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璐[1]2007年在《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使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影响一国国内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江苏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制造业的国际间转移对江苏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既产生积极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如何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制造业产业升级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对江苏制造业利用外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首先对制造业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进行了阐述，在总结国内外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分析了产业转移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提出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东道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制。论文还着重围绕外资结构的特点从来源国结构、区域分布结构、投资方式结构和产业结构评价了江苏外资制造业的现状。 其次，在分析江苏利用外资对制造业投资行业的分布特点及变化原因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对国际制造业转移对江苏制造业发展产生的直接增长和间接外溢效应进行了衡量，系统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制造业的资本形成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指出外资在促进江苏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同时，与江苏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偏差。最后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江苏制造业的形势，从投资结构、资本形成、技术外溢、产业集聚等角度提出了江苏制造业应该如何把握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机遇，推动产业升级的建议。
殷腾飞[2]2016年在《中国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成为世界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流入国,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新一轮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成效初现,采矿业外资政策更加积极主动的背景下,系统深入的评估过去20年中国采矿业引入FDI的成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中国采矿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初步测算,构建了挤入(挤出)效应模型、技术外溢效应模型,经济带动效应模型,分别探讨采矿业利用外资的资本形成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经济带动效应,结果发现采矿业利用外资的效应并不显着。这是因为FDI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受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两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初步测算的基础上,加入反映吸收能力的变量,考察吸收能力对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效果,测算了反映技术进步的采矿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分析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差距是影响中国采矿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显着因素。这一结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密切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产出的渠道主要有模仿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以及关联效应等,在这四个效应中,模仿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人力资本,东道国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受教育程度、人员素质等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核心。在FDI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强吸收能力可以有效的提高中国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当吸收能力给定不变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增加也可以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政策是影响外资流入采矿业的重要因素。接着,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矿产资源开发政策,在世界各国矿产资源政策普遍宽松的情况下,通过分析我国矿产资源外资管制的力度和矿种变化,提出了可供我国借鉴的内容。建立了反映外资政策倾向的数量模型考察外资政策对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把外资股权比例变量纳入FDI技术溢出模型重新建模。结果发现:外资股权占比与固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是促进中国采矿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显着因素,而外资股权占比与研发投入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促进中国采矿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显着因素。进一步分析,由于外资股权占比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我国采矿业外资政策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外资政策通过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途径来作用于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为了充分发挥外资对我国采矿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除了加强固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以外,还应注重外资政策的引导性,善于利用外资股权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适当的提高外资股权比例,以更好的发挥外资股权因素对采矿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后,构建了外国矿业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结果显示:在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环境与资本需求量或技术缺口正相关、与优惠条件负相关。外商投资规模与采矿业的资本需求量或技术缺口、外资优惠政策正相关,根据博弈均衡点,提出了吸引外资流入采矿业的措施。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吸收能力、外资股权比例对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当采矿业外资规模不变时,可以通过提高吸收能力,比如加强人力资本、提高研发投入效率等方式促进中国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当吸收能力不变时,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外资股权比例促进中国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
李敏[3]2006年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学者普遍探讨的问题。尽管多年来中国一直遵循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却对此提出了质疑。FDI技术溢出途径有哪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什么因素的制约?国内现状如何?东道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评估FDI对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制定正确的引资政策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这一崭新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技术外溢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内在机理，在认清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层层推进，从理论到实践再到具体办法，为解释和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依据。 本文首先从FDI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一般理论入手，回顾了国内外的理论、经验、实证研究成果，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分析了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机制。外商企业技术外溢有四类渠道：示范和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示范和模仿效应指由于外资企业有比当地企业更为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对当地企业产生了示范作用；竞争效应指外资企业打破了市场原有的均衡，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提高技术水平，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壮大，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联系效应指的是纯粹的市场交易以外的企业间相互影响的直接关系，它包括向前联系和向后联系；人员的流动效应指的是外资企业培训的技术工人、管理人员进入东道国国内；或东道国内的外资企业工作人员在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后经过“跳槽”后为国内企业服务。 外资的地区分布、行业状态、总量特点、投资方式、投资来源等因素为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限制了屏障。我国外商投资地区分布不平衡；投资行业以外溢效应小的第二产业为主；投资来源以技术含量较低的港澳台为主；投资方式以技术封锁严密的外商独资企业为主，这些方面无不限制了我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对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能力，笔者引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的技术外溢效应模型，以Borensztein et al(1998)的模型为基础，来探讨这个问题。论文重点研究了中国外资部门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内资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并在此模型基础上，逐渐引入影响技术外溢效果的经济变量：国内研发、对外开放政策为分组变量对FDI的溢出效应进行细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起显着的推动作用，但是人力资本存量度量的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并不显着。这证明我国有一定的人力资源基础，但是在人力资源流动方面还没有形成内外
