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侠[1]2003年在《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是教育考试学中一个必须研究而又尚待深入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现阶段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学校考试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学校考试自身的健全完善和革新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效率和效益，以及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进程。 由于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可分为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内部及外部因素的关系两个方面，所以本文便以“二者关系”为中心论题，在概要探析学校考试的内涵、范畴及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就“二者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分析了我国学校考试的改革成效、现存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并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对策思考。其基本观点和初步结论如下。 学校考试，是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目标的要求，由学校自主编制和主持实施的一种诊断、检验、评价教学效果的活动。学校考试从属于学校考试系统，它主要包括安置性考试、诊断性考试、成就性考试和合格性考试。 在学校教育中，学校考试既是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学校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它能动作用于教学双方的情绪与节奏，不断调整教与学的步伐，拨动教学发展的方向，强化师生追求目标的动机和实现目标的意志，促进学校教育效率与效益的提高。 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即是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内外部诸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两者间既地位从属又职能独立，既交互影响又目的同一，因此，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既是一种从属关系，又是一种互动关系。 现阶段，随着我国学校教育和学校考试改革的稳步推进，两者间不相协调的格局虽有所改变，但仍未得到根本扭转。诸如，学校教育从属于学校考试，以高分为教与学的追求目标，考试设计、实施欠科学，热忠于校外选拔考试模式的模仿，考试法规建设滞后于考试实践发展需要等问题，都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其根源就在于观念陈腐、位置颠倒、性质混淆、操作随意、环境干扰。 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要正确处理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使学校考试真正服务于学校教育健康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更新考试观念，准确定位学校考试，进一步健全学校考试法规和设计实施流程，不断优化内外环境。
杜亚盈[2]2015年在《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现象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一、学校考试的范畴学校考试是整个考试体系的一个分支,主要针对的是在校学生群体。它是依据学校教育和教学的目标,由学校自主实施的用于检测、评估教学效果的一种活动,是我国学校目前考核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手段和方法。除了各学校内部在平时教学活动中举行的教学水平测试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毕业考试等,它还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
刘玉侠[3]2003年在《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的现状及对策》文中指出学校教育作为社会育才系统的主体组成部分,其变革必定受制于社会客观需求的变化,而作为学校教育一个组成部分的学校考试,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革新。一、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的现状20世纪末,我国基础教育评价与考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虽然改革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和学校考试关系的良好发展,但其关系运行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考试观念陈旧、方法手段落后、认识模糊、态度消极、制度不健全等等。
刘清华[4]2003年在《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属于高考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亟需研究的一个课题，是高考改革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不仅关系到高考改革，还关系到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甚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到教育能否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进而影响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逻辑层次上，包括高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与高中教育的关系两个论题。本论文围绕“二者关系”这个中心议题，紧紧抓住高考在高等、中等教育间“承上启下”的角色特点，以教育基本理论、考试基本理论为指导，从历史的视角，教育学及考试社会学的视角，比较的视角，研究了高考与学校教育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了高考改革的思路。 除了导论和结语部分，全文主干部分有四章。每一章均按照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同一个中心议题，分别为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历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国别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论述了科举时代、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选拔性考试”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而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锋利的双刃剑”。这种作用的机制，从积极面说，通过“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或者严格说来的“招考标准的科学化程度”起作用；从消极面说，通过“不考什么，往往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或者严格意义上通过“招考标准的缺陷”起作用。就招考形式而言，它与招考标准紧密相连，为招考标准服务，历史上的全国统一考试或者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对快速提高学校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整体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往往也有不利于高校选拔个性化人才等弊端，进而不利于高中教育个性化发展；单独招考也是利弊共存，其优点是招考自主、灵活，缺点是对高中教育往往有较大的不利影响，更不利于考生报考。至于废除高考，则更是教育导向的失控，历史表明，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正确的办法往往是改革高考，特别是高考的导向标准。 基础理论研究部分按照社会系统发展中“从目的到过程到结果”的一般逻辑顺序展开，论述高考与教育在目的、过程、结果叁个维度上的关系。就目的而言，高考目的既要满足高等教育目的之需要，同时也要照顾到高中教育目的之要求，避免高考仅仅满足前者需要而冲击高中教育教学，或者仅仅满足后者需要而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不论如何，在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数量与质量矛盾情况下，高考目的与高等教育目的、高中教育目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就过程而右一，高考过程作为选才的过程，是高考目的的展开过程，系统的分析高考过程，它由选拔者一高校、被选拔者一高中生、选才标准、选才方法四个基本的要素集合体组成，其内在的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形成了高考过程的基本规律，即高考过程的双面性规律、导向性规律、竞争性规律。