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1]2003年在《《诗毛传》语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辉煌文明史，也被称为诗的国度。《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首诗。 海内外有识之士，一直把对《诗经》文化的研究作为认识汉文化源流的重要手段。 《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传注体训诂专着。毛亨注解词语，也串讲文意，涉及到许多语法现象，反映出西汉初年人们的语法意识和语法观念。前人对《诗经》及《毛传》有多方面的论述，义理的、历史的、训诂的、文学的、音韵的等等，而对于《毛传》中的语法观念、语法思想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毛传》语法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至今未见。本文拟从语法的角度入手分析研究《毛传》，描述汉代初年汉语语法的某些面貌，评说《毛传》对构词法、词法、句法的认识所达到水平，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分五个部分： 一、前言 (一)《毛传》概述 (二)《毛传》语法研究问题的提出 二、《毛传》构词法研究 叁、《毛传》词法研究 四、《毛传》句法研究 五、结语
于正安[2]2002年在《《诗毛传》句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诗故训传》(以下简称《毛传》)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传注体训诂专着。毛亨注解词语 ,也串讲文意 ,涉及到许多语法现象 ,反映出西汉初年人们的语法意识和语法观念。本文拟从句法的角度入手分析研究《毛传》 ,描述汉代初年汉语句式的某些面貌 ,评说《毛传》对句法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 ,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参考
魏启峰[3]2016年在《毛亨郑玄朱熹《诗经》注释研究》文中认为经学从来都是变化着的学问。研究经学,需要具备联系某一时段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的自觉。王如王国维主张的那样,我们对古人,应抱有一份理解之同情。一代又一代特出的经学家,皆其时饱学之士,必非无知妄说,其言当有所谓。本论文题目为《毛亨郑玄朱熹<诗经>注释研究》,顾名思义,旨在对汉、宋这叁位杰出的《诗经》学者的注解作一番全面的探讨。但实际结果如何,由于学力所限,却是笔者所不敢自信的。论文开头是“引子”,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交代了作者的旨趣,即国学趣向和采用传统小学书的体式。其后共分八章。第一章毛传、郑笺与叁《礼》,考证毛、郑释语与《仪礼》《周礼》《礼记》的关系。毛、郑根据各自的理解,在《诗》与《礼》之间建立了联系。其一,笔者在孔疏的基础上,进一步辩析毛、郑释语怎样由《礼》文而来。其二,对毛、郑不当之处,提出己说。如《郑风·有女同车》“孟姜”一词,纠王郑玄“齐国长女”之释,认为是美女的代称。其叁,指出以《礼》释《诗》的不足。如《小雅·四牡》一诗,笔者从“王事”一词及全诗情调出发,指出毛传昧于时、事的缺点。第二章,毛传、郑笺与文献,举例指出毛传引用了《孟子》《孝经》《左传》《国语》等古籍。毛传在使用引文以释《诗》时,会给原文另外加上自己的话。例如在引用《国语》所记单穆公的话解《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桔济济。岂弟君子,干禄岂弟”时,前加了“阴阳和”一语。而“阴阳”是毛公所处西汉初年流行的哲学术语。郑笺引用了《易》传、《尚书》、《春秋》经传、《论语》、《孝经》、《诗经》之文。第叁章,毛传解《诗》内容考察。其一,毛传注出了某个字在诗中所表示的意义,其实这个字因为音近的关系,借用了另一个字的词义,论文一一指出本字。例如《周南·关雎》首章有“逑”字,毛传解为“匹也”,则“逑”借为“仇”。其二,毛传比对经文为训的注释方法。例如《都风·蝃蝀》“朝隋于西,崇朝其雨。”传：“崇,终也。从旦及食时为终朝。“崇”“终”音近,传直接以本字释假借字。这是因为毛公看到了《诗经》另一篇《小雅·采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中有“终朝”一词。其叁,指出毛传训诂的错误与不足。其四,毛传以史证《诗》。其五,毛传注释中哲学思想的体现。第四章,郑笺解《诗》内容的考察。其一,全面考察了郑玄释字情况,有形似改字,如释《诗大序》时改“哀”为“衷”；有通假借,如在解《周南·关雎》的毛传释语时以“至”解“挚”。其二,对郑笺涉及语言学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归类。有以体词释谓词、明修辞、补出句子成分、释语气、分析诗句内部与诗句之间的语法关系、解《诗》中的方言词、探词源诸端。其叁,以史证《诗》。其四,郑笺解《诗》体现的哲学思想。其五,不足与错误。第五章,毛传、郑笺注《诗》之对比。有的是于毛郑之释中有所去取。例如《召南·采蘩》有“于以采蘩”句,传释“于”为“于”,笺以“往”解“于”,笔者以传释为是。有的是郑笺给毛传提供依据,郑成毛说,等等。第六章,朱熹《诗集传》解《诗》条例考察。