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立华[1]2004年在《大众文化的本质、作用和建设策略》文中认为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关注现实生活并指导现实生活。大众文化问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已经广泛地渗透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对其予以应有的重视，就不能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有清醒的估计和准确的把握，更不能对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有一个合理的预见。 本文将大众文化问题根植于文化哲学的视野中，立足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建设的实际，以对西方大众文化的认识为基础和参照，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大众文化本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大众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大众文化的建设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全文共分叁部分：一、大众文化的本质。这部分主要从中西方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阐明了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与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的根本不同，并由此建构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本质的基本框架，即受众的大众性，功能的实用性，运作的商业性，以及它的日常生活性，娱乐消遣性等等；二、大众文化的作用。这部分主要从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入手，不仅肯定了大众文化对加速当代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进程，确立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扩大文化辐射，实现文化共享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肯定了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致性；叁、大众文化的建设策略。大众文化的社会文化基础决定了我们进行大众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是：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承载和传播先进文化的内容；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含量；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规范大众文化市场；从大众生活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建设大众文化。
华霞虹[2]2007年在《消融与转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全球性的消费文化视为当代建筑发展的背景，通过剖析消费文化原理来分析建筑实践并总结其发展规律。消融与转变既是消费文化的特性，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当代建筑发展的趋向。今天，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区分的依据。所有的物质文化产品都转变为消费对象。文化艺术实践与经济生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融：一方面，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艺术实践中充满了资本和权力的斗争。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关于建筑的一切——建筑物、建筑师、建筑影像、建筑理论等都成为消费对象，它们遵循消费逻辑而不是自律原则。建筑成为符号资本，旨在创造财富。确定的价值体系不再有效，建筑的目的不是满足功能而是制造差异。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消融了，旧有的等级关系被颠覆，时尚更替成为新的伦理。消费文化中的建筑趋向开放、灵活、流动、短暂和多元。中国的文化和建筑状况是消费社会的特例，也是全球性消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超前性和移植性，中国当代建筑具有时空高度压缩，极为混杂、片断的特点。一方面，执着于数量、规模和速度，旨在营造一个“物质乌托邦”，另一方面是快速制造差异，追求新奇和震撼，以优势文化为导向，显示了强烈的身份焦虑。消费文化中建筑的发展契机主要在于双向的非物质化：生产方面，运用文化符号和电子影像建构空间，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减少资源耗费；消费方面，从使用转向体验，使建筑成为激发、丰富人类知觉和情感的媒介。
樊瑞科[3]2014年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更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期执政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深化该问题的研究领域和拓展其理论视角便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深刻影响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应注意并借用这一文化形态来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对基本问题的系统把握是开展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本文将探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为研究起点。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基本问题方面，作为一个概念，“大众文化”是纯粹的西方舶来品，这就要求必须系统梳理西方大众文化的主要流派，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寻找理论资源。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领导者和主力军，其文化大众化思想也不应被忽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要求我们在客观认识其历史生成和现实影响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有助于其健康发展的引领策略。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方面，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本思想的历史梳理有助于准确把握其理论流变，为探讨该问题奠定理论基础。此外，从历史和理论双重视角系统回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演变，认真总结其基本经验，进而明确当下意识形态建设重点内容也是把握该问题的重要维度。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尤其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利用大众文化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和现实中的可行性。从理论上看，明晰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属性是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大众文化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契点，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是考察该问题的重要视角。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属性，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征是明显的，二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从现实上看，在当前意识形态文化化、世俗化、媒体化的时代境遇中，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文化载体。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大众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对于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具体形态，既具有世俗化、市场化、消费化、娱乐化和技术化等大众文化的一般特征，还具有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性、原初生成的外部诱导性、文化资源的兼容创新性、现实发展的不均衡性等极富中国特色的本土色彩。在此基础上，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言，犹如一柄双刃剑，利弊共存。一方面，大众文化有利于增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内涵，促进理论更新和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还存在亵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形象，降低其认同实效和威胁其文化安全的潜流。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该问题，笔者以微博这一大众文化的具体形态为例具体分析其现实影响。认识问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积极探索利用大众文化的具体形式来加强和改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便成为论文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语言优化其话语系统；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文化产业实现其隐形转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公益文化实现其广泛渗透；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媒体实现其社会传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大众文化对外交流实现其良好的文化形象。
