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钧[1]2016年在《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处于二元分割状态,城镇化与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脱节。新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并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协调至关重要。城镇化必然引起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也需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来相适应。因此,深入研究城镇化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关系,探讨农村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协调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展开,重点探讨和解决了叁个基本问题:其一,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是什么?其二,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状况是怎样的?其叁,如何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1)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是什么?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方式和路径是怎样的?本文在对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进行界定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理论阐释和模型推演分析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要理论路径下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了城镇化主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效应对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深刻影响,通过要素流动和需求机制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生产组织方式转变和区域间劳动力转移影响着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同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要素和产品的供求机制,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在二者关系中,城镇化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突出,农村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是渐进和长期的。(2)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状况是怎样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特征及其途径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行测度和时空评价、协调性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实证检验了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产业规模化及专业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呈现出了非线性的相互影响关系。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第一、二产业占比的影响路径是倒u型的,而其对农村第叁产业占比的影响路径是u型的。反之,农村第一、二产业占比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路径是u型的,而农村第叁产业占比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路径是倒u型的。就区域效应而言,在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的东部区域,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关系更为显着,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一互动影响关系的显着性相对较弱。就结构效应而言,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相互影响最为显着,这也是其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2)适度的城镇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在正向和负向的双重效应的作用下,适度的城镇化发展可以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度的城镇化发展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长期动态进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的短期效应并不显着,而在供给与需求、生产要素和可持续发展等理论路径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显着的长期影响效应。就区域协调性而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等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3)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业产业规模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更为显着。在土地集约利用、生产组织方式转变和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等理论路径下,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业产业规模化之间呈现出了显着的相互影响关系。然而,由于受到农业产业专业化固有发展路径的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业产业专业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不显着。(3)如何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来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条件下促进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在农村叁次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当利用城乡经济要素流动效应、发挥城镇经济的外部性效应、借助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效应、依托城乡经济发展区域效应,差异化地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当基于城镇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基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合理制定城镇化发展策略,基于农业产业结构的长期效应积极促进农业组织化建设,同时应合理推进城镇化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协作机制。在农业产业规模化及专业化方面,应当完善土地的流转机制保障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产业化,发挥城镇经济外溢性促进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优化人力资源的供需保证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制度革新信息化平台加速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及专业化。
袁璋[2]2006年在《我国中部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演进及调整优化方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居全国重要地位，粮食总产量占全国45.8％。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部地区对我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分别为51.1％和87.3％，2001年至2004年在东部地区粮食减产750.6万t的严峻情况下，中部地区大幅度增产1889.1万t，使我国粮食产量实现恢复性增长。基于中部地区农业的重要性及其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就成为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研究国内外农业结构理论和国外农业结构调整经验的基础上，兼顾全国和东西部地区，重点剖析中部地区农业结构的历史变化和现状，提出进一步调整优化的方向及主要技术对策，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一)分析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结构变化资料，将全国农业结构调整划分为农业结构被动适应性调整(1952—1978)、农业结构主动适应性调整(1979—1998)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1999至今)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计划经济时期集体所有制条件下进行的，农民只能被动的服从于计划种植，种植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长期占80％以上，粮食作物面积占农作物总播面积80％以上，畜牧业产品结构中猪肉占90％以上。这一时期的农业结构是典型的种植业主导下的粮猪结构，产业间比例失衡，农业系统的总产出率低。第二阶段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环境中进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一定的自主权，农产品生产适应市场变化进行调整，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指导农民进行主动适应性调整。种植业产值比重降到58.0％，畜牧业和渔业的养殖业比重上升至38.5％，各产业部门均处于快速发展状态，1998年粮食总产达51230万t，单产达300.2kg庙的历史新纪录。第叁阶段是进入农业发展新时期后中央提出战略性性调整，种植业产值比重进一步降低至50.1％，养殖业比重增至41.7％，基本形成了种养并重的结构。但这一时期因各地过分强调发展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10.7％，粮食总产降至46947万t。 (二)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和2004年的现状资料的全面分析，总体上与全国农业结构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但也有中部的特点和问题，主要表现出“四个基本协调”和“四个不对称”。按2004年的分析数据，四个基本协调是： (1)种植业和养殖业产值比重分别占农业总产值50.1％和41.7％，基本是按合理化方向演进的结果，各产业部门发展基本协调。 (2)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等非粮作物播种面积比重为69.4：30.6，作物种植结构在曲折中按合理化趋势演进，比例关系基本协调。 (3)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在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0.7％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仅减少2.9％；在全国粮食总产减产8.4％的情况下，粮食总产还略有增加。没有像东部那样分别减少21.2％和24.7％的大幅度下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要贡献，与国家对中部地区的要求基本协调。 (4)一、二、叁产业产值比由1978年的35.5：46.4：18.1，发展到2004年的17.1：49.2：33.7。这一变化虽然没有东部地区二叁产业发展快，但总体上同国内外共同发展规律相一致，符合中部地区叁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具体情况。 四个不对称是： (1)农产品总量增长相对较快与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不对称