其一,引书加强自己对《诗》旨的认识；其二,引书以评论《诗》中人物；其叁,引前人或时人对《诗》旨的看法；其四,引时人对章旨的理解；其五,引前人或时人对句意的看法；其六,引时人对诗中人物行为发表评论；其七,引书以证词义；其八,引时人说以解名物；其九,发挥哲学思想。第七章,毛传、郑笺朱熹《诗集传》与赋比兴。其一,毛传将《诗经》的116篇诗标为兴,并进行了政教性的发挥。这与《周礼》及先秦学者如孔子对兴的零星且概念性解释相比较,是一次创新,是对西汉初年经学创立的独到贡献。其二,郑笺在毛传的基础上,在结合诗篇解兴时与毛有同有异。其叁,朱熹对“赋、比、兴”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新时代里,从文本出发对叁者的言说令人耳目一新。第八章,毛传、郑笺与朱熹《诗集传》注释比较。其一是细绎出毛传、郑笺与朱熹《诗集传》注《诗》之不同点,侧重于义理；其二是对叁家误说《诗经》字义句义的分析,重在语言层面。
于正安[4]2001年在《《诗毛传》中的句法观念》文中研究指明《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作者毛亨)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传注体训诂专着、毛亨在注解词语的同时,也涉及到许多语法现象,反映出西汉初年人们的语法观念。历代研究《毛传》,多从词汇方面揭示其价值,而对于蕴含其中的语法观念、语法思想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句法方面研究《毛传》,试图揭示其在语法学上的价值。
申兆静[5]2014年在《《毛传》植物名训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诗歌。其中记载的内容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无数学者对其进行过各方面的研究。在训诂方面，西汉毛亨所着《毛诗故训传》是我国现存最早，体例最完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经传注。它体例完备，创造了很多义例，释词简单精要，注重实证考据，是“诗经汉学”里程碑意义的着作。对于《诗经》的名物研究，相关论着已经颇丰，但对于《毛传》的研究，多在其注疏及名物考证方面，其中也涉及一些训释方面的理论，但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所以本文拟从词语训释的角度对《毛传》植物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毛传》中训释的植物词进行类别划分，对某些存在争议的植物进行归类辩证。首先，对《毛传》中的草类和木类植物按植物的功能和属性进行分类，有多种功能的按其主要功能归类。拟草类划分为七类，木类分为叁类。然后对《毛传》中出现的与其它各家产生争议的植物通过综合比较分析，得出结论二、对《毛传》中的植物名训释从词训和语训的角度进行分析。拟从同义训释、描述式训释、综合训释这叁个方面对《毛传》中的植物名训释进行详细介绍。在词义训释里既有概念义的训释，也有语境义的训释，本章将会对此进行论述。叁、对《毛传》中的植物名训释的文化涵义进行解释。从植物的功能、颜色、味道、气味、形态、生长习惯、品性几个方面对《毛传》训释中的文化内涵追根溯源，找出依据。最后，对《毛传》植物名训释的成就与不足进行总结。鲁人毛亨生于战国末期，师授儒家一代大师荀子，继承了孔门诗学体系，秉承孔门严谨家风；他博览古籍，博学多才，吸收各家精华，去其虚妄，在前人训诂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训诂体系。《毛传》是先秦至秦汉之际训诂的集大成者。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毛传》训释中也有缺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不愧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
孙雪萍[6]2010年在《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研究》文中认为从汉到宋,中国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其显着特点就是汉学的衰微和宋学的兴起。隋唐时期正处于从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关捩点,在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诗经》学上承两汉经学研究的特征,下启宋代义理之学,自汉至宋学术研究上的重大转向正产生在这一阶段。厘清和发掘这一过渡时期的《诗经》研究特点与文献内容,不仅是中国《诗经》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诗经》学发展的脉络,理解其承上启下的意义,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基础。本文《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研究》除却绪论、结语,主要内容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述,首先分析研究隋唐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对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所产生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统一局面的形成,对隋唐告别是唐前期的学术发展、文献整理和传播等产生了直接影响；其次概述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的主要内容和呈现出的时代特色；再次是探讨揭示本时期《诗经》文献的主要价值和贡献。