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王涛
王岳，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法律事务小组负责人。曾公派日本昭和大学、德国科隆大学和美国乔治敦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进修学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医药企业EMBA培训项目和医院院长EMBA培训项目的常年特聘教师。
注：根据王岳教授7月4日在第十一届全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上的报告整理。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医学的学术活动，我今天主要从我的学科角度和大家一起交流，谈的是我们最熟悉的话题——医患关系。挺头痛的，感觉现在政府已经对医患关系有点无解，不知道该怎么办。
中国医患关系头痛的原因不是本身不好，而是“久治而不愈”。
我给你们看一张照片（图，略），看完了，你们心里一定会好受点。猜猜这是哪的医闹？对，中国台湾。这是台湾1990年代的医闹，如果有兴趣看看美国1960年代的文献，有一个词经常见——医院暴力。德克萨斯州的外科医生甚至被一枪打死在手术室里，为什么？因为他的病人对手术不满意。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病人不满意的手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病人满意的手术，失败的也是成功的。
2005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到国内某医学院校给医学博士生上课，美国人当时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英文，中文的意思很简单，从医学角度请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想问问各位，如果这个问题提给你们，你们会如何在横线上做答？细胞，很好，你们基本符合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要求。那些学生绝大多数也是这么答的，还有个别学生写的组织器官和脏器。还有的学生写的是什么？更可怕，碳水化合物。（笑）美国人又把第二张卷子发给学生们，题目是，从医学角度请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答案也无外乎“细胞”、“组织器官和脏器”、“碳水化合物”。美国人说，看，这就是中国培养的医务人员，所以我们不承认你们的License（医师执照）。
C：cell（细胞）R:right（权利）2009年，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开始互认学历，台湾只承认大陆11所大学的学历，所有专业均承认，医学除外。我从来都认为，中国大陆的外科医生技术是最棒的，我们的手绝对巧，为什么？干的多。但是我们今天出问题了，这样的医务人员真的可能被砍伤。
紧接着，美国人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你们的人变了，中国老百姓变了。什么变了？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苏醒，并且快速膨胀了。所以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必然被抛弃，整个社会都在呼唤医学的转型。
但是我个人认为医学非但没有转型，在有些领域我们可能还不如三十年前。今天一个门诊医生和病人沟通的时间，远不如文革期间的医生。文革期间一个病人的心理预期可能就是你跟他聊5分钟就很满意了，但医生能跟他聊10分钟。今天一个病人认为医生至少应该聊10分钟、20分钟，但可能3分钟就被打发出去了。
我看到北京市儿童医院率先在北京搞了全预约门诊，真的很好，没什么改不了，关键是你愿不愿意革自己的命。你是把钱看的更重，还是把生活的品质看的更重？我看到医生猝死，真的很担心，可是为什么要一边说太累了，八十个门诊，一边说再加十个也行。
《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我建议学生课后一定要读的一本书，中国绝大多数医生可能都没看过。这本书是日本医学生心目中的圣经，每所医学院校都要求学生阅读并背诵的。
中国的病人难伺候？
几年前去我们的附属医院，一个临床带教的老师问我，“现在的病人怎么一个个这么难伺候呢？那天我带着几个学生进肝胆外科，指着床上的病人说，你们看这个病人早期肝硬化，在我的指导下你们都来做一下体格检查。学生就一个一个过去摸，结果病人居然从床上蹦起来了，完全不配合。”那么我问大家，病人变没变？变了。今天的中国病人知道我不舒服，你别碰我。怎么办？那个带教老师说，“有办法，先跟病人沟通，如果病人好说话就摸。”“如果不好说话呢？”“换个软的摸。”“你这是什么逻辑？柿子捡软的捏吗？”“那怎么办呢？我得摸呀。”“假设你今天的病房里每个病人都不好说话，怎么办？”他想了想说，“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告诉病人，看到门口的牌子吗？临床教学。什么意思？当你的腿迈进我们医院大门的时候，你和我们医院就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就自动成为教学对象。”“病人让你摸吗？”“一般我这么说，他们就不吭声了，于是挨个摸了一把。”我告诉他说，“你看似解决了问题，但你的方法完全错误。”他说为什么？我说病人不满意，这就是金标准，评价这个行业的金标准。“你别逗了王老师，摸他，他能满意吗？摸你试试？”我就教他一个我曾经在日本看到的方法。2006年，我在日本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访问学习，我看到日本的老师对学生说，同学们，明天我们就要进病房了，回去做一下准备。于是六个学生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一点钱，一起凑钱买了一只小小的牙膏。
别看一只小牙膏，在日本包装的非常精美，里三层外三层，还打一个蝴蝶结。
第二天六个学生托着一只包好的牙膏，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病人床边，老师征求病人的意见，“今天感觉好些吗？这六个孩子是我的学生，他们特别希望您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您愿意，从今天开始，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将为您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和治疗，那么您也将成为这六个未来医生的老师了。”一个极高的荣誉之后，六个学生标准的日本九十度鞠躬，将牙膏献上。你们猜猜，这个病人能不让摸吗？
