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茸鹿分子鉴别及分子系统学的研究

中国主要茸鹿分子鉴别及分子系统学的研究

张敏[1]2003年在《中国主要茸鹿分子鉴别及分子系统学的研究》文中指出鹿与人类生活自古以来就有密切关系。鹿浑身是宝,给人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产品,其中最贵重的产品是鹿茸,是传统名贵的中药材,能治疗多种疾病,上百种中成药皆有鹿茸配伍。我国是世界上养鹿最早的国家,也是驯养茸鹿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其中我国驯养梅花鹿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国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只规定了梅花鹿鹿茸、马鹿鹿茸为正品药材。由于鹿茸及产品资源锐减而需求量激增,使得伪品、混淆品和代用品不断涌现。从国内市场来看存在着严重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医药的安全有效及其向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其品种鉴定与质量评价工作越来越棘手其鉴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生药鉴定主要包括基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生物鉴定等。至今仍是生药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在本研究中采用分子生物学的鉴定的方法,对四种茸鹿的SRY基因进行扩增,从扩增的图象可以看到我们采用的引物准确的对这四种鹿茸进行区别。在相同条件下用这种引物扩增这四种鹿都可以扩增出明显的条带且条带数目存在差异。而且阴性对照没有出现任何条带证明结果真实可靠!这样我们计划用引物2,TAQ酶,dNTP,PCR反应缓冲液 组成这四种药材鹿茸鉴定的试剂盒 用以上扩增的图象做为标准,可以有效的检出鹿茸的种类,因为目前还没有对鹿的种内群体的差异和分歧进行的报道,该试剂盒的开发,可以有效制止同源性假冒药材的泛滥,维护人们的经济效益,随着该技术再实践中的不断应用和日臻完美,可以建立名贵同类鹿茸药材检测技术。 在脊椎动物的分子系统需的研究中,随着mtDNA序列的大量积累,人们越来越迫切的想得到核DNA的信息,来对mtDNA的资料进行补充,以便在系统学研究中对所言及的对象有一个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由于rDNA的碱基顺序可作为研究生物系统进化和分类的可靠参照物,本研究通过18SrDNA片断来探讨鹿科动物的遗传分化关系,分子系统学进化关系。 在实验中对中国四种茸鹿的核糖体的18SrDNA进行了克隆和测序,发送到GeneBank上(序列号分别是:AY225108 AY223903 AY145527)对其物种间同源性进行比较研究,并采用DNASTAR软件包中的MegAlign软件按Clustal排序,用Mega 2.1软件的UPGMA法建树。采用UPGMA法,Bootstrap检验,其结果和Mega 2.1软件的NJ法构建进化树是一致的。得出马鹿则最后从梅花鹿中分化出来.他们的同源性最高。与Wang& Du(1982)等研究结果一致。

李海涛[2]2004年在《驯鹿的人工授精及分子鉴定》文中认为我国驯鹿种群是300年前,随鄂温克人为躲避战乱而迁移到此。这一驯鹿种群在大兴安岭当地的生态环境中,经过数百年的封闭、隔离饲养,形成了其特有的生活习性,也是栖息在最南部少有的驯鹿种群。我国一直未开展有关驯鹿人工饲养的科学研究工作。目前,鄂温克猎民饲养驯鹿仍沿用多年来所形成的固有的传统模式,采用半野生饲养方式,对驯鹿进行粗放管理。把驯鹿散放在暂住点的周围,无人看管,自由采食,不进行补饲,不为其筹备饲料,不论天气多么恶劣,驯鹿仍依赖自然采食而维持其生存。驯鹿的繁殖是采用自然交配,种群处于自然淘汰状态,近交衰退严重。这使驯鹿的养殖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驯鹿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种鹿的质量,使良种基因得到最大限度地传播,种鹿利用率高;避免疾病传播;避免种公鹿争斗而造成损失。驯鹿是唯一一种雌雄都长茸的鹿。驯鹿在传统中药中,一直被作为伪品处理。现今常用的鉴定驯鹿雌雄鹿茸方法有性状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等,在分子水平上的鉴定一直没有人研究。驯鹿雌雄鹿茸分子鉴定的研究为茸鹿伪品鉴别试剂盒提供了进一步的完善。我国驯鹿一直是闭锁繁育,种群退化明显。驯鹿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为我国驯鹿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分子基础,为以后的分子育种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研究群体遗传和遗传分化、系统发育提供了基础资料。在本次研究中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驯鹿的人工授精。通过对11头母驯鹿人工授精的初步研究,结果同期发情和人工授精的结果都很理想,同期发情率和受精率均为100%。第二,驯鹿的分子生物学鉴定。本次试验采用分子生物学鉴定的方法,对雌、雄驯鹿茸的SRY基因进行扩增,从扩增的图像可以看到,我们采用的引物能够准确的对雌、雄驯鹿茸进行区分。应用DNAMAN4.0对驯鹿、梅花鹿、马鹿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梅花鹿与马鹿同源性为0.99,梅花鹿、马鹿与驯鹿同源性为0.37。第叁,驯鹿的遗传多样性研究。本次试验采用24个引物进行RAPD-PCR扩增,在其中筛选出14个扩增条带清晰引物。应用DNAMAN4.0分析,本实验驯鹿种群相似系数在0.584~1.000之间供试群体14条引物的相似系数平均值为0.792。