祁程[4]2013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乌托邦是一个源流长久而丰富的理论主题。如今乌托邦理论的发展态势,已由传统理论领域向各个分支学科延伸,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是乌托邦理论的新形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各类社会矛盾深刻批判后的理论结晶。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密切关注,但对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仍然不够,在国内学者的阐释和译介中,甚至出现了乌托邦概念运用上的疑虑。乌托邦概念出现了进一步泛化的趋势,传统乌托邦理论的迹象虽然不甚明显,但学术界和日常的误读性使用越发多元,有必要重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中加以界定。借助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分析,澄清相互关联的理论困惑,进入政治现象和某些意识形态的背后,重新理解乌托邦这种人类独具的超越性和创造力,进而深入到人类纷繁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本文立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学者的乌托邦理论,与当代乌托邦实践,在深入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发展逻辑,针对现实生活多元可能中的乌托邦困境,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研究范式的积极意义,以突破诸多学者对乌托邦思想的偏见。通过赋予其新的时代涵义,以期在同西方反乌托邦话语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中葆有活力,并在促进社会进步和提升人们精神境界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乌托邦研究范式、问题场域和功能属性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结果。因此,本文遵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持有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关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展开研究,以求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路径与理论视野。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对乌托邦概念的重新反思中,寻求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对西方传统乌托邦观念的批判和超越,梳理其思想逻辑发展主线,分析其思想直面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追溯其边缘化的深层机理,置入全球化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批判性重建的路径。第一章从哲学角度梳理乌托邦的思想脉络,重点阐述传统乌托邦思想和现代乌托邦思想中代表人物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说明两类乌托邦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典型特征；第二章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指认乌托邦思想在当代不同以往实体论思维方式乌托邦的重大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乌托邦误读的原因,和“当代乌托邦”的一般规定性,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几种乌托邦概念生成样式和基本理论形态；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从审美和社会建构两条逻辑线索出发,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关注点和理论价值,从典型代表人物所具的不同理论视角和相关社会背景,对乌托邦文本加以解读,从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历史脉络,尽可能揭示其本身的理论发展逻辑,指明当代审美乌托邦蕴含的乌托邦精神,内含的否定性批判意义,并探讨乌托邦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途径,使之自如游移于不在场与在场化之间；第五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关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新型关系进行研究,比较学者间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厘清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当代乌托邦在意识形态思想困境中的观念转换,并尝试分析共产主义隐含的新型关系路向。同时,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当代反乌托邦思想质疑给予的回应,先指出传统乌托邦主义是由观念盲目朝现实行动过渡所致,概括自由主义者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内容,再反过来从逻辑上为乌托邦辩护,并在知识分子面临“乌托邦之死”的抗争中,进一步讨论如何克服乌托邦的消极因素,张扬其积极因素；第六章从历史、现代性与当代乌托邦之间的密切关联出发,着重研究现代性视野下乌托邦思想的批判性重建问题。还原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所展示的新型历史意识,隐含对历史终结论等极端思潮的客观批判,阐释在现代性版本展开中的当代乌托邦诊断,从理念、制度、实践等叁重层面,探讨当代中国乌托邦重建的可能性和内在限度。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首先在于重新评价了乌托邦思想,合理辨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地位与命运。宗教哲学的回归、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自由主义思潮的泛化造成乌托邦的精神退化,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过度批判和自我迷失之中。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肩负着乌托邦哲学思想复兴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对乌托邦的分析理解,既不能缺乏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性认识,又不能只停留在思辨的想象里。当代乌托邦重建,在文化价值与社会建构层面,找回失落的乌托邦精神,达到对传统乌托邦的辩证否定,使得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至于陷入价值制衡或制度封闭中,使乌托邦既可以作为可现实化的具体社会理想,又不至于导向极端的完全理想实现,导致拒斥乌托邦状况的发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完成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建构,正是提供审视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全新思维方式,使其与现实、历史、价值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恢复和提高人们对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其次,本文指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中的重大理论转向。涉及到乌托邦由一主多元替代了一元论,专注于时空两个维度的辩证考量,从社会乌托邦到文化哲学范式的审美路向,突出对其本体论的论证,从对象化的非人希望到生存论意义上的属人希望,植根于属人的自由和希望的存在之上,从单一的政治主题朝向多个领域延伸,具有现实总体性特质等,反映出乌托邦思想的传统越位与当代归位的统一。