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玉林[1]2006年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信号传递实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趋于严峻。一方面，人们对高等教育文凭在区分人才上的信号作用产生困惑，高等教育文凭是否有用?另一方面大学生为能找到理想的工作，纷纷考研，由此出现一股考研热。如何理解和解释上述矛盾现象，从而提出正确指导大学生就业的对策和政策，成为当前一件十分迫切的课题。本文首先以日益成熟实验经济学为手段，设计、组织、实施了一组较为规范的经济学实验，通过实验验证文凭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作用，考察了文凭信号的传递的特征、方式与效果。实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文凭信号可以起到区分不同能力应征者的作用，从而可以部分地解释当前“考证热”方兴未艾原因；另一方面，实验也为探索缓解或消除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途径和措施，提供了某些理论和实验的支持。进而，本文以Spence信号理论为基础，运用统计方法中的OLS和列联表的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了深入加工与整理，除了进一步深化了对实验结论的认识之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应征者和雇主求职博弈模型，分析了大学生在求职中的行为特点，从个人能力显示、信息披露机制建立、政府干预机制、人才方法鉴定、就业指导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大学生就业市场信号传递机制和效果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环境中，选用大学生作为被试，使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信号传递，本身就是一个新尝试。这种尝试对探索在我国条件下开展实验经济学研究，在诸如实验设计、方法、组织、实验数据处理等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公倩瑜[2]2017年在《高校毕业生实习与就业满意度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实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现有研究大都认同实习通过影响就业能力而影响就业满意度。但对信号传递的重视不足,且多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实证研究不足。以下问题有待研究:实习信号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具有显着性,实习各维度如何区分及其影响程度。文章采用信息经济学的视角,以高校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将实习情况分为实习与应聘工作匹配度、实习次数、最长实习时间、实习劳动强度、实习单位类型五个维度。探讨了实习的信号传递作用及其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根据理论模型分析,文章首先提出了两个假设,即实习情况通过信号作用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是不显着的,实习情况各维度信号传递作用的显着性存在差异。文章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参照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实习、就业能力和就业满意度量表,结合中国高校毕业生实习情况,文章设计了调查问卷量表,并发放给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运用SPSS处理相关数据和检验假设,并结合个别访谈加以深化。研究表明:实习情况通过信号作用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总体是不显着的;实习情况各维度信号传递作用的显着性存在差异,其中实习与应聘工作匹配度、实习次数和最长实习时间的信号传递作用较强,具有分离作用,实习劳动强度和实习单位类型的信号传递作用较弱,是混同的。该结论为高校毕业生实习和就业指导提供了重要参考:首先,毕业生要选择最能提高能力的实习,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就业能力的增强来提高就业满意度。其次,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实习时应当主要考虑实习与应聘工作匹配度、实习次数和实习时间。
杨小玲[3]2012年在《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高考制度研究》文中认为高考制度是关系人才成长模式和教育资源分配的核心社会制度,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未来的发展创新能力,而且事关社会公平和民众幸福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国家的教育模式和资源分配方式进行了重新思考,从而引发了对我国高考制度的再审视。面临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经济环境,教育投资以及国家人力资本结构问题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已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取决于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结构性优化。这些都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是对高等教育的门槛设置提出新的标准：这不仅决定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资源,还决定了这样的人是否适合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是否为现实社会所接受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即人力资本的内涵结构、投资效率以及投资回报问题。因而,从效率的视角来看,高考制度更多是关系人力资本的生产决定机制问题①。招生是决定高等教育投资的首个环节,招生考试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人才选拔的制度,涉及到考试标准如何制定、考试如何适应新时期人才选拔的需要、考试如何增强全社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等一系列敏感性、全局性的问题。在社会发展到新的平台后,如何与家长期望和社会需求之间匹配成为了新课题,加快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步伐与进程成了重中之重。站在国家的角度出发,高考制度事关人力资本的存量、结构与产业之间的匹配问题以及国家长远的科技创新实力；站在社会的角度看,高考制度涉及到全民的素质教育内容、人才成长方式以及社会公平事宜；从教育层面来讲,高考制度关系到教育效率、教育方向以及教育效能中关于人才的界定、评价问题。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层级,所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将直接进入社会各职业领域从事专门工作,也将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高等教育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和结构的高低,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高考是决定稀缺公共资源——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机制,高考制度通过分配、交换以及竞争等手段实现资源的配置,核心是竞争性资源配置,对于民族兴亡、国家发展以及个人福利有着重大影响。正因如此,高考制度事关多个层面,需要从多个视角综合分析。以往对高考制度的理论研究,也更多是从教育、社会的角度考察,较少从经济角度考察。因此,本文拟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高考的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力求能够形成关于高考制度更科学的认识,可以丰富对高考制度的研究角度,为高考制度改革提供新的见解。本文研究的内容从以下八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提出了论文的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从教育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对高考制度和人力资本生产进行总结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观点,为后续的研究拓展奠定基础。第叁部分是对我国高考制度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考试制度的功能,简述我国高考制度发展的内容和形式,系统理解高考制度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人力资本视角的逻辑落脚点。