在此基础上，简要概括了高考过程需要贯彻的兼顾原则、可行性原则。就高考结果而论，它事实上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双面影响，我们要继续凸显的是高考的正面功能，对于客观存在只能逐步减轻的负面影响，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并正确的对待。 应用理论研究部分则是按照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而展开，论述了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会考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应试教育表达了高考与高中教育的关系，它是利弊共存的。素质教育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其核心诉求是教育目的并最终表现为质量标准。会考与高考有根本区别，也有诸多联系，处理好叁几者关系的关键，是借鉴会考的性质，提升会考的功能，使高考包容一次水平性考试，以满足高中教育目的之要求。 比较研究部分讨论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其教育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共同特征，以作为我国高考改革的参考及借鉴。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结语部分论及的高考改革的思路，严格说来只是通过改革高考来处理与学校教育关系的思路，以体现高考的正面教育功能。同时，高考与学校教育关系的研究，只是高考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一，高考改革还涉及到其它许多复杂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对高考改革涉及的所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杨晶晶[5]2007年在《高校教考和谐的考试系统的研究》文中认为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教学与考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教考和谐是保证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要达到教考和谐,就要保证教学与考试都“各尽其责”,正常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本文从考试的角度入手,尝试以改进考试来促进教考和谐。考试是指同等条件下对受试者某方面或某几方面素质进行测试、评价、鉴定的场合。考试由叁大要素构成,即人流要素、物流要素以及信息流要素。在学校教育系统中,教学居于核心地位,考试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组成部分,它必须服从于教学的需要。实现教考和谐是保障教学活动和考试系统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和必要途径,也是纠正认识偏差的有效手段。考试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它对教学具有极其强烈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首先,考试激励师生进取,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其次,考试是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部门取得反馈信息的主要途径;第叁,考试是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否达到规定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可见,考试系统是否合理是影响教考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考试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本文通过问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分析了问题形成的原因。在理论分析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正确处理教学与考试关系、改进高校考试系统的策略。即:更新考试观,教考和谐发展;“因材施考”,满足教学要求;丰富考试内容,正确引导教学;规范考试管理,保障教学秩序;提高教师素质,确保教学质量。
胡向东[6]2006年在《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文中认为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绵延几千年的的考试文化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一同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转型。1862年近代学堂及学堂考试的创办,标志着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开始向近代考试转变。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为中国传统考试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动荡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考试虽完成了近代化的制度重构,却并未完全实现真正的转型。 本文首先分析了民国时期考试制度转型的历史文化渊源和思想基础。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沟通社会,统摄教育,奖学励才,也促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制度化,形成中国社会“官本位”传统,扼杀人才个性和创造性,并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留下了“恋考情结”。这些传统考试文化的丰厚积淀,既为中国考试在近代的转型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也成为其努力向近代考试演化过程中的沉重负担。对中国传统考试文化情有独钟的孙中山先生,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考试文化遗产,科学取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观念和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考试权独立学说,并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时期对实施文官考试制度进行了全面构划,为民国考试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蓝图。而戴季陶等人对孙中山考试思想的阐述和发展,又直接指导了民国考试制度特别是文官考试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民国考试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官考试和教育考试的判然两分,本文在对民国考试转型的传统文化渊源和思想根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民国考试的制度构建为主线,分别对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和教育考试的制度演变、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述。就文官考试而言,经过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考试体系、法规体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行政权之外,独立行使文官考试选拔、任用、考绩、奖惩等权力的专门考试和人事管理机构,并由此形成民国文官考试一整套组织机构体系,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文化在民国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通过实施文官考试,选拔出了一批建设人才并进行了分发任用,为民国文官队伍输送了新鲜的成份。但是,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国民党政权缺少必要的权威,各种派系势力对考试制度肆意破坏,以及传统用人思想的惯性影响,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实施情况远未达到其制度设计的效果,通过考试选拔的文官数量十分有限,发挥的作用则更有限。相比较而言,民国教育考试的制度转型则要彻底得多。由于建立了近代学制,放宽了办学管制,考试权下移到学校,相对软弱的政府对教育界的思想箝制也力不从心,民国时期的教育特别是抗战前的教育发展很快,教育考试也随之得到很大发展,种类繁多,制度完备,在考试理念与技术方法方面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学毕业会考、学业竞试等统一考试制度的创建,在合理继承传统考试文化基础上,更使中国考试文化在民国时期有了一
