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麦巧[1]2012年在《现代渭南方言研究概述》文中研究表明渭南方言即渭南地区方言,其范围包括临渭区、韩城、华阴、华县、大荔、潼关、澄城、合阳、富平、蒲城、白水。渭南方言隶属于关中方言,关中方言是汉族语言中一支很古老的方言,它有叁千多年的历史,在汉语发展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
徐朋彪[2]2014年在《渭南方言调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渭南方言的调查研究可追溯到西汉扬雄的《方言》。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普查进行的。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论着的数量也明显增多,揭示的方言现象日益丰富,但是还存在明显不足。
马毛朋[3]2003年在《陕西渭南方言研究》文中提出渭南市(临渭区)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南接蓝田县，北邻蒲城县，东连华县、大荔县，西毗西安市阎良区、临潼区。面积1221平方公里，人口85万。渭南素有“叁秦要道，八省通衢”之称。 渭南方言属于北方官话下属中原官话区。 渭南方言包括零声母在内共有25个声母，51个韵母，其中包括2个自成音节的辅音，4个单字调。连读变调共有1类，阴平调和阴平调相连时，前字由阴平调变读为阳平调。轻声主要出现在词缀和语气词上。卷舌韵母只有1个，无儿化现象。在渭南方音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以韵母为顺序列出了渭南方言的同音字表，同时又将渭南音系与普通话语音系统及中古音系统作了比较，总结出其共时音系特点和历时演化规律。渭南方言的词汇系统，以意义为标准，共分为21类。它们是天文地理、时令时间、农事农具、庄稼植物、虫鱼鸟兽、房屋器具、人品称谓、身体五官、病理医疗、衣服穿戴、饮食起居、红白大事、迷信诉讼、商业手艺、文化娱乐、动作心理、方向位置、人称指代、形容性状、各类虚词、数词量词。渭南方言语法系统和北方官话基本一致，但在词法和句法方面仍有一些独特的地方。人称、物主代词单复数主要通过变调形成，指示代词有独特的合音形式。渭南方言有一个与普通话中“个”相当的量词，其常见形式是与数词构成的合音形式。重迭包括名词、形容词、量词的重迭等类型。渭南方言中程度副词“太”用法特殊，表示可能性补语的虚词也很有特色。句法方面包括否定副词“不”的后置，“把”字句中状语的后置，带无定宾语的“把”字句，否定肯定式疑问句，“得是”句，语气词“些”、“咧”、“满”的特殊用法等等。最后，本文给出了语法例句。 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在不同地域的变体。汉语方言研究是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渭南方言。运用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渭南方言的语音、词汇、浯法系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总结出渭南方言的特点。同时，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语音系统为参照，从历时角度，归纳分析了渭南方言音系的古今演变规律。本项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客观地记录了渭南方言的共时状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动的语言资料。渭南方言与普通话的共时差异和以中古音为参照的历时音系演变规律都为建立汉语发展史、为现代汉语的研究、为渭南地区推广普通话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文的研究还将有助于推动陕西地区方言研究以及渭南地厂社会、文化、民俗、历史的研究。
韩瑜[4]2011年在《渭南方言语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渭南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东部。渭南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关中方言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篇关于渭南方言语音专题的研究论文。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共时和历时的方法,总结渭南方言语音的特点,并通过与周边方言的比较,推测渭南方言语音的变化发展规律。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渭南地理人口及历史沿革,其次根据声母和韵母的差异,介绍渭南的四个方言小区,指明本文所调查的对象为两原地区的方音,最后,说明渭南方言语音研究现状。第二章：渭南方言语音分析,描写了渭南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归纳总结语流音变的特点,绘制了声韵调配合表。第叁章：渭南方言同音字汇。第四章：将渭南方言与中古音做比较,总结渭南方言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特点。第五章：通过渭南方言知组开口叁等字与蒲城、合阳方言的对比,探讨知组开口叁等字的演变规律。
韩承红[5]2003年在《渭南方言虚词》文中提出渭南方言是陕西关中方言的重要组成 ,但对其虚词系统细致的研究还很不足。本文从方言比较研究的角度 ,对渭南方言中有个性特征的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等虚词进行探讨 ,并揭示其与普通话及陕西其他方言相比显示的特点 ,以期引起对方言语法研究的关注。
韩承红[6]1999年在《渭南方言变调浅说》文中指出渭南方言作为陕西关中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变调方面有其显见的特点和规律。文章主要探讨方言上声、阴平、阳平的连续变调，及迭字名词、形容词变调的规律
屈杰[7]2016年在《潼关方言“乃咧”的分析及其与“很”“太”的类型学对比》文中研究指明按照地域划分,陕西省方言主要分为叁大部分,即陕北方言、关中方言及陕南方言。渭南方言作为关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潼关作为渭南最东边的县城,又是连接陕西、山西、河南叁省的重要枢纽,潼关方言与渭南方言既有很多共性;也有不同于渭南其他地区方言的特征。“乃咧”是潼关方言中极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作程度副词时,它既有程度副词的共性,即在句中作状语或补语,表示动作或性状的程度,又有其独特的语法特征和表现力。它不仅是潼关方言中使用频率最高,表达程度最强的程度副词,与此同时也可以作为语气词,更可以独立成句表示突然意识到某事的发生及遗憾、悔恨的情感。本文在类型学理论基础上,运用问卷、内省、观察的方法,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乃咧”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总结其作副词与语气词时的结构、句型及表达特征。通过观察研究,“乃咧”作程度副词时可用于以下叁种句式：名词／代词+形容词+乃咧,名词+动词+副词+乃咧,把+人称代词+动词+乃咧。作者将其与“太”、“很”等渭南方言特色程度副词对比,发现并总结它们之间的异同,同时分析“乃咧”作语气词及独立成句表达的语法功能,语义特色及语体特征。作为潼关方言特色的表达,“乃咧”的使用者趋于老龄化,而且越来越少,并呈现出渭南化、西安化的特点：“很”、“太”正在悄无声息地替换“乃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地人表示程度的交谈中。本文虽然局限于对“乃咧”的观察与分析,但是作者希望能够借此使更多学者关注方言特色表达,详实记录地方特色方言。