本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实现了多重理论转向,达成了对西方传统社会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在核心价值、学术策略、知识谱系与社会功能上的差异性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和实践转换。再次,本文系统阐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本身具有自身的逻辑演进脉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来看,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也有一个相对明朗的理论发生过程。由乌托邦的本体论论证到审美乌托邦想象的扩展；从乌托邦的社会政治展望到生态乌托邦、交往乌托邦、文化批评乌托邦、时空辩证乌托邦的演进,从两条线路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界定和梳理,借此吸取传统乌托邦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反思其教条化及可能导致的边缘化困境。本文认为经詹姆逊、哈维、雅各比等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可以形成对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无乌托邦”全面扩张境况的思想突围,重塑乌托邦整体解放的时空意义。本文采用历史生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法,总体性研究方法,实践诠释法、辩证思维方法等进行研究。
李昊[5]2011年在《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1978-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正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不同时期价值观念的迭合和冲突造成了典型的价值失范现象，社会缺乏整体的价值规范与标准，无论是外在的“物象”，还是内在的“意义”都处于无序状态。新的价值标准亟待确立，明确精神走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公共空间以公共生活为价值本体，表达了空间与人的关联和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同样面临着“价值失范”和“价值建构”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背景入手开展研究。首先，明确当前中国所处社会转型期的基本现实，通过对“双重社会转型”背景、历史进程、特点和根本目标的梳理，探讨作为社会转型期典型特征——“价值失范”的发生机制和总体状况，并就中国社会“价值失范”的具体情况和特征进行分析。结合人类社会在思想意识上从“绝对意识到极限意识”的总体走向，在个体与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协调、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地域与全球的共生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新的价值整合运动，提出以“重塑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进行价值建构的基本内涵。其次，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本体——城市公共生活入手，分析作为公共生活核心内容的“公共性”在东西方语境下内涵差异以及中国式困境。从公共活动的发生原点探究公共生活的核心价值，揭示公共生活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样态，构建城市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框架。以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公共领域为主线梳理东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以消费社会视域下的公共生活为主线分析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以及中国近叁十年（1978-2008年）城市公共空间的基本建设状况；以日常生活视域下的公共交往为主线探讨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对当代（1978-2008年）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评述，探究造成城市公共空间“物象迷失”的深层原因。最后，针对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失范”，以“意义重塑”为主脉，对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内涵、机制、策略进行深入的分析。论文主要有以下叁个创新点：第一，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内涵进行全面的探究，从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挖掘其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涵与价值，提出认识的基本框架，并以此为线索梳理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发展、当代转型和基本特征。第二，全面梳理1978-2008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状况，建立评述框架，就城市公共空间在功能使用、社会伦理和审美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为今后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提供参考。第叁，汲取当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走向，结合转型期社会价值建构的基本途径，提出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内涵、机制、策略，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宗立华[6]2005年在《大众文化的本质、作用与建设策略》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西方大众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根据中国国情对大众文化进行探讨。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市民文化,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具有受众的大众性,而且是一种通俗文化、实用文化。大众文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为: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含量,使大众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嗣新[7]2014年在《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形态各异的电视娱乐节目成为中国电视收视叁驾马车中的重要组成,随着2010年之后,《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版权节目模式所带来的高收视和强大影响力,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市场整体呈现出以引进版权节目模式为主导的创新趋向,而由省级上星频道和中央级电视媒体共同形成的“节目模式井喷”现象成为中国电视娱乐发展的新景观。节目模式的规模化引进一方面受到了收视市场的认可,为中国电视娱乐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方向,但同时受到了同质化和创新受限的诟病。在这一现实背景之下,本研究力求剖析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阐释分析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的发展过程,并为其模式化发展趋势提供一种路径参考。本研究首先对节目与节目模式、模式与模式化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节目即为可以直接播出、没有创新空间的成品节目,节目模式是具有独特创意、普适价值、特许经营权、实施框架与细则的节目模式设计；模式本身是相对静态的具体规则与规范,而模式化则是建构模式的有意义过程,电视节目模式化即是以节目模式为主体的模式化发展过程。节目模式是全球文化工业发展下以娱乐节目为主体的电视文化商品,从成品节目在国际市场的交换到节目模式在全球市场的流通,电视节目正在跨越文化与地域的障碍成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最大化盈利。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一方面消解了电视娱乐节目的多元化创新和电视观众的多样化选择,但大量可以复制、售卖、并在模式基础上进行本地化创新的节目模式同时也满足了受众对娱乐节目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节目模式是全球大工业时代值得关注的电视文化形态,它在全球娱乐经济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市场和受众的双重认可,成为一种可以进行全球流通的电视节目贸易,并进而呈现出节目模式化发展的趋向。