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臻[1]2003年在《中美文化差异之言语行为比较——“承诺”的文化差异》文中提出本文旨在于中美两国人在言语行为上的差异，尤其在“承诺”方面的差异。作为前沿性的研究本文着眼于检验在语言社会功能中体现的文化差异。在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下，在美国和中国几所着名的大学展开问卷调查。借助于计算机，各项数据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分析，根据SPSS中T—test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Excel的表格描述，对各项结果进行讨论。从文化差异和文化观念的角度，两组测试结果按每个场景具体对比分析，讨论了言语行为如承诺等行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体现出的不同的文化观念，“承诺”是其中重要的言语行为之一。在着手于本文之前，许多语言学者诸如：Austin和Searle等人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尤其提供了言语行为的指导性理论，在本文中这些理论将再次被验证其广泛性和科学性。基于这些理论，本文总结了中美两国人承诺行为的准则，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在交际中中美两国人在承诺行为方面采用不同的表现方式。
刘风光, 邓耀臣, 肇迎如[2]2016年在《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真实语料为基础,以文化语用学理论为框架,在综合分析政治道歉的定义、特征、适切条件的基础上,从政治道歉的言外之力明示手段和政治道歉策略的选用两方面探讨了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治道歉话语言外之力指示手段可分为"道歉/歉意"类、"深感不安/内疚"类和"对不起"类叁个类别,而美国政治道歉则主要采用"apologize/apology"类、"regret"类、"sorry"类及其他四类言外之力指示手段。针对道歉策略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中美两种不同的政治道歉倾向,即中国政治家倾向于构建敢于认错、勇于担责、主动弥补过错的形象,而美国政治家尽管也能承认错误且表现出主动弥补过错的意愿,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善于对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和无为承诺,但缺乏担当责任的特征。本文进一步从中美文化中政治道歉的内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语境文化叁方面对以上差异进行了社会文化动因分析,揭示产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并简要讨论了本研究结果对于增强政治互信,改善国际关系的意义。
简正玲[3]2007年在《汉英抱怨言语行为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跨文化交际和外语学习中,语言之间的差异一直是造成交际失败和语用失误的主要因素。因而,外语学习者不仅要意识到语言形式的不同,掌握目的语的语言使用规则,还要认识语言背后的文化价值,有效得体地表达交际意图,促成有效交际。对于教学者来说,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学习者获得交际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尴尬甚至冒犯。言语行为研究一直是语用学,尤其是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焦点,同时也是研究交际能力的一种基本工具。抱怨在人类交际中是一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言语行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受社会变量的影响不同,采用的表达模式不尽相同。研究汉英文化下的交际者如何在特定的场合有效、得体地表达交际意图,达到交际成功,无论是对外语教学还是跨文化交际,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英语和其他语言社团的抱怨言语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但对于汉语抱怨语的研究很少,汉英对比的更少。国内的对比研究也多以礼貌理论为框架,对抱怨语在中美大学生中的实施模式进行研究。本文试图采用共时对比的方法,首先对抱怨言语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归纳出抱怨言语行为的成分和策略并总结其异同;然后以社会权力和社会距离为变量,对来自不同职业的汉英受试的表达模式(类型和策略)进行系统的对比,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些差异进行深层分析。同时,本文还对汉英抱怨言语行为的应答模式进行分析总结。全文共分七章。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在综述前人定义的基础上对抱怨言语行为进行了界定,进而指出对抱怨的研究应涵盖对抱怨应答的研究。然后在前人的分类基础上对抱怨言语行为进行重新分类。第二章简述了言语行为的由来和发展,并详细回顾了中外学者对抱怨言语行为的研究成果,进而总结出对抱怨言语行为研究的不足之处。第叁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设计。首先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了受试的广泛性,然后对数据的收集程序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最后对本文收集语料方法的效度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收集的语料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通过定性分析,总结出汉英抱怨言语行为的结构模式和实施策略;通过对汉英抱怨言语行为类型和策略的对比,分析出在社会变量影响下汉英抱怨表达模式的异同。第五章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抱怨言语行为序列结构、实施方式与其相应的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根据会话理论,对抱怨语相邻对的第二部分——应答模式进行了分析。最后一章结语系统总结了全文,阐述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提出本次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黎婷婷[4]2011年在《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重点集中在道歉、请求、称赞和祝愿等方面,对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以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以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布朗、莱文森的面子理论以及顾曰国的礼貌原则为指导,运用定义法、分类法、定量分析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等,对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和分析,目的在于探索中俄大学生实施拒绝言语行为策略的共性和差异,并探讨形成共性和差异的深层文化动因。本研究有利于推进中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俄两国文化的理解,实现高效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还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借鉴和帮助。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目的及意义,然后简要回顾了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概况,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最后从整体上介绍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第二部分:拒绝言语行为及其相关概念。