第二章是关于隋唐《诗经》书目方面的研究介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中古时期的目录学文献,从中可以了解隋和盛唐前的《诗经》研究和流传的相关情况；唐开元时期毋煚的《古今书录》,客观真实地记录了盛唐前的图书情况,而《旧唐书·经籍志》所着录的书籍则以《古今书录》为蓝本,主要反映的是唐玄宗开元间国家藏书情况。唐代这些目录文献价值颇高,其中关于《诗经》文献的记载,所反映的多是盛唐前的信息,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基础和起点。第叁到第六章,分别梳理和探讨了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和李善这四位隋唐大家,在《诗经》文献的保存、研究和阐释等方面的努力和贡献。陆德明关于《诗经》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典释文》中,其中的《序录》有关《诗经》的记录,应该看作一部较为完整的目录学着作,也是一篇简要的《诗经》学术发展史。其《毛诗音义》对《诗经》文献的训释、校理,对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颜师古对《诗经》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五经定本、《匡谬正俗》和《汉书注》中。这些着述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念,而在《诗经》文献的保存、训诂、校勘等方面的价值更是不可忽视。在《诗经》学史上,颜师古对唐代《诗经》学研究是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启之功的；孔颖达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毛诗正义》,被后人誉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着作,本文重点讨论了《毛诗正义》之集汉学大成特点,及与之相联系的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李善是唐代“文选学”的集大成者,以征引旧籍来解读阐释《文选》是李善注的显着特征。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在李善《文选注》中曾被多次引用,以解决《文选》的部分训释问题。本文在辑录梳理李善注所征引的《诗经》文献原始材料基础上,展开综合分析和考察。第七章讨论唐前期史注与《诗经》文献的情况,其中包括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李贤的《后汉书注》。他们对史书的研究、注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这其中就有不少唐前《诗经》文献。本文对叁书征引《诗经》文献的内容、方式等进行了梳理、概括和总结,对它们在运用、阐释和保存《诗经》文献方面的特色展开分析,对其价值和不足做了辨析。第八章讨论隋与唐前期类书与《诗经》文献的情况,其中包括《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叁部类书。叁部类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唐前文献,同时还客观地反映了《诗经》在当时的传播情状,透露了时人对《诗经》学习和接受的信息。本文在所辑录的《诗经》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分类总结,分析其表现方式,归纳其特点,最后揭示其对《诗经》学的价值和贡献。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是历代《诗经》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展开全面的研究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为能全面、系统地展示隋与唐前期《诗经》学和《诗经》文献的基本轨迹,从文献考据入手,在辑录原始材料、解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力图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较系统的研究梳理,以期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隋与唐前期《诗经》学,特别是《诗经》文献的基本状况和价值所在。在研究方法上,适应选题本身的需要,努力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事实结合,历史与逻辑结合,并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文学、经学、文化学、西方阐释学等多方面的专门知识,展开分析讨论。
