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生物积累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生物,沉积物,大亚湾,重金属,疏水,霍尔,生态。
生物积累论文文献综述
张俊慧[1]（2019）在《伯克霍尔德菌GYP1对镉的生物积累及其耐镉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重金属污染是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环境问题,其中镉作为毒性最强的重金属之一,严重威胁了生态系统安全和人类健康。本文以课题组前期在受污染农田中筛选的洋葱伯克霍尔德菌Burkholderia cepacia GYP1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对重金属镉的耐受性能、寡营养条件下的镉积累能力及其应对镉胁迫的微观机制和分子机制,论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研究表明驯化后的GYP1能够耐受高浓度的Cd~(2+),最高可在含1000 mg/L Cd~(2+)的LB液体培养基中生长,且耐受多种重金属,其耐受能力表现为:Cu>Pb>Ni≈Zn>Cr>Cd>Co。此外GYP1具有很强的镉积累能力,pH=6时,GYP1对100 mg/L Cd~(2+)的积累量为84.45 mg/g(干重),Cd~(2+)初始浓度升高至200 mg/L时达到最高积累量,为116.60 mg/g,而pH(3-6)对GYP1的镉积累能力影响不大,表明GYP1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2)通过不同的表征手段研究了寡营养条件下GYP1积累镉的机制。对细菌表面Zeta电位的分析表明静电吸附在细菌积累镉,特别是在初始阶段的快速吸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TR-FTIR分析结果说明了细胞外膜或EPS中所含的丰富的羧基、氨基、磷酰基等官能团配位参与了镉的积累。流式细胞术(FCM)结果证明GYP1与Cd~(2+)作用7天内,绝大多数细胞都可以维持完整的细胞结构,此外,SEM-EDS、TEM-mapping观察到了细菌表面的胞外分泌物(EPS),并且在细胞内外均检测到了镉信号。进一步测定Cd~(2+)在亚细胞结构的分布显示,当Cd~(2+)初始浓度为100 mg/L时,GYP1对镉的吸收和分布随镉积累量的增加而变化,1 d内Cd~(2+)主要积累在胞外,同时胞内积累量不断增加,2 d后胞内积累量基本保持稳定,此时镉的去除则与细胞分泌的EPS有关且以胞外积累为主,而在低Cd~(2+)浓度(≤20 mg/L)时则以胞内积累为主。(3)采用iTRAQ技术分析了镉胁迫前后GYP1蛋白质的表达差异。相比对照组(水),镉胁迫7 d后GYP1细胞中的差异表达蛋白有561个,其中284个蛋白表达上调,277个蛋白表达下调。镉胁迫导致GYP1促进了Cd~(2+)/Zn~(2+)外排ATP酶和Ⅵ型蛋白分泌系统的表达,从而促进了胞内镉外排及可固定胞外镉的EPS的分泌,同时GYP1细胞促进了谷胱甘肽硫转移酶的表达,加强了Cd~(2+)与谷胱甘肽的络合从而缓解胞内镉毒性。细胞还通过上调抗氧化系统、DNA修复系统和下调氧化磷酸化过程以降低镉胁迫诱导引起的氧化压力。此外为了给镉胁迫下的细胞提供物质基础和能量基础,细胞加快了糖酵解途径、叁羧酸循环、磷酸戊糖途径、嘌呤和嘧啶代谢、氨基酸代谢等生理过程,进而提高了其对镉的耐受性。(本文来源于《华南理工大学》期刊2019-05-20）
Qumber,Abbas[2]（2019）在《生物炭对农作物中工程纳米颗粒的生物积累与毒性控制作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基于纳米技术的产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从而在环境中释放出大量的工程纳米粒子(ENPs),使得生态系统安全存在潜在危险。ENPs与植物的相互作用会影响生态系统健康,此外,植物是陆地环境中的主要生产者,食用含有ENPs的植物或作物可以通过食物链将这些纳米污染物传递给人类。一些可持续和可再生物质可以固定ENPs,如生物炭。因此,通过使用生物炭来固定和降低ENPs在粮食作物中的生物利用率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生物炭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修复。