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等华[1]2016年在《柳永词北宋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开一代词风的宋词名家,柳永词在词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其词内容的复杂性和传统以“人品论文品”的评价标准,其词在词史上的争议一直较大,有宋一代开始,世人对他的评价便毁誉参半,歧议纷呈。本文立足于传统的文献学、批评史和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理论,采用陈文忠教授接受史研究的叁维历时结构(本文主要是影响史),以柳永词为立足点,以后代作家接受柳永词的具体内容和方法等事实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以北宋为主的柳永词接受史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并从中考察具体词作家对柳永词接受活动的某些特点,借以总结北宋时期各代表作家对柳永词接受的美学倾向和规律,从柳词对北宋时期词作家影响的角度来窥探柳永在词史上的真实地位。论文除绪论部分以外,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以柳永词为基础,综合借鉴古今研究柳永词的学术成果,对柳永词作的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一个比较详尽的梳理和总结。厘清词作的内容和艺术特点,为下文不同接受群体的具体接受点做好基础。第二章为“显性接受”柳永词的作家群体以及他们接受柳词的文本体现和这一接受的文学史意义,具体以黄庭坚、秦观、曹组、曹端礼为研究个案。黄庭坚对柳词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俗”的风格特点上,这与他求新求变的审美追求有关,但他偏离了柳词俗易的方向,而转向艰涩。秦观虽然受柳永的多方面影响,但因为始终在审美趣味上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词作显得情韵高雅,深受雅俗两大群体的认可,黄柳二人的接受呈现出较为突出的个人特色。曹组和曹端礼对柳词的接受受到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们的接受始终笼罩在柳永的光芒之下,没有自己的个性特色。第叁章是“隐性接受”柳永词的代表作家——苏轼。主要探讨“东坡境界”对“屯田蹊径”的借鉴和超越。苏轼对柳永的正向接受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的仿袭和追摹上,还体现在句式、意象的再运用以及结构模式、风神情韵的暗袭上。苏词“自是一家”对“柳七郎风味”的变革主要在于主流审美趣味的回归和重塑。第四章“隐性接受”柳永词的代表作家——周邦彦。主要探讨“清真范式”是如何在柳苏对峙中进行二者内容和词艺的继承和整合。主要表现在抒情主体,情景组合,体段配置,情节化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最后总结北宋时期柳词接受特点。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北宋柳词接受始终呈现出雅与俗、本色与诗化、抒情与言志等对立词学范畴的交叉与互融和受非文学因素影响的特点。这一时期所呈现出的接受特点是柳词接受史的开端,也是基础,后世对柳词接受的主要趋向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
陈斌[2]2014年在《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研究四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从单篇文本、苏词别集、名家词选、词人创作四个层面，考察、探讨东坡词在宋代至清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第一章，考察东坡词以单篇文本的形态传播与接受的两大方式：手写、摹刻，进而探讨东坡词以单篇文本的形态传播与接受的四大文献价值：辑佚补阙、辨别真伪、校勘异文、考订编年。第二章，考察别集编校进程中的东坡词传播与接受情况，从存词数量、存词真伪、存词互见、体例演进四个方面，探讨东坡词别集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以及东坡词别集发展、演进的脉络。第叁章，考察名家词选中的东坡词传播与接受情况，建构、考察名家词选中的东坡词名篇，将其与两宋十五名家词名篇进行比较，探讨名家词选选评者对东坡词的词旨阐释与艺术评点。第四章，考察词人创作对东坡词的接受与拓展，探讨词人创作上接受东坡词的八大方式、接受东坡词而创作的十大题材、接受东坡词的八大动因，对东坡词名篇进行建构、考察与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而探寻东坡词在不同领域中传播与接受情况之间的多重对应与互补关系。
王梽先[3]2007年在《苏轼词在北宋元佑时期的接受》文中研究说明苏轼的词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奠定取决于他“自是一家”的独特风貌和在当代词坛的影响。苏轼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着名的大家,对他的研究,成果浩繁。从研究史的角度加以研究者亦不乏名家,但迄今为止,对苏轼词从真正“接受”意义上的研究并未深入。本文选取接受美学的视角,立足于作者——作品——读者叁方面来关注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文中主要以北宋元佑词坛为中心,从苏门学士、元祜诸人对苏词的接受——学习、仿效、批评中探讨苏词在北宋词坛的影响,以及他们的接受对苏词在后世接受中所产生的深远意义。论文由叁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对接受理论简述、苏词研究史的简略回顾、以及对北宋元祜时期苏词接受研究意义、价值的阐述。