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基于无意识与摹仿下的节目模式化意识的初始,80年代以春晚为代表的综艺节目形态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艺晚会模式,但此模式非彼模式,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对大众欢聚场景转移和延伸,无法形成模式化的复制与销售；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对西方节目模式的借鉴与摹仿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意识的觉醒,也是节目模式化过程的开端。第二个阶段以电视节目模式的版权引进为节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开始了模式化的复制和基于本土化的策略创新,节目的模式化过程在模式引进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进行“二次创新”,完成节目模式基于本土的意义与形态创新。节目模式化发展的确立一方面完成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模式化转型,另一方面为中国电视节目模式化创新提供了发展策略。经过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发展的历时性梳理,本研究认为模式化作为节目模式发展张大的过程与结果,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中一种必然的路径选择。中国电视频道资源的无限丰富和观众对娱乐节目需求的不断增长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提出了要求,电视娱乐节目必须通过大量的节目创新来完成对频道播出空间的填充和对受众收视需求的满足。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的发展路径是通过对电视节目模式的消化吸收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完成多元节目模式的开发,进而完成中国本土节目模式的生产与输出。模式化的意义在于对成熟模式的快速复制及在模式基础上的“模仿创新”,从创新成本与创新风险的角度,“模仿创新”相较于具有破坏性的“率先创新”,创新成本低且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创新风险。对于目前中国电视娱乐产业的发展而言,节目模式化的发展具备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全球娱乐消费文化的大背景下,这也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张文东[8]2013年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向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以及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经验”进行承袭并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本文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充分地论证说明：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二十世纪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模式和叙事传统。第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但作为一种强大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不断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被有意识并个性化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叁，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小说，首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意义上，直接承袭了自“延安文学”以来的“革命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创作方法的导引下，把最具有民间、大众基础的传奇叙事作为自己完成“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现实革命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传奇”样貌。第四，“新时期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流派众多并有着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内转”的“新潮”取向等，但不管是作为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还是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传奇叙事始终都是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之后的重要选择之一，不论是在“改革”或“知青”小说等现实主义主流中，还是在“地域”或“市井”小说等“寻根”的意识里，或是在“民间”或“历史”的重新发现并重构的意义上，始终都有着连绵不断的传奇叙事的艺术取向。第五，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面对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以及“泛文学”的语境，其原本属于文学的传奇叙事精神也在大众狂欢的意义上以各种“类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新变与转型，并通过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的表现，呈现出种种面向大众、迎合市场、制造消费的姿态，从而使在这个意义上所演发出的传奇叙事，进一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大众语态的传奇性。通过上述这种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文学表现所完成的较大规模地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形成的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始终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和发展，即便仅就中国当代小说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作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也始终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丰富性存在的必然条件。因此，本文这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辨证关系的文学史辨析，便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来认识中国文学及其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形成某种更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矫雅楠[9]2016年在《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设立以来,孔子学院发展已进入第二个十年。目前500家孔子学院,10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构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的孔子学院全球传播网络,以此为依托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在完善教育功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独特作用更加显着,成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和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台。从传播的视角看,孔子学院的“平台”定位以及“桥梁”和“纽带”的角色阐释,说明孔子学院在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践行多元文化理念方面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建构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共享的中间环境,成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媒介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分析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它是一个话语意义而非实在意义的概念,在不同时代环境和现实语境下被不断协商、接纳、改造和实践。在大众传播勃兴的年代,媒介多被理解为传输信息的载体或技术工具。随着文化世界化和社会媒介化的深入,媒介形态发生剧烈变动,以往以技术为主导的阐释框架已不能完全涵盖媒介对人类社会的多重变革。