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辉[1]2003年在《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文中提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在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在中国大规模、快速化的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兼有城市与乡村两者特征的城乡交错带，它是土地利用变化最快、最显着的区域，同时带来众多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开展城乡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以教育部项目“黄土高原水土资源动态分析及生态安全研究”为依托，以区位理论、生态经济理论、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为依据，在遥感资料和实际调查数据的支持下，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土地利用模型的方法，对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及驱动力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类型数量的变化、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研究了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运用逐步回归模型及层次分析法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类活动等对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及影响程度。 本论文分以下五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综述了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的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并依据一定的原则划定研究区范围；第二部分描述了铜川市城郊区生态环境背景及其特征，包括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与城市发展，这些决定着土地利用格局；第叁部分为本论文的主体之一，首先提出本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并在分析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资源数量的变化、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土地利用类型重心的变化的分析，研究了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第四部分为本论文的主体之二，也是难点，通过驱动因素的整体分析、层次比较分析(分驱动因素的宏观尺度、区域尺度、局部尺度)试图定量研究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第五部分提出铜川市城郊区土地持续利用对策。 研究结果表明，1983～2001年之间城郊区面积减少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有耕地、牧地，主要增加的有园地、林地、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增加，变化适中，水域面积、未利用地变化不大。土地利用空间、时间变化存在显着的内部差异。从划分的区带来看，铜川市中心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大于近郊带，近郊带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大于远郊带，个别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强度如交通从近郊带向远郊带已经发生了强弱转换。土地利用类型重心变化中，呈现城镇工矿用地重心、林地重心、牧地重心与耕地重心、园地重心移动方大致相反的趋势，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主要山人口的增加、铜川矿产资源的变化、城郊型侵蚀环境、退耕还林政策以及交通的发展等宏观因素决定。区域因素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影响中心区的首要因素是第叁产业的发展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影响近郊带的旨要因素是人口的增加和人均纯收人，影响远郊带的首要因素则是人均纯收入和粮食亩产。不论是回归分析还是人为影响程度的定量分析，都说明了中心区、近郊带、远郊带驱动力影响程度具有空问递变规律。最后，只有兼顾土地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才能实现铜川市城郊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本论文独特之处是选择研究区主体为城乡交错带，不仅对城郊区总体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分析比较了城郊区内部中心区、近郊带、远郊带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和影，响囚素。另外，论文研究方法综合了 LJ 6U进行土地利用研究的各类方法和模型，从不同方面体现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和各类驱动囚素的影响程度。最后，在表达方式上充分利用了GIS统计计算、自动制图等功能，以表格、地图直观鲜明的表现土地利用变化和影响因素的差异。
谭君[2]2013年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发生相应变化，应用Constanza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公式，采用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分析了2001—2011年铜川市土地利用类型及土地利用结构的时空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并运用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及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各土地利用类型和结构的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表明：2001—2011年间，研究区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均增加，其中，林地增加最多，达到27127.58hm~2，其次是耕地，增加了8814.53hm~2，建设用地增加了2717.04hm~2；草地和未利用地急剧减少，分别减少了32986.62hm~2和7466.45hm~2，变化率为4.84%和5.8%。