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菡[1]2004年在《基于生态功能的城市森林绿地规划控制性指标研究——以南京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南京市城市森林绿地的重要功能——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能力出发，重点研究了城市森林绿地的滞尘能力，吸收SO_2能力和城市森林绿地枯落物的现存量、营养元素氮磷的含量、蓄水固土的能力和滞纳重金属污染的能力，结合国内外已有的或正在进行的城市森林绿地控制性指标研究成果，提出了适宜南京市的城市森林绿地面积。研究结果表明： (1)不同种类的树木滞尘量之问有较大的差异。同一采样地点大部分绿化树种滞尘能力的季节动态规律为：春季高，夏季降低，秋季增高，冬季达到一年的最大值。运用叶片的滞尘量可以表征树木所在环境的大气质量，梅山钢铁厂和宁镇公路的大气污染严重，南林大树木园和南京炼油厂的大气环境质量中等，灵谷寺公园和栖霞山公园的大气环境质量较好。树木叶片均呈现随时间的增加，叶片滞尘量总体增加的趋势。 (2)不同树种的吸收SO_2的能力具有明显差异。常绿乔木叶片在一年当中冬季时的叶片含硫量最高。灌木树种的叶片含硫量的最小值都出现在春季。总体上说来，宁镇公路、梅山钢铁厂、南京炼油厂、南林大树木园的大气中SO_2浓度稍高，但各个采样地点之间大气SO_2污染差距不大。同一地点的相同树种的未洗叶片的含硫量均高于已洗叶片的含硫量。春、夏、冬叁季的叶片滞尘量与未洗已洗叶片含硫量差值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性。 (3)南京市城市森林绿地群落枯落物的现存量平均值为11.35t／ha，全氮平均含量为0.914％，磷元素平均含量为0.090％，最大持水率平均为188.86％。各采样地点枯落物中重金属的平均含量大于其对应的南京市土壤背景值，已分解层(Y层)重金属含量＞未分解层(L层)重金属含量。枯落物中重金属含量的地带分布呈哑铃状，即市区和远郊较高，近郊相对低。枯落物中的五种重金属含量大小关系排序基本上是：锌＞铬＞铅＞铜＞镉。 (4)南京市的城市森林绿地覆盖率至少要达到45％，面积为29.322×10~4ha才可以满足城市环境生态功能的正常运转。
宗仁[2]2004年在《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利用规划是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匮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剧了土地供需矛盾，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中国政府先后编制了多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都不很成功。在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土地可持续利用为规划目标，构建一个具有系统性、层次性、控制性和科学性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是中国土地利用规划面临的迫切任务。 论文以土地利用规划的层次性为切入点，应用系统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等方法，在分析目前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存在的体系、目标和指标等问题基础上，依据有关土地利用规划的基本理论，借鉴了部分国家(地区)土地利用规划体系设置的成功经验，构建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不同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结构，并确定了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建立了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控制指标体系。最后以南京市为例，就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和方法开展实证研究。 论文研究的目的主要有：1、针对目前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紊乱问题，初步构建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的新型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分析研究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和内容。2、针对目前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单一问题，深刻分析土地利用目标的内涵，揭示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实质，提出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预期目标。3、根据规划目标和规划内容的层次性，建立不同层次规划的控制指标体系。4、拟对城市内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整篇论文共分十章，主要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5章)是研究的背景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第6—8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第叁部分(第9章)是实证研究，最后是论文的结论与建议。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包括中国土地国情、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城乡一体化等宏观背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科学发展观的建立等等，并提出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 第二章，文献综述重点阐述了近几年国内国外关于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等概念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叁章，对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第四章，系统阐述了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研究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包括地租地价理论、区位原理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空间布局理论、生态经济学、景观生态学理论、土地伦理理论、系统论等等。