孔德凌[7]2007年在《郑玄《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据《左传》和《国语》等典籍记载，春秋时一些达官贵族常在交际场合以赋诗的形式表情达意，即“赋诗言志”。春秋战国时比较盛行引《诗》，这一风气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延续下来。春秋战国时还存在论《诗》的现象。从季札观乐到孔子论《诗》，到相传子夏所作的《毛诗序》和战国墓出土的简书《孔子诗论》，说明至迟到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比较系统的《诗》学理论。春秋战国的引《诗》、赋《诗》、论《诗》表明先秦时期《诗经》研究已经开始兴盛起来。但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完整的《诗》学注释着作，只有片断的《诗》解见诸记载。先秦许多流派都对《诗经》研究做出了贡献，其中儒家对《诗经》最为重视，对《诗经》的贡献也最大。汉代儒生竞相传《诗》，并形成了不同的传《诗》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鲁、齐、韩、毛四家。西汉时“叁家《诗》”盛行，而《毛诗》一直未被重视。到了东汉，“叁家《诗》”逐渐衰落，《毛诗》迅速发展。到郑玄作《笺》时《毛诗》发展到顶点。在此之后，学者大都研习《毛诗》，“叁家《诗》”越来越少人问津。郑《笺》的出现结束了齐、鲁、韩、毛四家《诗经》学派异说纷纭的局面，完成了《诗经》学史上的第一次统一。郑玄研究《诗经》不拘师说，引起了后人的责难，这种责难是从魏朝王肃开始的。此后一部分学者如孙毓、孔晁等拥护王肃的观点，另有一部分学者如王基、孙炎等站在拥护郑玄的立场，两派学者展开了激烈论辩。《毛诗正义》是唐初孔颖达等学者奉敕撰作，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毛传》、郑《笺》和《毛诗谱》的着作，完成了《诗经》学史上的第二次大统一，结束了一段时期内《诗经》学上的纷争局面。唐代成伯玛与韩愈首先开始疑经，但未曾引起重视。宋代《诗经》学领域兴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很多学者纷纷抨击旧说，另立新说。此外也有一些宋代学者谨守《毛诗序》、《毛传》和郑《笺》之说。清代郑玄《诗经》学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获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近代以来的郑玄《诗经》学研究相对于古代的郑玄《诗经》学研究来说有很多变化，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角度的多样、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郑玄《诗经》学融合今古文《诗经》学于一体，集先秦两汉《诗经》研究之大成，达到了当时《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推动了《诗经》学研究进程。借助于郑玄的《诗经》研究成果，可以明确《诗》义、确定《诗》旨、考订名物，同时可以校勘文字，因此郑玄《诗经》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郑玄《诗经》学把《诗经》的研究范围拓展到多个文化领域，也为文化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从郑玄转益多师、博学众家的学习过程可以考察郑玄治《诗》的学术基础。郑玄笺《诗》、作《谱》时引用的书籍也可以反映出郑玄治《诗》的学术基础。在笺《诗》、作《谱》之前，郑玄已经注释了叁《礼》、《尚书》、《论语》等多部经典，这也是郑玄研究《诗经》的学术基础之一。郑玄的《诗经》研究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诗经》研究成果，汲取了东汉经师研究《诗经》的精髓。郑玄在东汉宽松自由的学术背景下治《诗》，所以其《诗经》研究表现出博取多师之长、不拘一家之言的特点。郑玄所注群经完整保留到今天的有叁《礼》注和郑《笺》，另有经过辑佚的《毛诗谱》。郑玄所作叁《礼》注引《诗》、解《诗》以“叁家《诗》”为主，同时与《毛诗》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体现在叁《礼》注与《毛诗》经文、《毛诗序》、《毛传》叁方面的关系上。郑玄注叁《礼》时对《毛诗》经文、《毛诗序》、《毛传》叁者都有所采纳。郑玄为叁《礼》作注以采“叁家《诗》”为主，兼取《毛诗》，已经表现出了融合今古文《诗经》学的倾向。郑《笺》的版本主要有叁类：一为唐及唐前写本，一为唐宋石经本，一为五代宋以来刻本。郑《笺》中的文字训诂形式主要有依本字立义、依古今字的古字立义、依假借字的本字立义叁种。郑玄对《诗经》文字的训诂或者依据古代典籍择善而从，或者因声求义、自创新解、随文释义。郑《笺》对《诗经》的修辞手法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进行了阐释，对诗人的修辞匠心进行了剖析，还对《诗经》的修辞效果进行了论述，从而使《诗经》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得到了体现，使《诗经》的语言表达特点更加明晰。郑《笺》中既有对《诗经》语言结构的阐释和对语序的分析，又有对实词和虚词的精确划分和准确阐释，表现了郑玄对中国古代语法的自觉探索。郑《笺》不仅串讲《诗经》章句意义，而且分析诗歌的篇章结构。郑玄笺《诗》主要是为了申明《毛传》，同时也采用“叁家《诗》”改易《毛传》。