第四部分是高考制度的人力资本通道模型。从高考制度的信号作用、筛选机制以及投资收益等角度分析,构建高考制度对于家庭教育、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的影响机理,为高考制度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第五部分是国外高考制度下的人力资本通道模式。主要选取了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并进行了对比研究,试图在近似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上分析,得出各自的高考制度上对于本国人力资本特征和积累的影响。第六部分是检验我国高考制度在人力资本通道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基于学生个体的微观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建立Probit和OSL模型,从分数、能力和工资叁维角度分析高考制度的选拔功能。第七部分通过高考热点问题分析我国人力资本通道的非均衡性,运用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以高考中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为对象,将分析的结论进行拓展,以点带面,形成具有启发性和参考性的结论。第八部分是本文的总结,在前述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将研究观点汇总,并对我国的高考制度的问题、背景做总体性的研究,从人力资本积累与激励的角度提出本文对于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议措施。本研究将高考作为人力资本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联通环节进行研究,提出了高考制度的人力资本通道模型,将高考对于前向教育——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信号传递作用,以及对于后续发展——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效应,整合形成了一个人力资本成长发展的系统,在此基础上从人力资本效率的角度研究高考制度的相关问题。通过将理论观点与我国热点的高考事件的结合分析,本文认为在我国诚信体系还未成熟完善的前提下,当前我国的高考制度是一项十分必要的社会制度,其当前的核心弊端在于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无法满足我国复杂社会经济环境下多主体、多目标的要求,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本着有利于我国人力资本生产和积累的原则进行,在高等教育分层分类改革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招生考试制度。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视角有所创新。高考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和实践关注的热点主题,现有的研究多从社会公平、考试形式等角度进行探讨,本研究将高考作为人力资本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联通环节进行研究,提出了高考制度的人力资本通道模型,更关注从人力资本效率的角度研究高考制度的相关问题。2.研究方法和内容上有所创新。基于学生个体的微观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法,通过建立Probit和0SL模型来验证高考制度筛选功能。据笔者所查文献,本文首次将高考分数、工作能力和就业工资叁者有机结合分析的论文,为评价高考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3.提出了若干富有实践应用价值的观点。论文系统研究了基于高考制度衍生的工资效应和就业概率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思路。对我国高考制度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运用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以争议性的问题作为对象,将分析的结论进行拓展,以点带面,形成具有启发性和参考性的结论。
周燕[4]2006年在《对中国学历教育过度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已成为社会和学术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以1998年招生数108万人为基数，1999至2001年的年平均实际招生增幅高达35.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5年的7.2％上升为1999年的10.5％，2003年为17％，2005年达到了21％，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随着高校毕业生的逐渐出炉，其面临的“就业难”问题也日渐凸显，尽管大学生就业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诸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高等教育制度自身的原因、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等，高校扩招并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但是高校扩招的确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由于大学生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使得在需求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供给大幅扩张，供大于求，使得大学生就业均衡人数减少，均衡工资水平下降。为了在就业中占据优势，许多大学生选择考研，考证，使得就业市场上的学历“门槛”提高，同时，已经就业的毕业生只得降低就业标准，造成“文凭贬值”。根据教育过度的含义，可以得出我国已经出现局域性的教育过度。国内学者从社会学和教育学角度研究教育过度的成果较多，但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基于劳动力市场信号发送理论进行研究的则更为少见。劳动力市场信号发送理论作为信号发送理论在劳动力市场的应用，是斯宾斯(Spence)在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着重分析教育作为信号对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均衡产生的影响，从信号发送角度阐述了教育的信息性作用。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重要的信号之一，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而且可以作为个体能力的信号，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可以通过知情者(雇员)发送信号和不知情者(雇主)识别信号来挽救市场的均衡。这一研究更接近于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尤其对于我国可能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还亟待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更加严重，这一理论可以合理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都在不断地降低就业标准，雇主在不断提高就业门槛；另一方面，虽然大学生就业困难，但是人们对于大学教育的投资激励却不断加强，出现“考研热”和追求高学历的现象，同时，人们对于学历文凭之外的特殊资质证书等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本文根据劳动力市场发送理论对我国高校扩招后的教育投资现象进行了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高校的扩招使本科学历信号的混同均衡范围扩大，即本科文凭的信号区分功能减弱或教育文凭贬值，使高能力者为分离自己追加教育投资；(2)高校的扩招提高了分离均衡的教育水平，也就是提高了就业门槛；(3)由于教育文凭贬值高能力者除了追加学历教育投资的选择外，更多地追求名校、特殊资质证书，荣誉等多维信号以反映个人能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1)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对称问题入手；(2)国家宏观控制高校扩招规模和增加公共教育支出；(3)降低高能力者受教育的成本；(4)提高教育市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使学校教育更切合社会生产实际。