然而,关于生物炭与纳米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却知之甚少。生物炭是一种富碳材料,通常将废弃生物质在惰性或缺氧条件下通过热化学转化制备获得。生物炭的益处包括但不限于:改善土壤物理化学特性以促进植物生长和提高经济作物产量、环境污染物修复、碳固定和作为清洁能源资源。在本研究中,在不同热解条件下制备生物炭,并使用一系列技术进行样品表征,如 SEM、Raman、XRF,FTIR、XPS、TGA、XRD、Brunauer-Emmett-Teller(BET)和元素分析仪。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对较高的温度(≥500℃C),较长的保留时间(90 min),较低的升温速率(1 ° C min-1)和气体流速(20 Sccm)条件下,由精细生物质颗粒(<200目)制备得到的生物炭,更有利于固定和吸附环境污染物。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中将制备的生物炭用于ENPs的修复。将叁种粮食作物:小麦(Triticum aestiivum L.)、水稻(OOryza sativa L.)和玉米(Zea may L.)置于含有不同浓度(0、100、200、500、1000和2000 mg L-1)的银(Ag),二氧化铈(CeO2)和二氧化钛(TiO2)ENPs的水培系统中培养,并设置添加和不添加生物炭(@2%w/v)这两组实验。在仅含有ENPs的实验组中,TEM-EDS结果表明ENPs以纳米形式被细胞摄取并出现在植物组织中,并且会扰乱植物的生长、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作用相关的生理学特性。相反,在含有生物炭的ENPs水培系统中,ICP-MS分析结果表明各元素在植物组织中的累积量显着降低了,而且生物炭减轻了 ENPs的光毒性效应。同时,生物炭还通过提高生物质产量、增加根茎长度以及同化大量和微量营养素来促进植物生长。生物化学和EPR的分析结果证实了纳米颗粒在植物中通过产生活性氧(ROS)(主要为超氧化物O2·-)从而导致氧化应激的致毒效应。此外,ENPs-生物炭复合物的XPS和FTIR测试结果揭示了生物炭中羧酸盐、羟基和表面含硫官能团对ENPs的固定作用。这些结果都表明,添加生物炭是抑制食品作物中ENPs的生物有效性和富集的一种有效方法,从而实现植物和生态系统的纳米安全。(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期刊2019-05-01）
梁淼,李德鹏,孙丽艳,钟慧颖,鞠茂伟[3]（2018）在《曹妃甸表层沉积物和底栖生物重金属的污染特征与生物积累》一文中研究指出利用2014-06曹妃甸近岸海域14个采样站位沉积物和底栖生物体7种重金属(Cu,Pb,Zn,Cd,Cr,Hg和As)单因子污染指数、富集系数、潜在生态风险因子和生物-沉积物积累因子,评估了曹妃甸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污染现状、潜在生态风险水平和生物-沉积物积累程度。结果表明:曹妃甸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大小顺序为Zn>Cr>Pb>Cu>As>Cd>Hg;空间分布上呈现靠近曹妃甸填海区域含量高、远离其区域含量低的趋势。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由高到低为Cd,Hg,Zn,Pb,Cu,Cr,As,其中Cd的污染程度为轻微污染,其余重金属元素富集污染程均为无污染。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等级"较低"水平,其中Cd元素是较大的潜在风险因子。底栖生物生物体重金属元素含量大小顺序依次为Zn>Cu>As>Cd>Cr>Hg>Pb,Cd在2种双壳类贝类生物体内具有较强的累积作用,是沉积物重金属含量的6.64倍,其余均显示没有累积。(本文来源于《海岸工程》期刊2018年04期）