耿文才[3]2004年在《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新时期西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现存问题的主要手段，对该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该地区农村农业产业结构和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西部各省区农村产业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业是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战略选择。论文由五章组成，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 导论。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然后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本章首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其次，分析和归纳了判断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以及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再次，简要的总结了农村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即农业份额下降、农村生产专业化、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农工商一体化。第叁章 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数量经济分析。在本章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即通过对各主要经济变量之间作用机理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来深刻地揭示各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数理关系。第四章 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给出了用于实证分析的相关指标，即地区产值和劳动力结构、比较产业规模指数、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详细解释和分析。其次是在对西部地区的狭义农业产业结构、广义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农村非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指标从宏观角度对该地区农村的农业产业结构、非农业产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分析，通过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西部各省区与该地区内部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并且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和分析。第五章 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本章首先对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其次是明确了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并详细地阐述了该地区在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时应注意的问题。再次，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西部地区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时应采取的相应对策和建议，即在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通过加强西部地区农村的市场体系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的健全，为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温晓霞[4]2004年在《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与重划及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后，中国农村、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城乡差距也在拉大，农产品结构不能满足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农村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严重，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日益凸现，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考验，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势在必行。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叁农”问题更加突出，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结构不能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出路就在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研究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与战略，对该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采用客观定位、定点调研、系统动态分析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结果与结论如下：界定了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提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条件、评价标准、动力机制。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实质是通过不断地调整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再配置，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过程。二者的关系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则必须在其高度化的过程中产生。明确提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最直接动力是生产者对市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技术不断创新成为保证。提出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是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而市场因素、科技因素、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创新又是构造优势转变环境的核心，要实现这种转变需从市场建设、科技和制度创新抓起。农产品优质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观念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农产品质量保证体系不健全问题，提出西部地区农产品优质化的思路，首先政府在指导思想上要重视农产品优质化；良种、良法相结合，积极建立农产品优质化的技术体系；逐步建立健全优质农产品的认证制度；完善市场体系，确保优质优价；其次，农产品优质化应与区域化布局、基地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相联系。对西部地区农业从生产实践、宏观认识与经营管理上进行了目标定位，指出农业问
马艳霞[5]2009年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修正与路径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都比较突出,农业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低于全国水平,生活恶劣于全国水平。对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交通闭塞、思想封闭、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本地劳动力市场发育落后、信息不对称、民族文化习惯制约等因素影响,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体现出难度大、成本高、进展慢、收入低等限制。如何根据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高度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特征、劳动力素质等特点,寻求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叁农问题”、推进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是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受到叁大难点问题的困扰：一是“劳动力转移悖论”,即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流出,形成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愈加扩大这一恶性循环。二是“城乡就业怪圈”,即在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使城镇就业概率越高,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就越多,从而形成“城镇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机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的怪圈。叁是“异地转移难题”,即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以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各大中城市流动为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不仅带来“民工潮”等诸多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力自身生活质量水平提高的问题,也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等带来了一定隐患。