张永哲[8]2016年在《关中方言词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系统调查研究关中方言的词汇,展现关中方言词汇的整体面貌和特征,改变目前关中方言词汇研究的薄弱局面。全文包含九章内容,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六章对关中方言词汇整体上进行共时地描写比较,第七章历时地考察关中方言词语的发展演变,第八章为代词"人家"合音现象的个案研究,第九章为理论思考。文章以《关中方言词汇对照集》所收48个方言点的27类1622条常用词为准统计关中方言内部一致性词语、关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一致性词语,计算一致性词语的数量和百分比。由统计数据得出两点结论:1.关中方言词汇内部一致性极高,其词汇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同小异";2.关中方言与普通话词汇一致性比较高,关中方言内部一致的词语大多数也与普通话相一致。同时,统计关中方言词汇差异的数量,考察词汇的地域差异。关中方言词汇以双音节词占主体,词汇的音节差异主要表现为双音节词与单音节或叁音节词的不同。构词差异包括复合词的差异,派生词的差异,复合词、重迭词、派生词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合成词中修饰语、中心语的有无四个方面。词义差异主要有6类:1.词形相同,义项多寡不同;2.词形相同,词义不同,且互不包含;3.词形相同,词义一方包含另一方;4.词形相同,词义交叉;5.词项与义项的参差对应;6.词形相同,词义的感情色彩不同。关中方言存在8个重要的构词现象:变调构词,人称代词、亲属称谓词的声调类化,分音词,合音词,羡余词,脱落词,事物名词的人称化,畜禽性别词的多样性。人称代词的声调类化表现为叁身代词"我、你、他"的单数、复数分别同调。亲属称谓词的声调类化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类化读阳平调,有44个点,为主流;一种是类化读去声调,仅有华阴、兴平2个点。分音词在长期的使用中与原词音、义发生分化,共时层面上二者多不对应。合音词在长期的使用中与原词音、义也会发生分化,语音对应参差不齐。有些合音词的词义受到磨损,被人们重新分析为类似原词中的某个语素,又与原词中的另一个语素构成新的合成词,形成迭床架屋的构词方式。有些合成词除独立使用外,还可以跟其他语素构成合成词。关中方言除用区别词"公、母"外,更多的用其他词语标示畜禽的性别,每个区别词的使用对象是固定的、有限的,不能泛化。区别词与动物的搭配具有较强的理据性。文章对关中方言内部137条同素逆序词的结构、词性、意义、用法等进行分析描写,逐条释义,适当举例,同时比较方言点之间的异同。对关中方言同素逆序词与普通话的异同也进行了比较。关中方言内部同素逆序词的结构一致性极高,结构类型以联合—联合式为主体;同素逆序词AB、BA词性大多相同,词性以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实词为主体。文章共列举关中方言中使用的古语词94条,每个词条内容包含词目、注音、释义、用法举例、文献例证,描写现实,追溯来源,将关中方言词语与扬雄《方言》词、古代汉语词进行比较,探讨词语的发展演变,同时将关中方言与外方言作比较,说明某个词语的共时分布情况。文章全面展示关中方言代词"人家"的各类语音形式,以宏观的视角和动态的语料揭示"人家"与"伢"的合音关系,并对一些现象进行解释。"伢"声母取自"人",韵母取自"家",声调或取自"人",或取自"家",以取自"家"占优势。共时层面上探讨"人家"与"伢"的合音关系之所以有难度,是因为"伢"形成后,韵母、声调发生了变化,与"人家"在发展演变上出现了不同步性。本文微观考察诸多语言现象,多角度探讨造成关中方言词汇差异的主要原因,提出应加强普通话和强势方言对其他方言词汇的渗透过程研究。对词汇研究理论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张成材[9]2011年在《陕西方言研究六十年述评》文中指出陕西方言研究60年来大致经历了叁个阶段:建国至改革开放前期(1949-1978)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普查工作为主;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9)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编写方志开展方言研究工作;新世纪时期(2000-2009)为第叁阶段,这一阶段方言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从组织、人力、资金、成果等方面看,都是前两个阶段所不能企及的。
孟亮[10]2014年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方言衰退的因素——以关中渭南方言为例》文中认为方言在人们日常会话和交流中起着很重要的角色。以往对汉语方言的分析研究主要从社会文化方面入手,集中于方言变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本文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的角度,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关中地区渭南方言目前的使用情况分析,探讨了方言变化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所探讨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关系,进而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关中渭南方言的保持和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现代渭南方言研究概述[J]. 王麦巧.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2
[2]. 渭南方言调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 徐朋彪.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 陕西渭南方言研究[D]. 马毛朋.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4]. 渭南方言语音研究[D]. 韩瑜. 西北大学. 2011
[5]. 渭南方言虚词[J]. 韩承红. 人文杂志. 2003
[6]. 渭南方言变调浅说[J]. 韩承红. 渭南师专学报. 1999
[7]. 潼关方言“乃咧”的分析及其与“很”“太”的类型学对比[D]. 屈杰.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关中方言词汇研究[D]. 张永哲.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9]. 陕西方言研究六十年述评[J]. 张成材.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
[10].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方言衰退的因素——以关中渭南方言为例[J]. 孟亮.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