何南顺[7]2008年在《考试理论与实际的链接——高职院校学校考试改革的可行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高职院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不少院校在如何利用考试准确地衡量教学质量这个问题上颇费脑筋。传统的考试模式造成及格率过低,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若改革又很难把握这个"度"。本文就高职院校考试改革的有关问题从理论到实际结合笔者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实践进行分析探讨。
郑程月[8]2018年在《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文中研究说明高考、中考直接关系着我国新时代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影响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1977年以高考恢复为发端带动了中考和整个考试招生政策的复苏,整个教育领域焕发了崭新气象。可以说,1977年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恢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教育领域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这是我国考试招生政策发展的法律保障。考试招生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高考与中考是我国现今最主要的两大升学考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考试招生。第一,高考与中考是我国人才选拔与培养的主要方式,是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主渠道,同时还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二,高考与中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往往都是统筹进行的,中考改革必须配合并适应高考的改革。另一方面,两者都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这一根本目标。简言之,高考与中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整个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因此,本研究以高考与中考政策恢复40年来的历史演进为研究内容与逻辑脉络,通过历史研究视角对其演进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窥探我国考试招生政策4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本研究立足历史回溯、政策内容分析与现实关照的叁重维度,通过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完整地审视40年来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发展演进。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演进主线—政策改革主旨、内容特征聚焦—影响因素与价值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审思—展望与建议”的分析思路与阐述方式,首先通过对高考、中考现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既有相关文献的梳理述评,发现有价值、可挖掘的研究视域,明确本研究开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后对我国考试招生政策进行历史溯源,扩大必要的历史视野,为深入研究夯实历史积淀,随后密切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在历史的回溯中对高考与中考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通过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体制等方面的细致剖析,归纳出高考、中考政策的演进主线与内容特征,再然后分析阐述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价值取向变迁,进而总结40年来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并进行政策演进发展的趋向审思,最后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并进行新时代的政策展望和提出改革建议。本研究得出以下重要认识: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是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根本坚守;政策改革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关注人的特殊化、个性化发展,既要突出普适性又要秉持选拔性原则;考试招生模式由统一走向多样化是政策创新的必然选择;考试招生政策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是发展的必然。40年来高考与中考政策的演进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高考、中考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同时高考、中考政策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历史需要还原,并且通过回顾历史,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对40年来我国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历程的梳理描绘,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下我国高考与中考的改革完善与深度创新。针对当前高考与中考政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可采取的适切性举措建议包括:推动国家考试法的出台,深化考试招生法治化建设;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招考分离与特殊人才选拔;推进异地考试招生政策完善,补齐教育短板;全面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政策体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才选择”,立足人才结构的调整,健全招考机制;凝聚改革共识,综合施策,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进行考试招生政策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
陈玥, 胡园园[9]2010年在《由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脱节现象反观学校教育》文中研究指明社会考试是一种以技能考核、水平测试和资格认定为主要标志的非学历考试,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比较社会考试和学校考试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脱节现象,分析了造成两者脱节的原因是由于所从属的考试目标和功能的差异造成的。
李涛[10]2014年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关系国家发展大计,涉及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乎千万学生的前途命运。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代表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其招生制度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在国立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异常重要,其招生形式多样,内容复杂,影响深远,其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虽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已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由于原始资料发掘不足,研究视角狭窄,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运行机制和实际情况的挖掘很不深入,其观点多有可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力图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制度与实践的发展历史及其启示。具体地说,本文除通过原始资料的梳理理清国立大学招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外,将视野聚焦于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选拔途径、招生考试、录取、照顾政策、对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等重要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国立大学招生变迁的动因、问题、影响与结果,总结经验教训及其启示。