陈烁[5]2011年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因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下就业矛盾日益突出的现象为大背景,研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在以往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以下问题：教育扩招和产业结构,到底谁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更大?换言之,是教育政策的不合理造成大学生供给过剩,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市场不能满足大学生就业的需求,从而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从世界范围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或正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国内外文献对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做了一定研究,基本从供给、需求和供给匹配叁个角度展开讨论,我国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因而近期研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教育扩招政策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一是教育扩招政策使大学生供给过剩,与社会需求错位,导致大学生找不到与自身人力资本相匹配的工作,产生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未能创造足够多的岗位供大学生选择,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本文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以往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对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做了辨析,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并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市场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未能跟上人力资本发展的速度,最终导致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并日趋严重。因此,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各个方面创造高端需求才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键。
刘丽莎[6]2009年在《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失灵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建立并日渐规范。然而,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发育并不成熟,尚未进入完善的阶段和状态;加之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使得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失灵现象,集中在微观层面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用非所学和人才高消费现象,宏观层面每年大量大学生不能及时配置,区域配置不平衡和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供需比严重失衡等方面。我国大学生的市场失灵造成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知识、资本的浪费,市场的效率的进一步降低。这些无疑加剧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并且破坏了市场公平,降低了社会福利。探究其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供给不充分,用人单位的歧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行业垄断的存在造成的。在借鉴国外克服就业市场失灵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我国政府、用人单位、高校和大学生应该多管齐下、多种举措共同克服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失灵的问题。
帅之鹰[7]2007年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基于阿克洛夫的逆向选择理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进行了探讨。劣质品市场即“柠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逆向选择规律作用而缩减。为了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文中相继介绍了阿克洛夫的“柠檬”模型和斯彭斯的“信号传递”模型，并分析了这两个模型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应用。文中首先介绍了旧车市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了简单的质量均匀分布的二手汽车市场上的“柠檬”模型。在此基础上又着重介绍了劳动力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之后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应对逆向选择的劳动力市场，文中提到了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法“信号传递”。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信号传递的种种表现，然后结合“信号传递”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信号传递与信号失灵。最后应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失灵，本文提出了解决的途径。
肖翔[8]2006年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吸引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人力资源实践与市场绩效之间因果关系不明的管理困境，针对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影响组织效能过程研究的实证不足，根据人与组织匹配和信号传递理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观点：无论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复杂，为了克服雇主与求职者和员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组织外部来看，人力资源政策作为向求职者发出的信号，将传递组织内部的特征，从而提高了组织吸引力；从组织内部来看，组织所提供的人力资源实践将提高员工的自主工作努力水平；组织由此获取人力资源优势。本文通过文献综述、案例研究以及人力资源实践、政策和知觉与组织效能关系的实证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初步论证。 首先，研究一以案例研究方法，对3家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详细地描述，多案例研究展现了企业的高绩效工作实践。在组织水平上，多案例研究显示出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关系并非为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为了适应竞争环境，以更好的吸引求职者与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研究二以多种统计方法验证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高绩效工作实践)与创业型企业市场绩效间的关系。在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的基础上，对软件产业的调查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系统成熟度不同的企业，其财务绩效有着显着的差异；层次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源实践对销售增长率无显着影响，而略为影响软件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两项财务会计绩效指标(P＜0.1)。研究采用信号传递理论对人力资源实践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 研究叁以基于Web的实验设计方法，采用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在线组织吸引过程。实验的主要结果是：(1)组织通过互联网将人力资源政策和组织社会信息传递给求职者后，会直接显着地影响求职意向，从而验证了组织信号传递过程。即组织以人力资源实践或政策为信号，向求职者传递自身的竞争优势。(2)网页特征与人力资源政策对求职意向并无交互作用，而与组织社会信息有交互作用；(3)人力资源政策与组织社会信息对求职意向有交互作用。企业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子网站来更好地提高组织吸引效能。 研究四以结构方程建模方法，探索了员工知觉到的人力资源实践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过程。通过对412份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和196份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在个体水平上揭示了人力资源知觉由参与导向、投入导向和沟通导向等叁因素构成，且正式与非正式员工的人力资源知觉有显着的差异。接着验证了组织支持知觉的单维构思。然后验证了人力资源知觉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互补匹配。即员工与雇主共同遵循互惠原则，员工将人力资源实践看作组织的供给，那么员工就回报以努力工作，参与活动将减少监督与绩效考核。但组织支持知觉的中介作用并没有得到验证，研究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解释说明。