第五章，全面回顾了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的历史，分析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的体系、目标和内容，重点阐述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存在的问题，比较中国和部分国家(地区)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结构的现状并提出可借鉴之处。 第六章，以土地利用规划的层次性为切入点，研究土地利用规划与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关系，并揭示其内在联系，按照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次分明的原则，构建了由全国国土规划一一省级国土规划一一市级土地利用规划一一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县级土地利用规划一一乡镇土地利用规划等层次构成的新型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并对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进行详述. 第七章，分析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研究了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内涵，根据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内容和要求，确定了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具体目标。 第八章，分析了控制指标与规划目标、评价指标、动态监测指标之间的关系，研究规划指标体系的内涵和分类，并按照指令性、指导性和预测性叁种指标类型，系统建立了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控制指标体系。 第九章，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城市(内)土地利用规划的实证研究，在界定城市(内)土地利用规划的概念和范围基拙上，从规模、结构、地价、强度、效益、分区与用途管制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内)土地利用规划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第十章，论文最后提出了研究的结论和建议.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论文得出以下结论:1、针对目前土地利用规划体系中总体规划越位、详细规划缺位的问题，初步构建新型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并确定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任务和内容.2、为提高控制指标的科学性，论文研究认为土地利用控制指标与规划目标、评价指标、动态监测指标存在关联性和同一性的关系，针对不同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和内容，建立了不同层次的规划控制指标体系。3、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认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应包括城市土地利用的规模、结构、地价、强度、效益和用途管制等方面，实证研究也充分证明了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论文并提出建议有:1、准确定位土地利用规划的地位和作用;2、建立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规划目标;3、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标准;4、加强规划立法和配套制度建设等等。关键词:土地利用规划;体.*;结构;目标;指标;南京市
王新伊[3]2007年在《特大型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研究》文中提出特大型城市是高密度的人类聚居地，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因发展过速而形成无秩序的城市逐渐失去了控制，空间布局结构日显杂乱。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又使得城市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人们对城市景观及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建设科学合理布局结构模式的城市绿地系统已成为当前城市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上海作为典型的特大型城市，同样存在着人居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上海市需要更协调的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作为城市绿化建设的指导，使得城市绿地在城市中进行更加合理的配置。 城市绿化系统是由质与量的各类绿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绿色有机整体，也就是城市中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和规模的各类绿地，共同组合构建而成的一个稳定持久的城市绿色环境体系。城市绿化系统的布局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一个稳定合理的绿化系统布局模式能够引导城市绿化环境乃至城市布局结构的良性发展。 本论文首先对国内外特大型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发展进行分析，并按布局模式的特点分类比较，提出今后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发展趋势。接着论文对上海1994年和2002年两次市域范围内的城市绿化系统规划布局模式进行比较，对上海现状绿化情况和现状模式存在问题分析，并总结归纳影响上海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选择依据，分别从上海市自然环境条件、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发展以及长叁角区域结构叁层次进行分析，为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必要和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基于上海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的选择原则，提出基于城乡一体化的上海城市绿化系统叁种布局模式并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上升提炼提出构建上海城市生态绿地网络的构想。另外基于上海城市土地利用分区进行了各功能分区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策略的探讨，提出控制性建议，并以实例进行说明和给予参考。