这部分主要介绍拒绝的定义及特点、拒绝的引发行为、拒绝策略及其分类,其中拒绝策略的分类是本章的重点,对拒绝策略的界定有助于本文语料的分析和归纳,为本课题的研究做好铺垫。第叁部分: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使用情况考察。这部分主要介绍语料的收集方法、调查问卷设计、问卷受试介绍、语料收集过程、数据分析方法和结果统计分析等内容。本章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根据SPSS(17.0)统计软件中的频率统计和Excel的表格描述对语篇补全测试(DCT)调查问卷的各项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并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距离和性别差异叁个变量,考察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特点,对比中俄大学生在实施拒绝言语行为策略时存在的共性和差异。第四部分: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实施的文化心理透析。这部分旨在讨论形成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共性和差异的深层文化动因,主要从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叁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五部分:结语。包括简要总结、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陈静依[5]2017年在《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俄语政治新闻语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政治生活中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被称为政治新闻,主要表现在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在处理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采用的方针、政策和施行的活动。政治新闻是国家控制民众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也是联系政府与大众的重要枢纽。政治新闻的播报一般会产生巨大影响,因而成为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研究的焦点。本文将俄语政治新闻视作语篇,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政治新闻语篇进行研究。先前研究者们多从传统语言学角度对新闻语篇进行研究,对新闻语篇的研究多集中在新闻语篇的结构,新闻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等等。本文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以俄语为语料,把发话人的话语当做是一种言语行为来剖析政治新闻语篇的影响要素,这些影响要素有的存在于政治新闻语篇之内,有的存在于语篇之外。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具有一定交际意图的,根据不同的交际意图可将言语行为进行分类。基于政治意图的显现程度的言语行为可分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基于一般性意图的言语行为可分为阐述性言语行为、指令类言语行为、承诺类言语行为、表达类言语行为和宣告类言语行为,基于国家职能意图的言语行为可分为日常管理类言语行为和危机管理类言语行为。从语用学角度入手,运用语用学的经典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以期从另一个角度全面深入的了解俄语政治新闻语篇。
莫小芃[6]2016年在《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文中认为拒绝言语行为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其本质是一种不礼貌的面子威胁行为。本文从语用学角度出发,依据言语行为的相关理论,结合越南人民的文化心理,以越南现当代文学作品、越南语会话教材及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拒绝语语料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定义法、分类法以及对比归纳法,对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界定和分类进行研究,总结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和交际策略,初步探讨影响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策略选择的语用因素与文化心理。对于越南语学习者而言,仅仅掌握越南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跨文化交流中准确、礼貌地使用越南语,尽可能减缓或避免交际冲突。希望本文可以丰富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本体研究,进而让更多人理解越南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习惯,规范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表达方式,使跨文化交际能够顺利进行。
段芸[7]2011年在《言语行为语力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文中提出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一种以语用为导向的语言学。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它强调分析语言功能的重要性；就方法论而言,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型(文旭、陈治安,2005)。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是可行的。我们可以借助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来探索解决语用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言语行为这种语用现象。传统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1)它缺乏“言则行”的理据。“言则行”是经典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但是,从经典言语行为理论形成至今,却没有研究来回答“为什么‘言则行’”。2)它轻视取效行为。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叁种行为：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但是,他谈论最多的是施事行为；奥斯汀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完全侧重于施事行为。3)它没有给出“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确切定义。4)对社会文化因素关注不够：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研究中所涉及的语境比较狭窄；语境面的狭窄导致语料范围的狭窄,他们的研究多选用单句,忽略了超句子层面的语料,没有很好地反映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借助于认知语言学中的力量-动态模型(Talmy,2000),结合社会文化和语境等语用因素,构建了一个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并设计了一个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图。