郑玄对《毛诗序》的作者、篇次、训诂进行了深入研究。《毛诗谱》的版本流传经过了宋前《毛诗谱》版本的完整流传和宋以来《毛诗谱》版本的辑佚补亡两个阶段。《毛诗谱》的主要内容包括《诗谱序》和十五个分谱共十六个组成部分。《毛诗谱》在《毛诗序》的基础上作成，全面吸收了《毛诗序》在诗歌美刺正变和诗歌背景及诗歌主旨方面的研究成果。郑玄所作的《毛诗谱》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毛诗谱》中既有对诗歌历史时世的考察，又有对诗歌地理风俗、美刺正变的考察。郑玄以这样的方式建构了新的解《诗》体系。如果把诗歌历史时世和地理风俗、美刺正变分别作为纵轴和横轴，就围绕着《诗经》形成了一个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关于《诗经》中每首诗歌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郑玄治《诗》在前后期表现出很大差异。郑玄注纬书、叁《礼》、《古文尚书》和《论语》等经典时引《诗》解《诗》多据“叁家《诗》”，偶用《毛诗》，这是郑玄治《诗》初步融通今古文的阶段。郑玄后期精研《毛诗》，并为《毛诗》作《笺》和《谱》，兼采“叁家《诗》”，这是郑玄治《诗》成熟融通今古文的阶段。郑玄作《笺》和《谱》时更加成熟地融众家之所长，合今古文为一体，集先秦两汉《诗经》研究成果之大成，“叁家《诗》”中一些精华的解说便融在《笺》和《谱》中。郑玄研究《诗经》时逐步融通今古文，最终达到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境地。郑玄解《诗》表现出不拘师说、融通今古、创立新说、注《诗》论《诗》相结合、注重与现实相联系等学术特点。郑玄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对不同经师的《诗经》研究成果择善而从，不拘一家师说。郑玄解《诗》融合“叁家《诗》”与《毛诗》于一体，吸收了各家之长。郑玄对《诗经》进行注释时提出了很多创见。郑玄解《诗》注重注《诗》、论《诗》相结合，并且建立了以《诗经》中诗歌的历史时世为纵坐标、以地理沿革为横坐标的解《诗》体系。根据郑玄所作的《笺》和《谱》，可以看出郑玄阐释《诗经》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史解《诗》、以礼解《诗》、以地理民情风俗解《诗》。郑玄以礼解《诗》时涉及到了周代嫁娶时间问题，与《毛传》以秋冬为婚期正时有异。郑玄笺《诗》、注《礼》认为仲春二月为婚娶正时，针对士庶而言说得过去；《毛传》以秋冬为婚娶正时，对于大夫及大夫以上阶层来说解释得通。《毛传》和郑玄的两种观点若分别指向特定的社会阶层，则婚娶时间问题迎刃而解。郑玄治《诗》的成果对后世的学术研究有深远影响。郑玄的弟子继承了郑玄研究《诗经》的成果，极力维护郑玄的学说，传播郑玄的学说。针对王肃对郑玄的责难，郑玄弟子王基、孙炎、马昭等崇尚郑学，拥护郑说，反对王肃改易郑玄旧说，坚持郑氏经义。郑玄对《诗经》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诗经》研究领域的拓展深深影响了后代文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因此郑玄《诗经》学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同时，郑玄《诗经》学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有些观点非常荒诞，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客观对待。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系统、全面的研究郑玄治《诗》的学术基础和学术背景、学术特点、学术方法及其影响和不足等各个方面，从而对郑玄《诗经》学的研究成果作一个完整的总结。本论文综合使用了归纳法和演绎法。本论文有效利用原始文献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同时有效利用考据材料，找出合适的例证，然后运用归纳法得出结论。本论文运用演绎法分析材料，然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本论文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既通过个案分析入手对郑玄《诗经》学的特点、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又从宏观的文化史、经学史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本论文既遵循历史线索从郑玄《诗经》学的研究历史和郑玄治《诗》的背景等方面进行研究，又从逻辑线索考察郑玄《诗经》学与“叁家《诗》”和《毛诗》的关系以及郑玄《诗经》学的特点、影响等问题，做到了历史线索与逻辑线索交错使用。
