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露[1]2007年在《吉林省畜牧业增长与生产率研究》文中指出畜牧业是粮食和农作物转化增值、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和途径，其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和畜产品有效供给、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而且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和制药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畜牧业获得了快速的增长，畜牧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是吉林省农业生产中发展最快的部门。畜牧业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但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吉林省畜牧业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不可能依赖要素投入的无限扩张，而主要依赖于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因此，研究吉林省畜牧业增长与生产率问题，对实现吉林省畜牧业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经济增长和效率测算理论为基础，首先介绍了吉林省畜牧业生产情况，分析了主要畜产品的综合生产优势和投入产出状况，然后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利用样本地区1989-2005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吉林省主要畜产品生产率进行系统分析。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第一部分，阐明本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利用统计数据对吉林省畜牧业发展概况及地位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表明，吉林省畜牧业生产在我国畜牧业生产以及吉林省农业生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肉牛的生产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第叁部分，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对吉林省畜牧业生产发展过程中，畜禽存栏头数、主产品产量、畜产品总产量的变动情况、存栏变动及单产变动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以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变动情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吉林省主要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其中，肉牛的增长速度最快。从单产水平来看，肉牛和奶牛呈递增趋势，而生猪的单产水平有所下降。在畜牧业生产的各种投入要素中，除劳动投入逐年减少外，其余投入要素均有所增加。第四部分，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吉林省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与分解。从测算结果上看，1989-2005年间，吉林省畜牧业生产率的增长明显地表现出增长的缓慢性与波动性。技术进步是促进畜牧业生产率保持增长的决定力量，但吉林省畜牧业生产的技术效率不高，尤其是规模效率水平较低。第五部分，结论。
杨军[2]2003年在《中国畜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随着中国人民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对于畜产品的需求呈现大幅上升的态势，由此带动中国畜牧业开始快速的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表现在畜产品目前虽然从总量上保证了供需平衡，但是也同时产生了结构性和地区性的过剩，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国内的畜产品即使在加入WTO后，仍然面临着出口障碍，表现在虽然具有成本上的竞争优势，但畜产品质量和卫生条件难以达到国际通行的标准。为了能够适应这种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国畜牧业必须走集约式发展的轨道，保证增长数量和增长质量并举。欲发展，必先知其现状。对过去5年促进我国畜牧业增长的各个因素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总结出我国畜牧业经济增长的规律，特别是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对于今后我国畜牧业增长既注重数量也注重质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以生猪，肉牛、肉羊和奶牛为例对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的投入产出和成本收益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采用BATTESE和COELLI在1992年提出的针对混合数据(Panel Data)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形式，在不同地区选取一定的样本，利用样本省的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数据，对生猪，肉牛，肉羊和奶牛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与以往对于畜牧业增长研究不同的是，将效率测算理论引入生产增长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残差项，并采取了更加符合实际的超越对数函数形式，使传统上使用的索洛余值法得到改进，更深层次的剖析了我国畜牧业目前的增长方式。 通过一定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分析，本文得到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结论 1、目前我国畜牧业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低于投入增长的贡献，畜牧业仍然处于粗放型的生产方式。 2、畜牧业中的科技含量比较低，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和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率都比较低。 3、中部和东部地区畜牧业的技术效率比较高，西部地区畜牧业技术效率较 中文摘要 低，但是近年来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出现大幅上升的趋势。 4、在畜牧业生产增长过程中，仍然存在饲料转化率低，兽医服务体系和市 场流通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政策建议： l、要大力加强畜牧业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坚持不懈的提高技术的应 用效率，加速畜牧业向集约化的增长方式转变。 二、进一步加强对西部的支持力度，促进西部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部 和东部地区则积极推动畜牧业产业化进程，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 3、加强畜产品流通和信息体系的建设，使小农户融合到市场机制当中。提 高小农户市场应变能力。