王俊能,赵学敏,胡国成,钟松雄,姚玲爱[4]（2019）在《广西龙江鱼类镉含量分布特征及生物积累特性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突发镉污染事件能引起江河水体恶化,破坏水生态环境和威胁人类健康.本研究为证实突发镉污染事件引起生态环境风险,以不同类型鱼类以及鱼类不同组织器官为研究对象,分别前后6次对龙江进行采样调查,并对各鱼类根据水层和食性进行分类及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前3次调查鱼类肌肉镉含量显着高于后3次调查鱼类肌肉镉含量;草食性,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不同组织器官镉的含量大小均可排序为:肾>肝>肠>鳃>卵>鳞≈肌肉,且3种类型肾的镉含量均显着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器官(P<0.05);鱼类同一组织器官镉的含量根据不同水层鱼类依次为:底层鱼类>中下层鱼类>中上层鱼类.不同食性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BAF从大到小依次为杂食性,肉食性和草食性,分别为8.32、6.33和5.15;不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大小排序为:底层鱼类(8.18)>中下层鱼类(7.70)>中上层鱼类(4.99).(本文来源于《环境科学》期刊2019年01期）
刘思思[5]（2018）在《抗生素在莱州湾近岸食物网中的生物积累与食物链传递》一文中研究指出抗生素是具有抑菌或者杀菌活性的一类药物,广泛应用于人类医疗、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等领域。抗生素的使用量大、生物利用率有限,因此,它们可以通过陆源输入和围海养殖废水排放等途径不断进入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由于抗生素的假持久性,该区域的海洋生物可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暴露于受抗生素污染的环境中。目前,不同营养级的海洋生物体内都已检出抗生素。抗生素在海洋生物体内的生物积累因子(BAFs)最高可达105 L/kg,部分抗生素还具有生物放大潜力。然而,抗生素在近岸海洋食物网中的生物积累特征和食物链传递规律尚不明确。本研究选取了 19种环境中被频繁检出的抗生素作为研究对象,包括9种磺胺类抗生素(SAs)、5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FQs)、4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MLs)和甲氧苄氨嘧啶(TMP),研究了它们在中国北部莱州湾近岸海域19种非养殖海洋动物体内的生物积累、组织分布、食物链传递行为以及膳食健康风险,为抗生素的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研究了抗生素在莱州湾海洋物种体内的生物积累和组织分布。在莱州湾近岸非养殖海域收集了中上层鱼类、底栖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等19种海洋经济物种,利用LC-MS/MS测定了抗生素在这些物种肌肉、鳃、肝脏和肾脏中的浓度。结果表明,所有目标抗生素均被检出,总浓度范围为57～1370 ng/g湿重(ww)。抗生素在莱州湾海洋动物体内的生物积累特征与它们的生活类型和摄食类型有关。无脊椎动物比鱼类蓄积更高浓度的抗生素,底栖鱼类比中上层鱼类蓄积更高浓度的抗生素(p<0.05)。抗生素总浓度在滤食型动物体内最高,其次是食肉型动物和浮游生物食性动物,在杂食型动物体内最低(p<0.05)。不同种类抗生素在莱州湾鱼体内的组织分布特征不同。∑MLs在鱼类各组织中的相对质量高低顺序为:肝脏>鳃≥肌肉≥肾脏。∑SAs,TMP和∑FQs在鱼类各组织中的相对质量高低顺序为:肌肉>鳃≥肝脏≥肾脏。(2)选取红霉素等4种抗生素作为模型化合物利用基于生理毒代动力学(PBTK)模型预测了它们在莱州湾花鲈(Latolabrax maculats)和银鲳(Pampus argenteus)体内的组织浓度。结果发现,红霉素在两种鱼体内各组织中的预测浓度与测量浓度相差均在1个数量级范围内。红霉素在两种鱼体内的组织预测浓度高低顺序相同,均为:肝脏>鳃>肾脏>肠道>充分灌注室>脂肪>肌肉,这与红霉素在它们体内组织测量浓度高低顺序一致。这些结果表明疏水性较强的红霉素在鱼体内的组织分配过程遵循PBTK模型,主要由被动扩散控制。结果还发现红霉素的肝脏/血液分配系数最大,因此根据被动扩散原理可以解释红霉素为什么主要蓄积在鱼类肝脏中。对于疏水性较弱的磺胺甲恶唑、甲氧苄氨嘧啶和氧氟沙星,它们在花鲈和银鲳体内各组织中的预测浓度与测量浓度相差1～4个数量级,表明预测效果较差,未能很好地解释它们在鱼体内的组织分布特征。