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1]2004年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文中提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不是从中国自身直接生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代表着现代科学移植于中国的一般模式。其中，中国近代留学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立足中国近代(1840-1949)留学生的活动，尽量挖掘目前所可能掌握的各方面资料，通过对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史料的定量定性分析，包括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设、高等教育的发展、国际学术的交流等，把握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凸现中国近代留学生做出的不朽贡献。
张培富, 王婷[2]2003年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代表着近代科技移植于中国的一般模式。文章立足近代留学生的活动,通过一些中国地质科学史料的定量定性分析,包括研究机构的建设、专业学会的成立等,概要地论述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从中不难看出归国留学生做出的不朽贡献。
张培富, 王婷[3]2006年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代表着近代科技移植于中国的一般模式,中国地质科学留学生构成了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的主体。在中国近代成就卓着的地质学家中,有留学经历的占72%;他们不仅把近代地质科学系统地引入中国和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地质地貌,还创建中国近代最早的地质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开展中国地质科学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等。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科学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个人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学术研究;1913年成立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是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的领导机构。科学社团和科研机构的建立是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最重要的标志,留学生为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体制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培富[4]2006年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文中指出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的奋斗史。本文通过追溯中国近代化学家角色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归国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重点放在中国近代化学家共同体内部来讨论化学的体制化问题。贯穿全文的有两条线索: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 从论文结构看,本文由导言、正文六个部分、结束语,及两个重要的附录组成。尽管把关于中国近代留学活动背景的描述和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资料的整理放在“附录”部分,但它们却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首先介绍两个附录的内容。 附录Ⅰ,“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 这部分概况性地阐述了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是在怎样一个社会和留学大背景下出现与发展起来的。从留学时间上看,制度化的留学活动在民国时期形成,化学留学生正是在制度化的留学活动中诞生的。从留学主题来看,正是在多元化主题留学的大潮中,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才成为时代的强音,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正是以学术为主题的留学活动的产物。从留学地域上看,欧洲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稳定的留学地域,日本曾经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是中国近代科学强国杰出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基地,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中坚力量正是留学美国的归国化学家。 附录Ⅱ,“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 《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共收录377名近代化学留学生,这是一份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名录》。《名录》共分为姓名、生卒年、性别、籍贯及出生地、出国前受教育学校、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国外受教育学校及其他机构、所获最后学位及学校、回国时间、回国后的工作专业及职业、国外学习和国内外工作简况等12个指标与栏目,具有指标分类合理,表格直观有序,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等特点,相当于一个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小传。
闫小燕[5]2017年在《中国近代留学地质学家群体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研究的主体由科学家组成。中国近代社会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近代科学也在这个大背景下命途多舛。而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发挥了其重要作用,特别是归国的留学生群体,他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尤其是地质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通过公派或自筹经费,走出国门,希望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科技救国。他们学成归国,带回了先进的知识文化,利用科学武器爱护、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传扬后世。归国后,他们为祖国地质事业的建立、开拓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注重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地质人才,推进了地质科学体制化进程。本文将归国留学地质学家群体分为叁部分,选取中国近代留学地质学家群体的一部分典型人物研究,从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入手,分析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人物的基本情况。通过不同时期留学群体的留学经历、归国贡献等,分析这些地质学家群体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以及他们留给后人的启迪。
吴翠苹[6]2015年在《中国物理学会研究(1932-1936)》文中提出中国物理学会是1932年8月于清华大学成立的一个民间科学社团组织。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后,立足于“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的宗旨,一方面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举办年会、审查物理学名词、发刊物理学报、研究物理教学、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等活动,促进了我国物理学研究和教学事业发展,在我国物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一方面它还参与并促成了国民政府度量衡法改革,使得学术界通用的权度单位中文名称获得合法地位,可与国民政府公布的标准制名称并用通行。在这期间物理学会担当了中国科学界的排头兵,团结中国科学界力量,发起了全国关于度量衡单位的大讨论,对于政界垄断学术界的局面发起挑战,是我国知识转型推动制度转型的典型体现。本文借鉴科技史、教育史、组织史的研究方法,运用科学体制化、知识与制度转型等理论,以中国物理学会为媒介,以1932至1936年为时间界限,从学会的成立、组织机构、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四方面进行考察,全面展现抗战前的中国物理学会在社会变迁中的真实面貌与历史作用。