在学术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促使我们认识到,人文性是传播与媒介的固有属性,媒介构成了联接全球社会中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开放空间,本身具有宽泛的所指和丰富的内涵。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为我们突破媒介研究视阈局限,摆脱思维惯性提供了新的思想园地,也预示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文化实践同步的学术突破的可能。本文从传播的视角切入,以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为理论来源,运用基于结构和平衡的方法论路径,在对媒介概念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论证孔子学院媒介属性,分析其媒介功能,并进一步探寻实现该功能,维护媒介定位的路径与方法。围绕“孔子学院是媒介”这一核心假设,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在媒介环境学范式下,应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2)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性质?(3)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什么?(4)如何实现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5)在当前,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应如何维护?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共分7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2章,媒介概念分析。本章主要基于媒介环境学派和普通媒介学的理论成果,对媒介环境学范式下的媒介概念进行梳理和阐释。首先,通过对媒介一词的中外溯源,以及对媒介理论中“泛媒介”和“媒介环境”观点的梳理与评述,阐明媒介本具有相对宽泛的所指。其次,遵循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范式的演进逻辑,重点论述媒介环境学和普通媒介学对“将媒介视为环境”的范式建构与补充,阐明媒介概念应是物质与组织构成的生态系统,同时涵盖技术性与人文性。最后,在整合理论,检视实践的基础上对媒介进行再认识,给出本文对媒介内涵的理解。第3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属性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孔子学院宗旨,从现实层面描述分析孔子学院的属性与功能,目标与拓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具有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和教育文化交流等基本职能,并作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功能逐渐复合。其次,将学理与实践对接,论证孔子学院是否具有媒介属性。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功能,即具备教育、告知、解释、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等基本功能,也作为“物质化的组织”符合普通媒介学对媒介属性与功能的相关论述。最后,从符号意义和实体特征两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作为媒介的外在呈现。在符号意义层面,基于对《人民日报》等4家报纸孔子学院报道的内容分析和词频统计,和对国外报道的简要梳理,指出孔子学院“纽带”、“桥梁”等符号意义均指向其媒介属性；在实体层面,基于孔子学院性质、宗旨、办学模式和发展策略的特殊性,指出孔子学院具有整体关涉跨文化交流,植根当地社会文化环境,双向作用于中外社会发展,注重人文交流与民间交往的媒介特征。第4章,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分析。本章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内涵。本文认为,孔子学院的媒介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功能系统：在静态上,是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基础,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主体,与政治、经济、生态等各领域结合产生相应功能为延伸的功能体系；在动态上,是以媒介机构、媒介平台和媒介环境为形态,以传递、转换和整合为功能核心,逐步推进的功能连续体。其次,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作用机制,提出需求-利益满足是其基本作用原理,利益框架建构与社会关系协调是基本作用方式。再次,根据媒介环境学相关理论,从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叁个层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作用的层次。最后,从工具取向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的效果,并论述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可能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第5章,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本章基于社会互动论和关系传播理论,首先分析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和内部条件,认为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时代诉求；媒介技术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影响：地方性文化对自我格局的持续超越；中国重构大国形象的多元实践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外部动因。坚持交流互动和人性化的传播理念,加强传播主体的培育,传播内容的建设,传播渠道的完善构成了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实现的内部条件。其次,提出实现孔子学院媒介功能应以理念、价值和程序叁方面共识为原则。最后,在功能的实现路径上,着眼于建构与受众的信任关系,强化媒介地位的独立性,提出孔子学院应走专业化、差异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第6章,孔子学院媒介定位维护。遵循孔子学院媒介环境与整体社会环境互动融合的思路,本章基于媒介环境学的生态视野,从孔子学院的组织基础、技术支撑、生存空间和发展形态等方面探讨如何维护孔子学院的媒介定位。首先,孔子学院应加强组织制度化建设,通过对组织规范、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化,实现外部规范逐步被主体内化,主体在协调与共享中对规范进行调整和改善的双向互动。其次,加强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通过运用互联网移动技术；建构数据网络；实现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的协同,发挥技术对媒介功能优化的推动作用。再次,深化本土策略,通过个体参与社区信息交流,组织上支持社区资源共享,情感上参与建构社区共识,进一步发挥媒介接近性与便用性的优势。最后,推进形态融合,通过培育文化共同体；运用市场机制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推动孔子学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7章,回顾与总结。总结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创新点,提出研究展望。
夏锋[10]2014年在《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问题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人的文化存在作为人的精神存在，蕴含着“人之为人”的价值维度、“以文化人”的价值功用以及“人性和谐”的价值指向。同时，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也深刻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这对于激发人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人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与家园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此，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存论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该课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厘清与探究，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完善、创新，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意蕴，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更为契合时代发展要求，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症结，提升教育的认同力、吸引力与创造力。