吴文欣[3]2008年在《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的区域优势及技术效率分析》文中认为近五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包括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不论每个一号文件的侧重点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要扩大农民的就业和增加农民的收入。现代畜牧业以其较低的进入门槛及东北地区丰富的饲料资源成为了东北地区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首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畜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199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5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5％)1．94％；1995年，东北地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达到了32．5％，比全国的平均水平(26．9％)高出了5．6％。至2005年，东北地区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已达到了40．22％，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支柱性产业。虽然东北地区在畜牧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部分是传统的畜牧业，靠家家养猪，户户养鸡维持的，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与以专业化、规模化为特征的现代畜牧业有很大的差距。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生产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增长不可能以未来要素投入的无限扩张，而主要依赖于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因此，研究东北地区肉类产品比较优势与生产率问题，对实现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实现农民增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技术效率理论为基础，首先介绍了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的生产能力、生产资源、投入产出收益情况，对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生产的状况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其次运用综合比较优势法，对东北地区主要肉类产品进行比较优势测算，指出优势肉类产品及各省份肉类产品比较优势在全国的位置；然后采用HMB指数法，利用东北地区的样本县1999-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东北地区肉类产品(以牛肉生产为例)生产率进行系统分析，指出东北地区牛肉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主要内容和研究结果如下：第一部分，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说明本文的研究内容、对相关文献进行阐述，说明本文的理论基础、现实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利用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对东北地区肉类产品发展概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对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的生产资源及现状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第叁部分，以猪肉、牛肉、羊肉和禽肉为例，利用综合比较优势法对东北地区的主要肉类产品进行比较优势分析，并指出各肉类产品的优势指数在全国的位置情况。结果表明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生产在全国肉类产品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东北地区在牛肉、羊肉和禽肉生产上均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第四部分，运用HMB指数法对东北地区的肉类产品(以牛肉生产为例)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与分解。从测算结果看，2000-2005年间，东北地区肉牛生产率的增长明显的表现出增长的缓慢性与波动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是牛肉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力量，投入和产出效应对TFP的增长影响并不大，规模效应则对TFP的增长产生了副作用。第五部分，结论及对策建议。
左永彦[4]2017年在《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规模生猪养殖生产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和能力的提升,畜禽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并带动畜禽养殖业不断发展壮大。生猪养殖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支柱产业,也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型产业和重要的肉食产品供应来源,且在畜牧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生猪养殖产量和产值显着上升的同时,生猪养殖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散养为主的经营方式向规模养殖转化的变动。但在规模生猪养殖推进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挑战和压力,归结起来可以体现为:一是成本抬升对规模生猪养殖的冲击和影响日益增强;二是收益波动不利于规模生猪养殖的健康持续发展;叁是规模生猪养殖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峻。