(3)研究了抗生素在莱州湾近岸食物网中的食物链传递行为,并评价了中国居民通过莱州湾海产品摄入抗生素的膳食健康风险。利用稳定性碳氮同位素法测定了莱州湾各物种肌肉样品中稳定性碳和氮同位素比值,确立了一个莱州湾近岸食物网中消费者的结构组成和营养级水平(TLs)。该食物网由8种鱼类和9种无脊椎动物组成,不包括存在其他食物来源的鲛鱼(Liza haaematocheilus)和红狼牙鰕虎鱼(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该食物网中,各物种的TL值范围为2.00～4.10,横跨3个营养级,属于典型的大陆架食物网。结合该食物网中各消费者肌肉组织的抗生素浓度和TL值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计算了抗生素的营养级放大因子(TMFs)。结果表明,TMP和5种SAs(磺胺甲恶唑、磺胺氯哒嗪、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嘧啶和磺胺间甲氧嘧啶)的对数浓度随7Ls升高显着增加(p<0.05),TMFs为1.4～3.9,表明它们发生了生物放大;5种抗生素(依诺沙星、氧氟沙星、恩诺沙星、阿奇霉素和红霉素)的对数浓度随7Ls升高而显着降低(p<0.05),TMFs为0.4～0.7,表明它们发生了生物稀释;其他8种抗生素没有呈现食物链传递行为(p>0.05)。中国居民通过莱州湾海产品摄入抗生素的健康风险商值(HQs)和累积危害指数(HIs)小于0.1,表明健康风险较低。通过每日摄食莱州湾海产品导致的成年人尿液中抗生素最大浓度远低于大肠杆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表明仅通过每日摄食莱州湾海产品不会导致抗生素对人体内大肠杆菌种群的抗药性细菌个体进行选择和富集。(本文来源于《大连理工大学》期刊2018-06-07）
吕冰心,徐青艳,常蓉,颜志秀,李博生[6]（2018）在《关键环境因子对螺旋藻营养元素生物积累及有机化程度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以钝顶螺旋藻为研究对象,通过在培养液中分别添加钙铁锌硒离子并结合调节螺旋藻细胞的生长环境条件以达到以上四种营养元素最大积累的目的,并对其在细胞内的有机化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当温度为20℃、光照12 k Lux、p H8.5时,钙积累量提高了97%,螺旋藻钙总含量和其有机化程度分别达到18.21 mg/g、84.17%;当温度为30℃、光照4 k Lux、p H10.5时,铁积累量提高了175%,螺旋藻铁总含量和其有机化程度分别达到1634.34 ppm、89.98%;当温度为30℃、光照8 k Lux、p H8.5时,锌积累量提高了87%,螺旋藻最高锌含量和有机化程度分别达到88.30 ppm、58.28%;当温度为30℃、光照12 k Lux、p H9.5时,螺旋藻中硒元素总含量及有机化程度分别为1011.00 ppm、70.54%。因此,在以环境调控为基础,同时配合增加外源培养液浓度的培养条件下,能够使得螺旋藻钙、铁、锌、硒四种矿物质营养离子积累量大大增加。(本文来源于《食品工业科技》期刊2018年18期）
李春燕,张学敏,岳璐,闫福林[7]（2018）在《黄连四个部位中五种生物碱含量和生物积累量分析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目的:对黄连4个不同部位(根茎、须根、茎和叶)中5种生物碱(小檗碱、黄连碱、巴马汀、表小檗碱和药根碱)的含量和生物累积量进行比较分析,为黄连非药用部位(须根、茎和叶)的资源综合利用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以恩施地区3批黄连样品为实验材料,采用HPLC对黄连4个部位中5种生物碱含量和生物积累量进行测定,并作分析比较。结果:黄连非药用部位各生物碱含量、生物量和生物积累量较高,非药用部位小檗碱、黄连碱、巴马汀、表小檗碱和药根碱生物积累量占全株依次为14.7%、20.8%、7.5%、17.8%、31.9%。结论:黄连非药用部位各生物碱具有一定的综合利用价值,应对黄连药用资源进行再开发和深度利用。(本文来源于《中医药学报》期刊2018年02期）