该课题立足哲学生存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以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参照，立足“人的文化存在”这一核心范畴，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人的文化存在现状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境遇为现实基础，综合运用系统性方法、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价值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进行研究。该课题以人的文化存在问题作为研究视域的出发点，以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双向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为落脚点，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方法论原则构建与创新实现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界定、阐释了人的文化存在的基本问题。基于哲学生存论视角，对“人的文化存在”予以界定，并从存在内容、特征、方式等方面阐释其哲学意蕴。就内涵界定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哲学界定，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是人在精神世界中孜求意义与价值的存在。就其内容而言，人的文化存在具有“知”、“情”、“意”、“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不同层面反映与确证人的文化存在的精神意蕴。就其特征而言，基于人、文化与存在的内在本质关联，人的文化存在具有实践性、主体性和生成性等特征。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基于人的存在的类本质、群体本质与个体本质，人的文化存在具体分为类、群体与个体的文化存在方式。第二，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关联问题。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基础，具体涵盖了价值取向、基本规律、基本关系、环境场域等四个层面，即人的文化存在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遵循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思维发展规律、品德形成塑造规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分别表征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人与教育的双向关系；人的文化存在营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文化环境与微观文化情境。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文化存在的具体表征与实现方式，承载着文化属性，发挥着文化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指向性、整体性、生成性等文化属性；基于其文化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相应的文化功能，即具有传播导向、选择协调以及传承创新功能。第叁，分析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境遇关联问题。一方面，基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就价值诉求、群体分层、存在方式与环境等层面分析了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具体而言，人的文化存在的价值诉求具有多样性，群体分层具有多维度，存在方式具有异质化，存在环境具有复杂化。另一方面，人的文化存在现实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基础。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境遇，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就机遇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更彰显主体性，内容更凸显现代性，方法与载体更具多维性，环境更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就挑战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待于进一步丰富，教育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更新，教育实效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四，分析在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拓展与创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主体的存在形态、存在过程、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主体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个体价值观培养与社会价值观凝聚，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自在向自觉转变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文化信仰的信守过程、文化价值生成过程、文化创造过程等叁个层面，予以内容拓展。基于人的文化存在场域，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等两个维度，予以内容拓展。第五，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原则的构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于“一元与多样相统一”、“认知、情感与行为习惯并育”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历史性与逻辑性相结合”、“理解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基于“借鉴与融合相统一”、“内求与外求相统一”的方法论构建，实现人的文化存在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有机统一。第六，分析人的文化存在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的实现问题。基于人的文化存在的“时移世易”，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因时而变，在创新途径的探索与实践中，提升文化主体能力、拓展文化载体、优化文化环境。就提升文化主体能力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提升文化理解力、确信力、凝聚力等文化力，进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就拓展文化载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现实载体与虚拟载体的多样性互补整合，拓展文化载体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教育主体的文化分层、多样需求，拓展文化载体辐射的全面性；基于文化的内化、外化特性，拓展文化载体影响的渗透性。就优化文化环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具有养育功能的家庭文化，传承具有训育功能的学校文化，营造具有化育功能的社会文化。
参考文献：
[1]. 大众文化的本质、作用和建设策略[D]. 宗立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消融与转变[D]. 华霞虹. 同济大学. 2007
[3].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樊瑞科.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4]. 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思想研究[D]. 祁程.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5]. 物象与意义—社会转型期城市公共空间的价值建构（1978-2008）[D]. 李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1
[6]. 大众文化的本质、作用与建设策略[J]. 宗立华. 学术交流. 2005
[7].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模式化研究[D]. 白嗣新. 武汉大学. 2014
[8]. 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9]. 作为媒介的孔子学院[D]. 矫雅楠. 山东大学. 2016
[10]. 人的文化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夏锋.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标签：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乌托邦主义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孔子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