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韵[1]2004年在《美朝第一次核危机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解析》文中指出朝鲜问题是东亚影响最大的冷战遗留问题，朝鲜核问题也是影响东亚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1992年开始，美朝之间就朝鲜潜在的核计划和核设施核查问题爆发了长达3年的第一次朝核危机。然而力量强大的美国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理想目标。从2002年10月起，新一轮朝核危机再次给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阴影，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发展乃至解决因此呈现出巨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尚未出现就危机过程中美朝博弈策略选择而进行的深入探讨，作者因而萌生了选择本题目的研究动机。 论文依循从理论框架出发诠释问题产生、发展乃至解决的架构设置为六章，第一章博弈论分析框架：第二章美朝核危机的背景；第叁章美朝第一次核危机的爆发；第四章核危机从缓和再次走向尖锐对立；第五章危机尖峰时刻卡特访朝；第六章从美朝第一次核危机的解决看目前朝核问题的发展前景；最后为结论部分。 众所周知，囚徒困境似乎是国际关系中不可解的一个方程式。如何解决国家之间的重复囚徒困境，突破由于个体理性而带来的不利结局，是诸多国际关系学者努力回答的问题。本文以密歇根大学教授艾克斯罗德关于合作演化的观点为基础，重点分析了在美朝关于核问题进行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美朝双方(尤其是朝鲜)如何利用“一报还一报”的法则进行博弈，最终实现了自私个体之间的合作。 对美朝重复囚徒困境以及博弈策略选择模式的研究将为两国之间缔造和平、乃至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提供重要的信息。在美朝第一次核危机以后，朝鲜地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新一轮朝核危机带来了诸多新的因素。虽然截止到2003年3月，美朝仍然坚持过去的“一报还一报”博弈法则，但是随着冷战的阴云在朝鲜半岛逐渐消散，如果仍然遵循“一报还一报”法则，新一轮朝核危机将很难得到和平解决。在中国的努力之下，六方会谈成为解决朝核危机的新途径。 全文约计2.5万字。论文的资料以官方文件及外文原着为主，并利用了CNS，IAEA，ARMSCONTROL等网站的文献。
胡斌[2]2011年在《重复囚徒困境视角下的两次朝核危机》文中指出朝鲜问题无疑是东亚地区“冷冻的活火山”,朝核问题更是关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朝核危机和2002年10月爆发的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美国均未能实现其对朝政策的理想目标——解除朝鲜的核武计划,维护核不扩散机制和半岛稳定。相反,在美朝对局当中,朝鲜却成功迫使美国两次与其达成了缓和紧张局势的协议——1994年的《美朝核框架协议》和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美国和朝鲜之间是经历了怎样的博弈过程才达成了两份协议?两国是选择实施了什么样的策略才实现了从对峙向“合作”的过渡?两国间的博弈模式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这是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艾克斯罗德(Robert Axelrod)关于合作演进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美朝围绕朝核问题进行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并对美朝在博弈期间政策行为的强硬与合作程度进行赋值,画出双方政策行为的过程图。最后,本文将在这些过程图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美朝博弈的行为特点。本文共分五章,从博弈理论的框架出发,阐述朝核危机的爆发、僵持以及化解过程中的美朝博弈。第一章为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和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二章阐述美朝博弈中各自的策略选择和利益诉求,第叁章和第四章运用了政策行为过程图的方法分别剖析了两次朝核危机中的美朝博弈过程、各自的行为策略和政策走向,并重点分析了两份协议达成前后美朝间的“利益交换”。第五章分析了美朝在危机博弈时的行为特点。本文采用过程图的方法对美朝博弈过程分析后发现,美朝在两次核危机中所表现出的博弈模式符合“重复囚徒困境”的特征,而且双方的对局过程也证明了艾斯克罗德教授“合作演进”理论的有效性。本文总结发现,一方面,美国的对朝策略行为表现出双层博弈的特征；另一方面,除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阶段之外,此后的朝鲜对美策略表现出了与美国对朝策略很强的同步性,尤其是在朝鲜实施“以牙还牙”的策略后,美国才真正认识到朝鲜的态度立场并回到谈判桌前,由此实现了从对抗到达成协议、缓和危机的演变。《“2·13”共同文件》签署后,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和安全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核危机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环境和因素。如果美朝仍然延续过去的“以牙还牙”的博弈规则,朝核危机将很难走出美朝互不信任的困境。
詹德斌[3]2005年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美国从以武力为基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战略出发，对朝鲜实行了40多年的遏制政策。随着两极对峙的结束，里根政府后期顺应形势对朝推行“有限主动”政策。经过乔治H．布什四年的局部调整和保持，两国关系基本上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但布什政府等待南北双方自行解决核争端的做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促使久拖不决的僵局在克林顿执政之初达到沸点，以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导火线爆发出来。朝鲜拥有核能力显然违背了克林顿政府优先考虑的不扩散政策，但是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一味对朝施压，迫其接受核检查的做法无效。美国不得不软化其高压政策，出面解决朝核问题。经过一年多讨价还价，1994年10月双方终于达成《框架协议》，美朝关系出现转折。《框架协议》签署前后几年，朝鲜不仅在经济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关，政治上也面临着政权能否和平过渡的巨大压力，于是外界纷纷以为朝鲜不久将崩溃。美国又喜又忧。喜的是朝鲜不久将在不费美国吹灰之力下消失，忧的是这样一个贫困的朝鲜突然崩溃将造成难以估计的经济和安全上的混乱，而美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基于这种考虑，克林顿政府推出了“软着陆”政策，旨在减缓朝鲜崩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因此心怀侥幸，在执行《框架协议》上叁心二意，口惠而实不至。四年过去了，朝鲜没有从美国那里得到真正的好处，这无疑使朝鲜国内的强硬派逐渐占据上风。