10年来，铜川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总体开发程度在240左右，说明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各区域中王益区的土地利用程度最大，耕地变化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王益区、印台区和宜君县，耀州区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相对于全区域来说较大。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表明：铜川市及各区域土地利用的复杂度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变化基本不大，只是呈现出小幅度的上下波动，表明铜川市及其各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逐渐趋于稳定。根据土地利用的区位组合情况可知，2001—2011年间，铜川市土地利用的区位组合特征类型主要为林地、草地和耕地3种，耀州区、印台区和宜君县的组合类型和铜川市基本一致，而王益区的土地利用组合特征类型却为林地、耕地和建设用地3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表明：铜川市2001—2011年10年间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共增加了167.19×106元，总的增加率为5.02%，其中，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贡献率最大，其生态服务价值占总价值的比例从2001年的67.91%增加到2011年的74.65%。从生态系统单项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的总体趋势来看，所有项目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原材料，增加值为2391万元。从空间差异上看，从2001年到2011年，王益区、耀州区、印台区和宜君县的总ESV均在增加，其中印台区增加最多，达到8085万元，ESV的年变化率印台区>王益区>宜君县>耀州区，并且王益区和印台区的ESV总值变化幅度大于铜川市。运用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分析各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变化的关联度，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建设用地和林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最大，关联度分别为0.9302和0.8953；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铜川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呈线性关系，土地利用的均匀化和土地利用组合系数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霍贝贝[3]2010年在《铜川市聚落生态修复及其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全球变化、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被公认为是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矿产开发的强度与规模不断增大,已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甚至破坏,威胁着人们的居住环境,急需进行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在资料搜集和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选择铜川市王益区和印台区为研究区域,开展聚落生态修复及其对策研究,并以玉华镇为典型区,分析了生态环境现状的驱动因子,从城镇、居委与自然村等研究尺度,探讨了生态修复的对策,旨在为生态修复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使得所提出的生态修复对策及措施更具针对性和可行性,为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的矿业型城市的生态建设,提供参考和示范。本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有：(1)王益区和印台区主要存在着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而所选典型区玉华镇,其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滑坡灾害严重、水土流失频发、烟雾污染以及由于地面沉陷所造成的房屋裂缝和坍塌等。(2)以距离滑坡灾害点远近、受煤矿生产影响大小、房屋裂缝大小及坍塌程度等为依据,将玉华镇22个居委和自然村划分为叁种不同的聚落生态环境类型：①较不稳定生态区,包括前卫居委、青龙山居委、南阳坡村民小组、石头坡村民小组、南阳坡居委、平峒居委、水海子村民小组、东村村民小组等8个自然村和居委；②一般生态区,包括葛条硷村民小组、永红居委、南公房居委、荀邑梁居委、西背塔居委、自建村居委、葛条硷居委、窑洞居委、廖家峁居委、土台居委、人字沟居委等11个居委和自然村；③较稳定生态区,包括玉华村一队村民小组、玉华村二队村民小组、玉华村叁队村民小组等3个自然村。(3)研究发现,地形地貌、气象、新构造活动与地震、岩土体工程地质、地下水等自然因素,以及开挖坡脚建房、工程建设、坡体滥挖、大规模煤矿开采、小煤矿滥采乱挖等人为因素,对玉华镇聚落生态环境现状的形成影响较大。(4)在进行聚落生态修复对策研究时,按照城镇层次和居委与自然村层次分别进行。在城镇层次上进行生态修复,主要采取政府宣传监测和群众支持参与、防治并重加大地质灾害点治理力度、使用清洁能源、储蓄雨水及净化生活用水、合理利用遗留采煤坑等策略解决危害性大、全镇普遍存在的生态问题。在自然村与居委层次上,不同生态环境类型聚落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对策。对于较稳定生态区的聚落,基本不需要进行特别的生态修复,但应注意严格贯彻封山育林政策,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对于一般生态区的聚落,选择葛条硷村民小组和葛条硷居委为典型代表,对葛条硷村民小组主要采取妥善修缮房屋并及时搬迁、改善交通状况、集中处理生活垃圾、建设生态庭院等措施；对葛条硷居委则建议采取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设置垃圾桶并定期委派专人清理等措施。对于较不稳定生态区的聚落,选择南阳坡村民小组和青龙山居委为典型代表,对南阳坡村民小组采取群防群测防治滑坡、合理排水、加强植被建设、增加庭院植被覆盖率等策略；而对青龙山居委,则重视保护森林以恢复青龙山植被、建立环居委绿化带以营造良好生活环境、整改道路及临街商铺以树立良好城镇形象。
参考文献：
[1]. 铜川市城郊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D]. 马新辉.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2].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影响研究[D]. 谭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
[3]. 铜川市聚落生态修复及其对策研究[D]. 霍贝贝.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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