裕的工业化时代,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但人们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忘记了“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背叛”了自然,从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自然界正逐步“报复”人类,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时代问题,把人类逼近了灭亡的边缘。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抑或改变自己(作为某个个人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抑或注定要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含义,重新审视和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拯救、善待自然和消解生态危机成为当下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若要消解生态危机,就无法回避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已成为我们生存其中的时代境域,并以不同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性,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它在给我们带来物质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的悲剧。从本质上说,现代性是人类追求自由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彰显着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品质;从存在的支柱上,现代性以主体性原则为思想支撑,以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是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从开放的视角,现代性又是多元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所构建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现代性,就是现代性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的社会表现形式。同时,本文也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个范畴,尽管人们对其语义的界定还不太明晰,但在事实上,它的提出反映了现代性发展的未来指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引发生态危机的一种思考,它成为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愿景,并为人们所重视,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一项“事业”,它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扬弃,能够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危机与现代性有着一种不解之缘。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从最本真的意义上讲,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肇始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内涵有人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类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呈现了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价值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是人类目前“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实现形式,背弃了现代性最初的、为人类预设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理想,把人们带入了“新”的压迫与奴役之中,凸显了现代性的危机,使人类统治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所“控制”,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泯灭,也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只是表明人们实现价值理想的形式和路径发生了偏差。只有真正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才能发挥出现代性的内在潜能,才能摆脱现代性的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依托,以主体形而上学为哲学支撑,以不断膨胀的资本逻辑为世俗基础的现代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断现实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曾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观,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负面效应,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因此,我们在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使现代性回归其“本真”,并实现一种自我的提升,具体通过以下路径来完成:一是坚持实践原则和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化革新,以此来超越主体形而上学;二是瓦解资本逻辑;叁是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构建一种新现代性的过程中,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也处于现代性的包围之中,并且遭遇着生态危机的威胁。具体来看,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长期以来优先发展经济,疏于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以致加剧了环境污染,致使生态恶化。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人们要生存,社会要发展,要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以,必然产生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若要解决这一矛盾,消解生态危机,我们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建构中国现代性,实行“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的文明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梦,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彭立威[7]2009年在《生态人格论》文中指出人格是一个人品行、价值和尊严的总和,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的集合,是对人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如何安身立命的规定。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文明背景形成了不同的人格样态,依次出现了农耕文明时代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人身依附型”人格和工业文明时代对物质财富疯狂追求的“异化人格”。