林丽华,魏虎进,黄华梅[8]（2017）在《大亚湾表层沉积物和底栖生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特征与生物积累》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分析2015年5月大亚湾海域34个采样站位表层沉积物和底栖生物生物体中5种重金属(铜、铅、锌、镉、汞)的综合污染程度因子、潜在生态风险因子和生物-沉积物积累因子,评估了大亚湾海域表层沉积物重金属的污染现状、潜在生态风险水平和生物-沉积物积累程度。结果表明:大亚湾海域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上呈现锌>铅>铜>镉>汞的规律;空间上呈带梯度带分布:北部沿岸海域含量较高,南部口门附近海域最低。重金属污染属于中等-比较严重污染水平,其中锌、镉、汞是大亚湾沉积物污染的主要因子,潜在生态风险属于中等-较高风险水平,汞、镉是较大的潜在风险因子。底栖生物生物体重金属含量上呈现锌>铜>铅>镉>汞。铜、铅、锌、汞四种重金属除铜、锌在棒锥螺(Turritella terebra)生物体轻度积累外,其它均无明显积累表现,而重金属镉呈现较强的积累现象。(本文来源于《生态科学》期刊2017年06期）
范文宏,曾佩,卢惠婷,刘莹莹,李晓敏[9]（2017）在《5种不同晶型的纳米二氧化钛对金属铜生物积累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纳米二氧化钛(nTiO_2)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物理化学性质的纳米材料被广泛应用。然而,在生产、使用的过程中,nTiO_2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于水环境中。重金属是水体中常见的污染物之一,nTiO_2进入水体后是否会与水体中的重金属发生相互作用,进而影响重金属的生物积累,目前相关报道还很少。本论文以大型溞为模式生物,考察了5种不同晶型nTiO_2对常见的重金属铜生物积累影响。结果表明,nTiO_2对Cu2+的吸附降低了试验液中Cu2+浓度。但5种不同晶型nTiO_2的吸附能力并不一样,其中锐钛矿晶型(A-S)的吸附能力最高,这可能是由于结构缺陷和表面羟基的存在,为Cu2+提供了更多的结合位点,从而提高了A-S的吸附能力。nTiO_2的存在降低了金属铜在大型溞体内的积累,这可能是由于nTiO_2对金属铜的吸附,降低了自由Cu2+的生物可利用性。由于nTiO_2样品之间比表面积的差异,不同晶型之间单位nTiO_2引起的铜积累有显着性差异性(P<0.05),其中锐钛矿和金红石之比为4:1混合晶型(M1)最高,A-S最低。(本文来源于《生态毒理学报》期刊2017年05期）
裴媛媛[10]（2017）在《应用聚二甲基硅氧烷平衡被动采样技术预测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生物积累》一文中研究指出环境中疏水性有机污染物(HOCs)由于具有持久性、生物积累性和毒性被广泛关注,研究者们对其环境行为和生物积累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污染物的生物积累浓度对评价其生态健康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通过实验室生物测试或者采集野外生物样品来定量生物体内HOCs浓度需要较高的实验成本,因此有必要发展新兴测试技术,通过监测环境介质浓度来准确估算生物积累浓度。近年来以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为吸收相的平衡被动采样器被广泛用于监测环境中HOCs,在达到热力学平衡的状态下,HOCs在环境介质、采样器和生物体之间的逸度相同,此时可以直接由HOCs在采样器中的浓度结合其在生物相和PDMS之间的平衡分配常数来估算生物体内平衡积累浓度。然而,目前HOCs在生物相和PDMS之间平衡分配常数的数据较为缺乏,特别是高疏水性有机污染物。此外,虽然脂肪是HOCs在生物体内的主要分配相,对于部分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生物体,污染物在其体内蛋白质中的分配可能影响污染物的生物积累,而有关HOCs在蛋白质相和PDMS的平衡分配常数的数据也相当匮乏。最后,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水环境中HOCs的生物积累,相对缺少大气污染暴露下的生物体积累浓度数据。