第二部分分为叁章。第一章苏轼的“期待视野”——苏轼对自己词的接受。接受美学理论指出:在文学阅读之先或阅读过程中,创作主体作为“隐含读者”,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创作主体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叫做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学界讨论接受多从读者、研究者的角度进行论述,忽略了创作主体作为“隐含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与传播。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立足于创作主体,从苏轼的词学理论、词作实践切入,把苏轼词之创作划分为五个时期进行探讨。苏轼词的确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词风的“新天下一路”的独特风貌,他自己颇为得意地自评为“自是一家”。苏轼在评价自己的词作时,即以创作主体的审美态度、以批评家的姿态在审视自己的词作,也是在审视当时的词坛。本章一方面着重考察苏轼词的创作,另一方面又仔细考察苏轼对自己词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联系他对其他词人的批评,以提炼苏轼词学思想及在他的词学思想指导下而形成的词作风格。对苏轼之“期待视野”的阐述,为进一步研究北宋元佑词坛乃至整个苏轼词之接受史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元佑“豪放”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作为北宋元佑时期重要文学现象的苏轼词的创作,由于其开创性和特异性,首先在苏门内部引起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文中借当今文学史较为通行的观点,以“豪放”与“婉约”来代指两种不同的接受倾向。本章着重考察在词学理论与词之创作中支持并学习苏轼词的“豪放”一派对苏轼词的评论及他们的词创作。作为苏轼词接受的“现实读者”,他们对苏轼词的品评、定位,以及在接受过程中受到的苏轼词的影响,不仅关系到北宋元祜词发展的整体走向,而且也关涉到北宋元佑词学观念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认知、接受苏轼词,是北宋元佑时期词发展的关键。而苏轼词接受也就成为北宋元佑诸人革新前人词风的主要途径。第叁章元佑“婉约”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则侧重讨论与苏词主要风格迥异的“婉约”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他们是元佑时期苏轼词接受的有生力量。他们对苏轼词的接受,“异”中有“同”、“反”中有“正”,从另外一个方面修正了苏轼词在接受传播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的词作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为完善北宋元佑词的结构构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语部分对苏轼词在北宋元佑时期的接受进行了总结。苏轼自己作为“隐含读者”对自己词的接受构成了苏轼词的“期待视野”,这是后人接受苏轼词的基础,也是北宋元祜乃至整个苏轼词接受史的“前奏”。元佑“豪放”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推动了苏轼词的发展,影响了北宋词发展的整体走向及北宋词学观念的构建,可谓是北宋元祜苏轼词接受的“主调”,“婉约”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则从词之“本色”“当行"的所谓“保守”的一面,唱响了北宋元佑苏轼词接受的“反调”。综合考察,可以认为:北宋元佑时期是苏词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学界关于北宋时期对苏轼词的接受仅为“萌芽”期的说法,以及北宋时期几乎对苏词没有什么接受的论断,均值得商榷,尚需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张殿方[4]2003年在《苏轼词接受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词自产生之日起，便被纳入时人的阅读视野，读者从很大程度上决定苏词价值与意义的生成态势。本文依托中国古典接受文论，借鉴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以历代苏词接受的相关资料为基础，考察接受主体(读者)对苏词的接纳、解读和研究的历史及其规律和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苏词在北宋的接受过程。北宋是苏词研究与接受的酝酿期。苏轼关于词的“诗化”理论及其词作实践，昭示着词坛发展的新方向。苏词当时如空谷足音，未获得理论上的承认，被目为“别体”。但客观上引发了人们对词体性、归属、风格、形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证思考和理论探讨，影响深远。作者极力推广，民间盛传，但评家毁多于誉，反映了不同接受对象的不同接受态度。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苏词在南宋的接受过程。南宋是苏词研究与接受的发展期。靖康之难击碎了词人的繁华梦，也为时人重新认识接受苏词提供了契机。以辛弃疾为首，众多词人一改词风，学习苏词精神，“诗化”理论得以延续、发展，实现了苏轼研究与接受第一次飞跃，初步形成接受苏词的热潮。按照词体发展的内部规律，婉约一派尚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只是时代的影响使得苏词接受得以提前。学苏不当导致粗豪一派的产生，也为姜夔“清空”一派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性的根源。