上述叁个方面的问题共同决定着未来中国规模生猪养殖应由依赖于投入要素增加和忽视环境约束的传统生产模式向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其中注重环境因素对于生猪养殖业发展的刚性约束显得尤其重要。传统研究畜牧业、畜禽养殖业生产率的文献均受到污染物核算难度大、技术方法难以处理生产率评价中环境非期望产出的引入等问题的限制,在生产率评价方面缺乏对于环境问题的考察。基于此,本文将规模生猪养殖细分为为专业户和养殖场两种养殖类型,利用成本收益资料和产排污系数方法分别核算了2004-2014年期间中国专业户和养殖场的生猪出栏数量、成本收益以及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随后构建了非径向非角度的窗式SBM模型,对全国总体及六大地区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并从投入冗余、期望产出不足和非期望产出过量叁个方面找寻技术非效率的原因,并结合非参数方法对规模生猪养殖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的减排成本(影子价格)进行测算。然后构建FWML指数对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测度,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进而使用多种收敛分析方法对于规模生猪养殖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程度进行判断。最后分别使用短面板和长面板分析方法对于全国层面及地区层面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论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规模生猪养殖数量持续上升,呈现出由专业户向养殖场转化的特征;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抬升明显,收益波动特征突出。首先,专业户生猪出栏数量由2004年的14884.30万头上升至2014年的28688.77万头;养殖场生猪出栏数量由2004年的8509.71万头上升至2014年的40000.64万头;全国总体养殖场生猪养殖数量占比在2004-2014年由36.38%上升至58.23%。其次,中国规模生猪养殖的人工、医疗防疫、仔畜和饲料成本大幅抬升;其他直接费用总和、水费、间接费用和燃料动力费也有小幅增长。最后,每头规模生猪产值的阶段性波动特征明显,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以后,每头生猪产值呈现出连续下降的趋势。(2)中国规模生猪养殖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上升明显,干清粪推广促进污染物消减比例上升。2014年,规模生猪养殖的粪便、尿液、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产生量分别达到了10280.84万吨、2384.99亿升、2998.33万吨、295.93万吨和40.30万吨。规模生猪养殖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达到了1643.09万吨、138.64万吨和20.94万吨。虽然污染物的消减比例持续上升,但污染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程度仍然亟待提高,仍有大幅的提升空间。(3)中国规模生猪养殖技术效率存在恶化趋势,技术非效率地区数量显着增加;投入冗余和非期望产出过量分别是导致技术效率下降的主因和次因。在考虑环境因素以后,专业户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由0.8906在波动中下降至0.8421;养殖场生猪养殖技术效率由0.9084在波动中下降至0.8105。总体上无论是专业户还是养殖场,其规模生猪养殖非效率地区数量显着增加,地区间技术效率差异开始增大。投入冗余是造成规模生猪养殖非效率的最主要因素。考察期内专业户全国总体的投入冗余的年均非效率值为0.1135,养殖场的年均非效率值为0.1437。非期望产出过量是规模生猪养殖非效率产生的次要原因。无论是专业户还是养殖场的非期望产出过量造成的非效率值在考察期内均在0.01-0.02左右波动。(4)总磷、总氮和化学需氧量的减排成本依次降低,地区间减排成本差异明显。中国规模生猪养殖总磷的减排成本最高,减排难度最大。专业户和养殖场在考察期内平均减排成本分别达到31.21万元/吨和52.29万元/吨;总氮的减排成本次之,专业户和养殖场的平均减排成本分别为4.98万元/吨和7.56万元/吨;化学需氧量的减排成本最低,专业户和养殖场的平均减排成本分别为0.29万元/吨和0.84万元/吨。总体上养殖场各类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均高于专业户,并且地区之间各类污染物的减排成本均存在明显差异。(5)中国规模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拉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程度加大,并向各自稳态水平进行收敛。专业户生猪养殖tfp指数在2004-2014年期间累计增长了24.82%,养殖场生猪养殖tfp指数在2004-2014年期间累计增长了80.11%,技术进步是拉动中国规模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核心要素。专业户和养殖场的生猪养殖技术进步和TFP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特征,省级层面之间生猪养殖TFP的差异程度趋于增大。专业户和养殖场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TFP均存在显着的条件β收敛特征,主要体现为各地区规模生猪养殖TFP及其构成项均呈现出向自身稳态水平进行收敛的趋势。(6)养殖场和专业户生猪养殖生产率增长均受到基础设施、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养殖技术服务和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地区层面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交通通达性、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养殖技术服务和沼气工程均能够共同促进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生产率的增长,此外养殖场规模生猪养殖生产率增长还明显受到了城镇化水平和饲料价格的影响。地区层面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作用大小和显着性均具有明显的差异特征。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总共提出以下七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消减投入冗余和非期望产出过量,促进中国规模生猪养殖技术效率改善。二是稳定猪肉价格、加强环境技术进步促进中国规模生猪养殖技术进步增速。叁是以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增速促进中国规模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是中国专业户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重点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速。五是中国养殖场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要平衡好规模扩大与环境污染问题的矛盾。六是进一步调整并发挥财政支持和环境治理对于中国规模生猪养殖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七是因地制宜制定六大地区专业户和养殖场生猪养殖生产率提升策略。