王亚军[4]2007年在《生态园林城市规划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明晰“生态园林城市”提出的时代与现实背景的基础上，从“生态园林城市”与相关概念的辨析出发，解析“生态园林城市”的概念内涵与特征；在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城市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基础的梳理，分析其理论特征，总结并构建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理论，从全局性、原则性和框架性的角度总结出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理论和实践方法。首先从问题导向入手——即，从国内外生态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教训与挑战方面进行分析，力求梳理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建立生态园林城市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明确其概念特征；其次从历史与理论发展导向人手——即，对国内外城市规划、生态理论等研究和创新进行理论和实践总结，以获得经验和启示，明确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从“自然本体论”、“人文本体论”转向“生态本体论”；再者，从目标导向入手——即，在明确生态园林城市概念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研究我国生态园林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论特征、目标系统和构建生态园林城市的规划途径，形成理论和模式的分析，并对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的“城区(规划建成区)-城市规划区-市域”叁个规划层次体系作详细的研究，形成完整的生态园林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体系；最后，从评价标准入手——即，总结分析生态园林城市的衡量标准，探讨生态园林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张翔[5]2011年在《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恶化导致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包容性开始被众多的经济学家所关注。进入21世纪,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包容性增长"是指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更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009年11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党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和描绘,"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预见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将是"包容性增长"的五年。与此同时,我国城市与区域规划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多元价值观导向下规划理念的多样化,多利益群体参与下规划主体的多样化,多部门管理控制下规划体系的多样化,多尺度时空限制下规划层次的多样化,多目标决策引导下规划内容的多样化,多学科技术综合下规划方法的多样化。因此,规划领域要解决如此复杂的空间问题,已有的规划理论与方法显得力不从心。鉴于上述认识,本研究提出了以包容性增长的共享共赢互惠互利的公平、协调与可持续增长理念为核心价值理念,对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创新研究。通过将包容性内涵融入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中,使规划能全面地促进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改善民生,促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从而,能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空间布局为重点,以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为路径,以精英式的决策与规划方式为依托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范式。基于上述总体目标与研究思路,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专业GIS为数据处理与分析支撑平台,以空间分析技术为主要手段,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管理学、规划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分析方法,构建多尺度包容性城市与区域理论框架,提出宏观区域保障发展权、中观城市保障享有权、微观街区保障话语权的不同尺度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体系与分析模型,并分别选取淮河流域、南京市主城区以及福建长汀店头街历史街区开展实证研究,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通过对当今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变革、包容性理念的由来以及数字规划方法的革新等背景的研究,深入揭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等方面的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通过对包容性理论产生与实践及其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运用研究,从规划的可持续可参与性与可操作性角度,找寻当代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实现包容的差距与存在问题及运用数字规划方法实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叁章为理论模式构建。通过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分析,剖析中国现今公权与私权的使用过度与不当,引出城市与区域规划是公权与私权矛盾突出的焦点与问题解决途径,进而提出了包容性规划的"公平正义"的核心准则以及叁大总体目标。进一步,分析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在多尺度中的重点,宏观尺度应保障发展权,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中观尺度保障享有权,解决人与城市的矛盾;微观尺度应保障话语权,解决人与人的矛盾。