并力图以此为个案,刻画专门性科学社团在中国叁十年代蓬勃发展的现状,阐释其在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以中国物理学会为代表的民间学术团体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科学体制化既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了解科学的过程；既是科学影响社会的过程,也是社会影响科学的过程。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并没随着中央研究院的建立而结束,而是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专门性科学社团的蓬勃发展背景之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近代的知识转型与制度转型并非齐头并行,而是渐进渐行、相互推动的发展状态。受传统思想及旧体制的束缚,制度转型往往滞后于知识转型,这就造成广大知识分子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裂痕,裂痕弥补的结果便是知识转型推动制度转型,而制度转型成功后又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的转型,二者形成循环往复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孙毅[7]2006年在《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科学期刊的创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办科学期刊是中国近代留学生科学活动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一些占重要地位或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期刊的编创队伍主要由留学生构成,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科学期刊创办的主力军。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活动的社会建制化,通过建立科学共同体、出版学术刊物、形成科学教育体系而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期刊的创办本身就是科学体制化中重要的一环。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期刊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大力倡扬科学地位、努力培育科研环境、致力交流科研成果,为近代中国科学体制化夯实基础。留学生不仅在其创办的科学期刊中积极倡导科学体制化,而且利用刊物汇聚力量,进而建立学术组织。随着学术团体的联合,这些期刊也加强了彼此的联系与联盟。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期刊还是科学名词统一化的使者,进一步说明留学生通过创办科学期刊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 “刊物是学会的灵魂”、“科学无国界”、“乃是服务、乃是启发”是留学生秉持的办刊理念,这些理念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创办科学期刊是留学生科学活动的一方面,也是其救国运动的一部分,科学救国思想是留学生创办科学期刊的主要动力。留学生的科学文化观是全面的、自觉的和理性的,成熟的科学文化观是留学生创办科学期刊的重要保障。 本文的叁个部分呈阶梯状,层层递进,由第一部分留学生是创办科学期刊主力军的实证分析,到第二部分留学生创办科学期刊活动在科学体制化背景中的整体塑造,再到第叁部分对留学生创办科学期刊思想的深入挖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创办科学期刊,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留学生科学家群体的浮雕像。留学生不仅在近代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们的丰功伟绩和精神气质对当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巨大的启迪和激励作用。
张培富[8]2009年在《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系统性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化学有百年的历史,而体制化的历史不过50年。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始于欧美留学生在海外创建化学社团,中国最重要的化学社团——中国化学会是由清一色的近代留学生创办的,这是中国近代化学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留学生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化学教育的局面,建立了中国近代高等化学教育体系。中国近代化学留学生创建了中国近代化学研究体制,它意味着近代中国社会对化学家共同体及其活动和价值的正式承认。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进程中,中国近代留学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科研成就,在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刊物,包括《自然》、《科学》、《美国化学会会志》等上面发表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论文。化学学科院士是中国近代以来化学家社会角色的最高体现,而中国近代留学生是20世纪中国化学学科院士群体的中坚,为中国化学体制化的各个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许玉花[9]2017年在《近代气象学留学生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气象学和物理、化学等诸多学科一样,并不是在本土的知识积累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自觉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对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的“移植”和传播而不断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将西方先进的气象科学引进国内,更积极的利用所学,开展中国独立自主的气象事业,为中国近代乃至现今的气象科学的发展和本土化打下基础。基于此,本文以近代气象学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探讨。首先,本文为廓清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的概念和选择标准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中国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名录》,对近代竺可桢等38位气象学留学生的出国前、出国中、回国后的多项信息进行统计,这成为本文研究和分析的基础。其次,本文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的留学背景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对该群体在籍贯、性别、学历、留学次数、出国时间和年龄等方面呈现的特点加以总结和阐述,并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在选拔过程中的选拔条件和方式以及所受到的资助方式和费用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分析,这些是探讨和梳理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国外活动和回国贡献的源头。第叁,本文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的留学过程加以关照,对该群体留学的国家、学校、年限、所获学位等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并突出的关注气象学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过程,对学习的课程、研究方向、实习、考察等活动都予以探究。从中可以发现,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大多留学欧美等气象强国,并师从名师,在留学期间也大多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凸显了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在气象科学学习和引领上的优势。第四,本文着重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归国后的气象活动进行梳理,将该群体在国内气象教育和气象科学研究上所做的探索和贡献加以系统化,理清了近代气象学生在气象学科建立、气象知识教育和气象科学研究上的活动脉络,突出了近代气象学留学生在近代气象科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最后,本文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之于近代气象科学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论述,阐明该群体对近代气象事业建设、气象教育发展和气象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从中可以发现,近代气象学留学生无论在气象学发展方向上的引领还是在国内气象事业建设活动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接受了国外先进的气象科学知识和研究理念,更将其付诸教育实践当中,推动了近代中国国内气象教育和气象科学研究的巨大飞跃,为气象科学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对近代气象学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群体特征和群体贡献有了清晰的展现,对近代气象科学研究和留学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夏文华[10]2013年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学文化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异质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在民国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得以建立,开始进入学术化、专业化的发展阶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适应,科学文化也随之开始步入理性发展轨道,以现代科学的专业知识为载体,塑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912-1949这几十年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科学作为一个社会建制独立出来,科学家的社会角色逐渐明确,中国科学文化开创了新的局面。