张贺[5]2012年在《中国牛肉生产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肉牛产业作为畜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人们膳食结构、促进农民增收、满足人们消费需求、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发展农村经济及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肉牛产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中国肉牛良种化程度低,肉牛品种混杂,牛源紧缺,特别是2006年以来,基础母牛下降幅度较大,牛肉生产增长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肉牛产业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实现牛肉产量的稳定增长,是中国肉牛产业所面临的难题。因此,分析影响牛肉生产增长的因素,找出促进牛肉生产增长的动因,对于加快牛肉产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中国肉牛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肉牛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以经济增长理论和技术效率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中国牛肉生产增长的过程进行分析。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HMB指数分别测算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牛肉生产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共分为五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前言,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对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的阐述,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分析了中国肉牛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肉牛产业的发展经历了肉牛产业发展初期、肉牛产业快速发展阶段和肉牛产业调整发展阶段。肉牛产业在中国农业和畜牧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村经济、满足人们消费需求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中原、东北、西北、西南四个肉牛主产区。但中国牛肉生产技术水平低,生产能力有限,牛肉产品质量不高,高档牛肉较少。第叁章对中国牛肉生产增长过程进行了分析。中国牛肉总产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出栏率也成倍增长。四个肉牛主产区的牛肉产量都发生了变化,近几年东北肉牛产区发展很快,中原肉牛产区有所回落,西部肉牛区发展比较稳定,全国单产水平由快速增长变成近些年的缓慢增长,用于肉牛生产的各种投入要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四章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1991年到2010年全国8个肉牛主产省区的投入产出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用工天数的变化对牛肉产量几乎没有影响,所选取的其他叁个变量的产出弹性由大到小分别为仔畜重量、精饲料数量、其他费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独增加这叁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带来产出的增长。在分析单产增长源泉的基础上,得出在1991到2010年间,牛肉单产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投入要素的增加,投入要素对单产增长的贡献为78.78%,其中精饲料对单产增长的贡献最大。全要素生产率对单产增长的贡献为21.22%,本文利用HMB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和测算,结果表明,在1991到2010年间,牛肉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拉动的,混合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规模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五章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如下建议：要满足中国牛肉市场需求,实现牛肉产量稳定增长,首先要有效地实施肉牛配套育肥技术；其次是要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大力开展肉牛杂交改良；最后,国家应进一步出台扶持肉牛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王士权[6]2017年在《中国肉羊产业市场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肉羊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羊饲养量、羊肉产量与肉羊产业产值稳步增长,肉羊产业在畜牧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在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动物性食品消费数量稳步上升的背景下,居民羊肉消费增速明显,为肉羊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肉羊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资源环境约束背景下肉羊生产成本步步上扬、羊肉产量增速放缓、羊肉价格持续上涨与跌落、良种化程度、规模效益与技术效率低下、生产结构不合理引发国内羊肉市场供求失衡等问题。因此,未来如何保证肉羊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怎样提升产业整体运行绩效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本研究对肉羊产业市场绩效进行分析,着重围绕肉羊产业的经济绩效、质量绩效以及羊肉价格变动依次展开,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肉羊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文主要以产业组织理论、经济效率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农户行为理论与农产品价格形成、波动与传递理论为基础,构建中国肉羊产业市场绩效研究的整体分析思路。