王宏佳[8]2007年在《湖北咸宁方言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湖北省咸宁市方言的词汇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整理出咸宁方言词汇表，再以词汇表为依托，进行了纵、横两个方面的对比研究。横向比较包括咸宁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对比研究；咸宁方言词汇与周边方言(大冶方言、阳新方言、通山方言、崇阳方言、通城方言、嘉鱼方言、赤壁方言和武汉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咸宁方言词汇与七大方言区代表方言(北京方言、长沙方言、南昌方言、梅县方言、广州方言、福州方言、苏州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纵向比较包括咸宁方言词汇与《诗经》、《论语》、《楚辞》、《说文解字》、《方言》、《广韵》、《集韵》及其他古代文献词汇的对比研究，并尽可能考证咸宁方言口语词本字和语源。通过对比研究，提取出咸宁方言词汇特征词语，并对这些特征词语进行充分的描写、分析和解释，从而揭示咸宁方言在词汇方面的特色和个性。最后结合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的标准对咸宁方言的归属问题作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考察咸宁方言的词汇，全面(语音、词汇和语法)而深入地了解咸宁方言，揭示咸宁方言的个性及其与汉语各方言的亲疏关系，同时为解决咸宁方言归属问题提供词汇上的依据。本文分为八个部分：(一)第一章：引言第一节：咸宁市概况。从位置、政区、人口及民族、地形、交通、文化和历史沿革七个方面介绍了咸宁市的基本情况。第二节：咸宁方言概况。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咸宁方言，并对咸宁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叁个方面的特点作了简要说明；全面介绍半个多世纪以来咸宁方言研究的现状与不足。第叁节：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简单介绍了自扬雄《方言》以来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历史：检视了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现状与不足，认为应该在理论的指导下，加强汉语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第四节：本文的研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方法、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论文的结构，最后是相关说明。(二)第二章：咸宁方言词汇表按意义或功能分二十六类，系统记录了咸宁方言常用词语。咸宁方言词汇表是本研究的基础和前期工作，本文所得出的结论直接来自对本表数据所作的比较研究。(叁)第叁章：咸宁方言词汇的横向比较第一节：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从词的语音、语义、词形和功能等方面对咸宁方言和普通话的词汇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第二节：与周边方言词汇的比较。以列表的形式对咸宁方言与大冶方言、阳新方言、通山方言、崇阳方言、通城方言、嘉鱼方言、赤壁方言以及武汉方言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咸宁方言的特色与个性，也清晰地展示了咸宁方言与周边方言的亲疏关系。第叁节：与七大方言区代表方言词汇的比较。以列表的形式对咸宁方言与北京方言(北方话)、长沙方言(湘语)、南昌方言(赣语)、梅县方言(客家话)、广州方言(粤语)、福州方言(闽语)、苏州方言(吴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咸宁方言的特色与个性，也清晰地展示了咸宁方言与各大方言区代表方言的亲疏关系，同时还为咸宁方言的归属提供了词汇方面的依据。(四)第四章：咸宁方言词汇的纵向比较第一节：咸宁方言词汇对古代汉语词汇的继承和发展。运用充分的方言事实说明咸宁方言与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咸宁方言词汇单音节化比较明显、咸宁方言词汇保留古语词较多。咸宁方言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古代汉语词汇有所发展。第二节：咸宁方言常用词考本字与溯源。结合《诗经》、《论语》、《楚辞》、《说文解字》、《方言》、《广韵》、《集韵》及其他古代文献，对咸宁方言常用词进行溯源并尽可能考清本字。(五)第五章：咸宁方言特征词语第一节：“汉语方言特征词”理论。系统介绍了“汉语方言特征词”理论，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汉语方言特征词”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补充。第二节：咸宁方言特征词语。在纵横向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咸宁方言与周边方言词汇比较表、咸宁方言与七大方言区代表方言词汇比较表两方面的数据，筛选出咸宁方言特征词语，并对这些词语进行了充分的描写和说明。(六)第六章咸宁方言的归属第一节：单一标准下咸宁方言的归属。简单介绍了时人和前贤对咸宁方言归属的看法和依据。最典型的观点认为咸宁方言属赣语，但也有学者对咸宁方言的归属有新的看法，并对咸宁方言属赣语的观点有所怀疑。第二节：双重标准下咸宁方言的归属。结合语音、词汇两个方面的标准，对咸宁方言的归属作阶段性结论。本文认为，就目前而言，把咸宁方言归入到过渡带方言是比较合理的。(七)附录附录一：咸宁方言的声韵调系统附录二：咸宁方言的句法特点附录叁：咸宁方言语料记音(八)参考文献