王斐[9]2014年在《企业人员招聘中的学历信号失真研究》文中提出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信号筛选理论都指出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性,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是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后者认为教育系统区分了具备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人。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中,学历是否是生产率的精准信号?企业是否可将学历作为人员招聘的重要依据?针对企业在招聘中遇到的这一实际问题,需要检验学历在企业人员招聘中信号作用有效性,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通过对济南地区招聘会参与人的问卷调查发现,在企业人员招聘中,学历信号只被用作应聘门槛的“过滤器”,而非“择优选拔”的“指示器”,即企业用最低学历标准来淘汰人而不是根据学历信号值大小来选拔人,且企业在招聘中存在大量破格录用现象。该发现与学历信号的应然作用不符,这说明学历信号在企业招聘过程中存在失真问题。而对x企业非专业技术类岗位人员的p-test检验发现,企业员工学历与生产率相关性较弱,学历无法传递出员工生产率。这进一步证实学历信号在企业招聘过程中确实存在失真问题。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筛选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劳动力市场亦如此,教育筛选机制同样筛选出了相对并不优秀的人才。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对“天之骄子”的制度优惠,则把高学历者捧在了社会高层。国家对高学历者的过度制度优惠导致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和高学历的过度追求,信号模仿和复制行为大量出现(人力资本水平低人的也大量投资高等教育),再加上高等教育入口一定程度上的筛选失效,于是造成了学历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一致,即学历信号失真。由学历信号失真问题得出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调整教育投入比重,调整硕士研究生比重,促进不同高校类型政策和地位上的均衡化,调整用人单位录用和晋升的学历门槛；个人要做好理性教育投资决策。
刘彬凤[10]2011年在《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决策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自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我国教育与就业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并可能对我国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研究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决策和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录用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从高校毕业生择业和企业招聘的供需两个角度,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就业决策、企业录用毕业生的决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首先系统回顾国内外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录用毕业生的相关机制及其相关政策研究的情况。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企业录用高校毕业生的决策机制和毕业生选择就业单位的决策机制进行了经济模型分析,然后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行为和企业录用毕业生行为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到若干结论,最后基于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综述了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录用毕业生的相关文献,为运用经济模型进行解释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本部分还对目前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聘难的现状、问题及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提供了现实依据。紧接着,本文介绍了现阶段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录用毕业生的决策机制,从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聘难的本质原因。在分析相关决策机制的时候,本文以信息、经济学中的文凭失效模型和阿克莱夫次品市场模型为基础,从毕业生和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录用高校毕业生的决策机制,试图从劳动力供需决策的角度诠释当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本质原因,为最后建议的提出提供了经济学基础。进而,本文对现阶段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录用毕业生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不仅证实了目前现阶段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录用毕业生难的现实问题,印证了前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为下文提出建议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持。最后,本文根据现阶段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录用毕业生的相关状况以及前文分析得出的结论,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大学生就业市场信号传递实验研究[D]. 盛玉林. 江苏大学. 2006
[2]. 高校毕业生实习与就业满意度的关系研究[D]. 公倩瑜. 天津财经大学. 2017
[3].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高考制度研究[D]. 杨小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4]. 对中国学历教育过度的分析[D]. 周燕.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5].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因的实证研究[D]. 陈烁. 浙江大学. 2011
[6]. 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失灵问题研究[D]. 刘丽莎. 北京交通大学. 2009
[7].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研究[D]. 帅之鹰.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8].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吸引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D]. 肖翔. 浙江大学. 2006
[9]. 企业人员招聘中的学历信号失真研究[D]. 王斐. 西南大学. 2014
[10]. 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决策的经济学分析[D]. 刘彬凤.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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