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逃遁的生存困境——试论刘恒小说的宿命意识

白慧彦^[1]2004年在《无所逃遁的生存困境——试论刘恒小说的宿命意识》文中研究说明“作家讲述的所有故事从一个阶段的时间来看存在着共同的性质，或者说存在着一个作家关注的视线焦点，尽管在具体的每部作品里故事的形式有所不同。”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沉思，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阐释。被归入“新写实”派的作家刘恒在他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就将关注的焦点始终放在人的生存问题上，人为了生存而奋力挣扎，但却无法逃脱的命运怪圈。人生就像是一座笨重的古式大钟，人在痛苦和挣扎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但却永远无法超越这一段摆幅。读者看到宿命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刘恒的小说中上演。本文试图从刘恒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内在结构方面，找寻作品阴冷沉重风格背后无力而必须承受的宿命人生。全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生”的探索对生命的执着信念，对生存的苦苦追问，刘恒要寻找的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故事，他感兴趣的是隐含在故事中的人类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刘恒更关心的是人的问题，是有关人性和生存的问题，而故事本身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提供虚构的既实又虚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他首先采用了“隐／显”的叙事模式来表达生命的主题。“隐／显”的模式是指将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隐含在故事的幕后，人的生命本能以及托庇它的日常生活突显在故事之中。“隐现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显现恒定的日常生活；淡化人的社会属性，强化人的生命本能，在隐在与显在的相互映衬中，在淡化与强化的相互作用中放大他的人性——生存之思。”其次“回忆”起到了统摄文本的作用。在小说中，通过对过去的往事叙述，建立起文本的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在回忆的过程中读者了解了叙述者的叙述动机及其面对生命的情感认知方式。无论是采取“隐／显”，还是“回忆”的叙事模式，刘恒都试图从历史性的变动不居的生命中勘探出、把握住人性的普遍性和永恒性。第二部分：“死”的焦虑自《狗日的粮食》问世后，死亡——这令人类畏惧而困惑的幽灵就与刘恒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死亡结局的偏好成为刘恒小说最显目的外在共性。或必然或偶然，或自杀或他杀，死亡总是刘恒小说人物的常见结局，侥幸未死的也总是以实际的失败作结局。正是这些相似的结局使其小说具备了深层寓意，也使其简单的线性结构复杂化，从而有能力负担作品的深层内蕴。读者从表面上看，刘恒小说没有复杂精巧的结构，但从文本的内在结构上看，人物行为的动机与结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背离。作品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焦虑——笼罩着主人公的心灵，首先是一切向生存的努力却恰恰走向人们竭力躲避的死亡，“求生的动机与死亡的结局”；其次是个人社会价值实现、生存能力的加强却必须以对生命对人性的损害为代价，“表面的成功，本质的失败”；第叁是应以创造为特征的生命力却因生存的困境而难以勃发，被扭曲变形以至走向其反面，最后竟变成了毁灭的力量，“生命受阻后的变形与转向”。这种“生”的动机与“死”的结局之间的逆向性也就形成了小说逆向的内在结构。第叁部分：无处遁逃的宿命悲剧刘恒在苦苦地寻找着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在深切地体验中进入了宿命的状态。人在后天被赋予的伟大、尊严、神圣却必须以生物性本能的满足为前提，否则这些本能的需求将变成生命难以承受的负累，这是人在生命本能方面的内在悲剧。人的正常的合理的基本需求，却以丑陋的、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生存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错误，而一切错误，或许就是生命的真义。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行为的有限性的冲突是造成生命悲剧的又一重要原因，人几乎无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宿命。在这里，刘恒不自觉地陷入到自虐、自贱、自卑、自嘲的文化讽喻的迷津里，灰暗得深刻，阴冷得透彻，构成了小说扑朔迷离的神秘景观。实际上，不管作家如何的悲观绝望，透过文本读者依然能够感受到作家在认同宿命后超越宿命的达观，“认同宿命，所以悲观；超越宿命，所以达观；在认同与超越宿命之间徘徊，所以才给人以相信宿命而未走向虚无，悲观而不绝望的说辞。”