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笔者构建了叁大尺度内包容性规划的理论模式。宏观尺度引入发展权的概念,对发展权进行分维分级,提出了发展权的实现原则、实现模式与分配方案。中观尺度将引入按需分配与外部性的概念,构建城市各类设施享有权分配的分析模型。微观尺度引入利益相对人与利益相关方概念,将话语权划分为强、中、弱叁个层次,进而划定各层次话语权的空间区划模型。第四章为宏观流域尺度区域发展包容性规划分析模型与实证。综合运用各种社会经济统计与GIS空间分析方法,结合国家科技项目目标,选择淮河流域作为实证研究区,运用水文学D8方法对淮河中上游进行子流域划分,并与社会经济数据相耦合;运用分层线性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质污染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引入水资源压力与水环境敏感性等因子,得出流域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约束区划,进而划定流域内城市的发展权——经济发展权、生态发展权和社会发展权。为了保障与落实区域城市的发展权,笔者引入了水权交易管理、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措施,建立了全新的流域管理模式。第五章为中观城市尺度公共基础设施包容性规划分析模型与实证。在对传统关于城市公共设施空间布局方法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传统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式的以供应为主的分配模式无法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因而,引入按需分配的理念,根据居民需求自下而上的分配各类设施的享有权。在此理论模式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南京市主城区作为实证区,选择消防设施与生态设施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消防设施布局研究中,引入交通可达性、道路可靠性的概念,综合分析各站点的责任范围及其响应时间,在兼顾设施外部性的基础上,优化全市消防站点的布局。在研究南京市主城区绿地系统空间布局中,本文从生态效能与社会服务供需角度,综合评价全区绿地现状;同时划定绿地外部性影响范围——紧邻、可达与可视范围;在此基础上确定绿地系统优化布局方法及外部效益公众化的建议。第六章为微观街区尺度城市更新包容性规划分析模型与实证。从话语权的主客体、空间区划、制度构建等角度出发,结合相关规划研究,选取长汀县店头街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实证区,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踏勘,以及GIS平台的交通影响分析、可视性分析、可达性分析等方法进行话语权空间区划,构建切实可行的听证反馈机制,予以保证当地居民的话语权。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总结研究结论,提炼创新内容,指出不足并明确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包容性增长理念应用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领域,运用跨尺度的思维方式、系统性地提出多尺度的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框架,阐释了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核心准则、总体目标与各尺度上的规划重点。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宏观区域尺度保障发展权、中观城市尺度保障享有权以及微观街区尺度保障话语权的城市与规划理论模式。(2)在中观层面提出基于公共基础设施(绿地消防等设施)享有权,以供需关系为基础,以按需分配为原则,同时兼而考虑公共基础设施外部性的包容性公共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分析方法,弥补了传统城市规划在公共设施研究领域仅从供给层面进行思考的不足,丰富了公共基础设施的研究方法体系。(3)在微观层面提出话语权的空间区划方法,将明确与规范公众参与的对象以及不同对象所具有的权利,使抽象的概念具象化,这将为我国街区层面的城市更新以及公共参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支撑,拓展了公共参与的研究领域,丰富了公众参与的研究方法。(4)将教育学心理学领域针对嵌套数据的分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应用于流域社会经济与水质分析中,构建基于GIS的时间—空间分层线性模型,能够增加地理学、环境科学研究的分析视角,从流域层、区域层等多个递进层面上对应的社会经济不同变量的作用机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质污染的关系,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有力的分析模式。(5)本研究首次结合路网可靠性与交通可达性分析方法,综合考虑了不同时段道路通行能力与阻抗程度,结合城市土地利用布局及人口分布密度,提出分时段消防车行车速度的计算方法。并将计算交通通行能力的有关指标代入可达性的计算方法,将传统宏观尺度的交通可达性分析方法拓展为适用于中观城市尺度的交通可达性方法。
雷芸[6]2009年在《持续发展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就城市地区而言,这种变革集中表现在社会体制转轨、政治体制改革、社会阶层分化重构、生态环境恶化、城市文化变迁等多个方面。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剧变,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作为一种面向未来、协调城市与自然、并服务于社会的政府职能,必须回应各种变革和挑战。同时,目前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与建设中确实面临着诸多矛盾。显然,继续沿用传统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念和方法,不仅无助于问题和矛盾的根本解决,更不利于我国城市绿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本研究立足城市规划与风景园林的学科背景,对城市绿地的本质和城市绿地系统及其规划的认识进行全面阐述,并在“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从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角度出发,对现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方法进行多方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力图寻找能够符合现今城市发展需求的规划方法体系,从规划技术角度解决城市绿地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本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通过对“城市绿地”概念的重新释义,进一步阐释“城市绿地”的本质内涵,即从土地学角度,城市绿地是一个综合自然体;从经济学角度,城市绿地是社会的自然资本;从城市规划学角度,城市绿地是绿色的基础设施;从社会政治学角度,城市绿地是社会的公共物品。