本文认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具有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宗教与文化拉力强大等特色,围绕上述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领域就近就地向旅游产业转移,实现“离业不离家”式的生产结构而非生活地域的转移,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和甚至解决上述“叁大难题”：一是可以有效吸收民族地区高素质旅游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解决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和农村产业空心化现象,缓解城镇就业压力；二是可以通过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消费吸引资金回流农村,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叁是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城乡收入预期差异,从而改善农村劳动力长期异地转移给城市社会、就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发展旅游经济是解决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题的最佳劳动力转移模式。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目的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特征与影响因素、经济效益、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评价旅游经济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若干重要影响以及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探讨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扩大西部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途径。论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局限”→“模型修正”→“模式选择”→“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证。首先,论文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该地区当前劳动力转移中面临着若干重要理论局限和现实难题,必须探索一条适合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创新性转移模式。其次,论文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对经典“推-拉”模型、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和重述,证明大力发展以旅游经济是有效解决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难题的重要有效途径。随后,论文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多重特征、转移效应、现实障碍叁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并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旅游扶贫、社区参与、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苏静[6]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罗崇敏[7]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叁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叁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叁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莫堃[8]2011年在《职业教育对中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据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预测,2030年城市化率将要达到67.81%,按照2009年中国46.6%的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近1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有近1400多万人转移到城市,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中国西部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多数没有接受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机会,从事非农就业的技能相对低下,因此他们干着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收入远远低于城镇人口；住房、社会保障等也与城镇人口差别巨大,专属的称为“农民工”。人口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我国上至各级政府、下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按照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农村劳动力会伴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逐渐融入城市,成为城镇居民。从国家宏观层面上,如何妥善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他们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促使他们平稳地转化成为市民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从微观层面看,将转移和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个体必须掌握非农就业的技能,才能顺利转化为城镇居民。而职业教育以其独特的教育目标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择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进行研究,全面把握职业教育在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供求状况,以期为各级政府在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发挥作用提供决策参考意见。一、研究的内容本文是对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在界定职业教育概念和内涵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对就业增长的效用,进一步的,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阐释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机理；最后就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第二、从宏观层面对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首先采用菲德的的两部门模型来检验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政府投入对西部农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度,以间接反映出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然后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之间是否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以确定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是否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Granger原因。第叁、从微观层面对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进行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转移劳动力个人基本情况、职业教育及培训参与和就业情况、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评价等方面的数据,再通过运用描述性统计及对比分析的方法,反映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与否在转移劳动力就业及收入等方面的差别。在此基础上,采用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模型测度出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转移劳动力收入差异的贡献度。最后,运用Logit模型检验转移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影响因素。第四、全面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视野下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求状况。首先,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约束入手,阐释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对职业教育及培训的需求；其次,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的历史变迁进行全面把握,分别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及职业培训供给的现状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对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指出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供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二、研究的主要结论1,职业教育作为给予学生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通过职业准入资格教育、劳动者转岗教育培训、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培训、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等教育方式,为促进我国就业增长具有极大效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释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机理。宏观上,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新生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职业学历教育,补充城市二叁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对转移农村劳动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实施,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对缓和化解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具有显着作用。