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南宋中后期，苏轼词逐渐被冷落，苏轼词的接受进入低谷期。 第叁部分，主要论述苏词在金元的接受过程。与南宋对苏轼词的接受进入发展期相对应，金元则是苏词研究与接受的深化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北方特殊地域特征及词人特定的心态，使苏词研究与接受盛行一时。以王若虚、元好问等人为核心，迅速形成学习接受苏词精神的高潮，使词坛趋向良性发展状态。苏词研究与接受进一步被张扬、深化。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苏词在明代的接受过程。明代是苏词研究与接受的沉潜期。词学观念的倒退及创作状态的混乱，严重影响了苏词研究与接受。究其原因，与明代八股取士、理学盛行、新文体的兴起等诸多方面有关。但是，明代词学研究范围的广泛，为后来之人提供了思想资料和整理成果。加之，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兴起、提倡个性解放等新的历史因素的出现，使苏词研究与接受在衰落沉潜之中亦不乏可取之处。 第五部分：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期，苏词研究与接受也不例外。清初以陈维拖为首的阳羡派学习苏拭词作，使得沉潜多时的苏词大放异彩，振兴了明代以来萎靡不振的词坛。随之而来的康乾盛世，苏词不再风光。清代中后期的常州词派在时代矛盾趋于激化的情况下，推尊词体，将目光投向苏词，其代表性人物张惠言、周济等人把对苏词研究与接受提升到总结性的阶段。 简言之，通观苏词的接受过程，苏词意义和内涵是逐渐被挖掘出的，不同时代的审美期待视野、文学观念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苏词意义的生成。苏词在不同时代声誉的隆替显晦，折射出不同时代文学观念、审美趋向以及文人心态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词接受史应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仲冬梅[5]2003年在《苏词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轼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型的天才。他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创新求新着称，不论是诗文还是书画，都能自成一家。在词学史上，他以极大的勇气，打破了当时柳永词风的一统天下，于绮罗香泽之态外别树一帜。也因此给当时和后世的词学研究留下了许多难解的问题。 本论文借鉴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以历代词话以及文人笔记中散见的有关东坡词的议论为主要材料，从叁个方面对苏词接受史进行了研究。 一、苏词接受史的历史嬗变： 由于苏轼的文坛地位和他的声望，他的词在其生前即已经名动天下。他的门生以及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对他的词进行了评价。这个时期的评论虽然颇为零散，但是，却包蕴了后世词学的诸多问题。在其身后，李清照、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对苏词发表了看法。同时，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刘过等人又从创作上继承了苏轼开拓出来的新路，遂使后世有“苏辛词派”之说。在两宋和金源时期，苏词因为不同的原因，始终具有比较高的地位。元明词学衰微，苏词的接受也呈现同样的局面。进入清朝之后，词学流派纷呈，阳羡派强调以心写词，颇得东坡的创作精神；浙西词派论词讲究“醇雅”，祖绍姜夔、张炎，东坡词颇受冷落；常州词派注重比兴，苏词地位开始有所回升，但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折中各种意见，认为苏词开创一代新风，与花间一派并行，是词中变调。随着晚清国势的急剧变化，词学家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刘熙载、陈廷焯、郑文焯等人都对苏轼词有很高的评价，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苏轼的评价则代表着苏词接受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苏轼词坛一流作家的地位至此已经很稳固了。 二、苏词接受史的微观透视 历史上围绕苏词产生了很多争论，诸如苏词的风格问题、本色问题等。本章中选择了六个问题进行剖析。一是苏轼与柳永的比较；二是苏轼与辛弃疾的比较；叁是苏轼与姜夔的比较；四是苏词的有关本事；五是苏词的风格与苏词的接受；六是以诗为词和以赋为词。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对有关苏词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重点讨论了苏词的风格是否“豪放”、苏词的音律问题、苏词是否有违词体本色、苏轼词与柳永、辛弃疾、姜夔词的异同以及由此反应出来的苏词的艺术特点和他对词的发展贡献、围绕苏词本事所反应出来的词学批评特点等。所涉及的问题虽然不能涵盖全部的苏词研究状况，但是，历代词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相对集中思考，可以清晰地反应出有关苏词的热点何在。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所显示出来的不同于总体评价的观点，表明词学研究中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叁、苏词经典阐释 苏轼的词，名篇佳作很多，历代词话中对于他的着名篇章的评论也很丰富。因此，本章中选择了评论较多的作品，《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蝶恋花》 (花退残红青杏小)、《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以及《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进行梳理，从中总结有关苏词的艺术思考。对比那些从总体上对苏轼词所进行的评价，可以发现，对单篇作品的关注与总体关注之间的差别很大。这些差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古人的诗词观点提供参照。