金仓里核疑虑和大埔洞远程导弹的发射使美国又一次清醒过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受克林顿之托，经过长时间的实际考察和多方协调，提出了一份以“共存”为前提，对朝鲜实施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报告，即一揽子接触政策。然而，不少消极因素仍在制约着美朝关系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强有力的牵制，致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再次受阻。2000年大选，共和党的乔治W．布什获胜后，国会的牵制力变成了白宫政策的引导和推动力。美朝关系自此持续四年不进反而持续恶化。两国在核扩散、导弹、常规武装力量减小、人权、取消经济制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等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一项得到解决，相反朝鲜不仅声称已经拥有核武器，其他各项“事业”也仍在照常进行。这一切都归因于布什政府的所谓量体裁衣式遏制政策，其目的在于颠覆朝鲜政权。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虽然美朝博弈何时结束难以预料，但可以预期的是只要美朝两国各自遵守博弈规则，抓住双方的共同利益，就能最终达成妥协和合作。朝鲜半岛长期和平稳定的道路就不会遥远。
刘静烨[4]2015年在《相对收益与国家间博弈：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文中认为本文以国家间战略互动为分析框架，从东亚国家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偏好形成以及政府间博弈两条线索出发，分析了在存在政治竞争关系的东亚国家间区域贸易协定达成的动因。导论部分主要是提出研究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在东亚地区主义分析中关于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互动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文献综述。在把握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并确立了国家间战略互动的研究路径，为随后的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章首先分析了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合作互动关系的研究路径，对本文的核心概念进行操作化，提出文章的基本假定，并提出研究假设，继而创建了“偏好—博弈”的分析模式。且通过回顾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历程，总结在东亚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情况。第二、叁章是论文的理论部分，系统阐述在政治竞争关系下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形成。第二章着重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需求分析，也就是国家偏好的形成。这一章内容涉及偏好的形成，以及具体在东亚地区，各国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政治偏好与经济偏好。这是从国家的维度探讨了“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战略互动模型”的一方面内容。第叁章着重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供给分析。在回顾国际关系的博弈理论归属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东亚区域贸易协定在国家博弈层面的具体变量。这是从国际的维度探讨了“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战略互动模型”的另一方面内容。第四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为例，对“偏好—博弈”研究路径下的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展开研究，一方面分析了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中的各成员国间的战略互动，另一方面研究了在两大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结论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对中国的周边经济外交提出政策建议。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在东亚地区存在政治竞争关系的国家间，在进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相对收益的考量和政府间博弈是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到东亚区域贸易实践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进而对中国区域合作策略产生疑虑。导致当下需要各国拥有更强的政治意愿才能推动东亚区域贸易协定的进一步深化。为此，中国实施周边外交过程中，应该更加灵活地运用经济和政治两个手段。使经济外交与中国周边安全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障中国周边的与繁荣，趋利避害，服务于中国整体外交的开展。
陈宗权[5]2008年在《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之研究（1950年至今）》文中研究指明鉴于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和中美围绕朝鲜半岛问题所进行互动对两国关系的重大影响,对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过程进行系统、细致地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以1950年至今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具体互动历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互动的演化过程、环境变量和互动力度变量对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互动的影响,以及中美对朝鲜半岛政策和行为变化的原因。本文研究的特色主要有:在理论方面,本文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互动”概念的论述,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国家行为体互动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后文的经验分析;在文章结构方面,本文按照“环境变量分析→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过程→互动力度和中美互动中的‘满意行为'”的结构顺序展开分析;在逻辑方面,本文遵循“决策者形成对主要国家利益的认知→作出对朝鲜半岛政策和行为→影响中美在朝鲜半岛互动形式”的逻辑思路。本文共分为叁大部分: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论。