2、借助复杂系统领域的泛义方法论,形成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自身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并提出其综合集成方法的运行模式,作为绿地系统规划方法体系的宏观路线框架。3、在技术方法层面上,从城市绿地布局入手,重点阐明城市绿地布局必须主动呼应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明确了以“绿地功能”为导向,兼顾现行绿地分类的布局思路,提出了基于“绿地适应性评价”的绿地布局方法;同时,从绿地生态功能角度出发,初步提出了基于缓解热岛效应的绿地布局评价手法。在此基础之上,对现行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程序组织进行了局部调整,从而完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方法体系。4、针对城市空间层面,把游憩绿地布局作为重点,提出了从社区到城区,再到近郊区的叁层游憩绿地布局模式。其中,对于社区层面的公园绿地建设,建议新区或新城建设要结合城市社区发展规划,形成居住社区公园和基层社区游园的二级结构,其中居住社区公园的人均指标为2m~2/人,基层社区游园的人均指标为0.5m~2/人;而对于城区层面公园绿地的人均指标,本研究认为综合公园对于城市居民休闲、缓解热岛效应、建立避灾据点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城市的骨干性公园,应该是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公园建设的主要目标,因此,为了切实推进城市大型公园的建设,建议人均综合公园面积为5m~2/人,从而使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m~2/人,促进公园绿地发展由量变走向质变。
宫聪[7]2018年在《绿色基础设施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扩张、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骤减等生态问题在城市中不断出现,继而导致城市的公共空间出现质量下降、分布不均、活力不足等问题。绿色基础设施(简称GI)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可实施且多尺度的生态手段,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弥合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的不足与解决城市公共空间多方面的问题,而两者的结合规划也是生态城市背景下人文与生态协同发展的趋势。本文从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GI的分项基础研究出发,对两者进行对比分析,在城市GI规划辅助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利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系统地构建了 GI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研究框架,因此论文也是理论、方法、案例相结合的应用性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在宏观层面,从城市公共空间总体规划方法不足与城市生态问题出发,引入城市GI规划,并从“总体控制规划”与“地块更新规划”对结合GI规划的城市公共空间宏观规划展开研究。在总体控制规划方面,从城市尺度对两者的要素与结构进行对比研究,并提出了 GI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定量控制标准。在地块更新规划方面,以南京中心城区为例,在对城市公共空间系统与GI网络进行评价与分类后,分层阐述了结合GI规划的城市公共空间量化规划方法。(2)在中观层面,依据社区公共空间传统规划与更新方法局限性与生态问题,提出了基于GI生物多样性、雨洪管理以及多种社会功能的社区公共空间研究方向与规划方法。对3种功能的GI与社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要素与结构进行结合研究后,归纳了社区尺度GI与公共空间结合的关键:实现与优化公共空间规划基底下的GI连通性、网络化与可达性布局,并依据3处关键点对两者的结合特征展开定量研究,最后均以南京新街口街道为例,系统且分项阐述了不同功能GI导向的社区尺度公共空间更新规划方法。(3)在微观层面,从生态视角下场地尺度公共空间设计缺陷出发,构建了 GI导向的公共空间研究方向:基于GI生物多样性、雨水管理、多种社会服务、促进绿色交通、生态修复功能的公共空间研究,并对各种功能的GI与公共空间结合类型、设计要点、发展方式进行整理与分类,系统地探讨了 GI导向的场地尺度公共空间设计方法。(4)最后,GI影响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整合从不同专业、尺度、层级、功能、形态、时段、职能、政策、利益等方面出发,较为深入地探讨与例证了空间要素之间以及空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整合方式,完善了 GI导向的城市空间系统规划研究。简而言之,论文利用理论交叉法、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垂直迭加法、水平分析法、实践调研法以及城市空间分析相关与生态学相关的量化研究方法,对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系统与GI网络系统展开结合研究,解决了“城市公共空间与GI结合规划与设计”“利用GI对城市公共空间存量进行生态优化”以及“多重意义下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整合”等问题,构建了 GI影响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研究理论,并以南京为例实证了两者相结合的规划方法,对解决城市多重生态问题与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赵荣钦[8]2011年在《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面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碳减排的压力,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碳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我国政府明确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城市是地表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深刻的区域,不仅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烈,也是能源消费和化石燃料燃烧的集中地,城市化过程必然会对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开展城市层面碳循环的定量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建立城市碳排放的清单核算标准,另一方面便于深入了解城市碳循环在区域碳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为低碳城市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而且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城市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参考。