就农村劳动力个体而言,职业教育一方面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使其取得非农就业资格：对在职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稳定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增加工资收入；职业教育和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促使他们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岗位的提供、国家相关制度,职业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农村劳动力个体接受职业教育的意愿和成本等因素都会在不同层度上影响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强度。2,宏观层面上,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贡献。职业教育及培训投入的增加对农村经济总量具有倍增作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Granger原因。根据菲德的两部门模型估计结果,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投入每增加1%,西部农村经济总量将增加4.654%,职业教育对西部农村经济总量的增长作用非常明显,这种作用包括部门间相对生产力的差异以及职业教育的外溢作用。外溢作用的估计数据显示职业教育产出(E)增长1%,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变化,非职业教育部门将增长0.431%。西部职业教育部门相对生产力差异的估计结果表明职业教育部门生产力低于非职业教育部门且差异非常大。而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的检验结果,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是职业教育规模的Granger原因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变动需要滞后一定的时期才能对职业教育规模产生影响。3,微观层面上,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及收入也有突出贡献。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在就业的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优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及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差别。通过对调查问卷取得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在就业整体状况、就业稳定性、就业时间、就业条件、就业保障和就业收入方面均不同程度地优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转移劳动力；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模型的结果也显示,是否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差别,能够解释本文调查研究中被调查者工资差异的2.65%,在本文所选因素中排位第四,仅次于被调查者的工龄、所处岗位以及受教育程度这叁个因素,是转移劳动力收入差别形成的重要因素。4,在当前我国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既定发展水平和状况下,转移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主要受个人基本情况以及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程度的影响。从Logit模型的验证结果来看,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主要受到性别、年龄、学历、工龄、婚姻家庭情况、收入、寻求职业教育时遇到的困难多少以及对职业教育及培训服务部门的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龄、婚姻家庭情况、寻求职业教育时遇到的困难多少以及对职业教育及培训服务部门的评价等因素与转移劳动力的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而性别、学历及收入等因素与转移劳动力的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当然,这些影响因素只是在当前我国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既定发展水平和状况下才对农村转移劳动力是否愿意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及培训产生显着影响。5,农村劳动力转移视野下的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不协调。总量上,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专业设置及其招生滞后于用工需求的变化态势,供给层次结构也不尽合理。根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视野下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和供给的深入分析,从总量上看,虽然各级政府和部门对职业教育及培训的重视程度在加强,投入也在增加,西部地区各类职业学校及培训机构的数目在稳步增长,职业教育及培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却依然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供给缺口还较大；从专业结构来看,部分行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已经趋于饱和和稳定,其他部分行业显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用工需求,西部职业教育及培训的专业设置及其招生滞后于这种用工需求的变化态势;从职业教育供给的层次来看,职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比例不均衡,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相对滞后。叁、可能的创新本项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本项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面分析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大多仅涉及其中的一个层面,或从总量上去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从收入差异的形成原因方面去寻求教育对个人收入的贡献,本文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更具有系统性。此外,在宏观层面分析中,本文将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引入到职业教育部门中,通过职业教育投入对农村经济总量的贡献的测算间接反映出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再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对职业教育及培训规模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进行基于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在微观层面分析中,本文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模型测度职业教育及培训对转移劳动力个人收入差异的贡献度,并通过Logit模型检验转移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影响因素,将转移劳动力对职业教育及培训的认知程度引入模型,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峻峰[9]2005年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用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西部经济问题,是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支撑点。从西部开发所处的时代背景看,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人力因素不仅可以克服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倾向,而且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及世界各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研究与实践活动等领域中的现有成果,充分吸收和借鉴包括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等在内的多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和理论工具,针对西部地区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划,对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1. 本文结合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测算,研究分析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由此得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自然资源的赋藏程度与本地区经济增长有关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结论。此外,对西部地区资本供求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资本需求的测算发现,资本不足和短缺且使用效益低下,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因此,在资源和资本对西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的时候,我们应及时地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引入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中。2. 本文提出了素质观的、能本观的人力资源概念,并通过界定人力资源存量的概念、构建人力资源存量的度量方法和数学计量模型,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存量状况、配置状况、流动状况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源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劳动力流动性差、高素质高技术的人才缺乏构成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状况的基本特征。 3.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的教育观和教育价值观出发,通过对西部地区教育总体特征和教育投资及农村居民教育投资行为的考察与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广大山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水平的低下直接影响了农民教育投资意愿与行为。