经研究发现：1)在语力-动态模型下,我们可以对语力做出一个更为清晰合理的定义,我们将其定义为：在言语交互活动中,讲话者通过使用话语向听话者实施的以试图克服听话者内在的力量趋势(多体现为听话者的心境、情绪、行为取向、习惯等)并在通常情况下因此而改变了听话者状态(包括思想、情感、行为等)的力量。语力主要由F1和F2构成。F1是讲话者的交际意图；F2是社会文化因素。在语力-动态模型中,听话者是原力实体,讲话者是对抗力实体。取效行为就是讲话者通过话语对听话者实施语力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体现出来的状态的变化。2)基于“言则行”的标准,从范畴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奥斯汀和塞尔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单句只是言语行为范畴里的典型成员；而这之外的超句子层面的语言表达形式属于言语行为范畴里的边缘成员。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除了单句以外,还涉及到超句子层面的语言单位。3)通过从听话者的内心需求、礼貌因素、认同感、真诚、幽默因素、讲话双方的社会地位、汉语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汉语文化中的孝道等角度,在语力-动态模型框架下对社会文化因素与语力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社会文化因素能更清晰地解释语力的构成成分、力的作用原理、以及在力的作用下听话者的状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文化因素不仅影响着语力,而且也影响着取效行为,更重要的是它突显了语力-动态模型的语用特点。4)像物理力一样,言语行为的语力也有大小的区别。因此,借助于马丁和怀特(2008)对英语级差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们提出了言语行为语力的四类级差表达式：孤立型、注入型、重复型和其他类型。5)认知语言学理论可以为言语行为语力的等级性提供理据。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和语境因素,我们应用等级意象图式、典型理论、象似性原则、自我中心原则、空间隐喻认知模式等讨论了言语行为语力大小的认知理据。6)取效行为与语力大小的适切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言语行为语力大小的适切度决定着取效行为的层级性；另一方面,在语力-动态模型下,取效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判定一个言语行为语力大小的适切度,进而对言语行为进行调整。7)语力、取效行为和“言则行”叁个问题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以语力为核心的有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由于我们是把语力这个概念放到Talmy的力量-动态模型下来考察的,因此我们有效地突显了取效行为在对语力进行界定和构建言语行为的语力-动态模型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借助于取效行为才能将语力的构成成分、语力的作用原理、以及语力的作用结果等解释清楚。然后,我们借助于语力和取效行为,就可以阐明讲话者为什么能通过话语做某件事并且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也就回答了“为什么‘言则行’”,而这正是经典言语行为理论所没有做到的。言语行为语力-动态模型的构建是对Talmy力量-动态模型的补充,它使力量-动态理论的研究从语义范围拓展到了语用范围。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之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优点来充实完善自身的学术体系。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语用认知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而语用认知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和拓展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
雷春华[8]2018年在《西方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文化差异冲突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快速提升,来华学习汉语的西方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从总体上说,西方留学生对在华的汉语学习状况表示满意,他们的汉语水平和文化知识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在具体的汉语学习过程中,西方留学生对我国汉语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风格以及我国师生的交际行为、语用习惯普遍感到陌生和不适。面对全新的教育背景和学习环境,这些学生往往表现出难于言表的文化诧异心理。而对我国汉语教师而言,他们也对这些学生在课内外表现出来的不适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有时甚至束手无策。目前西方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有哪些文化差异冲突现象?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西方留学生的汉语学习行为的?我们应如何去帮助西方留学生消除文化差异对汉语学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对西方来华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文化差异冲突现象展开了调查和研究。本研究以社会教育模式、3P教学模式和高低语境文化假说为理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调查。为了便于对调查对象的文化价值和教育观念进行比较,本研究选择了113名西方来华留学生、92名汉语教师和93名中国学生作为被试。调查的目的主要是探究西方留学生语言学习风格与汉语教师教学风格上的差异冲突,考查他们与中国师生的交际风格的差异冲突以及他们的跨文化汉语语用失误现象。本调查所采用的工具是问卷和访谈。在定量数据的统计方面,我们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22.0)对学习/教学风格和交际风格这两个方面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卡方检验。同时,我们通过百分比的计算对西方留学生的语用失误现象进行了统计。在对定性数据的统计方面,我们先对所获取的访谈数据进行解码,然后对数据进行归类。在完成了所有的数据统计和整理后,本研究从叁个不同的文化视角对西方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冲突现象进行了剖析,即输出为主的学习文化与输入为主的学习文化、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及对权力距离高度接受和低度接受的等级文化。通过对数据的归纳与分析,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西方留学生的学习风格与我国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风格存在着显着差异。西方留学生具有动手型、直觉-随意型、开放型、外向型和整体型的学习风格,而对外汉语教师则具有视觉型、内向型、具体连续型、封闭型和分析型的教学风格。上述各类型的差异体现在24个题项上。这两类人群在学习和教学风格上的冲突主要源自于中西方的学习文化与价值文化。在学习文化上,西方留学生表现出明显的输出为主的学习文化,而汉语教师则具有输入为主的学习文化。在价值文化上,西方留学生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而汉语教师具有集体主义观念。2.就交际风格而言,西方留学生和中国师生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留学生在言语生动性、言语争辩性、非口头表达性、言语放松性、言语开放性和情感导向性等六类交际风格上的均值明显高于中国师生,而中国师生在言语间接性、人际敏感性和沉默倾向性等叁类交际风格上的均值明显高于西方留学生。