同时,开展城市系统碳循环的土地利用调控,有助于从国土开发、产业调整、土地规划、城镇布局、城市发展模式等方面全面引导城市的低碳发展,是在城市层面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论文在明晰国内外城市碳循环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的机理分析,构建了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收支核算方法、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循环运行评估方法、城市土地利用碳收支核算及碳效应评估方法以及城市碳循环的土地调控研究方法等集成方法体系；并以南京市为案例,开展了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循环、碳流通的核算和评估的实证研究；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储量和碳通量入手,探讨了南京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和碳足迹状况,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最后提出了基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南京市低碳城市管理策略。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构建了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收支核算的方法体系,并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储量、碳通量和碳流通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测算和分析,初步了解了南京市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碳循环状况。2009年南京市城市总碳储量为6937万吨,其中自然碳库占88%,人为碳库仅占12%,但人为碳库增幅较大,主要归因于建筑木材和城市绿地等碳储量的大幅增加；南京市城市碳通量以人为过程的水平碳输入和垂直碳输出为主,而自然碳通量所占比重不大；就南京市城市内部碳流通而言,工业加工系统、城市生活系统、农村生活系统和农业生产系统共同构成了城市内部碳流通的主体,其中工业加工系统以碳的内部输出为主,城市生活系统以碳的内部输入为主,主要接受工业加工系统能源制成品的输入以及农村系统和外部系统的食物和建筑木材的碳输入,系统的碳输出主要以能源制成品、废弃物和水产品的形式为主；就南京市城乡之间的碳流通而言,农村向城市的直接碳输入主要是木材和食物产品,而城市向农村的直接碳输出主要是能源,总体而言,南京市城市向农村的碳输出远远大于农村向城市的碳输入,其中,由工业产品消费带来的城市向农村的隐含碳输入高达121万吨。(二)对南京市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收支和碳循环压力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发现,南京市碳循环效率有所提升,而碳汇总量呈下降趋势,这导致了南京市城市系统碳补偿率的下降、碳足迹的扩大和碳循环压力的上升。南京市碳循环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单位GDP碳排放的下降和碳生产力的提升,而碳汇总量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农田碳汇功能的减弱；南京市人为碳排放量远远大于碳汇总量,碳补偿率从2000年的15.34%下降到2009年的6.07%,这表明南京市生态系统的碳吸收能力远远不足以补偿其人为活动的碳排放需求,并且碳循环压力也不断增加；南京市人为活动碳足迹和碳赤字呈逐年增加态势,2009年南京市碳赤字为678万hm2,该面积相当于南京市土地总面积的10倍。(叁)建立了土地利用类型和碳循环过程的对应关系,明确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储量和碳通量状况,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南京市历年单位面积碳储量呈增长趋势,由1996年95 t/hm2增长到2009年的105 t/hm2；2009年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总碳储量为263 1万吨,占总碳储量的38%,单位面积碳储量为184t/h,2,这主要归因于城市建筑木材和城市绿化碳储量的大幅增加,以及建筑容积率提高带来的单位建设面积上碳储量的增加；南京市单位土地碳通量呈明显增长趋势,其中碳通量强度最大的地类是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2009年其碳输入和碳输出强度分别达到218.65 t/hm2和230 t/hm2。这表明,作为人为活动强烈集中的地类,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是接受外界碳输入最多的土地利用方式。(四)开展了城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效应的评估,结果发现,南京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碳排放强度、碳足迹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具有较大差异。2009年南京市单位面积碳排放为46.63t/hm2,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高达200.52 t/hm2；南京市单位土地面积碳足迹也呈明显增长趋势,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单位面积碳足迹最高,达到47hm2/hm2；从土地利用碳源/汇特征来看,南京市碳源强度大幅增长,为碳汇强度的16倍,碳源强度最大的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200 t/hmn2)而碳汇强度最大的是耕地(4.73 t/hm2)；各地类的碳排放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每增加1hm2,碳排放增加427吨,这说明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是最重要的人为碳排放源。