综合"结构主义"学派以及"绩效主义"学派的观点,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静态单向分析思路转变为动态交互性分析,以宏观肉羊生产结构特征为分析切入点,从宏观层面分析肉羊生产的投入产出、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层面分析肉羊生产的经济绩效与质量绩效,并结合羊肉市场价格变动来综合评价产业运行绩效,最终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肉羊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较好,表现为产业总量稳步提升、生产布局趋于合理、规模结构持续优化,肉羊产业已成为我国畜牧业中重要的分支产业,未来提升空间依然较大;(2)肉羊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均保持较快增长,各主要投入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则有所差异,其中生产成本上升主要源于物质与服务费用以及人工成本的推动;(3)肉羊生产技术效率整体提升显着,但技术效率损失与区域间差异依然存在;(4)肉羊生产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变化中趋于平稳,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且主产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限;(5)农户肉羊生产的经济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配置效率损失相比技术效率损失更加突出;(6)农户肉羊生产质量是由其生产质量控制行为、肉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与养殖模式改变所共同决定的,标准化生产是提升肉羊生产质量的关键;(7)羊肉市场价格受国内需求增加、草原政策调整、突发性灾害与疫病以及国际市场冲击等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整体上表现为波动上涨特征,且区域间变动差异显着,价格变动具有显着的季节性与波动集群现象;(8)羊肉市场价格纵向关联效应显着、主产区横向市场间羊肉价格整合程度逐步加强。本文的特色与可能的创新在于:(1)采用不同于既有研究的估算方法对宏观层面肉羊生产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研究结果更为精准可信;(2)采用代表性更强的数据对微观层面农户肉羊生产经济效率测算与质量效果评价的分析,研究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状况;(3)从纵向产业链与横向区域市场两个维度展开研究羊肉价格的传递与整合,分析更加深入全面。
肖红波[7]2010年在《我国生猪生产增长与波动研究》文中指出猪粮安天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业保持快速发展的趋势,同时生猪业发展也面临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生产波动一直比较频繁且近年来呈加剧趋势,生猪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不高,饲料、劳动力、土地、资金、环境等因素对生猪生产的制约日益凸现,这些问题将威胁着我国生猪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保障生猪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促进国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对生猪生产增长和生产波动进行深入的研究,运用实证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相关经济理论,揭示我国生猪生产增长的动因和造成波动的原因,为建立我国生猪业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参数,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要素投入量增长对产出的贡献接近50%。在投入要素中,2008年饲料产出弹性1.14,其仔猪产出弹性0.129,其他资本投入产出弹性0.033,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0.073;规模弹性1.208。说明目前我国生猪生产仍处在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过程中,产出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投入数量的增加,饲料投入量的作用最明显,而劳动投入过多,养殖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落后,产出水平低,经营规模小对产出增长的不利,但另一方面我国生猪生产总体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规模化发展空间很大。2、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产出的贡献达到50.87%。1980-2008年我国生猪业的TFP共增长了64.3%,年均增长率为2.29%;TFP增长呈现的波动性大的特点,说明我国生猪生产受多种因素如自然灾害和疫病等的影响,容易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我国生猪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TFP增长率及其增长源泉也不相同,总体来说TFP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改进,技术进步相对缓慢,技术效率增长较小,甚至出现效率倒退。3、生猪供给反应表现为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在短期内,生产对价格的反应不敏感,生猪、饲料、仔猪和劳动力的价格需求弹性均是缺乏弹性的,相对来说,生猪价格和饲料价格对生产的影响较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较明显。在长期内,生产对价格的反应十分敏感,影响生猪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生猪价格、饲料价格和其他资本投入费用,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强。4、我国生猪生产大致经历5个周期,平均周期长度为5.5年,平均波幅为8.3%。周期长度的变动范围在在3到9年之间;从波动幅度来看,大概在7%-9%之间,波长和波幅总体呈逐渐缩小的趋势。5、在生产波动的所有因素综合分析中,外部因素的影响大于内部因素,规模化和能繁母猪的影响大于价格的影响,二年时滞模型最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会引起第叁年猪肉产量指数增加0.68;疫病D1的发生可导致第二年猪肉产量指数下降2.18;政策的实施会引起当年猪肉产量指数增加6.19;生猪价格指数上升1,会引起第二年猪肉产量指数上升0.09;第叁年下降0.16;玉米价格指数上升1,会引起第叁年猪肉产量指数上升0.13;能繁母猪数量指数增加1,可引起第四年猪肉产量指数同步增加0.23;规模化程度提高1,大致可引起猪肉产量指数连续3年分别下降0.15左右。