上述各类型的差异体现在25个题项上。总体而言,这些差异冲突与中西方的价值文化有关,两组人群在个人表达欲的张扬/抑制、话语的对抗性/合作性、人际距离的远/近、个人生存空间的拓展/维持以及面子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观念。3.在汉语语用方面,西方留学生与中国师生的明显差异体现在“称赞与回复”、“批评与回复”、“问候与招呼”、“请求/邀请与回复”、“拒绝”、“道歉与回复”、“感谢”、“告别”以及“具有文化性的字/词/句”等九种语用类型的26个选题上。这些差异冲突源于中西方的价值文化和等级文化。两组人群在利己/利他主义观念、隐私观念、长期/短期导向的观念、个人/社会的权重意识、普遍一致/灵活特殊的待人原则以及对权力距离的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不同。本研究拓展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路向,丰富了第二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同时也为提高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汉语教师应采用各种有效途径来使西方留学生增强跨文化意识,使他们充分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其次,汉语教师应根据西方留学生的学习特点来开展课堂教学活动,以此来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再次,汉语教师应引导西方留学生了解汉语教师的教学风格,帮助他们拓展自己的学习风格。最后,汉语教师应系统讲解汉语语用文化知识,帮助西方留学生排除母语文化的负面干扰。同时,他们还应不断地更正西方留学生的跨文化语用失误行为,切实提高他们的跨文化语用能力。
张明轩[9]2015年在《语用学视角下的李安电影及其所反映的跨文化交际现象》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出发,对李安电影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因为文化和语用密切相关,所以首先本文从文化角度分析了李安电影中的文化差异,分别从文化背景、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这叁大方面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一些差异；其次,主要从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角度出发,对李安电影中的一些对白进行了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最后,根据李安电影中表现出的各种非言语行为现象,又从体态语、客体语、环境语这叁大非语言行为方面分析了李安电影中的跨文化交际现象。通过本文的研究,对李安电影的对白进行系统的语用分析,更加深层次地了解电影对白背后的实际意义及文化内涵,通过对李安极具中西文化交融和冲突的艺术特色来更加深刻地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中西方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差异和应对策略,还有中西方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行为差异,进而在中西交流的道路上吸取更多经验。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人们会更加重视语用文化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各国的文化和禁忌以及各国语言的运用,更好地推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发展,从而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
段岩[10]2012年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英称赞语对比研究》文中认为称赞语作为一种重要的礼貌言语，为各种语言、文化所共有，在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并反映了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使用的称赞语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所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差异容易造成交际双方的误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大方得体的称赞语及其应答能够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有利于建立、维持和巩固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得称赞者与被称赞者更好地进行情感交流，从而顺利地进行交际，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礼貌现象，将其视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以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以及Leech的礼貌原则最为突出。而中国学者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礼貌原则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对于礼貌的评价标准不同。因此，不能生搬硬套一种文化的礼貌原则去衡量另外一种文化的言语行为是否得体，而应该从现象看本质，挖掘出深层次的根源，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本文以跨文化交际学、言语行为理论和礼貌原则为主要理论基础，以汉英称赞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汉英称赞语在对象、频率、话题、功能、应答等方面的差异，并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下深入探讨了造成汉英称赞语差异的根源。了解称赞话语行为的这种文化差异性有助于减少和避免跨文化交流时可能会出现的误解、尴尬或困惑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中美文化差异之言语行为比较——“承诺”的文化差异[D]. 董臻. 大连海事大学. 2003
[2]. 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对比研究[J]. 刘风光, 邓耀臣, 肇迎如.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
[3]. 汉英抱怨言语行为对比研究[D]. 简正玲. 中国海洋大学. 2007
[4]. 中俄大学生拒绝言语行为策略研究[D]. 黎婷婷. 辽宁师范大学. 2011
[5].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俄语政治新闻语篇研究[D]. 陈静依. 黑龙江大学. 2017
[6]. 越南语拒绝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D]. 莫小芃. 广西民族大学. 2016
[7]. 言语行为语力的认知语言学研究[D]. 段芸. 西南大学. 2011
[8]. 西方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文化差异冲突现象研究[D]. 雷春华.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9]. 语用学视角下的李安电影及其所反映的跨文化交际现象[D]. 张明轩. 山西大学. 2015
[10].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汉英称赞语对比研究[D]. 段岩. 吉林大学. 2012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跨文化论文; 语用学论文; 言语行为理论论文; 跨文化交际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文化差异论文; 语言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