因此,本研究从测定生物相和PDMS之间的平衡分配常数入手,将沉积物的平衡被动采样浓度用于估算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生物积累浓度,探究蛋白质相对HOCs生物积累的影响,然后选择信鸽作为大气中HOCs的监测物种,测定信鸽体内污染物的积累浓度,探究其与信鸽年龄和大气浓度的关系,最后,研究PDMS平衡被动采样估算生物组织中高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生物积累量的适用性。首先,本论文建立了预加载PDMS解吸的方法,测定了21种多氯联苯、14种多溴联苯醚、德克隆和十溴二苯乙烷在PDMS和储存性脂肪、膜脂肪和蛋白质间的平衡分配常数(KSL,PDMS、KML,PDMS和Kpro,PDMS)。虽然目标化合物的疏水性范围很广,辛醇-水平衡分配常数(log KOW)从5.07到11.6,但是测得的KSL,PDMS、KML,PDMS和Kpro,PDMS值范围相对稳定,分别为5.36–52.5、0.286–11.8和0.067–2.62g/g。储存性脂肪的相对吸收能力最强,膜脂肪次之,蛋白质最弱。对于log KOW<9的目标化合物,kpdms,pro值范围为0.382–14.9g/g,而且不受预加载pdms膜片厚度影响,但是对于高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由于其在pdms中扩散速率较慢,显着受pdms厚度影响,当分配体系中预加载pdms膜片厚度由209μm减小到58μm,其kpdms,pro值随之降低。由最薄的58μm厚pdms膜片测得的高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kpdms,pro范围为1.78–6.85g/g,和logkow<9的目标化合物保持一致。结果说明了hocs在pdms和生物相间的分配不受疏水性的影响,有利于pdms被动采样器对hocs生物积累的预测。接着,选用夹杂带丝蚓作为底栖无脊椎动物的模式生物,使用沉积物pdms平衡被动采样对夹杂带丝蚓体内hocs的积累浓度进行估算。检索收集文献中pdms平衡浓度和夹杂带丝蚓的积累浓度数据,使用文献中pdms平衡浓度以及本研究测得的ksl,pdms、kml,pdms和kpro,pdms,对夹杂带丝蚓的平衡生物积累浓度进行估算。只考虑储存性脂肪的估算积累浓度与实测的积累浓度相关性关系良好,对数值线性拟合斜率为1.06,r2=0.931,所有化合物估算值和实测值的差异在10倍范围以内,说明该预测有效可行。进一步,比较了只考虑储存性脂肪作为分配相的单项预测模型和同时考虑储存性脂肪、膜脂肪和蛋白质叁种生物相的多相预测模型的估算结果,发现考虑膜脂肪和蛋白质的积累贡献未显着提高预测的准确度,说明目前使用的单相预测模型可以满足底栖无脊椎动物体内hocs积累量的估算。其次,在广州市区采集了29只信鸽对城市大气中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有机氯农药和卤代阻燃剂进行生物监测,测定了信鸽肺、肝脏和脂肪组织中的积累浓度。发现这些hocs在信鸽体内的积累未呈现显着的性别差异。肺中积累浓度显着高于肝脏和脂肪,而且信鸽食物和饮用水中只检测到低浓度的多环芳烃,说明呼吸作用是hocs在信鸽体内的主要积累途径。信鸽体内积累浓度由高到低为多环芳烃>多溴联苯醚>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德克隆,同一类化合物中叁环多环芳烃、高溴代多溴联苯醚、p,p’-dde、低氯代多氯联苯和反式德克隆的相对丰度较高,总浓度和组成均与大气中污染物一致。对比不同年龄的信鸽体内hocs浓度发现,1年的信鸽体内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浓度显着高于5年和10年的浓度高,可能是由于高强度的飞翔训练增加了污染物在肺和肝脏中的积累,但是由于两类污染物的代谢差异,导致其在脂肪组织中的积累量随着年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信鸽体内有机氯农药展现出随着年龄增加降低的趋势。多溴联苯醚和十溴二苯乙烷在信鸽肺中观察到明显的随暴露时间增长积累增加的趋势,但是肝脏和脂肪组织中未观察到类似趋势,推测是由于这些高疏水性阻燃剂大部分附着在大气颗粒相,通过呼吸进入信鸽肺部,由于其生物可利用性较低,难以迁移到其他器官,主要以附着于颗粒物的形式沉积在肺组织中。野生鸟类对HOCs的积累存在多种途径,而信鸽主要是通过呼吸作用积累大气中的HOCs,体内积累浓度要显着低于野生鸟类。因此,信鸽作为单纯暴露于大气污染的监测物种,其体内HOCs积累数据可以为评估城市居民的呼吸暴露风险提供参考。