在绪论部分,笔者主要是界定研究对象,阐述研究意义,评估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交待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以及介绍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重难点。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构建。笔者先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互动”概念的论述作出概括,并指出这些论述的成就与不足;然后指出作为一种互动理论的博弈论为什么不适合本文的研究,并对本文所需要的理论进行定位;接着为本文设定两个相关的分析变量(环境变量和互动力度变量),并对“满意行为”的解释模式作出阐述;最后构建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行为体互动理论模式,包括界定“互动”概念、分析国家行为体互动的内在机理,以及对互动模式进行分类和定性等。第二章至第五章详细论述了自朝鲜战争至今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互动的具体过程。在第二章,笔者先对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客观环境(主要是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背景环境)和中美两国决策者的心理环境作出探讨;然后具体论述中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的一系列相互反应、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并将这段时期内的中美互动称为“兵戎相见的冲突型互动”;接着论述中美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整体互动力度;最后,笔者运用“满意的行为”模式对中美在朝鲜战争互动中的一些决策和行为作出解释。第叁章着重阐述从朝鲜战争结束到中美建交这段时期内中美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互动情况,并将这种互动界定为“相互威慑的冲突型互动”;同时还考察这段时期内的国际大环境、中美关系环境、中美决策者不同的认知情况、中美整体的互动力度和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互动力度等问题:最后对中美在朝鲜半岛进行相互威慑性互动中的“满意行为”作出阐释。第四章重点论述从中美建交到中韩建交这段时期内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由冲突型互动向竞争型互动的转化过程,并探讨了影响中美互动形式的两个变量即环境变量和互动力度变量,最后用“满意的行为”模式对中美在互动转型中的一些行为作出解释。第五章着重探讨后冷战时代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情况。笔者同样按照前文设定的论述顺序,先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大环境、中美关系环境和两国决策者的心理环境作出考察;然后论述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朝核问题)上的互动情形;接着阐述这段时期内中美的整体互动力度和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力度问题:最后,用“满意的行为”模式对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一些政策和行为作出解释。论文将这段时期内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界定为“竞争—合作型互动”。在结论部分,笔者从互动理论的作用及应用、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和本课题后续研究的意义等叁个方面来对全文作出总结性的概括和提炼。
陈宗权[6]2014年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冷战及系列制度的背景下,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历经兵戎相见冲突型、威慑冲突型,随后由于朝核危机的爆发而转型为竞争—合作型互动模式。中美维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地区稳定的共同利益促使双方进行了系列的合作性互动,但两国在朝核问题互动中表现出的结构性分歧表明双方仍然处于竞争状态。国家利益是中美选择对朝政策、从而决定中美互动模式的直接因素。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互动可以折射出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
肖晞[7]2006年在《权力、制度与文化》文中提出本文以权力、文化为自变量,以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制度/国际合作为因变量,采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本文认为,无论是从新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出发,还是从建构主义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出发,东北亚地区都存在实现制度化的地区安全合作的可能和条件。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把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假定为理性主义的“经济人”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人”,并且认为二者假设存在相容性的一面;同时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领域做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二元划分。在传统安全领域,根据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借助博弈论的工具,对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不同权力结构情势下的国际制度供给模式和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这是本文从权力出发,建构的“权力——制度合作”的研究路径,体现了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模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固有的属性,使得各国作为“社会人”易于形成一种趋向于合作的共有观念,在共有观念或者文化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就是本文寻求的“文化——制度合作”的研究路径。最后,本文以朝核危机和六方会谈作为个案,具体分析了类似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产生的地区集体认同,能否在东北亚地区成功实现制度创新、达成国际合作。