(五)城市系统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受多种因素影响,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因素、人口因素、建成区的扩展等是城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因素分解发现,南京市产业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总量的增长起抑制作用,而经济发展因素、人口因素和产业结构效应均表现为碳排放的拉动因素；对南京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分解表明,除单位GDP用地强度外,经济发展因素、单位土地碳排放强度和土地结构效应等均表现为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的拉动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南京市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规模的增加、人口的增长和建设用地的扩展。(六)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土地利用程度调控是促进碳减排的重要措施。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基于碳排放最小化的土地结构优化方案能起到较大的碳减排作用(减排比例为8.5%)。南京市2020年土地规划方案与2005年(基期年)相比,碳蓄积增加了344万吨,碳排放增加了1294万吨,碳汇减少了3.4万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结果发现,基于碳排放最小化的土地结构优化方案比2020年规划方案的碳排放减少了73万吨,碳减排潜力可达8.5%,如果考虑城市的碳蓄积和碳汇能力,则增汇和减排总量可达148万吨,是最有利于碳增汇／减排的土地优化方案,比基于碳蓄积最大化和碳汇最大化的土地结构优化方案能起到更好的碳减排效果。另外,对土地利用综合程度进行约束也具有较大的碳减排潜力。(七)建立以低碳为导向的土地调控体系是降低城市碳排放、增强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途径。其中,加强生态管护、增强城市碳汇能力、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降低城市碳足迹、探索城市低碳土地利用模式和技术、编制低碳规划以及低碳土地利用的政策保障等是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土地调控策略。
黄静[9]2012年在《城市水景观体系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更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城市自然景观的破碎化，和城市特色的缺失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已经影响到城市生活品质，并由此引起了各界的共同关注。关于城市水景观的建设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水利工作者基于水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治理工作。伴随着城市景观规划与设计工作的深入发展，更多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者将目光投入城市水景观建设中，目前对城市水景观规划与建设，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从而使城市水系景观建设处于城市水系建设中的点状式、片断性的发展。针对我国现阶段城市水景观建设现状和研究进展，提出“城市水景观体系规划”的概念，通过水绿网络化建设，以期形成具有良好生态效应、兼具城市游憩功能的水景观体系。通过研究宏观区域水景观空间，提出优化区域水系结构，着眼水系生态问题解决水景观的基础构建。在中观层以城市空间形态和空间属性两个方面，研究居于城市中的水景观建设内容。城市空间形态分别从水景观主题定位、水景观的点、线、面进行多层次研究、水景观的一维、二维、叁维进行多方位研究；城市空间属性从时间维度、自然维度、人工维度和交通维度分析水系在城市景观空间存在的形态。文章以定性的研究形式去阐述城市水景观理论，并以可达性作为研究技术分析盐城水景观体系的布局形式。文章的局限性在于目前所采纳的案例较少，而且所选择的案例是具有自然优势特征、水网密布的城市。严格来说，水景观体系的建立需要选取大量、广博的地方城市，分布于全国各流域、区域、多类型的大中小城市，这样的研究才具有普通性和适用性。同时，研究的深度的还处于规划面层，并未涉及到城市水系的微观层，即河段的景观规划。在技术面层上，采用地理信息技术分析水系景观的可达性并以此来确定水景观的布局，由于受人力和时间的客观条件限制，研究的深入不够，没有实现多技术手段分析和比对，使研究内容缺乏可比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水景观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涉及内容众多，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加之目前本研究的总体水平还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所提出的理论并不是全局的框架。最后，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若干研究方向和领域。
刘少丽[10]2012年在《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文中研究表明公共设施科学配置、合理布局、实现服务效率与公平的最大化,是保障城市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研究深受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有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研究中,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偏少,且在定量研究的成果中,大部分局限于理论上的模型构建与算法探讨,与实证案例相结合的研究不多；同时,对公共设施空间布局合理性的评价尚处在探索阶段,并未形成统一或公认的评价标准。因此,虽然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指导具体公共设施空间布局方面仍有所欠缺。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共设施区位研究领域,尚未形成从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区位选择到公共设施空间布局调整与优化、空间布局合理性评价的系统研究框架,基于此,本文以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为研究对象,结合实证研究,尝试在上述系统研究框架下,研究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的相关间题。