最后,对信鸽脂肪组织进行PDMS平衡被动采样,发现滴滴涕和多溴联苯醚的估算浓度与实测值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斜率为0.885,r2=0.868,说明平衡被动采样方法可以取代溶剂萃取方法测定脂肪组织中HOCs的生物积累浓度。研究中可测定的最高疏水性化合物为BDE-209,反映PDMS平衡被动采样可以用于生物组织中高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定量。总而言之,本论文结合生物相-PDMS平衡分配常数的测定和PDMS平衡被动采样,对不同类型生物体内HOCs的积累浓度进行预测,为PDMS平衡被动采样在生物积累浓度估算中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系统方法。通过将环境被动采样与生物积累过程相联系,可以建立环境监测浓度和生物效应浓度的关联,为环境基准的制定和生态风险评价提供了新方法。(本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期刊2017-06-01）
生物积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近年来,基于纳米技术的产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从而在环境中释放出大量的工程纳米粒子(ENPs),使得生态系统安全存在潜在危险。ENPs与植物的相互作用会影响生态系统健康,此外,植物是陆地环境中的主要生产者,食用含有ENPs的植物或作物可以通过食物链将这些纳米污染物传递给人类。一些可持续和可再生物质可以固定ENPs,如生物炭。因此,通过使用生物炭来固定和降低ENPs在粮食作物中的生物利用率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生物炭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修复。然而,关于生物炭与纳米污染物的相互作用却知之甚少。生物炭是一种富碳材料,通常将废弃生物质在惰性或缺氧条件下通过热化学转化制备获得。生物炭的益处包括但不限于:改善土壤物理化学特性以促进植物生长和提高经济作物产量、环境污染物修复、碳固定和作为清洁能源资源。在本研究中,在不同热解条件下制备生物炭,并使用一系列技术进行样品表征,如 SEM、Raman、XRF,FTIR、XPS、TGA、XRD、Brunauer-Emmett-Teller(BET)和元素分析仪。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对较高的温度(≥500℃C),较长的保留时间(90 min),较低的升温速率(1 ° C min-1)和气体流速(20 Sccm)条件下,由精细生物质颗粒(<200目)制备得到的生物炭,更有利于固定和吸附环境污染物。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中将制备的生物炭用于ENPs的修复。将叁种粮食作物:小麦(Triticum aestiivum L.)、水稻(OOryza sativa L.)和玉米(Zea may L.)置于含有不同浓度(0、100、200、500、1000和2000 mg L-1)的银(Ag),二氧化铈(CeO2)和二氧化钛(TiO2)ENPs的水培系统中培养,并设置添加和不添加生物炭(@2%w/v)这两组实验。在仅含有ENPs的实验组中,TEM-EDS结果表明ENPs以纳米形式被细胞摄取并出现在植物组织中,并且会扰乱植物的生长、光合作用和气体交换作用相关的生理学特性。相反,在含有生物炭的ENPs水培系统中,ICP-MS分析结果表明各元素在植物组织中的累积量显着降低了,而且生物炭减轻了 ENPs的光毒性效应。同时,生物炭还通过提高生物质产量、增加根茎长度以及同化大量和微量营养素来促进植物生长。生物化学和EPR的分析结果证实了纳米颗粒在植物中通过产生活性氧(ROS)(主要为超氧化物O2·-)从而导致氧化应激的致毒效应。此外,ENPs-生物炭复合物的XPS和FTIR测试结果揭示了生物炭中羧酸盐、羟基和表面含硫官能团对ENPs的固定作用。这些结果都表明,添加生物炭是抑制食品作物中ENPs的生物有效性和富集的一种有效方法,从而实现植物和生态系统的纳米安全。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生物积累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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