刘金明[4]2007年在《人力资本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就是吸收国际技术转移。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是个很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很多因素影响。在我国引进和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问题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技术外溢效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本文以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内在关系作为研究课题，通过构建技术外溢模型，以我国整体样本、区域样本、行业样本分析对象，对我国人力资本如何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大致形成了较为专门的研究。在给定的计量经济模型框架内，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1)人力资本的确影响技术外溢效应。并且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不明显。(2)细分人力资本变量的话，从整体样本来看，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促进了FDI技术外溢的整体效应。区域样本显示，在东部地区，初中教育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小学教育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高技术产业样本的统计结果验证了，技术含量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和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联合产生外溢效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促进FDI技术转移效应实现的一些政策建议：依靠教育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开发效应；吸收资本和技术偏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活动、培训活动；创造更优化的条件，促进人才回流，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就业和创业。
董雅静[5]2013年在《辽宁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热潮,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鼓励外商前来投资。一般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带动货币资本单方面转移,提高东道国资本存量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的方式,提升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最终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在当前大环境下,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成员,辽宁省是我国制造业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不仅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还具备吸纳国际产业链转移的承载力,同时制造业也是辽宁省外资的主要流向产业。因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辽宁省制造业,结合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针对辽宁省今后如何促进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如何更有效率的利用外资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主要回答了叁个问题：一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辽宁省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技术外溢效应；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辽宁省制造业的发展存在短期和长期技术外溢效应；叁是从行业因素分析辽宁省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的角度和内容、概述了研究思路和框架安排、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阐述,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概念界定、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技术外溢的途径和影响因素。相关理论的阐述为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为现状分析,首先介绍了辽宁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其次,阐述了辽宁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最后,分析了辽宁省利用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有利条件及限制因素。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借鉴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构建实证分析模型,以辽宁省2001-2011年制造业28个子行业的行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先是实证分析FDI当期的技术外溢效应,然后又通过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分析,考察FDI技术外溢的长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于辽宁省的制造业产生了正向且显着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且这种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长期有效。最后,选取技术差距、竞争程度和聚集程度等行业特征作为分组指标,分析行业因素对于辽宁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第五部分,结合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为辽宁省吸引利用外资提出对策和建议,主要包括：制定合理的行业政策、提高省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政府提高利用外资的管理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为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以辽宁省制造业为研究对象,从辽宁省利用外资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企业产出关系的计量模型,并且考虑了技术外溢效应的时滞问题,期望通过模型分析,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数据收集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只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行业进行分析,而且所选用的计量方法也相对简单,这些问题都需要今后的进一步探讨。
李燕妮[6]2007年在《FDI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早已为国外学者所关注。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强调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态势的不断变化，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影响下，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探讨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转移和外溢效应做出了大量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大规模的外资“涌”入中国，引起了国内众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当传统的双缺口模型难以解释流入我国的外资不断增多的现象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改善我国的技术状况进而促进技术进步，这一问题开始成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利用外资问题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本文以广东省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实证研究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广东省自身的特点，系统分析了FDI与广东省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系。文章采用逻辑演绎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关系做一般理论分析，探讨FDI进行技术转移的作用及其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在此理论框架下，通过具体的计量模型对FDI与广东省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系做出实证检验；最后，从政策层面简要探讨如何处理好FDI与提高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共同发展趋势。2000年之前，广东省制造业TFP的增长同FDI的增长有着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而在2000年之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投资的增加，广东制造业TFP的增长同FDI的增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从技术溢出效应和直接效应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广东省制造业产生的主要作用在于技术溢出效应。
石薇[7]2007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文中提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开放性较以往有了本质区别。中国是世界上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类特殊资本，其通过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等途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随着我国利用外资从数量扩张到质量增进的目标转型，需要从深层次的视角来审视利用外资的效率。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其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趋势，无论是从国际经济还是区域经济两个层面来讲，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是由国际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由目前中国体制转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纵观中国经济的转轨轨迹，高经济增长率与高结构变动率并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转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实现发展上的工业化目标，即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历史转变，而在这一转变中，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极为特殊和深刻的联系，因此，从产业结构视角审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作用与内在联系，对于国际新形式下我国改善利用外资的效率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应该是以产业的“结构效益”最大化为标志的，合理的产业结构应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把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同中国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以“结构效益”作为论文的研究核心与出发点，本文试图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引起的经济增长“结构效益”，即“产业结构效应”，将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变动同资源配置效率、要素产出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探讨外资引起产业结构效应的机制与效果；并且，本文注重从中国的自身能动因素出发，分析各类影响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结构效应的作用方向及效果，给出相应评价与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内容：1、构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的理论框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作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分别从结构弹性的增长效应、结构成长的增长效应和产业结构关联的增长效应叁个层次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效应的作用机制；通过封闭条件和引入外资条件下的多部门模型的对比分析，重点考察东道国自身能动条件对这种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2、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间结构效应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效应分别进行实证检验，运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分别测度产业间结构效应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效应。3、进一步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叁次产业结构效应与第二产业内部产业结构效应给出微观解释，侧重于中国的自身能动条件，剖析中国的自身能动因素对这种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和对策。