杨宝田[3]2005年在《东北区狍遗传多样性及性别基因鉴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狍是一种重要的狩猎动物,在中国东北地区分布广泛。但由于过量捕猎,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所以,对狍的遗传多样性以及种群遗传结构进行研究,保护好有限的野生狍资源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分子水平的研究是目前进行野生动物遗传变异研究较为准确的遗传标记。有关东北区狍遗传标记研究尚未见报道,直接使用DNA序列分析探索野生狍遗传变异也仅见于国外学者对欧洲狍和西伯利亚狍的研究。本研究试图通过RAPD标记和线粒体DNA测序,对存在于核内及核外的遗传物质变异情况进行研究,同时对鹿类动物的系统发育进行分析。通过狍Sry基因PCR扩增和测序,对狍的性别决定机制进行研究,进而对野生狍自然种群的性别结构作出评估。 在RAPD标记分析中,从80个随机引物中筛选20个对32个狍样本进行了扩增,每个引物扩增出2~8个明显的片断,共检出123条带,114条带表现出多态性,多态百分率92.7%。多态条带比率(PPB)、Shannon多样指数及Nei基因多样性指数(h)均显示东北狍较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东北地区长白山、大兴安岭和完达山3个地理种群中,大兴安岭种群遗传多样性最低。UPGMA聚类分析能够清楚区分3个地理居群的个体,多态条带表型的主座标分析(PCA)更直观地展现了这一结果。在进行居群遗传分化分析时,采用Nei遗传距离、Gst基因分化系数、Shannon多样性指数的阶层分析和AMOVA遗传变异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结果显示东北狍种群分化程度不高,遗传变异主要来自种群内。 线粒体DNA是核外遗传物质,由于其分子结构简单、进化速率快等特点常被用来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和系统发育研究。本研究对16个狍样本mtDNA D-loop区序列进行了测定,经鉴定舍弃其中4条序列。12个样本获得了614bp的序列片断,在可比较的562 bp序列中,存在40个变异位点,多态位点的比例为7.12%,其中20个是单态位点,20个是简约化信息位点,转换38个,颠换2个。此外还存在2个未测出位点,3个插入/缺失位点。共检测到12种单元型,单元型间的序列差异平均为2.00%。核苷酸多样度(π)比较低,仅有0.0204。AMOVA分析,有58.09%的变异来自种群内,结果与RAPD分析完全一致。mtDNA D-loop数据支持将东北区狍归为Capreolus pygargus种下的一个亚种(Capreolus pygargus mantschuricus),Capreolus pygargus与Capreolus capreolus互为独立种。通过构建系统树和单元型网络关系图确定各群体间的关系。 本研究测定了东北狍mtDNA Cytb基因445bp序列片断,结合GenBank相关序列资源对2科12属18种鹿类动物的系统发育树进行了重建。最大简约法、最大似然法和贝叶斯法3种方法构建的基因树的拓扑结构基本一致。结果表明,狍是美洲鹿亚科中分化较早的类群;在鹿科动物4个亚科中獐是最为原始的种类,其次是美洲鹿和麂,而鹿是进化程度较高的类型。 用人的SRY基因筛选出的一对引物成助对狍Sry基因进行了PCR扩增,扩增结果显示性别特异性。同时,本研究首次对狍Sry基因PCR产物进行了克隆测序,确定了Sry基因核心区部分核苷酸序列(185bp),该序列与梅花鹿的同源性达96.76%。对野外采集