当前,人类已经进入到新的千年,生态文明的转型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新的文明路向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类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自我、设计自我,提出人格完善的新目标。人格的完善,是人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而在实现人格完善的过程中,伦理的规范或道德的涵育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为,任何一种伦理和道德的价值旨归,最终都指向人格的完满与完善,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回溯人类伦理思想生长发展的的过程不难发现,东西方不同的伦理学流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下,都有各自不同的人格指向目标,同时也都为新人格的塑造积淀着思想养份,帮助后代人从历史中选择未来。当生态文明的转向把新型人格——生态人格的培育提到现实层面时,通过历史分析和现实归纳来探寻生态人格成长发育的条件就成为了意义重大的论题。生态人格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双重关系关照下,对人的尊严、责任、价值或品格的映现与归纳,是一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在个人身上的凝结和内化,是人为实现与自然、社会的和谐而自觉地对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进行合理安排或筹划,是人的生命境界的升华。生态人格的塑造和养成需要人类历史文化的养份,特别是伦理文化为生态人格的确立和塑造提供丰厚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迪。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西方的传统伦理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均蕴含了各具特色、丰富繁盛的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构成了我们塑造生态人格的起点。回顾过去的20世纪,工业文明留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这些危机的实质就是人性的危机、人格的危机。正是这些危机催生了环境伦理。环境伦理的首要特征就是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将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拓展到整个自然界。环境伦理对人类道德责任的扩展,最终指向新型人格的涵育。进入新的千年后,人类也步入了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生态人格的塑造与养成彰显了独特的时代意蕴。倡导生态人格,将促进从实体的自然到实体的人的回归,从自然的灵性的涵育到人的精神的涵育,从自然的尊严到人的尊严,从自然的完满到人的完满的实现。一种新型人格的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生态人格必须通过环境文化的熏陶、环境教育的内化、生态实践的锤炼等路径才能得以逐渐养成与实现。生态人格匹配生态文明,塑造生态人格,任重而道远。
赵亚伟[8]2010年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及其划界标准》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哲学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生态哲学蓬勃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是生态哲学两个重要派别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其争论主要围绕着当前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们坚持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要想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非当前生态问题的制造者,而是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者。针对二者之间的争论,本文系统的梳理了两大派别的发展历程,从不同的层面分析了二者之间争论的焦点,分析了二者争论的根本分歧所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二者的划界标准。第一部分:首先,追溯人类中心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其次,探讨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主要流派及其核心观点。再次,针对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责难,人类中心主义对自身理论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第二部分: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派别的梳理发现二者虽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并非绝对的水火不容,就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而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于二者的分歧,根据不同的角度可将其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道德关怀四个层面。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人对自然界的义务。第叁部分:根据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根本分歧,提出二者之间的划界标准:人对自然的义务是直接的义务抑或是间接的义务,并对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给予探讨。
王国银[9]2006年在《德性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是揭示德性伦理的本质、价值取向及其发生、发展的机理和当代生存的可能性。研究的方案是通过追述东西方德性伦理的历史,概括古今德性伦理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依赖路径,综合考察德性伦理发生、发展的机理,辩证批判麦金太尔复兴德性伦理路线的局限性,立足于新现代性的视域,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立场系统论证德性伦理在当代生存的可能性。全文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基础,以现实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为核心,以主体间的交往为视角,通过在生存实践中界定德性伦理,在历史传统中考察德性伦理,在对唯主体论、唯客体论和抽象德性论的批判中把握德性伦理,在与功利论、义务论和非规范伦理学的比较中系统分析德性伦理的本质、方法和发生发展。研究表明德性伦理有叁个向度:实体结构、意义结构和辨证结构;德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和谐能力、是人类的自我关怀;德性伦理是人存在的真正的伦理形态,是个体善和公共善、自然善和社会善的高度统一,是对人的异化伦理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对人的伦理本性的真正占有;善治、善的社会、善民叁者的和谐统一是德性伦理真正实现的基础;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和当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使德性伦理成为人当代可能的伦理生存样态。全文由五章加导言和结束语共七个部分组成。导言引出德性伦理复兴的原因和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从概念、语词、结构、意义入手,阐述了德性、德性伦理的内涵、结构及其价值取向。第二章是对德性伦理的历史叙述,从东西方文化的框架,考察了东西方主要的德性伦理思想。既是历史态的,又有共时态比较的意蕴,旨在说明人类的发展和德性伦理是息息相关的。