除绪论外,正文分为八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理由、研究目的、内容、研究意义及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问题。第一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及其招生概况。分析国立大学概况是探讨国立大学招生的必要前提。国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地区的沿海、沿江大城市。国立大学数量从少到多,地域分布从偏于东部到相对均衡,学生数量波动上升,学科发展由文法科泛滥到文实科均衡。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考试权下放到学校。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政权趋于稳定,自由招生显现出一定的缺陷,教育部开始控制招生的数量、科类,直到抗战时期全面接管招生事务。尔后,战争环境恶化,以及控制招生带来的弊病,促使政府与大学分享招考权。招考权是招生的关键特征,它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上,对招生制度的所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因此,根据国立大学招考权的变化,结合时代的演进,本文将国立大学的招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分为叁个时期：大学自由招生阶段(1912-1932)；政府严格控制招生阶段(1933-1940)；政府宏观调控招生阶段(1941-1949)。第二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和选拔途径。招生的组织主体是指招生由谁来组织,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大学；选拔途径是指考试还是保送、推荐。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组织主体经历了从大学到政府,再到二者分担的发展过程。选拔途径以考试为主导方式,推荐、保送等是重要的补充形式。招考权和文化传统对组织主体、选拔途径的影响最大,进而影响了国立大学招生的概貌。第叁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考试。考试是招生的内核,尤其是在我国这种特别重视考试的国度里,考试科目与内容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决定了招生的成效。本章主要论述当时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式、考试舞弊等。考试科目变迁的趋势是由合科、分科并行,发展到合科、分科融合。当时考试的命题立意、试题编制、题型及题量等都有较大的合理因素,但也有明显的弱点。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考试方式有统一考试、联合考试、单独考试等多种形式,但是单独考试是主流,多次数、多层次、多类型考试是其显着的特点。入学考试中新旧舞弊方式并存,媒体抨击之,大学和政府打压之,考生以上书、罢考、闹风潮等方式应对之,甚至发展到追究刑事责任,这反映了舞弊背后的教育和社会问题。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录取。民国时期招生录取标准以考试成绩为主,兼顾其他因素。国立大学的入学机会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立大学在校生的区域分布、阶层分布,探讨了国立大学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通过对学生籍贯的分析,发现国立大学招生有本地化倾向,东西部省份入学机会差异极大。通过对学生家庭出身的分析,发现各阶层入学机会极端不平等。学、商、政、军界等优势阶层子弟在国立大学中占据支配地位,农工阶层子弟所占比例较小,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收效甚微。国立大学破格录取早已传为佳话,本文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探明偏才怪才的入学机会。第五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照顾政策。民国时期大学招生的照顾政策基本形成了四大体系：侨生升学照顾体系,边疆少数民族升学照顾体系,国民党员、军人升学照顾体系,教职员子弟及公务员(包括官员)子弟升学照顾体系。这些照顾政策对于政权的稳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对国民党员、公务员特别是官员的照顾政策的实施也损害了国民政府的信誉,破坏了教育公平。第六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中的失调与整顿。在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占主导地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招生“市场失灵”表现为：招生标准混乱,与中学教学相脱节,入学资格模糊,文实科失衡。政府对其进行了“宏观调控”,健全招生规则,严厉打击违规行为,净化招生环境。这些整顿措施有利于整齐新生程度,提高录取标准,规范入学资格,加强中高等教育的联系,平衡文实科的发展,有效地保障了单独招生制度公平、有序、高效的运行。民国时期大学单独招生并未发生大面积的腐败,值得深思。政府对大学招生的整顿导致了一些风波,如因整顿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而发生纠纷,这一事件不仅是教育问题,也反映了党派斗争、政治控制、青年失业、无政府主义泛滥等问题。第七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考试问题的争鸣。民国时期发生了叁次大规模的有关大学招生考试的论争：“废考运动”是对传统考试制度的批判：“新法考试运动”主要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测验理论；“大学入学考试改进运动”则是探索本土化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叁次论争推动了我国考试制度的现代化,促进了考试文化的更新。第八章论述了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的特点、经验与启示。通过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发展的梳理,本文认为国立大学招生的发展历史有以下主要特点：招生的演进过程就是招考权的博弈过程；招生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两难问题；招生改革具有过渡性,即从受科举影响的传统考试到受西方测验理论影响的现代考试的过渡。国立大学招生的发展历史有以下基本经验：招生标准强调全面性、学术性；招生的考试追求科学化,考试具有多样性、选择性；招生的录取侧重于“考试公平”；招生的照顾政策以补偿性为主。国立大学招生发展具有以下启示：政府宏观管理,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坚持以考试为主,考试多样化；高考在文理分科基础上融合合科因素较为合理；增加弱势群体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消除“升学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语考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破格录取偏才怪才；以制度、文化变革消弭单独招生中的腐败。
参考文献：
[1]. 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研究[D]. 刘玉侠.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现象探析[J]. 杜亚盈. 教学月刊·中学版(教学管理). 2015
[3]. 学校考试与学校教育关系的现状及对策[J]. 刘玉侠. 湖北招生考试. 2003
[4]. 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研究[D]. 刘清华. 厦门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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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国时期中国考试制度的转型与重构[D]. 胡向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7]. 考试理论与实际的链接——高职院校学校考试改革的可行性分析[J]. 何南顺. 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 2008
[8]. 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D]. 郑程月. 天津师范大学. 2018
[9]. 由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脱节现象反观学校教育[J]. 陈玥, 胡园园. 文学教育(中). 2010
[10].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D]. 李涛. 西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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