周瑶[6]2015年在《遗山词对东坡词的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元好问是金元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词人。对于东坡豪放词的提倡和实践,元好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词风也是以雄健和崇尚豪放为主。元好问的词,紧紧地跟随者苏词的脚步,无论是词作还是词论,很多都来源于东坡词。元好问接受了东坡词,很好的继承了东坡词,但是也有自己的创新。本文主要从以下叁个方面来论述遗山词与东坡词的内在联系。首先,主要从探讨遗山词接受东坡词的背景出发,从时代政势、地域文化、词史契机、领袖气质这四个方面来论述;然后,主要论述遗山词对豪放词的推崇,对东坡词论的接受,对东坡“性情”说的接受,从这叁个方面来具体的阐述遗山词对东坡词接受的过程。用理论结合史料、例证的的方法,阐述观点;最后,论述遗山词对东坡词的继承,以及继承东坡词的意义。其中继承主要从词作和词论两个方面来探讨东坡词风对后世的的影响。在遗山词承接了东坡词,并影响到后代,这对词体的继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贾琪[7]2017年在《论苏轼诗词对杜诗的接受与融通》文中提出清代诗人宋湘说苏轼“一生心醉陶彭泽,暗地师资杜少陵”,点明苏轼虽追慕陶渊明,但苏诗的底色是学杜甫,因此,苏轼对杜甫有着深层的接受。本文以苏轼诗词对杜甫的接受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苏轼对杜诗的接受与融通、继承与超越。从接受背景来看,北宋特殊的政治环境,北宋文人学杜、尊杜的文学环境为苏轼接受杜甫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杜甫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一生,苏轼的家庭及成长经历决定了其与杜甫有相同的志向。苏轼虽然在仕途上历经坎坷,一再地贬谪并没有消磨掉他的用世热情,他内心还是传统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又苏轼在一些诗中表达了与杜诗相同的情感,这种相通的品格和情感是苏轼接受杜甫的前提,这些构成了苏轼接受杜甫的个性因素。讨论苏轼诗词对杜诗的接受与融通,如果苏轼及其诗词与杜诗无甚关联,这一命题就不足以成立。因此,以苏轼的诗词文本为基础,分析苏轼诗词与杜诗的关联,主要体现在苏轼诗词化用杜诗、意象意境创造、效法杜诗律法等几个方面。从文学接受的终点来追溯影响的源头,苏轼诗词与杜诗颇有渊源,杜诗是苏轼创作的源头之一。从苏轼对杜诗的批评阐释可以看出苏轼尤为注重杜诗的现实因素,苏诗中不少社会写实诗有杜诗之痕迹,又苏轼作词,“以诗为词”,扩大词的功能,其词关注现实,拓展词境,亦沾染了杜诗的气概。杜诗以“沉郁顿挫”为主要风格,但不少杜诗具有囊括古今、气势壮大的特点,是隐含的豪迈,对苏词豪放风格有积极的影响。
金瑶[8]2017年在《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研究》文中认为苏东坡是宋代词坛上成就最为卓着、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词人之一。在被历代追和次韵的宋代词人中,苏东坡也是被追和次韵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词人。对东坡词的次韵创作从宋代就已经开始,那么为什么在宋代有那么多人次韵苏东坡的作品?宋代次韵东坡词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又表现了什么样的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如何看待和评估宋代次韵东坡词的创作现象,它们对推动词史的演进和确立东坡的词史地位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对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进行考察与分析。第一章是对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定量分析。通过定量分析发现:(1)宋人倾向于次韵苏东坡的经典名篇。(2)宋人次韵东坡词的用调与用韵较宽泛,且倾向于含蓄地反映社会现实,表达个人思想的题材与主题。(3)宋代次韵东坡词的作者人数及作品数量都有明显的时代变化。第二章是对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发展历程的描述。通过该描述发现:(1)宋代次韵东坡词的作者开始以苏门词人为主,后扩大到各个流派词人,不同流派的词人词作内容与主题风格不同。(2)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在形式上经历了由部分次韵到完全次韵的过程,在内容上出现从与苏词和题共韵到对它有所突破的发展,这个突破有内容题材与主题思想方面的,也有艺术风格与写作技巧方面的。前者出现较早,后者出现较晚。(3)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越来越向反映现实与表达幽深方向发展。第叁章考察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题材表现。通过归类研究发现:(1)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题材表现多样,其中以爱国与归隐之情为主。