吕立才[8]2006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业及涉农产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此,国内外学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目前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许多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还存在很大分歧,因而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十多年成为全球流入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04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8941家,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0966.0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5621.0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并从诸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针对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现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从既有文献来看,大多集中在国家和企业层面,而产业层面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由此,笔者针对中国农业及涉农产业,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一方面可以实现对现有理论的进一步检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当前中国农业及涉农产业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前中国“叁农”问题的解决。 基于上述考虑,本项研究的主要内容可简单地概括为叁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论文中的第1、2章,主要为研究背景介绍,选题的依据,研究的意义、思路和方法,以及对既有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回顾和评述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引出相关的问题。 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3、4、5、6章,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该部分主要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农业及涉农产业发展之间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笔者重点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农业增长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业技术的国际转移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农业市场结构效应,并分别给出了简要的结论。 第叁部分包括论文的第7、8、9章。针对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中国农业及涉农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出现的问题,同时借鉴农业及涉农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笔者在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决定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刘杰[9]2004年在《中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进行科技创新,因此国际技术扩散便成为各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捷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不可逆转,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己显得越来越重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外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2003年,引进外资的规模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与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不同,目前,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己转变为利用其带来的先进技术来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本文对技术外溢的内涵进行了扩充,并对其特点、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提出技术外溢的大小是由技术外溢的提供方和接受方共同作用决定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促进发展中东道国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现阶段我国获取技术外溢的效果和获取技术外溢效应的内外部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借鉴韩国电子产业逐步发展壮大的经验,尤其是韩国政府的一些颇有借鉴意义的做法,提出了我国如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对策,并指出今后我国外资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上来。
郭英[10]2005年在《人力资本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指出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作为集技术、资金、管理于一体的创造性资源,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主要途径。大量流入的外资在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目的就是吸收国际技术转移。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技术转移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这个过程受很多因素影响。在我国引进和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问题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吸收FDI的技术转移效应。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技术转移效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本文以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内在关系作为研究课题,通过构建技术输入模型和技术外溢模型,以我国整体样本、区域样本、行业样本以及广东省的具体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对我国人力资本如何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大致形成了较为专门的研究。 在给定的计量经济模型框架内,本文得出了以下研究结果:(1) 人力资本的确影响技术转移效应。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输入效应作用明显,但对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不明显。(2) 细分人力资本变量的话,我国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促进了FDI技术输入的整体效应,而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促进了FDI技术外溢的整体效应。区域样本显示,东部地区的高中教育促进了技术输入效应,初中教育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初中教育促进了技术输入效应,小学教育促进了技术外溢效应。(3) 广东省的个案分析也证明了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效应的实现。研究同时发现广东省人才回流产生的技术转移效应并不明显。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提出促进FDI技术转移效应实现的政策建议:依靠教育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开发效应;吸收资本和技术偏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活动、培训活动;创造更优化的条件,促进人才回流,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就业和创业。
参考文献：
[1]. 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影响研究[D]. 曾璐. 河海大学. 2007
[2]. 中国采矿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殷腾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
[3].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D]. 李敏. 辽宁大学. 2006
[4]. 人力资本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机理与实证研究[D]. 刘金明. 中南大学. 2007
[5]. 辽宁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D]. 董雅静.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6]. FDI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D]. 李燕妮. 华南师范大学. 2007
[7]. 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D]. 石薇. 同济大学. 2007
[8]. 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业及涉农产业发展[D]. 吕立才. 浙江大学. 2006
[9]. 中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D]. 刘杰.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10]. 人力资本影响FDI技术转移效应的作用机理研究[D]. 郭英. 同济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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