对这一新局面进行的无论何种方法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典型示范意义。再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纷繁复杂,又遭受外族入侵,当时的社会文化多所变迁,种种的时代特征均给予科学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科学文化倍受学者重视,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截取民国时期这一时间断面,提出新的科学文化研究模式,对该历史时期的科学史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认识更加客观与深入,这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的意义所在。鉴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近年来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了探讨。笔者在综合考量了各种研究之后,发现一个显着的问题,即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研究的对象有所局限,如科学史研究者关注点在于科学家,人文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家,无形中形成了对研究对象的分解,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把握科学文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事实上,在科学文化的兴起过程中,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一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纳入共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理解。本文共十四章,从结构上可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并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性质、特征、结构、维系、研究内容进行阐述。第二部分(第叁章至第六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进行社会学分析。第叁章主要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进行分析,探讨他们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科学文化塑造的推动作用；第四章对科学文化共同体的1131名成员的整体社会学特征进行分析,寻找共同体成员在地缘、亲缘、学缘、业缘等方面的社会联系与特征,并分析原因,进而探讨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对共同体的维系作用；第五章将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与同一时期另一重要的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的核心成员——会员——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在各个方面的异同；第六章以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及共同体成员的科学文化实践活动对科学事业与科学文化的贡献。第叁部分(第七章至第十章)全面阐述科学文化共同体对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贡献。第七章探讨了以中央研究院成员为主的科学文化共同体对其他科研机构的贡献；第八章考察了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参与科学学会的建设,并探讨中国现代科学学会在促进学科发展,团结科学家群体,增进国际交流,传播科学文化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九章考察科学文化共同体成员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所起的特殊贡献；第十章以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图书馆为例,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对承载着传播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功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学术示范作用与科学考察实践。第十一章主要以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学术示范作用,并以中央研究院的一份科学刊物为案例进行分析；第十二章主要以两次典型的科学调查活动来说明科学实践与科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五部分(第十叁章与第十四章)探讨科学文化共同体在科学文化上的独特贡献。第十叁章着重讨论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科学文化价值观；第十四章通过科学文化共同体对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塑造以及后人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设立,来阐明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影响力。结束语：通过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所做的全面的考察,可以得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主要通过共同体成员的实践完成,共同体成员通过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文化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他们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注入了别样的内容,对中国现代科学与科学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通过全文的研究,说明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纳入同一科学文化共同体更加有利于探寻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塑型,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建设也可以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D]. 王婷. 山西大学. 2004
[2].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J]. 张培富, 王婷.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J]. 张培富, 王婷.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 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D]. 张培富. 山西大学. 2006
[5]. 中国近代留学地质学家群体研究[D]. 闫小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
[6]. 中国物理学会研究(1932-1936)[D]. 吴翠苹.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7].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科学期刊的创办[D]. 孙毅. 山西大学. 2006
[8]. 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的研究[J]. 张培富.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9
[9]. 近代气象学留学生群体研究[D]. 许玉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7
[10].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D]. 夏文华. 山西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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