我们的附属医院照葫芦画瓢，第二次开会，那个代教老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王老师，你这招还挺灵。我说怎么了？他说病人捏着牙膏半天不会说话了，有个别病人你仔细去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为什么？看一辈子病，没人给过牙膏。紧接着病人敞开胸怀说，来，随便摸我，孩子你没摸着，再摸一把。（笑）其实病人不是在乎牙膏的价钱，他在乎的就是我们丢失最彻底的尊重。所以我刚才听到前面的嘉宾谈到了这句话，我特别认同，我们真的要发自内心地尊重病人。
2600年前，希波克拉底把医患关系比作师生关系，他说，病人用疼痛、鲜血乃至生命培养出在座的各位，增长你们的见识，提高你们的技艺，养活你们一家老小，你们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成为全国的专家，难道不应该发自内心的感谢一下病人吗？
我在日本的医院经常看到病人床头放着一个小花篮，里面插着一张护士手写的卡片，“我们祝愿你早日康复”。谁送给病人的？
医护人员。但在中国医院，经常看到一个大花篮，放在护士站的桌子上。谁送的？病人送的。
我到台湾的长庚医院，看到那里的医生和护士给病人换完药、查完房，和病人告别的时候，往往会说，“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医生不选就选了我，我不会辜负你。谢谢你又给了我一个机会，熟练我的操作，让我的支架放的越来越顺畅。”什么意思？我在这个地区，心内科的地位又提升了，你升华了我，因为我又多做了一例，还是疑难型的心梗，我谢谢你。那么请问在中国大陆呢？都是苦巴巴的病人说谢谢大夫，大夫很牛的。很多大夫心里想，“谢谢我应该的，我这么辛苦，我救活了你的命。”这还算好大夫呢，极个别的大夫脑子里想的更疯狂，“你就只是口头谢谢我？”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患关系能好吗？好不了。我的学生问我，老师，什么时候我能不被砍？我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你们能对病人说谢谢，医患关系就是好的拐点。
帮助病人，才是医学的本质北大著名的心内科专家胡大一教授有一次在媒体发布会上忍不住“跑题”的话，我非常认同：医生对“可查不可查的一定要查，可救可不救的一定别救”言论，居然是掌声一片！医生们为什么鼓掌，估计可能是觉得这样说很解气，现在医疗纠纷多，这样做也许对医生是一种’消极保护’。问题是如果真的放任医生滥开检查、见死不救，那我们还要医学和医生干什么？
现在医生被杀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医生被伤害以后网上的那些跟帖，很多人在顶，在点赞，所以我看伤医事件还不会结束。
如果你问一个台湾学者，你们怎么从医患关系的泥潭中走出？
他一定会告诉你两项重要的方法；一、全民建保，这是从制度上的改变。二、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这是从思想上的改变。而这两者必须都做。那你们告诉我，中国今天更亟待做的是制度的改变还是思想的改变？我认为是思想，绝不是制度。
2008年到今天，中国政府在医疗的投入比2008年以前明显改善，2008年中国政府预计投入8000亿中央财政资金，到现在一算，实际投入了3万亿。去年中国医保一年的总费用开销2万8千亿，钱去哪了？更可怕的是病人的满意度提高了，伤医事件却没有减少。
新农合报销了农民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农民看病负担这几年明显改善，但是农民和医护人员的关系有没有改善？我看没有。
今天提二个问题给大家，是六十年代欧美医学、九十年代台湾医学开始反思的。
第一，医务人员行医的目的是什么？绝大多数医生会告诉我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这大概符合了六十年代的要求，就差说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了。（笑）第二，医生能救活的病人多，还是救不活的多？我们在中国ICU常常看到，一个88岁的老头从头到脚，凡是有眼的地方都插着管子，我们在干嘛？救死扶伤？不让他死？实际却让他“不得好死”。而今天ICU的医生最头疼的不是老头“不得好死”，是儿子提出一个让医生左右为难的要求，大夫拔了吧。拔吗？你们告诉我拔不拔？拔也不对，不拔也不对，因为你没问过那个老头他想怎么样。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不怕老头爬到床上问你吗？你问我了吗？你们不怕。因为你们只相信科学上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中国今天最可怕的。中国人只相信科学，什么都不信，唯科学论。所以我们的领导人问克林顿，你们美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还相信上帝？什么意思？证明给我看，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克林顿当时就哑了，他证明不了。我想人可以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人万万不能没有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的标题叫救赎，引用了一个宗教的概念，我们能不能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最早的医生既不会用药，也不会用手术刀，他们是一群神秘之人，只是在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身边码上一排蜡烛，陪伴他死去，让他觉得不担心，不恐慌，以便让他的家人参加自己的教会组织。
帮助病人，这才是医学的本质。把“帮助病人”的本质找回来，我们会发现医学变得不仅有了温度，而且豁然开朗。哪怕我们遇到一个晚期的癌症病人，我们都一定能帮助，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甚至能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满足他临终前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
最后把一个字送给你们——仁，这个字是整个儒学文化的核心。
无论今天这个社会多糟糕，孔子说，“仁”从来不在别人的手中，“仁”就在你自己手里。当你不再只是去批评别人，而是开始改变自己，你就做到了“仁”。所以，改变自我，这才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