李平[4]2006年在《中国东北狍的分子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提出狍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动物,在东北地区广泛分布。近些年,由于过量狩猎,其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因此,对狍的遗传多样性以及种群遗传结构进行研究,保护好有限的野生狍资源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应用分子遗传标记对野生动物的遗传变异进行研究较为准确。有关野生狍遗传标记研究的报道较为少见,从分子水平上对中国东北狍遗传变异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为了初步了解中国东北区狍遗传资源的遗传结构,本研究采集了中国东北地区3个区系的9个狍群体,通过线粒体DNA(mtDNA)控制区的部分序列变异、随机扩增微卫星多态性(RAMP)标记以及微卫星(MS或SSR)标记,对中国东北区狍的遗传结构和遗传联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本研究对12个狍样本mtDNA D-loop区部分序列进行测定,获得了614bp的序列片断,在可比较的562 bp序列中,存在40个变异位点,多态位点的比例为7.12%,其中,20个是单一多态位点,20个是简约化信息位点,转换38个,颠换2个。此外,还存在2个未测出位点,3个插入/缺失位点。共检测到12种单倍型,单倍型间的序列差异平均为2.00%。所测定的东北狍核苷酸多样度(π)比较低,仅有0.0204。AMOVA分析,有58.09%的变异来自种群内,20.58%的变异来自区系间,21.33%的变异来自区系内种群间。通过遗传距离的计算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3个区系的东北狍大致归于各自分组。2.在RAMP标记分析中,从112个引物组合中筛选出16组RAMP引物用于31个狍样本分析,共检测出87条带,83条带表现出多态性,多态百分率为95.4%。每个引物扩增出3~9个明显的片断,平均5.4条扩增带。16组引物的扩增条带中有3组引物6条扩增带一致,不存在多态性,其余均产生了丰富的多态性。通过UPGMA聚类分析,得到与mtDNA控制区序列检测相似的结果,即长白山群体和大兴安岭群体均明显地归于各自分组,且遗传关系较近。3.本研究采用微卫星标记技术,对东北狍进行遗传多样性检测。从7个白尾鹿微卫星位点和13个赤鹿微卫星位点中筛选得到5个微卫星位点,分别为:ETH3、ODOSTSH、ETH225、CSSM22和CSSM66。5个微卫星位点在31个狍基因组DNA中共得到18个等位基因,平均3.6个。其中ETH3位点最少,为2个等位基因,ETH225位点最多,为5个等位基因,ODOSTSH位点为3个等位基因,CSSM22和CSSM66均为4个等位基因。同时,发现ETH225位点中的C等位基因频率非常低,仅为0.0806。根据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计算了各个位点的基因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和有效等位基因数及其平均值。基因杂合度介于0.4562~0.7718之间,平均为0.6255;多态信息含量介于0.4054~0.7594之间,平均为0.6367;有效等位基因数介于1.8445~4.5012之间,平均为3.3186;表明这5个位点都具有较高的多态性,且种群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李晓萌, 肖宁, 曾晓起, 姚旺[5]2019年在《中国13种海参系统发育和骨片演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了中国沿海13种代表性海参的骨片,并获得了8种海参的线粒体16SrDNA基因序列,通过整合网上序列联合分析以期了解13种海参的系统发育关系和骨片演化规律。结果表明, 13种海参的骨片包括桌形体、假桌形体、扣状体、杆状体、穿孔板、花纹样体、颗粒体7种类型; 8种海参的16S rDNA片段长度在465 bp左右,富含AT碱基, A+T的含量平均为55.8%,符合无脊椎动物线粒体DNA序列的特征。从GenBank中获取11种海参16S rDNA基因序列,以杂色角孔海胆(Salmacis sphaeroides)为外群,联合本研究中所测序列构建了NJ和ME系统树。结果表明,NJ、ME系统发育树基本一致,海参科(Holothuriidae)内,柄体参属(Labidodemas)与海参属(Holothuria)亲缘关系极近且骨片形态均相似,可划分为同一个属;与传统形态学分类不同,刺参科(Stichopodidae)同尻参科(Caudinidae)、沙鸡子科(Phyllophoridae)、硬瓜参科(Sclerodactylidae)、瓜参科(Cucumariidae)聚成一簇,而与海参科亲缘关系较远,符合最新分类系统。本研究根据NJ和ME系统发育树结果,结合海参骨片的形态学资料,对海参科内骨片的演化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桌形体的进化史尚不清晰,但在海参科内,海参骨片由复杂的桌形体、扣状体向简单的花纹样体和颗粒体演化。

洪欣, 黎舒, 蔡磊, 韦毅刚, 苏兰英[6]2019年在《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物种中文名的选定/拟定原则建议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十年来,已知分布于我国的苦苣苔科植物物种数猛增至719种(含种下等级,截至2019年1月),其中有大量的新发表类群。然而,这些新发表物种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发表在国外相关学术期刊上,缺乏中文名的拟定,而且很多甚至在发表的时候就未对其拉丁学名的词源进行诠释。同时,由于近年来分子系统学背景下的科内属一级水平上发生巨大变动,国内不同学科的期刊在发表涉及苦苣苔科植物的文章时,不仅在学名的正确应用上存在一定的滞后和障碍,同时其新旧中文名的更迭以及近年来新分类群中文名拟定的随意性,也给国内该科植物物种多样性及相关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因此,本文尝试梳理和规范苦苣苔科植物的中文名命名规则,以便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实际应用上的使用。这一规范的建立,不仅适合于现在已基本完成的苦苣苔科植物新分类系统,即便是未来在属一级水平上再次进行重组或修订,本规范依然能够适应且能让后来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苦苣苔科植物的分类和修订历史。

参考文献:

[1]. 中国主要茸鹿分子鉴别及分子系统学的研究[D]. 张敏. 东北农业大学. 2003

[2]. 驯鹿的人工授精及分子鉴定[D]. 李海涛. 东北农业大学. 2004

[3]. 东北区狍遗传多样性及性别基因鉴定研究[D]. 杨宝田. 东北林业大学. 2005

[4]. 中国东北狍的分子遗传多样性研究[D]. 李平. 东北农业大学. 2006

[5]. 中国13种海参系统发育和骨片演化分析[J]. 李晓萌, 肖宁, 曾晓起, 姚旺. 中国水产科学. 2019

[6]. 中国苦苣苔科植物物种中文名的选定/拟定原则建议初探[J]. 洪欣, 黎舒, 蔡磊, 韦毅刚, 苏兰英. 广西科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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