(2)它们的题材表现受时代和苏词的双重影响,表现为对苏词多样化的继承与突破。第四章探讨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艺术风格。通过分类探讨发现:(1)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艺术风格对苏词继承较多,其主要有清旷超逸、豪迈悲壮、沉郁凄凉、清丽婉曲、质朴自然与诙谐幽默六类。(2)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总体艺术风格倾向于豪放,即使其中婉约词的创作也难逃苏东坡豪放词的影响。第五章是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原因探寻与价值评估。通过多方探讨,认为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的产生是内因与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苏词自身的魅力,外因是苏词在宋代的接受。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在词史上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扩大词境、丰富词的题材表现,推进词体演进。(2)提高苏词的影响,巩固苏东坡在的词史上的地位。(3)激发和者的创作欲望,提高和者的创作水平,带来整体宋词的繁荣昌盛。(4)促使次韵词创作流行起来,并成为后世学习词创作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也有不足:既没产生伟大作品,又造成南宋词的“古意渐微”。因此,要客观、公允地看待次韵词,既不掩饰其缺点,也不贬低其价值。
彭文良[9]2007年在《秦观、黄庭坚对东坡词的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人汪莘在《方壶诗馀自叙》中说:“余于词,所爱者叁人焉。盖自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亦云“词……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两人皆从东坡词的豪放之处,注意到苏词为词坛带来了变化。笔者以为,东坡之变,不止豪放一点,其实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方面,诸如词境之扩大、词体功能之改变等等;而且东坡之变,也不能视为“别格”,刚好相反的,实际代表着宋词发展的方向。本文一共叁章。前两章,完全从文本接受的角度出发,分别分析秦、黄词对苏词的接纳。第叁章从则宏观上归纳出以苏和秦、黄为代表的北宋中后期词坛的发展规律,意在揭示苏词实非“别格”,而是代表着词坛的发展规律;秦、黄对苏词的接受,也不仅仅是一个创作上被影响的问题,实际上共同代表了词史发展的方向。
蒋燕娜[10]2018年在《生态隐喻下的苏轼词研究》文中认为苏轼(1036-1101),是北宋着名的文学家,诗、文、词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词的成就最为突出。本文参考余晓明关于文学生态学的建构,搭建文章结构。在余晓明的《文学生态学研究》一文中论及,生态隐喻是一种结构隐喻,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观察、研究和解释文学以及文学与“文学的环境”(精神圈)之间的关系。笔者将这种架构运用到本文中,力求在这一模式下,以苏轼词文本为主,各影响因素为辅,展开研究。文中涉及到的四大影响因素分别为生存生态、政治生态、地域生态、心灵生态,据此将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界定何为“生态隐喻”,尝试将与苏轼词创作相关的重要因素建构为类生物圈结构,再者总结对苏轼词的研究现状及问题,最后介绍文章思路、章节安排及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二章生存生态,通过计量统计的方式分阶段概述苏轼的词创作情况并与苏轼诗比较,探讨其创作之文学基因与有机环境。第叁章政治生态,根据余晓明对文学生态学之建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超循环同构关系,通过北宋政治在苏轼笔下的文本化、苏轼作品的政治化以及在政治影响下苏轼作品的经典化角度研究苏轼作品。第四章为地域生态,从苏轼的游历足迹出发,探讨其词中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及其词的地域价值。第五章为心灵生态,文学作品的产生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作用,更离不开作者内心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反馈,故本章探讨苏轼词创作的心灵生态,包括苏词中的主流心态和词人的创作心理。最后为结语。
参考文献：
[1]. 柳永词北宋接受史研究[D]. 杨等华. 上海大学. 2016
[2]. 东坡词历代传播与接受研究四题[D]. 陈斌. 苏州大学. 2014
[3]. 苏轼词在北宋元佑时期的接受[D]. 王梽先. 西北师范大学. 2007
[4]. 苏轼词接受史研究[D]. 张殿方.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5]. 苏词接受史研究[D]. 仲冬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6]. 遗山词对东坡词的接受研究[D]. 周瑶. 新疆师范大学. 2015
[7]. 论苏轼诗词对杜诗的接受与融通[D]. 贾琪. 重庆师范大学. 2017
[8]. 宋代词人次韵东坡词研究[D]. 金瑶. 深圳大学. 2017
[9]. 秦观、黄庭坚对东坡词的接受研究[D]. 彭文良. 吉林大学. 2007
[10]. 生态隐喻下的苏轼词研究[D]. 蒋燕娜. 华东交通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