黄海若[8]2018年在《当代威慑理论的再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威慑理论是一门在冷战中发展壮大直至成熟的理论,长期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冷战以来,很难再找到一种理论能够像威慑理论那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即便在当下,美国借助大西洋同盟体系和太平洋同盟体系对所在地区的威慑力量也一直在存续,对地区格局和国际格局的演进影响深远。然而,威慑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先天的逻辑悖论,只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掩盖了威慑带来的问题与困境。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和“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原有的威慑理论困境暴露更加明显。当今对威慑战略的研究往往被区域安全战略所掩盖(比如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亚太实行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使得我们忽视了对威慑战略作为一个中观理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如果我们将威慑战略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整体思考,就会发现该体系存在着不少的逻辑漏洞和理论缺陷。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朝鲜核问题发展至今已经有20余年了,然而朝鲜半岛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相反,半岛局势经常冷暖不定,特别是朝鲜在国际社会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中,拥核能力不断提高。美国对朝的威慑以及朝鲜对自身安全困境的突围,再一次呈现攀升之势。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威慑理论作了细致地分析,并以朝核问题为典型案例,对传统威慑理论的逻辑与困境作了适度的反思,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修正的观点:第一,大国对中小国的威慑具有限度,如果超过限度,威慑变为胁迫(Compellence),会激发中小国家出于国家自卫权的反弹,威慑便会失去效用;第二,威慑不仅限于大国对大国,或大国对中小国家,小国家也有可能对大国进行威慑,尤其是通过拥有核武器的方式。本文还根据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变化,以修正后的威慑理论阐述说明当前朝核问题缓和与变化的动因,并对美国对朝政策以及半岛局势未来的走向作了自己的研判和思考。
赵伟宁[9]2016年在《韩美联盟视域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拥有自身独特的利益及行为方式,能够按照其特有的逻辑行事。国家自主性的实现不只是需要国家相对于社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是在国际社会中所实际享有的地位、资源以及相对于国际压力所拥有的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的能力。民族国家在主权观念的指引下追求国家利益,但是由于国际机制、规则、国际法等外在制度的约束,国家自主性的发挥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联盟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合作机制,加入其中的成员有明晰的权责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限制的结果。如果不考虑联盟的性质,权利义务的规定对所有成员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实力地位相差较大的不对称联盟中,小国是否拥有国家自主性、自主性程度的高低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韩美联盟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联盟。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挽救了韩国,所以战后韩国对美国言听计从。韩美联盟是韩国自身安全防卫的一个重要保证,并渗透进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这种全面的依赖才使得韩国在国家实力增强之后逐渐表现出更多要求独立自主的声音,其中卢武铉政府时期表现的最为激烈。韩国要求加强在美韩同盟中的独立地位,希望改变长久以来不平等的同盟关系,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互惠关系。韩国的自主性本质上意味着韩国应该为其命运负责,完全恢复主权国家身份并在韩美关系中实现平等地位。韩国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个方面。从根本上看,韩国自主性需求的增加是弱小国家争取平等地位以及将不对称联盟发展成对称联盟的一种必然过程。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理解这种现象?本文基于对既有联盟关系中叁种“平衡”理论的考察,提出了分析联盟成员之间自主性问题的“需求平衡”理论,即联盟的过程取决于成员之间彼此需求的程度。不对称联盟最显着的特点是成员之间的“自主安全交易”。在形成阶段,大国提供安全保护而以小国的自主性让渡为代价,让渡的结果是不对称联盟中出现了自主的“盈余”。“盈余”的大小是小国在联盟中实际地位及其对安全需求程度的体现。在联盟管理的过程中,弱小国家具有维护自身主权、不断争取国家自主性、获取平等地位的诉求。如果大国没有及时对联盟关系进行调整,将表现为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严重的情况甚至可能导致联盟的解体。换句话说,联盟关系的结成和维持是基于成员在自主性问题所达成的妥协和一致,即一种“平衡”状态。当小国自主性需求不断增加的时候,意味着联盟也开始由完全的不对称联盟向对称联盟转变。以层次分析的路径来看,影响联盟成员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因素主要是威胁、权力及决策者。叁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联盟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将最终决定小国的国家自主性能否真正实现。结构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威胁因素。国家结成联盟主要是为了应对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威胁不仅是联盟结成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联盟维持的重要原因。威胁等级的提升将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反之则会出现联盟成员之间的竞争冲突,表现出更多的离心倾向。威胁因素能够对联盟内部的自主性“需求平衡”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联盟成员不同的威胁感知以及由此导致不同的联盟需求程度。当联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越大且主要指向大国时,小国的自主性则较高,“需求平衡”向着有利于小国的方向发展；反之,“需求平衡”向着有利于大国的方向发展。朝鲜威胁的持续存在从根本上影响了韩国的自主性追求。国家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权力因素。权力关系所导致的变化主要影响国家的独立程度,同时也表明国家对联盟关系依赖程度。联盟内的权力因素表现为成员之间的权力地位差异。不平等的权力地位是自主性丧失的根源,也是影响自主性追求能力的主要因素。双方实力地位的变动将导致自主性需求程度的改变。