王子初[9]2017年在《明代《左传》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左传》学自明遗民检讨亡国的学术责任时被划入空疏学风之列,清儒以至后世对其的评价大体不出此范围。实际上,作为衔接宋学与朴学的过渡时期,《左传》在明代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左传》学也有自身的特征,即在追求孔子本意的义理诉求下,围绕《春秋》、《左传》系统的经史之别的矛盾,《左传》的史学倾向逐步得到重视,无论是经解系统,还是训诂系统,反对褒贬字例、强调实证具体研究的理念都逐步取代议论无根的倾向。明代《左传》学的意义在于,在义例问题上把史学化的倾向推到高峰,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清代朴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不再纠缠义例问题,而突出开发训诂考证的新领域;另一方面提供了存世较多的虽嫌稚气但开拓有功的考证、史学、兵学、文学研究成果。明代政治生活与《左传》研究的关系在于:在人才评定方面,太祖时对经解没有严格的控制,崇奉理学不影响叁传和古注疏的研究。太宗修《五经大全》以《胡传》为宗,很大程度限制了学人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认知,对空疏学风的兴起有不可推卸的诱导责任。在文献研究方面,太祖倡导学而有用和怀疑前说,官方也按此思路着手整理部分经典,客观上鼓励学者进行朴实的研究。在文献应用方面,《春秋》经传在维护名教和华夷之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否执行经典教导,以及如何解说经典都视当权者的意志而定。嫡庶话题、为后话题、立庙话题、刑狱罪主等话题,是《春秋》经传最为典型的应用,其中尤以“大礼议”为代表。明代《左传》学的发展目标与传统一致,都是以义理为宗,恢复孔子本意,然其自身特性规定了其目标的两个方向,一是从附庸于《胡传》和《春秋》,逐步放大叙事价值进,而加强独立倾向;一是在义例之学中,叙事的史学解释倾向逐步占优。大体以明中期为界,明初《左传》学以补苴宋儒义例之学的朴实学风为特征,明中晚期《左传》学是以心学治经、考证学以及文史改编叁种趋势多维展开为特征。明初赵汸、汪克宽、张以宁等学者在宋、元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完善,赵汸把前人提出的区分经文与史文的理论落实,把史文、变文、特笔的部分,通过比照经传书与不书,以比事属辞的方法进行区分,是《左传》学史上自杜预以来新的宏观义例体系的有益探索。赵汸引进史策书例分析《春秋》书法是有据扎实的方法,同时又因为立例众多充分暴露了义例之学中义理和史文的矛盾。晚清今文学兴起之前,学者大多顺着赵汸的思路加强史文的倾向,减弱义理的倾向,从而削弱褒贬义例在解经中的作用。汪克宽之书后来虽为《春秋大全》的蓝本,但汪书本身保存了不少古说,于《胡传》亦有所修正,考证较为朴实,不可视为空疏之作。张以宁较早地、系统地批判了《胡传》夏时冠周月的问题,以后学者无出其范围。刘基、石光霁的着作也是学有所本、言有所徵,并非游谈无根之学。整体上,明初大儒虽未逾越理学矩矱,属于对理学说经的修补调节,但稳重朴实,局部研究又有所创新。明中叶心学的振兴,强化了从史文程式的角度来认知“《春秋》书法”这种义例之学,王守仁突出强调直觉体验在解经中的根本作用,直觉优先于传记训诂为代表的知识渐悟。在逻辑上而非在时间上所产生的两个倾向:一是季本为代表的任臆说经,一是湛若水、郝敬为代表的以史解经。无论哪个都强调对孔子心理的直觉体验,宣传孔子真意是平易坦白的,而非深文周纳的,虽然在实践中或与初衷矛盾,或考证简陋,但都自发或自觉地把《左传》史学倾向投射到经文解读中,是义例之学向史学化演变过程中,认识论革新的重要来源。心学之外的部分学者注意到训诂、考证的价值,古注疏得到重视,如杨慎、陆粲、傅逊等人建立了《左传》考证学的初步范式,比较熟练地运用传内自证、以他经证传、以子史证传、以生活经验证传,以及利用小学、语法、情理、二重证据等多重手段综合考据。在义例领域,经例史文化成为一般性的认识,《左传》以赴告、阙文为代表的史学书例被广泛承认,学者逐步从概念优先的解经路径,转向重视叙事语境和个案的特殊性,突破了杜预以传为准的局限,转向以事为准,是义例之学在理论认识上的重要进步。经学之外存在大量文学、史学、兵学的《左传》改编着作,其意义在于强调《左传》经学之外的独立价值。文学上主要围绕何为文法的问题展开,究竟是法其创意,法其谋篇,还是法其修辞,是贯串明中后期各个文学派别的线索。小说改编使《左传》进一步走向大众文学。多种史学体裁的改编,反映学者对经史会通以至“六经皆史”观念接受的普遍化。有鉴于边疆危机的现实需求寻求兵法的源头,反映了部分学者学术要有用于世的观念。中唐以降的“新《春秋》学”在着作形式和义理关怀上都改变了以往《左传》学门派性的特征。自汉代到明代《左传》学的演进脉络既是着作形式从专家到集传的改变,更是深层次学风从孤立走向融合,从宗传走向尊经,从不破成说到自我作古的转变过程。其中,明代《左传》学之于汉儒的成果来说,重新注意其注释的意义;之于宋儒的研究环境来说,有挑战权威的时代意义;之于明遗民的启发来说,把义例史文化观念和训诂考证成果作为遗产留给他们,促成此期学者博识会通,高屋建瓴地审视《左传》学的发展动态,以及故国学术之弊,寄期望于以考证为代表的求实之学,经世致用以应对鼎革动荡,刺激了朴学倾注于训诂考证的重心形成,这与明代放大《左传》史学性质解释书法、名物训诂的趋势是一致的。