第叁章是对德性伦理本质与方法的哲学分析。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综合,论证了塑造和谐幸福全面发展的人是德性伦理的价值本质,德性伦理是目的性的生态本位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契约本位的伦理类型。第四章是全文的核心。分别从人性、心理、文化和环境、生活世界四个方面全面而详细地分析和批判了把德性的发生、发展归因于人性、心理、文化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人性、心理、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实质,提出德性是一种整体性品质,是整体生活世界的产物。任何只从人的生物性、人性、文化性、日常性对人的德性的界定都是片面的、单向度的,只有从完整占有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出发,才能科学地把握德性伦理的发生发展,也才能理解德性是一种构成性的而非先验性的品质和力量。第五章是对德性伦理在当代存在和发展的理性关怀。从伦理学范式转换的理论逻辑和当代社会建设、人的发展以及文明进步的现实运动逻辑,论述了德性伦理在当代的复兴不仅是伦理学演进的逻辑必然,而且是社会建设、人的发展、文明进步的现实实践必然。结束语则是对本课题研究目标实现愿景的总结性展望,指出德性伦理、和谐社会和幸福生活叁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们共同的目标都指向“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人应该是什么”比“人应该做什么”显得更加重要。
潘丹丹[10]2016年在《生态伦理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伦理问题的产生缘于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特别是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深层反思。加强生态伦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唤起更多的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良知、实现人们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伦理研究属于跨学科、新学科的研究,奠基于以往生态学、伦理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与传统伦理相比,生态伦理的研究视野从人际领域扩展到种际领域。在生态伦理实践方面则试图用道德约束人对自然存在物的态度、活动和行为。这是笔者对于这项研究的基本定位。本文在对生态伦理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进行清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基础、基本思想、基本原则、生态伦理实践的主要内容和途径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初步建构起关于这一研究课题的理论架构。在理论基础方面的讨论中,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建设的主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实践的渠道探索叁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其次,从“弱式人类中心论”、动物平等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四个角度阐述了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思想。最后,从儒家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道家自然无为的价值理念、佛家仁慈好生的生命关怀叁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阐述。关于生态伦理的基本思想,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从自然价值的概念、自然价值的分类、自然价值的尺度叁个方面阐述了自然价值的思想。然后,从自然权利的含义、自然权利的特点、尊重自然权利叁个方面阐述了自然权利的思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主要从叁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可持续性的当代价值、可持续性的整体意识、可持续性的生存意识、可持续性的公正意识四个维度探讨了可持续性的基本原则。其次,从敬畏生命的逻辑起点、敬畏生命的重要特征、敬畏生命的理论基础、敬畏生命的重要意义叁个方面阐述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最后,从适度消费的概念界定、适度消费的思想传统、适度消费的现实价值、绿色生产与循环经济四个方面探索了适度消费的基本原则。生态伦理实践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归宿,主要从四个方面阐述其内容。首先,从建设政府的生态管理职能、引导社会发展的科学决策两个维度探讨了生态伦理的政治实践。其次,从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标准以及优化日常生活的消费模式两个维度探索了生态伦理的经济实践。再次,从推进生态伦理教育的实施与引导价值信仰理念的变革两个方面展开生态伦理的文化实践。最后,从建设生态伦理的评价机制、建设生态伦理的约束机制两个方面探索了生态伦理的社会实践。关于生态伦理实践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加强生态环保的信息公开、加强公众舆论的社会监督、加强公众舆论的媒体监督叁个方面阐述了生态实践的公众舆论监督途径。其次,从生态组织建设的现存问题、生态组织建设的国外经验、生态组织建设的发展途径叁个方面阐述了生态实践的组织建设途径。再次,从科学技术创新的现实诉求、科学技术创新的体系建构、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尺度叁个方面阐述了生态实践中的科学技术创新。最后,从环境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环境法治建设的主要目标、环境法治建设的现存问题以及环境法治建设的创新路径四个方面阐述了生态实践的环境法制建设。生态伦理问题研究是一项远未定型和成熟的领域,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试析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及其理论困境[D]. 唐竹. 吉林大学. 2004
[2]. 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D]. 王素芬. 河北大学. 2010
[3]. 动物旅游中的动物伦理问题[D]. 徐徐. 东南大学. 2018
[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D]. 王玉梅. 武汉大学. 2013
[5]. 生态哲学维度：从绿色经典文献看20世纪生态思想演进[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08
[6]. 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危机研究[D]. 李留义.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7]. 生态人格论[D]. 彭立威.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8].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及其划界标准[D]. 赵亚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0
[9]. 德性伦理研究[D]. 王国银. 苏州大学. 2006
[10]. 生态伦理及其实践研究[D]. 潘丹丹.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标签：伦理学论文; 人类中心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现代性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伦理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