刘建秋^[2]2014年在《方方小说创作论》文中提出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因对市民生存本相的原生态呈现和叙事的独特,被称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而方方也一度被文学批评界冠名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这往往导致了批评界对方方的误读,在误读中进一步遮蔽了方方的小说艺术世界中其他更靓丽的风景。鉴于此,本文将在详细阅读方方的小说作品的前提下,在充分吸纳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文本细读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全面深入地阐释和解读方方及其小说世界,全景式地展现方方小说创作的全貌,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方方,让读者感受到一个多面的、鲜活的、立体的小说艺术生命体。方方在小说创作中是一个有着独特价值取向的写作者。她始终以“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以独立而自由的写作姿态,用生命、灵魂去体验和感受城市底层贫民、普通市民、知识分子、女性等不同人群的爱恨悲欢、生死歌哭；以冷静的态度去审视这些人们的生存境况和人性情态,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生命以及命运的独特认知和思考。方方在小说创作中更像是一个于悲观绝望中寻求希望的思考者。她的绝大部分小说总负载着一种带有浓重悲伤意味的厚重感。这份厚重感既来源于她对底层市民生活本相的冷峻审视和对城市间恶劣人性风景的无情展示,又来源于她对不同时代知识分子命运和人格的沉重慨叹；既来源于她对女性悲剧命运的真情演绎和深刻思考,又来源于她对世事荒诞命运无常的智性洞悉；既来源于她对武汉城市文化记忆的不懈书写又来源于她对生与死、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胜与败的独特解读。这份厚重感让我们看到了方方对社会、人性、生命和命运奥秘的探索和思考,更让我们读懂了方方在心灵深处对现实的一种悲观绝望。不过,在这种悲观绝望的心态背后,我们隐隐感受到方方小说中闪烁着微茫的希望和曙光。方方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表现出一种吐故纳新、博采众长的开放气度。方方能够通过灵活调度各类叙事视角、自由搭建叙事结构和巧妙地设置叙事玄机,凸显小说的主题意蕴,增强小说的阅读效果。方方能突破传统小说的文体局限,尝试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甚至是跨文体形式的创作,使小说获得独特的审美艺术效果。方方还能从容自如地驾驭现代汉语,形成小说雅俗共赏、庄谐并存的语言艺术风格,给读者以独特的阅读享受。

刘小宇^[3]2017年在《论苏童小说中的宿命观》文中研究表明苏童作为一名先锋派代表作家和“新历史”小说的实践者是成功的,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在作品的、形式上的探索为人所称道,但被人所忽视的作品思想同样具有研究价值。本文在一定文献阅读的基础之上,总结概括苏童作品中的宿命观,并对苏童宿命观思想进行研究与论述,探讨苏童对人性以及人的命运的关注,促进读者对苏童及其作品的进一步理解。万事有果必有因,作品中所呈现的思想与创作主体存在直接关系,创作主体在外界客观环境以及主观阅读学习等方面的影响下,塑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并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无法摆脱的孤独、人生无常、无限循环的逃亡与难以预知的死亡四个方面凸显出苏童对命运的思考,也直接展现出作品中的宿命思想。成长环境、文艺思潮与传统文化、阅读经验四个方面对苏童宿命观思想的形成起到很大影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是一部优秀作品的基础,文学界并没有一种只属于宿命书写的表达形式,但苏童在作品中使用旁观者的叙事视角增强了读者无力感、模糊的叙事时间便于集中关注人性与命运、意象的塑造加深了语言与文章的深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循环的立体的宿命世界。而面对着无法把握的命运,感伤情怀、颓废感、悲剧感的流露也变得可以理解与接受。

参考文献：

[1]. 无所逃遁的生存困境——试论刘恒小说的宿命意识[D]. 白慧彦. 吉林大学. 2004

[2]. 方方小说创作论[D]. 刘建秋.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3]. 论苏童小说中的宿命观[D]. 刘小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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