吕浩[10]2003年在《《篆隶万象名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本沙门大僧都空海的《篆隶万象名义》，又名《篆隶字书》，学界习惯简称为《名义》，是在顾野王《玉篇》的基础上，综合相关字书编撰而成的。在《原本玉篇残卷》、唐孙强本《玉篇》和宋本《大广益会玉篇》这一系字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杨守敬称《名义》“可宝者当在《玉篇》五残卷之上……直当一部顾氏原本《玉篇》可矣”。 《名义》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这些研究不是集中在《名义》与《残卷》、宋本《玉篇》的关系方面，就是集中在《名义》正文字头和反切注音方面，对于《名义》所反映的义训系统，还未有人整理和研究过。我们从事《名义》研究的重点就是这一领域，本论文第五章“准义项及其相关问题”从《名义》义项系统的实际出发，引入了“依用立项”观念，并指出这种观念对于分析《名义》中大量存在着的“准义项”及认识《名义》义项系统是很重要的。本论文第六章“与字头同例及避讳例”对于《名义》义项系统中的“假义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并指出此类“假义项”多数是由于某种错误而导致。而避讳则是沿袭南梁顾野王《玉篇》的避讳，即避梁讳。鉴于《名义》的特殊性，本论文第七章还指出了《名义》义项存在的问题。如用字错误，义训误省，音义错乱等问题随处可见。 当然，《名义》义训的研究也离不开字头和注音问题，因而我们关于《名义》研究的重点虽然放在义训方面，但这种工作是基于整体研究进行的。本论文第二章论及《名义》的作者、编撰年代、版本和体例问题。虽然《名义》卷十五标有“续撰惹曩叁佛陀”字样，然而以此为“界线”的前后两个部分在一系列问题上差别不大。例如《名义》在编撰或抄写中常常省略条目中与该条字头相同的字，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完整的义项应该与字头连读。此类情况前半部分有143例，后半部分有117例。《名义》中往往用“上字”、“上文”、“同上”、“上古文”等术语表示异体字关系，偶尔也表示意义或读音相同关系。这些术语在前十五卷与后十五卷中出现的情况不构成实质差异。从《名义》用字上看，“囙”为俗体“因”字，《名义》前半部分用“囙”为“因”字；后半部分虽然有用“囙”为“回”字的例子，但大部分“囙”字还是用作“因”字。另外，日本学者白藤礼幸在他的《解说》一文中提到了“馀”、“余”字的前后两部分的使用问题。据我们统计，“馀”字前半部分出现166次，后半部分出现99次。“余”字前半部分出现5次，后半部分出现16次。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发现，虽然《名义》前后两部分在术语、用字及其它属性上略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足以说明前后两个部分的材料来源有什么不同，更不足以说明前后两部分的编撰在时代上有多大差异。 本论文第叁章和第四章通过《名义》与《残卷》在字头、注音及释义叁方面的比较研究，指出了《名义》与《残卷》在字头方面相互补充，在释义方面相互证发。在注音方面，除少数用字不同及个别注音方式不同外，不存在太大差异。 在对《名义》义项系统重点研究以及对《名义》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第八章讨论了《名义》在现代辞书编撰方面的价值问题。也可以说，认真地整理和研究《名义》，不仅仅是校订《名义》中一两个错误，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名义》了解《说文解字》与后世字书之间的过渡情况，借助《名义》校订《说文解字》和《玉篇》，借助《名义》来完善现代辞书的编撰，借助《名义》来考察中古用字情况，考察中古语音情况，还能借助于《名义》进行一些有效的训话实践。 本论文作为附录的那些部分也都是《名义》研究的直接成果，这些成果是本论文相关章节的有力支撑。同时，这些成果也为《名义》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打下了坚实的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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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诗毛传》句法研究[J]. 于正安.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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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诗毛传》中的句法观念[J]. 于正安. 成都师专学报. 2001
[5]. 《毛传》植物名训释研究[D]. 申兆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4
[6]. 隋与唐前期《诗经》文献研究[D]. 孙雪萍. 山东大学. 2010
[7]. 郑玄《诗经》学研究[D]. 孔德凌. 山东大学. 2007
[8]. 湖北咸宁方言词汇研究[D]. 王宏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9]. 明代《左传》学研究[D]. 王子初. 吉林大学. 2017
[10]. 《篆隶万象名义》研究[D]. 吕浩.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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