提出教育的发展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最基本的来源,而落实教育投入的政策和措施是西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在职培训投资和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培训投资的成本—收益理论及西部地区在职培训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说明,西部地区正规的在职培训方式起步较晚,差距大,有效供需不足。因此,提高认识,改革现行的职业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加大投入,通过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消除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供需矛盾。西部地区健康投资状况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健康投资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人口健康水平低下、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不足、社会公共卫生设施条件差、健康环境条件相对恶劣。其真正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和贫困,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西部地区贫穷和人口健康水平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使西部地区逐步走向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健康水平提高齐头并进的道路,然后进入更高一层的循环当中,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格局。 5.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本文在研究分析各学者对“贫困”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把贫困地区,直观地理解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地区,这只是贫困的表层形式而已,而真正的问题是少数地区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长期落后,这是贫困的实质,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依托人力资源开发反贫困。 6.制度、政策对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促进作用的发挥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表明,同等的人力资源存量水平,受不同政策、制度、市场开放程度的影响,其发挥的作用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在相近的政策、制度、市场开放程度的条件下,具有高质量人力资源的地区必将首先发展,而且能够达到快速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现行的制度和政策。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现行制度的安排还存在着诸多缺陷。通过管理体制和制度改革,不断推动地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推动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关键词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经济增长,存量
甘时勤[10]2004年在《论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大开发是党和国家在世纪之交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新的客观形势和区域格局下，2004年3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认真研究并深刻把握西部开发工作的规律性，不断改进和加强对西部大开发的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开创西部大开发的新局面。 实施西部大开发四年多来，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西部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特色农业、能源建设、旅游、中医药等产业迅速崛起。但是，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工业化、城镇化推进缓慢，工业竞争力不强，“叁农”问题突出，西部地区的长远发展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生态环境虽有局部改善，但是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资金约束仍然是西部大开发面临的“瓶颈”问题。如何筹措开发资金、弥补资金缺口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就成为西部开发得以持续推动的关键所在。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逐步由财政主导型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的过程中，西部大开发的资本形成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财政投入，而应该更多地寻求金融支持。 金融发展的总体分析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强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有利于稳定快速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地解释经济增长差距。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却呈现明显的“高增长、低效率”特征，在整个改革中，金融市场只是被动地适应西部开发融资的需要，未能发挥现代金融在配置资源，风险管理、监督企业、传递信息等方面的多种功能。目前，在我国执行统一的存贷利率的情况下，由于地区投资收益的差别，经济发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达的东部贷款收益率比西部高，客观上导致了西部资金“倒虹吸”到东部，让原本就极其贫血的西部经济雪上加霜。这种严峻的现实要求国家在增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同时，要出台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充分发挥金融的筹资融资、调节经济和资源配置功能，支持西部经济开发。因此，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我国正处于向市场化转型的阶段，这种背景下的区域开发政策尚无经验，因而在制订和规范支持西部开发的金融政策时，需要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区域政策、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的现状和现行政策的不足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国际经验的考察，可以为我国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个参照系，而东西部发展现状的分析则可以为金融支持的政策和措施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支持构造理论的基础。因此研究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支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为总论，第叁章到第七章为专论。第一章梳理和归纳了西方发展金融学理论，阐释了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进而通过分析美国西部开发、日本北海道开发经验，阐述了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支持的可行性;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新格局，评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效，并阐述西部地区金融政策总体框架。第叁章针对西部产业结构层次低，经济关联度小，结构转换能力弱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欧盟等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政策和经验，提出了利用信贷、利率等金融杠杆，将财政与金融配合，促进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第四章从“叁农”问题入手，针对西部落后的农业，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等现状，研究了西部农村金融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政策，同时探讨了如何促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发挥其支农主力军的作用。第五章用科学的发展观论证了西部生态的重要意义，对如何利用金融支持西部生态建设作了系统的分析。第六章深入阐述了西部科技和教育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境。针对西部科技和教育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从财政和金融两方面提出了建议。第七章从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叁个类别具体阐述了如何促进金融体制创新，在完善自身经营的同时，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角度，阐释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探讨了金融支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前，关于西部开发中的金融研究，大多立足于金融，从“区域金融”出发去讨论金融与经济发展，金融与西部开发问题。难免有一定局限性。本文转换了研究视角，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出发，研究西部大开发对金融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通过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金融怎样在为西部大开发服务中实现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这样，就从思维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拓展了 “区域金融”的视野，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揭示了方向和路径。 论文通过金融与发展相关关系的分析和资金向东部“倒虹吸”式的流失研究，证明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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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D]. 峻峰.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10].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支持[D]. 甘时勤. 四川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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