对无时滞、一年、二年和叁年时滞的这四个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二年时滞模型估计效果最佳,说明在各种因素发生变动时,二年以后对生产波动的综合影响最为显着,可以用于猪肉产量波动的预测分析。6、未来生猪业的稳定增长,应在加大政策支持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必须走依靠提高生产效率,发展适度规模化,创新产业化模式,倡导健康养殖的发展道路。保障生猪业稳定发展的具体建议是: 1、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综合生产率。2、积极推进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生产持续增长。3、切实加强疫病防控,减少生产波动。4、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公共服务。5、建立养猪业行业市场预警体系,加强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6、加强畜牧业宏观调控,保障生产稳定发展。本文创新点:一是研究方法和数据上的创新。本文重点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实证模型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区别与以前多数学者的采用定性研究;运用的1980-2008近30年共25个省的面板数据,信息丰富,具有代表性、时效性。二是结论上或观点上的创新。1.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对首次尝试把生猪业的TFP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四个部分,并计算出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2.采用约束利润函数模型,计算出投入产出价格的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区分不同时期的生猪供给反应程度。3.对影响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在定量分析时加入时滞期变量,使对波动分析更加全面,接近现实。
吴清秀[8]2017年在《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畜牧业增长的贡献差异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利用1998~2014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畜牧业全要素生产增长进行测算,并从全国、六大畜牧业生产区域和31个省市自治区叁个层面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在畜牧业增长中的贡献效应。得出如下结论:从全国的角度看畜牧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畜牧业要素投入的增加;从区域层面和省际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对畜牧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表现出显着的地区差异;从与畜牧业增长相对应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高的地区和省份并不必然是畜牧业产出增长较快的区域。
曹广强[9]2014年在《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生产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南省是中国牛肉产出大省，牛肉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0%，肉牛养殖在河南省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省地处平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具有丰富的饲料资源，同时人口密集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发展肉牛养殖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肉牛养殖业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地区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21世纪以来，河南省牛肉产量开始出现下滑，同时存栏量下降严重，严重影响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以上背景之下，论文结合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生产现状，对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的成本构成及变化趋势进行描述，在肉牛养殖过程中，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将直接决定各要素对肉牛产出的贡献能力，基于养殖成本的研究对河南省单要素成本生产效率增长状况进行分析，获得近年来河南省肉牛养殖过程中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对河南省肉牛养殖过程中的技术使用状况进行分析，找到肉牛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五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本文前言，阐述了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明确本文研究范围，同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述找出研究突破口。第二章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对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生产现状及优劣势进行分析。河南省肉牛养殖在河南省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近年来在肉牛的出栏、存栏以及牛肉产量方面整体处于下滑趋势，牛肉单产水平虽然在近几年处于上涨趋势，但是在数值上仍然低于2003年的水平。在对河南省发展肉牛养殖业的宏观环境研究中，河南省在肉牛养殖业上优势与劣势并存，河南省应以加快科技进步，加快肉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提高牛肉质量安全作为工作重点。第叁章对河南省肉牛养殖的成本进行界定，通过对河南省肉牛养殖的成本构成及各成本构成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长情况的研究表明，近十年来河南省肉牛养殖过程中人工、饲料费用生产效率呈增长趋势，仔畜、其他费用生产效率下降明显，在养殖成本配置过程中，应尽量降低仔畜费用和其他费用同时适当增加人工费用和饲料费用投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研究显示，河南省肉牛养殖过程中资本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仍然和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第四章通过C-D生产函数和索洛模型对河南省肉牛养殖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河南省肉牛养殖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基本维持稳定，但是增长率波动明显，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技术利用的持续性较差。第五章对以上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以下建议。增强养殖户文化素质，提高养殖人员技术水平，增加肉牛养殖规模,建设肉牛养殖基地，健全牛肉质量体系，保证牛肉质量安全，依区域治理，制定地区定制性政策。