本文首先对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类型及相关规划建设标准。在梳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经济学中的福利理论和公共品理论以及地理学、管理学领域的公共设施区位决策分析可用来指导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并由此总结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相关理论基础：福利经济学理论、公共品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区位论及公共设施区位理论等。公共设施区位研究的定量化过程中,区位模型的选择与构建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在对设施区位模型适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的四类模型,以此为基础构建城市不同等级应急避难场所的区位选择模型。其中,固定避难场所区位选择模型的构建以P-中值模型(P-median Problem)为基础,中心避难场所区位选择模型的构建以最大覆盖模型(Maximal Covering Location Problem)为基础,并分别附加相应的限制条件使模型得以实现。将构建的模型运用至南京市避震疏散场所的实际区位选择中,结合避震疏散场所区位优化原则,获得南京市不同等级避震疏散场所区位优化方案。在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区位选择与优化的基础上,通过应急避难场所服务范围的划分与规模配置,实现应急避难场所的空间布局,并以南京市为例展开实证研究。以保障灾时居民能够快速、有效地疏散到最近的避难场所为目标,构建应急避难场所服务范围划分模型,提出应急避难场所服务范围内人口规模的配置方法。结合南京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其组团避震疏散场所和中心避震疏散场所的服务范围进行划分,人口规模进行配置,最终获得南京市不同等级避震疏散场所空间布局方案,通过现有布局方案与原有规划方案的对比分析,验证上述模型构建的有效性。公共设施空间布局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其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效果。在总结可达性与公共设施公平性的定义及其度量方法的基础上,首先阐明公共设施公平的定义及公共设施空间布局合理性的内涵,而后,从可达性视角出发,构建服务面积比、服务人口比、人均可达避难场所面积、人口配置缺口、服务容量比、服务重迭率6个指标,利用基于GIS的网络分析法,分析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可达性、公平性与效率性,进而评价其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南京市组团避震疏散场所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程度较高,中心避震疏散场所的空间布局相对合理。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防范各种灾害的重要屏障,其规划布局合理与否将对城市安全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总结国内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然后根据应急避难场所的功能,分析不同类型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布局原则,从宏观角度引导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合理配置,最后对城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布局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本文基于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将数学、运筹学领域的设施区位模型及其算法引入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区位选择过程中,构建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区位选择模型,建立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优化方法,形成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方案,提出了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合理性评价指标与方法,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已构建模型与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公共设施区位论的内容,完善了公共设施区位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为公共设施区位决策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并可为其他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
参考文献：
[1]. 基于生态功能的城市森林绿地规划控制性指标研究——以南京市为例[D]. 王月菡. 南京林业大学. 2004
[2].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结构研究[D]. 宗仁.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3]. 特大型城市绿化系统布局模式研究[D]. 王新伊. 同济大学. 2007
[4]. 生态园林城市规划理论研究[D]. 王亚军. 南京林业大学. 2007
[5]. 包容性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D]. 张翔. 南京大学. 2011
[6]. 持续发展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理法研究[D]. 雷芸.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7]. 绿色基础设施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规划研究[D]. 宫聪. 东南大学. 2018
[8].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机制研究[D]. 赵荣钦. 南京大学. 2011
[9]. 城市水景观体系规划研究[D]. 黄静. 南京林业大学. 2012
[10].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D]. 刘少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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