韩国从一个贫穷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因而使得国家实力上升,韩国自主性需求也随之增加。历史上韩国的弱小状态成为本地区问题不断产生的根源所在。国内层面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主要是决策者因素。决策者是国家自主性追求的主体,面临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做出何种自主选择的问题。由于决策者的不同偏好而采取亲联盟或反联盟的态度使得联盟表现出强化或弱化的现象。‘两者的差异主要是对自主性实现方式的不同认知：亲联盟者通过依附取利的方式追求国家自主性,而反联盟者则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摆脱联盟关系的方式。韩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进步派在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联盟关系表现得紧密或疏远。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每个因素发挥的作用和分量不同,但是影响自主性“需求平衡”的叁个变量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伴随着联盟发展的全过程。韩国自主性的表现是叁个变量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韩国试图增加在联盟中的话语权,增加对朝政策中的主导地位,降低不对称联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现阶段,韩国自主性的增强并不一定以联盟的破裂为目标,而是体现为将不对称、不平等的联盟向对称、平等同盟转变的努力过程。如何在维持韩美联盟对其安全保护的同时扩大其在联盟内的自主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新的历史阶段,韩国需要借助美国对其需求的增加而扩大自主性,获得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利。美国则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可能将韩国绑在其“战车”上。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考验韩国人民的智慧。
孙霞[10]2007年在《权力与规范》文中认为学界关于能源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在影响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这两个因素，作为观念性要素的认同因素也是关键变量。因此，本文引入“地区认同”这一因素，与市场结构和地缘政治一起，作为影响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叁个主要因素。通过对这叁个因素的具体分析，本文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即东北亚能源安全竞争与合作的局面是由叁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作模式的构建也有赖于对这叁个因素各自发展方向的制约。从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市场结构来看，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竞争有利于能源安全合作，而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则易于引起恶性竞争和冲突。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来看，石油消费国为抢占石油进口来源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要把东北亚地缘政治劣势转化为合作的优势，各国必须把追求绝对收益作为目标，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行为只会阻碍合作。东北亚地区认同中对能源安全合作影响最大的是观念认同。东北亚的观念认同存在明显分歧，即权力政治认同和制度规范认同之间的分歧。观念认同也影响了能源安全合作的发展方向，权力政治认同会引起能源领域的竞争与冲突，制度规范认同有利于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实践过程，分析了叁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叁个因素：市场供求、地缘政治和地区认同，各自有两个发展方向，一共形成叁对六种元素：自由竞争和政府引导、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权力政治和制度规范。这六种元素组合而成的八种结果中，只有四种能够形成合作的路径，而在这四种合作路径中，最理想的合作路径只有一种，即各国认同以制度规范的方式解决地区能源问题，市场供求方面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地缘政治方面关注绝对收益。遵循这一路径发展能源合作，即形成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模式——主导型合作模式。中国应当在内政、外交和地区机制叁个方面制定能源安全对策。中国的能源市场化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能源外交总体上是能源目标模式的，中国应重点开展对俄罗斯和日韩的能源外交；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制约美日等国的权力政治扩张，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地区安全机制。
参考文献：
[1]. 美朝第一次核危机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解析[D]. 孙韵. 外交学院. 2004
[2]. 重复囚徒困境视角下的两次朝核危机[D]. 胡斌.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3]. 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朝政策的演变[D]. 詹德斌. 复旦大学. 2005
[4]. 相对收益与国家间博弈：政治竞争关系与东亚区域贸易协定[D]. 刘静烨. 外交学院. 2015
[5]. 中美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互动之研究（1950年至今）[D]. 陈宗权. 复旦大学. 2008
[6]. 朝核问题上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转型[J]. 陈宗权. 社会科学. 2014
[7]. 权力、制度与文化[D]. 肖晞. 吉林大学. 2006
[8]. 当代威慑理论的再思考[D]. 黄海若.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8
[9]. 韩美联盟视域下的韩国自主性研究[D]. 赵伟宁. 山东大学. 2016
[10]. 权力与规范[D]. 孙霞. 复旦大学. 2007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美朝论文; 合作博弈论文; 重复博弈论文; 中美博弈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朝鲜现状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囚徒困境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朝鲜核问题论文; 中美论文; 东北亚局势论文; 美朝局势论文;