董莹[10]2016年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技术进步是供给侧领域的永恒主题,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反复强调。随着空间关联性与产业融合的不断推进,对单一地区或产业技术进步的简单研究加总无法准确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貌。因此,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归纳构建的总体理论框架,结合SFA与MFA模型、Moran's I指数、PSM方法和CGE模型等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农业技术进步直接效果的研究,并进一步研究其通过要素与产品市场产生的间接溢出效应,旨在把握农业技术进步的地区、产业的系统性结构特征、明确其驱动因素与所受影响机制,进而探究其对外部经济与环境的作用。对直接效果的研究包括特征与影响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特征主要研究历史演变与现状,空间与产业特点,第二部分着重从技术禀赋与组织化程度视角展开影响剖析；第叁部分溢出效应的探究包括经济、环境效应,并由七个主要章节展开。主要结论概括如下：(1)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技术进步呈现明显的机械型要素代替劳动、生物化学型补充土地的趋势；外部财政支农保障经费加速增长,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科研转化能力提升且回报率较高,技术推广人员缓慢增长至稳；技术进步率围绕5%水平周期性波动,且波动幅度与区域差异逐年减弱。(2)综合考虑空间因素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空间收敛性的研究表明：西部区域内部技术效率提升潜力较大；区域间技术进步转化水平拉动的综合技术进步水平呈现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收敛,空间相关性在1981-2009年起到了显着推动作用,而此后的空间作用明显减弱。(3)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产业差异的系统性研究发现：粮食类与经济类作物产业技术进步普遍放缓,蔬果产业技术进步存在波动性加速,畜牧业产业整体技术进步存在周期波动性放缓；要素结构优化的技术效率改进是其驱动因素,而科技转化能力则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阻碍因素。(4)技术禀赋对全过程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禀赋对技术采用决策与应用后效果差异影响明显。其中,需求、补贴以及种植经验等技术禀赋对采用决策影响明显,经营管理能力对要素结构的优化与产出效率的发挥具有显着正向作用,且具有年轻化、专业化、适度规模化等良性发展特性的能力较高农户更具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优势。(5)组织化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化程度对农户技术水平有显着影响；其中,农资购买与技术指导两项服务增强技术进步水平的作用明显；天津、辽宁地区效果尤其明显；组织化程度解释了88.54%的技术进步水平转化能力与5505元的产值差异。(6)农业技术进步的系统性经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能大幅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其他产业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尤其显着；短期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被拉大,但地区工资差异有所缓解；长期随地区总产出与就业增加会加快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追赶”；加速了农民增收与农村劳动转移,促进了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收敛。(7)对内生性农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类要素的密集性投入的负向环境溢出加剧,而通过能源效率缓解负向溢出的能力却在倒退；狭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规模效应的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替代要素效率下降则成为主要的短板。
参考文献：
[1]. 吉林省畜牧业增长与生产率研究[D]. 田露. 吉林农业大学. 2007
[2]. 中国畜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研究[D]. 杨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3
[3]. 东北地区肉类产品的区域优势及技术效率分析[D]. 吴文欣. 吉林农业大学. 2008
[4]. 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规模生猪养殖生产率研究[D]. 左永彦. 西南大学. 2017
[5]. 中国牛肉生产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贺. 吉林农业大学. 2012
[6]. 中国肉羊产业市场绩效研究[D]. 王士权.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7]. 我国生猪生产增长与波动研究[D]. 肖红波.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
[8]. 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畜牧业增长的贡献差异分析[J]. 吴清秀.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7
[9]. 河南省肉牛养殖业生产效率研究[D]. 曹广强. 吉林农业大学. 2014
[10].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D]. 董莹. 中国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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